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入主中原初时的官方文献少有团练的记述。顺治年间出现乡兵的讯息,1648年,“常熟有贼匪万人啸聚”,羊尖镇乡绅席家三兄弟出资召集三千民兵将其驱散(清·钱泳《履园丛话》)。地方官建议举行团练是1657年的事,巡按福建监察御史成性奏称:“宜令居民筑土堡,多备长枪鸟铳,习为团练。” 1708年山东布政使蒋陈锡奏称:“战船当更番修葺,水手当召募熟谙水道之人,沿海村庄当举行团练,互相接应。” 1711年清廷命令沿海地区团练壮丁:“至沿海村庄,拣选壮丁,兴立团练。多备弓箭鸟枪,遇有贼警,与地方弁兵协同缉拏。” “习为团练”“举行团练”“兴立团练”等,皆为团练即训练民兵之意,并非将民兵武装命名为团练。康熙、雍正两朝因海禁政策导致局势不稳,需要地方民兵协助军队守卫海岸线。
清代中期反清会党武装活动频繁,清廷动员地方绅民参战。嘉庆年间白莲教起义,领侍卫内大臣德楞泰呈《筹令民筑堡御贼疏》,奏请清廷“劝民修筑土堡。环以深壕。其余散处村落。酌量户口多寡。以一堡集居民三四万为率。因地之宜。就民之便。或十余村联为一堡。或数十村联为一堡。更有山村僻远。不能合并作堡者。即移入附近堡内。所有粮食牛豕什物。一并收入”。甘肃庆阳知府龚景瀚撰《坚壁清野并招抚议》,指出军队和乡勇(雇佣兵)均难以歼敌,建议乡村组织民兵自卫,“守陴壮丁,惟贼至时数日给以口粮耳,无按月之盐粮,无安家之银两也,其费较招募乡勇,所省何啻天渊。而爱护乡里,朝夕相见,犹有古者守望相助之意。可以情法维系之”。四川梁山知县方积撰《团练议》:“每保正所管之地为一团,又合数保正或十数保正之地为一大团。每小团设立团长一二人,或三四人。无论绅士居民,务须其人心地明白,晓畅大义,向来为一方之仰望者,始准议立,不必拘定资格,亦不得徇私妄举。其大团议立团总一二人,或三四人,总理各团之事。所有大团团总,须各团公举后,访查明确,当面验试,如果可以胜任,再行给札饬办。”这份出自地方官之手的《团练议》中,出现“团”“小团”“大团”“团总”的概念,说明嘉庆年间官方和民间已约定俗成把乡村民兵武装称为团练,团练武装组织作为独立实体瓜熟蒂落。乡村武装形成一定规模以“团练”冠名,较松散型民兵战斗力增强许多,发生在1809年的一次海战中,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团练击退了三百多艘进攻顺德、番禺的海盗船。
晚清团练运动是中国团练发展史中最重要的阶段。这场运动并不局限于军事斗争,绝非百年未有之变局中的旁枝末叶,而是以熔岩一般炽热狂烈的无序动力,将末代王朝推越过横亘于近古与近代之间的沉重门槛。
与成型于嘉庆朝的团练呈单一走向不同,道光、咸丰、同治诸朝团练路径多向,突破了传统乡村民兵概念的边界,亦难以用地方自卫组织来框定。同样,也难以由团练叙事中最具影响力的曾国藩、李鸿章所辖武装笼统概括。因特定的历史生态,晚清团练运动并无明确宗旨和统一纲领,在变化未定的外部环境和无休止的内部裂变中无序漂移,因此存有各种可能性。由不同群体组成的各式团练,怀有各式各样的政治经济权利诉求,在当时是一股生机勃勃的力量,在锁国反洋与接触外部世界、国家权力与地方利益、族群凝聚力与不同阶级冲突的框架中,寻求并不兼容的前行路径。
晚清团练运动发端于广东。1841年,珠江三角洲的数万民兵集结三元里,手持冷兵器阻止侵华英军进入其耕作之地;1848年,广州商民团练守住城门,决不让一个外国人入城贸易;1858年,广州团练总局集结七千名团勇进攻广州,与守城的英法联军激战四小时。一切因贸易而起,农耕社会坚守自给自足形态,工业革命催生的西方列强以先进热兵器突破东方朝贡体系的边界,构建以棉纺织品、鸦片为主要商品交换茶叶、丝绸、陶瓷的国际贸易体系,变白银从西方流向中国为从中国流向西方,整个世界为之失衡。
最早在广州三元里组织民间抵抗组织的,是一群乡村底层知识分子,因创办或服务于乡村自治组织社学,又被称为社学乡绅。社学担负传授儒学、训练乡兵的任务,社学武装可称社学团练。
广州上层士绅也办团练,他们建立大佛寺绅士公局,董事会成员多为书院山长(相当于现下院校负责人、学术带头人)。大佛寺绅士公局撰写告示威吓广州城外洋行区的英国人,创作诗歌赞美三元里抗英英雄,揭露广州当局昏聩导致军事和外交的失败,控诉外省援粤清军对外怯懦对内残暴,其政治意图是战时的广州由公局和团练自治。
社学士绅群体由尚未进入官僚系统的文武举人、生员组成,因被战功、捐输等因纳入品级管理,下层士绅人数急剧增多,利益要求亦趋多元。下层乡土士绅与上层绅士儒学信仰相同,政治、经济地位则全然不同,这使得鸦片战争初期的广州团练未能形成紧密型集团组织,城内上层士绅团练与乡村社学团练并非隶属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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