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富过小日子那些年,一天到晚总是愁眉苦脸,见着肉包子都难得笑一笑。如今大不同,笑模样总是挂在他那张减少了皱纹的老脸上。这两年他渐渐地变成了一个心满意足的人。一九五四年开春,他一咬牙,加入了东方红农业社,虽然报名的时候,是他这个一家之长出的面,可是,张嘴吐那几个字的时候,心里边却挺难受。他花了大半生的心血,把这个家拢到今天,变成这个样子,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这么一句话,就全端给农业社,他能痛快吗?话说回来,他要是来个打坐坡,硬不入社,媳妇赵玉娥会把大儿子拐走。三儿子会理直气壮地把行李搬走。连老伴也得跟他掰开——这个家,不是同样的散了班子吗?他咬牙入社了,提心吊胆地过了一年。年底社里一决算。他自己又一盘算,不光把悬着的心放平稳,脸上还露出了笑模样。因为他反复地拨拉了算盘珠子之后,明明白白地看到,比起单干那会儿。不光没有吃亏,还占了便宜。这一下他一可美啦!他心里开了缝。认清了一个理儿,那就是:要过发家致富的日子,不光是他过去走习惯的那一条道儿,还有别的道儿能走;走别的道儿不吃亏,还能占便宜(介绍了小算盘入社的经过,这部书和上一部相比。跨过了1954年,所以有很多事需要交代一下)。就拿今天的事来说吧,小算盘秦富不是又占了便宜吗?他和好多社员户一样,从打一过“腊八”,就筹划着买猪头。他比邓久宽走运。已经把猪头买到手里。他能够获得这样的“特殊”权利,是因为他的“地位”好。这个“好”地位又是双层的。他是东方红农业社的新社员,领导班子决定了,猪头不够分,要尽着新社员买。去年,东方红农业社新吸收六户新社员,六户人站在一块比肩头,也不应当轮到秦富。可是,他又具备第二个好“地位”:他是中农。党支部的头儿们不断地宣传,农业社要执行党的团结中农的政策。猪头少,不够分,卖给哪一户,就成了“优待”。不优待别人,好说好了,也没啥不利的影响,要是不优待秦富,那就多少有点歧视中农的味道。两层好“地位”凑到一块儿。秦富得到了东方红农业社仅有的四个猪头中间的一个。他挺满意、挺得意,这中间,多多少少的又有那么一丁点儿“不过意”。(秦富的“三意”写的妙。)所以他订猪头那会儿,跟邓久宽这些社员一样,是鸣锣张鼓似的,吵吵得不比别人嗓门儿低,也不比别人找朱铁汉找得次数少。到了买猪头的时候,他就变了,像紫茄子一样,掩着、盖着,像偷东西似地把那个猪头提回家里,放西屋,用一只特号的大瓦盆扣起来。秦富为啥要这样偷偷摸摸的呢?他有三怕:一怕三儿子秦文庆知道了,硬让他把到手里的猪头让出去。这样的事情刚才已经发生了。有两户新社员,见别人想买猪头没有买到,就跟周永振和高二林急赤白脸地要退回猪头,一定让卖给别人。秦文庆这小子,既是生产队长,又是刚入党的党员,比一般的社员更得爱面子、讲团结。他要是见到猪头,不硬强迫着让出去才怪哪!秦富的第二怕,是怕大儿子秦文吉知道了这件事儿,埋怨他。这小子自从五三年夏天那次鼓捣粮食,掉到河里,亏得高大泉救了小命以后,脾气秉性可改变多了,总想在干部面前露露脸,总想在媳妇跟前显显进步,屁大的事儿,也跟他这个当爹的闹别扭。秦文吉要是知道他爸爸连一句客气话都没说,就把猪头提拉回来,不唠叨才怪哪!虽说,儿子就是把舌头唠叨烂了,秦富也不会像听秦文庆和赵玉娥那样听他的,可是,如若为这事儿闹一顿,等到吃起猪头肉来,心里边总是别扭的。秦富的第三个害怕的人。谁也猜不到,是邓久宽。 秦富和邓久宽的关系,说起来并不复杂。过去,秦富是肥得冒油的中农户,邓久宽是穷得叮当响的贫雇农。秦富眼睛里的邓久宽,是这样一个人物:在芳草地这个不太小的村庄里,有他不多,没他不少;他穷成那样,用不着算计他;他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庄稼人,也用不着担心被他算计。秦富在街上跟邓久宽走碰面的时候,高兴了,点个头;不高兴了,低着头就过去了。邓久宽眼睛里的秦富呢,超不出大多数人的那个看法的圈儿:“小算盘”。邓久宽拿自己那个独特的称盘约约这个“小算盘”,他觉得小算盘,跟大算盘不一样,不过是算计自己的日子,少吃点亏,多占点便宜罢了;持小算盘的人,既不会夺,也不会抢,更不敢明目张胆地去坑害别人。邓久宽对他的富足不嫉妒,自己揭不开锅,也不去向他求借;因为求借也白张嘴,用不着费那份儿唇舌。因为这两个人,你对我,我对你,都有上边说的这些独出心裁的看法,他们之间才是真正地“井水不犯河水”。他们在一个村里住了大半辈子,彼此之问谁也没有迈过谁的门槛子。芳草地搞起社会主义以后,两军对垒,他们两个很自然地站在了两个营区阵地上。这几年,两边人马的激烈争斗,闹过不少次,邓久宽和小算盘这两个人,却一直没有面对面地拼过刺刀。秦富只骂过一回邓久宽。就是一九五一年,邓家分了地,没牲口,有种子撒不到土里;秦富起贪心,要向邓久宽卖套,邓久宽开头定下要买,后来又变了卦,害得秦富白白饿了一天。
评论 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