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月20日,一位保守派基民盟成员——阿道夫·苏斯特尔亨 [1]在议会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借着一次讨论未来联邦德国国家名称的机会对“帝国思想”(Reichsgedanken)作了一些原则性说明。他认为,“帝国”(Reich)这一历史概念被“俾斯麦帝国、魏玛共和国——第三帝国他根本就不想说了——错误地使用了”。“正如它在德国历史中存在了1000年那样,这个概念是跨民族的、欧洲的东西。它是基督教西方的名称。如果我想把‘帝国’这个概念翻译成当代政治的现代语言,那么当时人们称为‘帝国’的东西,我今天就必须称作欧洲联盟(europäische Union)或者欧洲联邦(europäische Föderation)。” [2]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把跨民族的帝国理念套用于欧洲是天主教保守派人士的一种“专利”。它远离了俾斯麦帝国的“小德意志”理念,而复兴了“大德意志文化民族”(großdeutsch Kulturnation);对基督教之西方,本质上即加洛林时代之西方的尊崇,伴随着对旧帝国的神化。因此人们时不时就得明确拒绝重建德意志民族国家,因为这到头来又会变成对1866—1871年的“小德意志”方案的认同。来自波恩的《莱茵水星报》(Rheinischer Merkur)编辑保罗·威廉·温格 [3]在其1959年出版的《谁赢得德国?》(Wer gewinnt Deutschland?)一书中特别明确地阐述了这一观点。他将“小普鲁士的自我孤立”和一个“中欧联邦”进行对比:在这种局势下,德国东部即民主德国地区作为苏联的势力范围与德国其他部分分离,波兰同样也会成为一个经过重新组合的、当然不再属于共产主义阵营的中欧的一部分。 [4]温格的论点之所以引起巨大关注,也是因为他被视为“总理派”的。但阿登纳对温格绝对持批判态度。在1960年的一次背景访谈中,阿登纳称温格是“异想天开者”之一,有时做些对他来说不可理喻的“自作主张之事”。 [5]
1950年代末,天主教保守派人士与1871年的小德意志民族国家保持距离。1958年9月28日,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法兰克福圣保罗大教堂举行的德国书业和平奖(der Friedenspreis des deutschen Buchhandels)颁奖典礼上当着联邦总统特奥多尔·豪斯的面说:“我们有过一个普鲁士的小德国,即俾斯麦的德国,它罔顾事实地和中世纪的第一个(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扯上了关系。”他认为俾斯麦的德国已经完全成为历史了。“如果我们就这样生活,仿佛那个国家还可能再次成为现实,那我们就是在让幽灵吸食当代的血液,阻止我们理解未来真正的危险和巨大的可能性。”鉴于“有色人种反对白人的种族意识”,重要的只有“西方国家翘首以盼的邦联(Konföderation)”。 [6]
1960年代,越来越多学者对德意志民族国家历史进行自我批判性回顾。1961年,汉堡历史学家弗里茨·费舍尔 [7]推出其著作《争雄世界》(Griff nach der Weltmacht):这本书研究德意志帝国1914—1918年的战争目标政策,并产生了解放思想的效果,即从学术依据上驳斥了对德意志民族的主流解读方式(这种解读认为德意志帝国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没有特别的罪行)。[1]5年后的1966年,年轻一代的历史学家出版了一本论文合集。在这本合集中,作者们对反对希特勒的保守反对派的外交和内政思想进行了批判。他们这样做不仅一反长期以来的历史学主流观点,而且动摇了联邦德国的一个“建国神话”(Gründungsmythos),即“1944年7月20日 [8]精神”——以往人们不过是为了证明新国家之合法性而片面解读了这一事件。 [9]
1965年,自由派社会学家拉尔夫·达伦多夫 [10](社会民主党抵抗战士古斯塔夫·达伦多夫 [11]的儿子)在其《德国的社会与民主》(Gesellschaft und Demokratie in Deutschland)一书中得出了类似结论:“7月20日密谋案以及由于政变失败导致的迫害行动标志着一代德国政治精英的终结。对许多人来说,普鲁士之名所代表的思想也走向了末路……被用以反对纳粹独裁的主要是道德价值(往往也包括其在德国历史上实现的意义);旧政权实际上从道德方面看创造了一个更好的世界;但其起义失败了,通往现代化的残酷道路继续延伸。”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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