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长河中偶尔会有“团练”这个词浮出水面,很快就被滚滚波浪推入水底了无踪影。会有心细者记得梁山好汉百胜将韩滔、天目将彭玘、圣水将单廷珪、神火将魏定国等,但知道他们上梁山前都曾做过团练使的就不多了。晁盖、吴用等结伙劫取生辰纲,被派去缉捕肇事者的黄安是团练使;地痞蒋门神夺走施恩的快活林酒家,背后指使者是孟州张团练,于是就有了武松醉打蒋门神血溅鸳鸯楼的故事。这些个刻画得惟妙惟肖的形象都出自《水浒传》。虚构人物当不得真,不过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却是货真价实的团练使,他因乌台诗案被放逐到湖北黄州当八品职官团练副使,相当于现在的副处级。苏东坡在黄州当了几年闲官被调至汝州,居然还做团练副使。宋朝实行强干弱枝政策,团练使有职无权,团练副使更是无足轻重,但一代文学大家居然与“团练”有过交集,对提高这个词的关注度多少会有些帮助。
团练的前身是乡兵即乡村民兵。清人孙鼎臣认为乡兵出现在东周时期,有“今之团练乡兵,其遗意也”之说,这里的“团练”作动词用,意为集合民兵进行军事训练。孙鼎臣称“周官(《周礼》)之所以联其民使其相属,后世之乡兵也”,他说的“联其民使其相属”即保甲制度雏形。有保甲必有乡兵,有乡兵则必须团练,于是相辅相成。他这样推论论据尚且不足。《周礼·地官·司徒》记述王畿之地实行保甲制度,“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赒;五州为乡,使之相宾”,并无“相保相受,刑法庆赏,相及相共”的条例,有互助而无惩罚。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国相管仲为防止人口流亡制定“什伍法”,秦国大良造商鞅严禁秦民迁徙流亡,依据“什伍法”制定“连坐法”,规定乡民“五家为保,十家相连收司,一家有罪,九家举发,若不纠举,十家连坐”,“犹得乡田同并守望相助”,“什伍法”“连坐法”,这些都是惩罚性法规,保甲组织需要承担的职能更大了。
亚圣孟子推崇井田制,乡村农民“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大家一起犁田播种耕耘收获,一起拿起武器保护劳动果实。这就是写在竹简木牍上的乌托邦了,祥和温馨满满爱意。然而理想很遥远,现实却总是硝烟四起烽火连天,各种样式的军事组织充斥人间,温情脉脉的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实则是动辄纠举牵累连坐的网格式保甲制度。
魏晋南北朝出现府兵制度,府兵是私属地方大族的宗族民兵,大族职官利用宗姓关系,让族内佃农做效忠于他们的府兵,开启地方宗法制私属武装之端倪。中央政权容许宗族民兵存在,战时通过属主让府兵执行军事任务。
正式的“团练”一词在唐代已经出现。武则天执政时突厥入侵,鉴于军队、府兵兵力不足,唐政府开始动员边境地区居民组建武骑团兵,又称团结兵、团练兵,官府免除团练兵税赋,由团练使指挥他们作战。团练使是体制内军事长官,负责组织团练兵军训,指挥他们作战。安史之乱后为填补一些属郡、藩镇的防备空白,唐政府开始广置团练使代为履行职事。“乾元元年(758),置团练守捉使、都团练守捉使,大者领州十余,小者二三。” 黄巢起事反唐后,唐廷将一些藩镇团练使擢升为节度使。
宋代仍设团练使,乡兵“选自户籍,或士兵应募,在所团结训练,以为防守” 。元末明初人施耐庵把宋代“团练使”写得活灵活现,他的《水浒传》除了写团练使,也写地方民兵,不过小说中的民兵与团练使风马牛不相及。梁山晁盖、宋江部队三打祝家庄,庄里的民兵不可小觑。小说中他们被叫作庄客,庄客可不是好惹的,在庄主指挥下把武艺高强的梁山好汉打得人仰马翻损兵折将。元代诗人徐贲写有五言诗:“远塞频经扰,重烦团练行。堠兵传虏信,关吏说边情。月黑深防檄,风高屡按营。羽书闻近息,喜复见秋成。” 那时的团练使兼管民政农事,职务全名为团练安抚劝农使,所以诗中有“喜复见秋成”之说。
明代不设专职团练使,由按察使、兵备道兼管民兵组织。明代后期关外军事形势严峻,明廷任用辽地豪强吴襄为“辽东团练镇总兵官” 。明代在北方实行九边军镇体制,在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太原、延绥、宁夏、固原、甘肃九地置镇设总兵官,职权相当于战区司令。辽东团练镇总兵官又称辽东团练总兵、辽东总兵、宁远总兵,团练镇总兵意谓负责训练当地商民、应戍边兵、充军罪犯,组建辽兵部队对清作战的总兵。1639年,总监关宁两镇太监高起潜、辽东巡抚方一藻、蓟辽总督洪承畴,联名奏准吴襄之子吴三桂为“辽东团练总兵”,命其在宁远“中后所、前屯卫训练辽兵” ,子承父业的吴三桂在团练总兵任上引清军入关,为大明王朝、大顺政权敲响最后的丧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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