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边,最痛苦的人,莫过于张金发了。他是光着屁股蛋子混过来的。从今天往回推上几十年,他只有那种伸着巴掌、跷着脚后跟,摘掠食品塞肚皮的经历,从来没有尝过一次财产受到威胁的滋味儿。今天的张金发变成有财产的人了。这财产,本来是靠共产党给了他掌权的机会之后才抓到手的,同样因为他抓到一点儿财产,共产党又把他手里的权夺走了。那一程子,他着实苦恼了几天。他羞于见人,怯于回想,火气加上心病,在炕上躺了半个月。当他再一次走进那座新门楼的时候,忽一下子把思想打通了。他想到,权和利是分不开的,只有权而没有利,甚至有了权就会妨碍得利,这种权要它有什么用呢?丢了这样的权,又有什么可惋惜的呢?这个窍门一开,他好受多了,他几乎是一身轻松地度着日子。他要养精蓄锐,等到秋后农活不忙了,把存着的粮食贩卖出去,也像冯少怀那样,闹上一挂大车,自由自在地去走南闯北。他想,这样的安排,既可躲开芳草地一些不顺心的事情,又可以奔些活钱,慢慢地积攒家当,把日子过得更富足一点儿。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他几乎当成耳旁风。因为第一句话就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几十年后,又是“cjjd”了。金发真是sbfs啊!)既然相当长,竞赛社就可搞可不搞,由它成败,先抢时间捞点利再说。他万万没有料到,政务院这样快地颁布了一道统购统销的命令。没粮食给他生利下崽儿,大胶轮车从哪儿来呢?他想,这命令简直就是“粮食法”:“粮食法”和“土改法”,相差三四年,在张金发来说,滋味可就大不一样了。当年,他听到“土改法”的时候,那是一股子什么样的心气?如今听到“粮食法”,他又是一股子什么心气?相比之下,他忽然明白了那一年歪嘴子的处境,尝到了财主们啃咬土地改革那只苦果子的味道。他忿忿地想:革命、革命,到如今,真要革到我的头上了,(“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毛主席说的真好啊)实在太可怕、太可恨了!他搜肠刮肚地琢磨,怎么办呢?他比沈义仁和冯少怀想事儿费的劲头大,但是想得简单。粮食是我的,是我好不容易弄到的,决不能放手!可是用什么办法才能保住手里的粮食呢?他想来想去,也找到一点希望。他想,共产党是讲自愿的,只要不报数,谁也弄不走。就这样,也许能够混过去。
在这伙人里边,范克明是“家无隔夜粮”的人。可是他的紧张心情,比在座的人每一个都加一分的沉重。他联想到的问题,比在座的人深一层。在座的这些人,包括他们的后代,都是他正在进行着的那个“反共大业”不可缺少的力量。如今,帮助这几个人保住了粮食,就等于保住了他们这几个,保住了这几个参加“反共事业”的心气和资本;同时,这本身就是“反共大业”的一部分——只要阻碍共产党的总路线顺利贯彻,就能拖时间,拖到蒋介石打回来。他得不惜一切代价,帮这几个人混过关卡。他在区公所呆过几年,对每一个运动的开展和演变的过程,比较地摸门路。因此,他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立刻就有了安全保粮的主意。这会儿,他只听别人嘀咕,自己不开口,等到别人都拿不出比他高明的办法的时候,他再把想好了的绝招儿摊出来。
众人围着那跳动不安的灯火,一阵沉默以后,沈义仁叹口气说:“田雨这一手绝呀,把老范赶出区公所,使咱们消息不灵通,弄得如此措手不及!”
冯少怀也陪着叹口气:“就是呀,那怕早知道一天,咱们也有个回身转弯的时间。这样冷不防地下暴雨,咱们可真成了寸步难行了。金发,你总还算党里的人,他们就一点风声也没跟你透?”张金发摇摇头:“我是外秧儿,是放在一边察看的。他们跟我透什么?可是我想,粮食在我们手把着,只要咱们不吐口卖,他们不能抢吧?”范克明一摆手:“金发,你没琢磨那个词儿?那叫命令。命令,就是绝对要卖!”“那就卖一点儿……”
“你忘了姓高的那一手?他啥事和都让群众说话。群众要是让你多卖呢?”
“我就说只有这么一点儿,不能多卖嘛!”
“群众要是翻你呢?像土改那会儿,你带着人翻歪嘴子家的浮财那样?”
张金发抽了一口冷气。
冯少怀插了一句说:“咱们要是把粮食藏起来,藏严密,不让他们翻到,行不行呢?”
沈义仁摇摇脑袋说:“老兄,不是一石两石,那么好遮盖,满仓满库,藏到哪儿去?你们家里的这些货物可以藏,我那儿呢?雇的那些伙计,有几个靠得住?说变心就变心哪!就像金发当年跟歪嘴子变心那样!”
张金发听到这些揭老底的话,并不觉着刺耳朵,只是苦笑一下。
这一阵充满绝望的低声谈论,又像臭了捻的爆竹,没有响动了。
高台阶那边暴发起一阵锣鼓声,欢呼声,冲进几道宅院,冲过一层窗户纸,冲进这几个人的肚皮,震着他们的心肝,都不由得打起哆嗦。(开心之日,难受之时。几家欢喜几家愁!)
紫茄子一直挺着急地坐在旁边,又挺纳闷地听着他们搜肠刮肚地凑主意。她听清几句,弄懂了门路,更加害怕。外边传来的响声,她明知道离着很远,却身不由主地跳出屋,站在寒冷的院心,像猫似地朝四下的黑暗处张望,闻着味儿。
沈义仁偏过脸,咧咧嘴,看范克明一眼:“老范,你是旁观者清,有何高见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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