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祥说:“他跟我到集市上逛逛,什么都看一眼,什么都没买。别人买回东西,他翻过来倒过去地瞧,不说好,也不说坏,心里打的什么主意,闹不明白。”
周永振又喊起来了:“哎,他要干什么?你们瞧这个人!”他喊着,吃惊地望着前面那个破砖瓦窑的方向。
这时候,大家才发现,在他们说笑之间,邓久宽已经跨出小路,斜插着往北边拐过去了。
同伴们停下来,奇怪地议论和猜测,加上批评周永振:“永振你高兴大发啦,净胡说八道,久宽生气了!”
“他的脾气可犟啦,从今以后,十天里边也别想他再理你!”
“我看他不像生气的样子,他不是个小心眼的人。”
“真是个怪家伙,你们看,他要干什么呀?”
邓久宽已经走在苏醒的土地上,开始挺快,接着慢下来;跳过一条小沟蹲下了身子,又在地上扒了一阵儿抓起一把土,在手心里掂着,如呆如痴地看起来。
金色的太阳,把沟边的树影子投进垅沟里,筛漏下条条缕缕的光点,在他那宽阔的肩膀上涂抹着;小风徐徐地摇摆着垅沟里的绵软的枯草,又把一片红色的叶子,缓缓地托起来围着他打个转,再升腾到高爽碧蓝的天空。
人们停在路上,看着陶醉了的邓久宽,也跟着陶醉了;就连周永振和吕春江,脸上的神色都从嘻笑变成惊奇;接着,又深情地望着邓久宽
沉寂一会儿之后,大个子刘祥忽然另有所悟,第一个小声说:“那是他家分的地。”
高大泉点点头:“不错,划地块那天,是我给他插的牌子。”
刘祥接着说:“那块地头上埋着他的两个老人。……”
高大泉打个楞:“噢,怪不得在评议会上,他一定要挑这块地。”伙伴们的陶醉又被庄严的感触代替了。
一个听来的故事,带着隐痛,响在每一个人的心头。
那是二十年前,一个阴雨连绵的六月天,要饭的邓老六饿死在小土炕上。
穷哥们都跑来帮忙。大家把一条破柜的隔板锯掉,当棺材;把一领破炕席一卷,当装裹;在一只小瓷瓶里倒上几滴油代替了长明灯。十岁的孤儿邓久宽,跪在灵前,哭哑了嗓子,哭肿了双眼。(穷人哪,死了,还不如财主家的一条狗!)
正要起灵下葬,乐二叔浑身水淋淋地跑进来。他告诉大伙儿:官坟地泡上了水,浅地方没腰,深地方够不着底儿,没法挖坑子。怎么办哪?邓老六受一辈子罪,死了不能泡在水里,更不能烂在炕上呀!
为了给邓家的死人借一块下葬的地方,把芳草地所有肯帮忙的人都搬动了,去请求歪嘴子的堂兄弟。因为这个地主念过“洋书”,大家都叫他“洋财主”。这个地主故意摆阵势:第一天,死不赏脸;第二天,吐了个活话;第三天,勉强地答应了,算是租借。三尺宽六尺长的一块地方,年租一石棒子(王国福事迹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带领大白楼村的社员群众,将亩产由解放初的一百多斤提高到七百二十五斤。解放前的亩产,就是六十平方丈,约合667平米,可能还不够一百多斤,也就不到一石(大约120斤)。洋地主三尺宽六尺长,就算是解放后的度量衡也不过是2平米。也许有人不信,地主的心会这样黑。看看当今的高利贷吧!),还只能占地头一个上沟边上,明知是吃人,也得让他吃。死人下了地狱,活着的儿子进了“洋财主”的大院,当了小半活。
第一年,官坟地压着水,不能迁坟;第二年,又积上新水,还不能迁坟;第三年,那里的旧水新水成了一片死水的芦苇坑。邓久宽一连气给“洋财主”白干了八年;从第九年开始,成了长工,每年还要从工钱里扣出那一石棒子的地租。同时,每年清明节,“洋财主”还不许邓久宽挖他几锨土。邓久宽急是含着泪从一里远的苇坑边上背一筐土,压在他爹那荒草丛丛的矮坟头上。这笔阎王债,一直到土地改革,才永远结束!(怪不得邓久宽要报那一个耳光之仇!)
刘祥看看周永振和吕春江,感慨万分地说:“你们年轻啊,不知道在旧社会里,穷人想得到一块葬身的地方、几锨黄土,比登天还难,也就不知道久宽的心。庄稼人哪,最亲近、最惦念的,是土地,是几辈子梦想不到手,如今到了手的土地呀!”(刘祥后来竟要卖地!)
几个人不约而同地蹲下了身子,从路边的土地上抓起一把黄土,捧在手里沉思起来。他们一个个都回想起自己的家世,每个人的遭遇各种各样,但不管千变万化,宗宗件件都跟土地问题联系到一块儿。
他们像是自语,又像对伙伴表白地说着:
“土地是我们的命根子!”
“有了土地,我们就有了一切啦!”
高大泉把手里的黄土攥热了,忽然朝空中一扬,望着那金黄色的烟雾,精神抖擞地说:“土地,土地,它如同工人身边的机器,它如同战士手里的钢枪;有了它,我们才有了根,才能站住脚,才能坐江山,这回我把这一点看清楚了!”(大泉的境界已经升华了,跳出了农民的狭隘圈子。)
刘祥也挺有劲地说:“上一趟北京,我开了眼界,长了见识,心膛宽了,腰杆硬了,浑身是劲儿了!”
邓久宽走回伙伴们中间。他的手里仍然揉搓着泥上,细面面儿从他那粗大的指头中间流下来。
大伙儿停住热烈的谈话,都一齐望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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