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士勤把要说的话照本宣科以后,对朱铁汉说:“村长,我丢三落四地说不齐全,你再补充补充吧。”
朱铁汉说:“就是那么个精神,你都讲了。大伙儿知道,咱们拉沙子垫地的工程,一个热火头刚开始,春耕大忙的季节立刻到了门口;没想到,上边又派下河工任务。像你们这个社。起码得出去一半劳动力。这么一来,沙子还拉不拉?地还种不种?沙子不拉,地就增不了产量;地种不上,不用说粮食,连柴禾节儿也不用想收一根儿。所有的社都抓瞎了。咋办呀?咱们是搞社会主义的,不能找歪门邪道,只能走正门正道——发扬组织起来的优越性儿!过去咱们是人跟人互助,如今呢,咱们来一个社跟社互助,用集体的力量解决大家都抓瞎的难题。大伙儿讨论讨论,行,还是不行?”
没等朱铁汉说完,张老八就像吵架似的表态了:“这还讨论个屁呀!常言讲,识时务者为俊杰。如今的时务,是反正大颠倒,黑白翻了个儿。共产党把庄稼人的地位都提高了,跷着脚尖儿走,眼睛长在头顶上。过去是‘花钱能买鬼推磨”如今这个章程不吃香了。要是给你推磨,得一家一个桶,在磨盘底下接豆浆吃,少谁家一点一滴也不行!咱社地多、车马多。这在过去,就是摇钱树。可是地得有人种,车得有人赶。你雇个长工,谁干?谁又敢雇?(时代的洪流之下,张老八等“光棍”都成了“识时务”的“俊杰”。所以后来雇工等现象的出现,必然是散伙以后的结果。看来最后让取经大业功败垂成的,不是各路妖魔,而是内部的猪八戒)从集体的大堆里能捞到好处,人家干吗让你使唤?你花钱、管饭、雇了人,还得背个剥削人的罪名。眼下铺沙子、种地、我们都让人家丢下一人截儿了,要是再抽出一大群民工走了,屁事也干不成了,到秋后不傻了眼才怪。反正一块儿干,把地整治好,多收了是咱们的,跟过去雇长工、短工,差不离儿。咱为啥放着红帽子不戴,偏去抢黑帽子,等着让人家整治呢?”
朱铁汉听完张老八这番话,觉着挺别扭;细一想,这个人的思路,跟“合槽并伙”的事儿,还能勉强地对上茬口,用不着跟他计较,就又接着说:“咱们这回搞大联社,是解决临时的困难,可不是归堆儿,更不是搞‘共产’。这一点,咱们得事前说清楚。免得又有坏心肠的人,在心里冒坏水儿,到外边造谣言,来个瞎搅和。当然,农业社从小到大的发展,是绕不过去的道儿,也是个规律。如今先练练兵,让大伙儿尝尝大集体的甜头,等到秋天。各社齐工找价,各社收获各社的庄稼。那时候,大伙儿要是觉着这么办好,愿意干下去,咱们就接着干;觉着早了点儿,还是各社干各社的。大伙儿讨论讨论吧,看看这么干行不行?”
众人听朱铁汉这么细细一讲,全都明白了,除了会计,都热烈地发表意见了:
“这办法好,谁都不吃亏。”
“不这样干,哪还有别的道儿走?”
“我赞成。要干就快点儿,可别磨磨蹭蹭的了。”
周士勤一见这光景,倒有几分意外。他对走这新一步坚定了,立刻变得心里热起来,满脸笑容地催促没开口的人表态。会计是个没开口的人。他一直留神门口外边的张金发;左等右等不见张金发进来,怕周士勤点到自己头上,不好说啥,就悄悄地溜出办公室。
院子里静静的,没有一个人影儿。
会计更加奇怪。他推上自行车,奔到张金发家。
陈秀花正往烧开锅的水里搅棒子楂。满屋子热气腾腾,看不清人的脸儿。
会计问:“金发没回来?”
陈秀花说:“谁知道他发什么疯。到外边转个圈子,好像丢了宝贝,哭丧个脸。”
会计撩开门帘一看,张金发大被蒙头地躺在炕上,就说:“您咋没进会场,就撤回来了?”张金发用手推开被边儿,露出那发青的脸,凶狠狠地说:“妈的,高大泉这小子,手腕儿真叫毒!”
会计咬牙切齿地说:“这回我非得告他不行!”
张金发一摆手:“算了吧。咱斗不过他。……”
会计说:“您不用怕。这回由我包圆,不用您出面儿。”张金发叹口气:“我看这个空子咱们钻不得。谁出面,也得输。”“为啥?”
“你没听朱铁汉刚才那一套话吗?他们作贼心虚,早跑到前边,把四面八方堵个严严实实,滴水不漏;咱要硬钻,不碰脑袋?”“让您这么一说,咱们又得像掉到彩霞河里,任凭大浪头卷着走?”
“听听少怀的吧。难怪他昨晚上对这事儿那么不热心哪。他敢情比咱们早看透一步了。芳草地的事哪,真让人猜不透!”
会计无力地坐在炕沿上,一口深深的怨气没有叹出来,从高台阶那边传来了“当当”的钟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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