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月,安得拉邦政府同样要求委员会针对马海可孟山都公司和一些分许可持有人展开调查,认为该公司涉及限制性贸易活动,在印度收取的特许权使用费高于中国。在中国,一包种子的价格为1美元,而在印度的价格比中国高出了25倍(印度竞争委员会,2016)。根据印度农业部部长提供的数据,2002年至2005年间,安得拉邦的棉农在Bt棉花种子上花费了大约13亿印度卢比(3000万美元)。其中,60%的费用作为特许权使用费流入了马海可孟山都公司(GRAIN,2006)。委员会收到投诉的同时,该公司将特许权使用费费率下调了30%(印度竞争委员会,2016)。
垄断与限制性贸易委员会在2006年5月发布的一项决议中表示,委员会发现种子公司只有签署转授权协议才能生产Bt棉花,这表明相关领域缺乏竞争,而且马海可孟山都公司收取的特许权使用费过高。委员会责令该公司把特许权使用费下调到与其他国家同等的合理水平。此外,委员会指示政府根据《基本商品法》(Essential Commodities Act)的规定设定一包棉花种子的最高销售价格(Govt of AP v. MMB,2006)。这起案件是由邦政府代表农民发起的首次公共利益诉讼,邦政府将法院颁发的指令视为农民群体的一次重大胜利(Venkateshwarlu,2006)。
同月,安得拉邦政府将BG-ⅠBt棉花种子的价格设为每包750印度卢比(17美元),BG-Ⅱ价格设为925印度卢比(20美元)。马海可孟山都公司随即针对政府和委员会向印度最高法院提出质疑,理由是政府的举动不符合法律规定,而委员会逾越了自身的管辖权范围,没有权限设定价格(Mehta,2006)。最高法院受理了这起案件,但拒绝中止邦政府的指令。
2006年6月,在安得拉邦政府取得成功的鼓舞下,其他7个棉花种植邦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呼吁针对Bt棉花特许权使用费的问题采取通用的解决方法。这些邦针对“在现代技术的外衣下剥削农民”的行为进行了谴责,呼吁成立国家种子价格监管机构,并进行种子方面的全面立法(Pantulu,2006)。马哈拉施特拉邦、古吉拉特邦和中央邦效仿安得拉邦,根据《基本商品法》对Bt棉花种子的价格进行了管制。
在垄断与限制性贸易委员会和最高法院审理案件期间,马海可孟山都公司与其分许可持有人达成了“和解与解除索赔协议”,将BG-Ⅰ的性状价值重新调整为150印度卢比,折合3.63美元(印度竞争委员会,2016)。每包棉花种子的最高零售价已设定为750印度卢比,该公司显然无法再收取高达1250印度卢比的特许权使用费。达成和解之后,马海可孟山都公司于2009年撤回了向最高法院提起的上诉。
2010年左右,那些通过了《棉花种子法案》(Cotton Seeds Acts)的邦不仅开始规范种子价格,还开始规范马海可孟山都公司收取的特许权使用费。安得拉邦将BG-Ⅰ的特许权使用费定为50印度卢比(1.09美元),将BG-Ⅱ定为90印度卢比(1.97美元)(Kurmanath,2010)。后来,种子公司声称,马海可孟山都公司无视这些规定,继续收取了高额的特许权使用费(印度竞争委员会,2016)。
2004年至2014年,印度国大党领导的团结进步联盟上台执政。中央政府多次干预相关问题,破坏了各邦的管制。比如,中央政府从《基本商品法》中删除了棉花种子,削弱了各州根据这部法律对棉花种子的价格管制等。在2014年5月的大选中,右翼民族主义政党印度人民党上台。在私人恩怨和民族主义政治的推动下,围绕Bt棉花的冲突步入了新篇章。
印度教极端民族主义运动转变为国民志愿服务团(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其中的一部分组织对转基因生物和跨国公司怀有抵制态度,印度农民协会(Indian Farmers’Union)便是其中之一。该组织自称有200万成员,致力于传统农业知识与实践。此外还有提倡自力更生、批评外国直接投资的“国民觉醒阵线”。国民志愿服务团的各类组织普遍与印度人民党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政府保持一致,但有时也会走上街头,谴责政府的策略具有“反农民”倾向。
2014年,印度人民党作为国民志愿服务团的政治分支当选之后,印度农民联盟、国民觉醒阵线等国民志愿服务团组织开始通过中央政府扩大了自身的影响力。印度农民联盟副主席曾提到,“在此前的政权之下,我们不得不走上街头发起反对孟山都的抗议活动。但有了现在的政府,我们就可以坐在房间中交谈。因为我们对相同的议题已经达成了共识”(Bhardwaj, Jain, and Lasseter,2017)。印度农民联盟对孟山都公司的批评尤为直白。用副主席的话来说,“我们所有人必须团结起来向孟山都宣战”(Bhardwaj, Jain, and Lasseter,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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