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满载而归
从首都北京回来的那些浑身是劲儿的人们,在高台阶前边的三岔路口上分散了,各自投奔常常想、常常盼的家里去了。他们这种不约而至,突然地推开门,站立在媳妇、孩子和父母面前的时候,会给这些亲人们带来怎样的惊喜,怎样的欢乐呢?他们的第一句话要说什么?他们的第一件事要办什么?他们怎么能够满足那些没有机会逛逛首都的人们的好奇心,回答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呢?他们又怎样把自己那么多的见闻和感想,一宗一件地传达给这些人呢?……这一切,实在有意思。
高大泉站在原地,心里这样想着;连他自己也奇怪,为什么要想这些,又是这样很有兴致地想着;同时,他笑嘻嘻地眯着眼,望着四散去的背影,望着有人在跟邻居打招呼,有的人背上的东西被自己的孩子接过去,直到最后一个伙伴进了朝南去的胡同口,他才转身往东走。(向着太阳升起的地方,浩然老师的匠心体现在每一个词、每一句话里。研究《金光大道》就像研究《红楼梦》,很有意思。草蛇灰线的感觉,非在一处。所幸的是《金光大道》有头有尾。不用人们猜想情节。)
芳草地还保留着过春节时候的喜庆气氛。高台阶空场子上那个用四个大车轴辘搭成的戏台还没有拆除,场子上散乱地扔着人们当座位用的砖头石块。贴挂在家家门口的对联,还很鲜艳,新糊的窗户还挺白净,小孩子们身上的新衣服也是整洁的,街道两旁的粪堆和土堆增多了。有两家的破土屋拆掉还有几处搭着脚手架,正在盖新房。虽是吃午饭的时候,远远的还能看到东坑沿有好几伙人,有刨坑泥的,有用筐子往外挑的,都干得很欢。好多人家的院墙、寨笆也都修理过了。……
高大泉看着这个离开两个多月的家乡,想着他翻来复去想了许多遍的问题,计划着等安定下来之后,怎样一点一点地推广实现自己的打算。他走着,看着,忽见冯少怀家的大车门旁边的墙下站着一个穿蓝色棉布大衣的人,一手提着灰桶,一手拿着刷子,弯着腰,往墙壁上刷写大标语。从那细高的个子、大衣下边的两只黑皮鞋、还有那副缓慢文稚的动作(穿戴和气质都不是农民),他立刻认出是小学校的教师于宝宗,就招呼一声:“嗨!于老师嘛!”
于宝宗听到声音,慢慢地转过头,用那只拿着刷子的手背把他的度数很深的近视眼镜朝鼻梁上推推。仔细地看了看,才笑着回答:“大泉同志,从北京回来啦?”
高大泉说:“刚到。”
“过年好哇?”
“这个年过得非常有意义呀。”
“传说你们在火车站上长期工作不回来了。”
“不回来还行,农民的任务就是搞好农业生产嘛。”
于宝宗温和地笑笑,随口说了句:“有空到学校玩吧。”
高大泉却认真地回答说:“明天或是后天,我找你们几位老师呆一会儿,咱们一块商量个事儿吧。”说着就一条条地观看刚刷写完的标语。
标语字是用白灰泡水,刷在那些黄土墙和灰砖墙上边的,字写得很大,格外显眼。这边一条是“一年之计在于春,抓紧春耕夺丰收”,那边一条是“努力增产,发家竞赛”,接着是“要发家,种棉花”。
他走着,看着,用这些标语跟他这几个月在首都北京耳闻眼见的一切对照,跟许多老革命同志的教导对照,同时跟自己想的一些问题对照。他觉得这些字刺眼,这些话很别扭,越琢磨越觉着不对味儿。
他急急忙忙地踅(xue-怀疑是“折回来”)回来,焦急地朝已经走到远处刷写的于宝宗喊:“喂,于老师!”
于宝宗一边写着,一边想着什么事儿,被这喊声吓了一跳,手里的小灰桶差一点儿掉到地上。灰水一摇,溅在他的大衣襟上了。
高大泉停在他的跟前,问:“这标语,您写了多少啦?”
于宝宗观察着高大泉的脸色说:“前街、后街都写完了,就剩下西头,下午也就差不多了。”
高大泉使劲一摆手:“这不行啊!”
于宝宗打个楞:“不行,字写错啦?”
“字没有错。”
“那,字体写得不好看吗?”
“标语在内容,不在字好看不好看,”
于宝宗这才缓口气,心里立刻又升起一种蔑视的情绪,暗想:你一个庄稼人,上几天民校,字都不准能认全,还能深究什么内容呢?真是笑话。可是他嘴上说:“我只管照着底稿写,没研究内容。”
高大泉干脆地说:“这标语的内容不太合适。”
于宝宗对这个农民竟品评起这种高不可攀的学问,态度又如此武断,有点吃惊了:“怎么不合适呢?”
高大泉说:“起码不全面,写标语,就是对群众发号召、搞宣传,不是随随便便地一涂一写的事情。应当写增产粮食,支援国家工业建设,巩固工农联盟;应当写多产爱国粮,支援志愿军,狠狠打击美帝国主义!
于宝宗听了这片话,倒是真吃惊了。他摘下眼镜,放在嘴边哈哈热气,用手掌擦擦,戴上,又仔细地观察着面前这个讨过饭、逃过荒、打过长活的庄稼人,注意地思考着他的这番议论。
高大泉把自己的想法讲完之后,语气缓和下来说:“于老师,麻烦你一下按着我刚才说的这个意思,再编几条新的,往下写,好不好呢?”
于宝宗连忙说:“大泉同志,你刚才说了,标语口号可不是随便往墙上写的,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编的,我可不敢。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呀。”
高大泉说:“按我说的意思编写,不会有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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