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括在20世纪的成名毫无疑问是时代的际遇,作为一个11世纪的士大夫,他当然与现代西方科学没有什么必然联系。不过,即使卸下20世纪给他戴上的光环,沈括依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历史现象。沈括在现代的被青睐本身就说明了他本人的卓尔不群,毕竟,有几个古人能顺理成章地被塑造为现代科学的先驱呢?与中古精英的主流相比,沈括确实颇有特色,他广泛涉猎天文、光学、数学以及医学;他的确是蒙气差、流水侵蚀、石油以及活字印刷的最早(抑或是最知名)的记录者。这些新知中的任何一项对史学家来说都是极有研究价值的。而沈括的一生将这些一系列发见囊括在一个人的精神世界之中。这种包罗群艺的境界,称他为不世奇才,也不是夸大之词。
因此,对沈括的历史判断应当基于更加审慎的考察。从史学家的角度来说,无论多么超乎寻常的现象,终究归结于对基本因果的考察。正因为沈括的种种知识成就卓尔不群,以此推论之,造就这些知识成就背后的思想则必有特殊之处。从知识史的角度来说,异于常俗的发见,背后多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知识论推动。
本书的重点即在于此。笔者重点考察的是沈括的知识论立场,及他认知实践背后的哲学底色。以沈括的生平为依托,本书欲深入观察他对知见条件的判断、对知见对象的捕捉、对认识过程的部署,以及总揽而论,他立足于闻见之知的认识论哲学。
必须要说明的是,本书的目的不在于为天才列传。诚然,沈括的人生和思想是本书的主要脉络,但是笔者关心的要点是他的认识论哲学在宋代历史——乃至于从上古到唐宋的整个思想传统之中——生发和形成的过程。沈括本人的思想固然值得注意,但造就他的思想的因缘更加有趣;这些历史性的成因远远不是沈括的个人才华能够囊括的,二者是不同维度上的问题。基于这些考虑,本书不会将沈括塑造为“万目交张,维纲之举” 的个人英雄,而是将他作为一盏探照灯,以光柱缓缓划过苍茫的时间宇宙,照亮并点明那些成就了他的认识哲学的因缘与际遇。
研究沈括无疑也是深入探索宋史的一部分。在笔者看来,厘正沈括的历史地位至少能丰富和修订两条重大的史学研究脉络。其一是对宋代的整体判断。有宋一代以史无前例的文化繁荣和社会变革而著称。宋代在西文教科书中时常被美誉为“当时世界文明中最发达之社会”,又或是“中国的文化复兴时代” 。以此背景观之,沈括当然不是凛然孤身,他的博学也并不诡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应正是“文艺复兴”之时代风潮的一个个体具象。
就宋史的原有情境而言,沈括的历史身份首先是一名士人,是唐代贵族势力式微之后新起精英阶级的一员。 入宋以后,庶族士大夫彻底取代门阀士族成为帝王政治舞台上的新主角。为了招揽人才、推动政治新血液的再生,宋代君主尤其推崇科举制度,实施了一系列改革以加强选拔的公正性,并在知识导向上逐渐由诗赋取士向经义取士过渡。 对于一个11世纪的宋代男性而言,登科即可入仕,入仕则为士子。士人阶层以其背景的多样化和蓬勃的政治野心改写了政治精英的面貌。他们为11世纪的中国打造了特色鲜明的政治文化,促成了新学(譬如理学)的兴起,从而进一步为中古以降的历史变迁埋下了重要伏笔。
沈氏的生平基本是北宋士人的标准一生。他文才斐然、博学好古且得意于场屋。在三十余载的官宦生涯里,沈括有相当一段时间身处主事之位,握有决策之权柄。从这个意义上说,北宋士大夫文化就是研究沈括最紧要的背景之一;沈括的思想就是北宋思想革新的百卉千葩中的一朵。
具体而言,沈括的生平与宋史有三个重要的交叉点。其一是王安石变法。王氏所主持的变法是宋士人最野心勃勃的政治试验之一;熙丰新政的出发点是对宋代国家机器的重新想象,所变之法深入意识形态、经济以及军事林林总总各个层面。沈括的大部分政治生涯都是在服务新法中度过的。因此,熙丰新法是沈括研究的基本出发点之一。
沈括的一生也巧逢思想的盛世。11世纪的北宋是一个变革的年代,推陈出新是时代大势所趋。在门阀旧世界式微的基础之上,士大夫踊跃地创造新文化。在官僚和学者双重身份的驱动下,他们致力于展望天下的新秩序,意欲以文才治国。北宋士人之“学”,实为儒学、文章以及材能的复合体。
儒家经典在场屋与庙堂中的核心地位为宋学带来了一种复古的面貌。11世纪下半叶的“学”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基于六经之文、圣人之说的对天下秩序的想象。所谓终极的秩序就是“道”;今人欲使圣人之道复明于世,则必自求索于经籍始。 驰骤于试场的学者,特别是进士科出身者,尤专注于寄古述今,以圣人之旨为根柢阐发时事之想与治国之经略。
这时代风潮中的一个微妙之处就是,复古的面貌之下恰恰是史无前例的创新。这种好古又求新的风尚鼓舞着每一个心怀抱负的士人以求道之名追寻一种“棣通之观”(total view),又或称为一种“统理”(system)。 熙丰变法就是一个最积极涉世且强势作为的统理。而放眼观之,11世纪显然并非只有王安石这一个声音,士人们纷纷立说,各有其棣通万物的看法;彼时也正可谓是一个“统理之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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