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久宽一直以为高大泉站在他这一边才不开口,是跟他邓久宽“想到了一块儿”,是给他撑腰的。因此,听到这句问话,回答起来自然腰杆子很硬。他说:“当然是我自己想的。从打一入夏天,我就看不惯这些蘸酱的、揩油的了,总是憋在心里,嘀嘀咕咕,一直到今天,铁汉老压着我,不让我说……”
朱铁汉哼一声:“你露脸嘛。我应当让你登到大槐树上广播去!”
高大泉用手势制止朱铁汉说下去,又面向邓久宽说:“你自已评议评议,心里边生发出这样的一套想法,对不对呢?”“当然对啦。照这样下去,两姓旁人,都跑到东方红社来摘枣子、揩油,你就是有个枣树林、大油井,也经不住,非让他们给摘光喽、揩穷喽不可!”
“他们社穷一些,咱们社富一些,他们有了难处,咱们应当不应当帮一把呢?”
“要是单干户,遇到灾难,伸个手,搭救一下,可以。如今,大伙儿都搞起农业社了嘛,咋还伸手擖吃(应该是我们这边方言的“咔嚓(吃)别人”另一种写法,就是用铲子饭勺刮锅底的剩饭的动作)别人呀?噢,单干的时候帮他们,搞起社来还帮他们,我们哪辈子是个头?”
“我们不是常说,东方红社应当像个车头,带领全村的人都奔社会主义吗?对跟不上趟的农业社都不肯拉一把,让他们穷困着去,让他们散摊子去,咱们的社会主义怎么能建成?这样做,咱们还算搞社会主义的人吗?” (搞社会主义需要大环境,当今的南街村外圆内方,只能是局部“社会主义”。对待非南街村人只能是雇佣关系,要不然没有外部环境的能量补充,一味释放,只能垮台。高大泉他们不同,他们有大环境,与外部互动,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邓久宽听到这儿,才听出一点味道,发觉高大泉跟自己并没有想到一块儿,就反问一句:“你说说,铁汉这样大撒手地往外泼,是对呀,还是不对?”
高大泉说:“大撤手地往外泼集体的财产,是错误的,一定要纠正。刚才我们正议论这个。”
邓久宽听了这句话后,冷了的希望又缓回热劲儿,说:“你支书要是有这准头,就算对路了!”
高大泉一摆手:“不,你跟我想的,完全是两路!”
邓久宽又翻白眼了:“咋的呢?”
高大泉说:“用正当的眼光看,咱们富一点儿的社,伸出手,尽自己力气,帮助穷社解决生产、生活上的困难,不能叫往外泼。铁汉在这点上坚持了农业社的原则,执行了党支部和社委会的决议,我们应当支持他。他在这方面,不斤斤计较,很热情,我很感动,我要向他学习。”
邓久宽又急了眼:“说一遭儿,你们是一个鼻子眼儿出气呀?”
高大泉说:“我们是一个心眼带着大伙儿奔社会主义。过去那几年,你也是这样做了,今天和以后,都应该跟我们一个心眼儿……”
邓久宽大手一摆,打断了高大泉的话:“我没你们那么高的觉悟性儿!我没你那副活菩萨的好心肠!我舍不得割亲人身上的肉,往外人的疮上补!哼,这回我才明白了。怪不得铁汉总是梗着脖子不听我的话,越泼洒越手大,敢情是有你当后台呀!告诉你们,社里的一根柴禾节儿,都是社员一个汗珠子掉八瓣儿拼出来的,不是偷来、抢来的,谁想随便送给别人去讨好,也不行!”高大泉朝他跟前移动一步,说:“久宽哥,你今天这一套话,太不对味儿了……”
“怎么不对味儿?不对啥味儿?
“不像个农业社社员想的、说的!不对社会主义的味儿!”
“我看我这味就很对!”
“那是因为你的心思变了。你害了病……”
“我看是你们变了!你们害了大病!”
高大泉语气沉重地说:“久宽哥,到底谁变了,谁害病,前后一比就清楚了。你刚跟秦方那一场表演,让我想起一出戏。”
邓久宽一摇脑袋:“我在说正经的,你不用扯闲篇儿!”高大泉严肃地说:“我说得很正经,心里边很难受。我想起五年前的二林。就在刘祥大叔遇到生死大难的时候,我匀出一点粮食要给他送去。二林拦了我,一定要过秤,斤斤计较,记上一个刨了皮三十八斤半的帐目。你当时跟我们一样心疼刘祥,跟我们一样生二林的气。对不对?你想想,他那会儿的一套做法,跟你今天逼着秦方讨要那一个半工,有啥两样呢?”
“那是啥时候,这是啥时候!”
“对,就因为时间不一样了,你比过去的日子富足了,脑袋瓜里才起了变化呀!当初。二林的那出戏,并没有一下子就演完,他不肯收场,非得接着演下去不可。到了冯少怀设套子。要逼刘祥卖地的时候,二林又入了伙,跟他们一个鼻子眼儿出气,去逼刘祥讨还那三十八斤半……这跟你逼秦方还工,早不行,晚不行,非要折成现钱,非要年关前交清,又有什么两样呢?”
“你不要给我抹黑、堵我的嘴巴!他二林那会儿是为了个人发家,我是为集体!”
“久宽哥,你说说,你这个集体有多大呀?”
“你说多大?,,
“让我回答,你准不认帐。”
“你说多大嘛!”
“不大,也不小,你那个集体,就是你那三面墙,一面房的小院儿。”
“你说我为自己?你凭良心说,冤枉人不?”
“说得漂亮点儿,你心里边那个集体,最大也不过是个农业社。”
“除了农业社,我们还有啥集体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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