西方民主国家加强军备之际,波兰发生了闻所未闻的事件:1980年9月,罢工在全国蔓延之后,格但斯克的列宁造船厂成立了独立的、自我管理的“团结工会”(Solidarność);该组织在与国家及波兰共产党的领导层艰难谈判之后被“登记在册”,也就是获得了许可。西方国家对波兰这种自由化或多元化的迹象表示祝贺,但联邦德国的有些社会民主党人则从和平政策的视角出发,忧心忡忡地观察事态的发展。1981年秋,社会民主党和自民党联合政府东方政策的总设计师埃贡·巴尔回答了罗沃尔特出版社(Rowohlt-Verlag)两名工作人员提出的问题,供出版社制作采访录音带。在问及如果波兰考虑退出《华沙条约》,苏联是否有权对波兰进行武装干涉时,他的回答是:“那当然。”他这样回答的理由是德国对和平的重视胜过一切国际野心。 [61]当这个题为《德国人会怎样?》(Was wird aus den Deutschen)的录音带在1982年3月发布时,波兰已经实施了戒严。1981年12月13日,华沙领导层迫于苏联的强大压力发表声明,粗暴中止了“团结工会”的活动。
1982年秋天,自民党和社会民主党联合政府执政末期,总理所在的自民党在议会上拥有相当大比例的议席。以勃兰特为党首,许多社会民主党人从一开始就对扩充军备的政策或多或少有些疑虑;赫尔穆特·科尔接替赫尔穆特·施密特执政后,自民党转移到了反对扩充军备的阵营。基督教和自由党联合政府坚持施密特的政策;1984年1月,经联邦议会表决通过,在联邦德国的领土上部署了第一批美国的中程导弹。
苏联由此在争取联邦德国人“灵魂”(Seele)的斗争中失利了。近10年来,苏联经济明显滑坡。苏联在和美国的军备竞赛中再也无法取胜,这在1981—1989年罗纳德·里根担任总统期间就已经显而易见了。1985年3月11日,一个改变历史方向的人物成为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那就是决定对苏联的体制进行彻底革新、时年54岁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62]。1987年7月,他和里根就一项《双零方案》 [63]达成一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全球范围内削减中程核导弹。科尔和施密特的强硬政策取得了成效。欧洲因为他们的政策变得更加安全了。
1980年代,对所谓“解决德国历史问题”(Bewältigung der deutschen Vergangenheit)的讨论越发激烈。1979年1月末,联邦德国公共广播联盟的第3套节目在4个晚上的同一时段播出了美国电视连续剧《纳粹大屠杀》(Holocaust)。在此之前,没有哪部有关纳粹杀害欧洲犹太人的电影、广播剧或者图书像这部连续剧一样起到广泛的启蒙作用;据统计,超过1600万观众收看了该节目。
1985年5月8日,曾经担任基民盟联邦议会议员和柏林市市长的联邦总统里夏德·冯·魏茨泽克就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结束40周年在联邦议会发表演讲。他把1945年5月8日称作“解放日”(Tag der Befreiung)。“这一天把我们所有人从纳粹暴力统治的非人道体制中解放了出来。”魏茨泽克呼吁德国人不要把战争结束视为逃跑、驱逐和束缚(Flucht,Vertreibung und Unfreiheit)的原因。“我们不能把1945年5月8日和1933年1月30日分开。我们确实没有理由在今天参加胜利庆典。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识到1945年5月8日是德国历史歧途的终结,这种终结背后,对更美好未来的希望在萌芽。” [64]
魏茨泽克的演讲之所以引起关注,是因为讲话的是一位来自联盟党阵营的国家元首。批评联邦总统的保守派人士也迅速发声,尤其是以在《法兰克福汇报》发表评论、文章和特约稿件的形式发声。1986年6月6日,《法兰克福汇报》还刊登了柏林历史学家恩斯特·诺尔特 [65]的一篇文章。文章中,这位写过《法西斯主义时代》(Der Faschismus in seiner Epoche)和《马克思主义与工业革命》(Marxismus und Industrielle Revolution)等重要书籍的作者提出了一种主张,认为斯大林的劳改营制度,即古拉格群岛是比奥斯威辛“更古老的根源”。他称布尔什维克的“阶级谋杀”是纳粹“种族谋杀”在“逻辑上和事实上的前身(Prius)”。 [66]纳粹大屠杀在诺尔特笔下是一种“假想正当防卫”(Putativnotwehr)情形:因此,希特勒下令杀害犹太人是为了使自己不遭受布尔什维克为其对手假设并强加给其中许多人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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