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我们要争气
高大泉走进高台阶,来到村公所新办公室的门口。听见里边吵声一片,正要拉开那扇安着玻璃的门子,忽听身后脚步响,有一个人匆匆忙忙地追了上来。
这个人大约三十岁刚冒头,五短身材,方头大耳,显得结实有力;不知道是冻麻了腿脚,还是穿的棉裤太厚,动作有点迟笨。他追过来之后,从自己的头上摘下一顶旧棉帽子,一伸手,又扣在高大泉的头上。
高大泉转过脸来一看,给他戴帽子的是邓久宽。一时没明白怎么回事儿就大声说:“嗨,久宽哥,你这是干什么呀?”、邓久宽笑嘻嘻地回答说:“你这帽子我戴了过冬该轮着你戴了。”(有点夏天借扇子冬天还的感觉)
高大泉摘下帽子,又扣到邓久宽的头上,说:“噢,你让我光了一冬天脑袋,这会儿天要暖和了,才想起疼疼我。算了,我已经冻习惯了,还归你戴吧。”
邓久宽一边用手按按帽子,一边说:“我说这会儿不给你,等明年冬天,混好了,给你买一顶新的。前几天你给我大娘送药去,你嫂子见你光着脑袋,她硬让我把帽子还给你。”
高大泉说:“看样子,老人家病好多了,今个晚上还到我那儿串个门儿。”
邓久宽说:“她吃了你送去的药,心口就不疼了;一个劲儿夸你,说大泉就是精明能于,买的药真灵验,吃下去,就像有个小手把病给摘走了一样。我跟你嫂子背后直笑。你买那药跟我秋天买的那药明明是一个牌子的,怎么你买来就灵验,我买来就不灵验呢?”这邓久宽从小给歪嘴子的堂兄弟“洋地主”(应该是“引子里”放狗咬高大泉的那个洋派少爷的爹。)当小半活、因为他老实厚道,行动做事不太机灵爽快,经常受“洋地主”的打骂。有一回“洋地主”来个“贵客”,香烟抽短了,派邓久宽到天门镇去买。他回来迟一会儿,“贵客”已经走了:“洋地主”说邓久宽给他误事,让他丢脸,上去就给邓久宽一个大耳光。邓久宽的耳根子和嘴巴当时就肿起来了,吃饭嘴不能张,睡觉只能一边挨枕头。虽说过了好多日子消了肿,算是好了,却落下病根,只要上点儿火就疼,到如今右边那个耳朵听声音还费劲儿。平时他总爱绷着脸,像生气似的,见到知心的人还有几句话,对生人就一言不发。土改工作队进了芳草地,访贫问苦。副队长罗旭光找他谈心,征求他的意见;他一开口就提出个奇怪的要求:“不给我房子不给我地都行,我就要个大耳光,让我打‘洋地主’一下子,就算消仇解恨了。”罗旭光给他讲政策,大伙儿开导他,他总是紧闭着嘴巴不吭声。后来,“洋地主”被逮捕,周永振和朱占奎两个人起五更往县里押送,刚走到破窑跟前,忽然从里边蹿出邓久宽,一把揪住“洋地主”的脖领子,抡圆了大手,给他一个耳光。从此,邓久宽的脸上才有了笑模样;遇上对劲的人就说:“这一回呀我才真正解放了!”(这就是在原生态情形下的邓久宽的眼界和心胸)解放大军围困北平那年,他跟寡妇郑素芝成亲。常言说:娶媳妇是美事儿,养孩子是喜事,要吃要喝是难事。郑素芝带来两个孩子,接着又生了一个。一家五口,干活的只有邓久宽一个,日子过得挺紧巴。最近分了土地,他觉着有了根,有了靠,一天到晚笑嘻嘻。
高大泉觉着邓久宽没有上民校,也没有开什么会,这么晚到这儿来,除了想起给他送棉帽子,一定还有别的事情,就又问:“你怎么还没有躺在热炕上睡呀?”
邓久宽说:“我想跟你打听个事儿。上回开会,张村长说北京有一个火车站跟咱区里要临时小工,也分派咱庄任务了;这么多天,没见动静,今个一下午开会也没有人提,这个事儿又吹了怎么着?”
高大泉说:“刚分了土地,大伙都一心操持过日子,想出门的人不多,没撺掇起来。”
邓久宽说:“操持日子种地,这会几还没到季节,正是闲时候呀!”
“你想去吗!”
“干几天,挣俩钱过年哪。”
“我跟村长说说,凑几个人你就跟着去吧。”
”别说,别说。你嫂子的意思,你要不去,我也别去。”
“唉,北京是咱们的,铁路是咱们的,走到什么地方都是一家。不会有人欺负咱们乡下土包子了。你想去就去吧,为啥总得拉上我去给你当护兵呢?”
他们正说着话,办公室里又传出一片吵嚷声。高大泉一手扳着邓久宽的肩头,推着他,一手拉开风门子,走进那散着热气的屋里。
新布置起来的办公室,今天刚拢火熏屋子,油灯下、火炉边,坐着七八个人,都是翻身农民,都是被张金发传达的那个“发家竞赛”鼓动得在家里呆不住,在民校教室里坐不安、凑到这儿来的,他们聚精会神地交流着心里的话。
开头,他们中间的多数都憋着一肚子气,要敲打敲打冯少怀。有的人反对,说这样干不符合政策,也不是个妥善办法。接着他们鼓起劲儿,要跟冯少怀这样的人家赛一赛。有的又说,赛不过他,因为这小子心眼毒狠,手腕多;有的说,就是跟秦富赛,也赛不下来,因那老家伙会拨拉小算盘,会钻钱窟窿。越说越泄气,最后成了一片一感叹声:
“唉,真要让人家给赛下去,这身翻半节又算翻回去啦!”
“是呀,要走到那一步,咱们还有啥脸见上级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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