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天来了一位年轻作者李捷金,他本来属于第二天的聚会,因有事,提前来。前年在联副上我读到一篇小说《猫》,笔调沉着老练,老年人的心境写得体贴入微,我原以为作者李捷金一定是个阅世已深的中年人,没料到竟是个在学的青年学生,大为诧异。可惜那篇小说没有得到那年《联合报》小说比赛奖,甚感不平,去年李捷金荣获《中国时报》小说奖第二名,夏志清先生特别推崇他那篇《窄巷》,所见略同。现在台湾新生代的小说家真不得了,又多又好,各有千秋。第二天到了宋泽莱、吴念真、陈雨航、古蒙仁、陈铭磻,还有七等生——我和七等生神交已久,这次却是首次见面。他支持《现文》,十数年如一日,投在《现文》的小说稿,篇数第二多。宋泽莱、吴念真、陈雨航今年都得到《联合报》的小说奖,古蒙仁也得到《中时》的小说推荐奖,皆大欢喜。台湾文学,现在属于小说时代,年轻小说家,扬眉吐气,比比皆是,真为他们高兴,从前我们写小说,是没有几个人看的,谁还会想到给我们奖金?台湾新生代的小说家,给我的感觉是扎扎实实,不飘不浮。到底他们土生土长,跟台湾这块土地完全认同了,台湾文学的旗纛应该由他们扛下去。我跟七等生坐在一起,突然感到我们是同一辈的人,我们的哀乐大概是可以沟通的。难为七等生特地从外埠赶来台北,大概也是为着对《现文》多年的那一份情吧。
明星对陈映真恐怕回忆更深更浓更悠远,从前《文学季刊》在那里聚会比我们频繁得多。我跟陈映真是真正属于六〇年代的。远在大学时期,陈映真他们还在办《笔汇》,我们见过一面,他到我家来玩,我们那时都是学生,台北正在放映《上帝创造女人》,我们笑着谈论B B。三年前在施叔青家重逢,大家都走了好长一段路。我床头有一本陈映真的小说选集,许多年来一直放在那里,是我最喜欢看的书籍之一。十七日晚还有奚淞、姚一苇、沈登恩,五个人一起在明星三楼喝了几瓶啤酒。姚先生的结论是:只有文学值得奋斗。廉颇未老,豪兴依旧。沈登恩的勇气也不小,《现代文学》这副重担,远景也敢来扛。西谚“人生暂短,艺术长存”,在这个白云苍狗、瞬息万变的人间世里,这句话大概还有几分真理吧。
我跟奚淞离开明星,台北已经渐入深夜。我们沿着重庆南路一直徜徉了下去。奚淞与我有许多共同的了解,我们谈起话来,很省力。奚淞建议我回来居留一个时期,我说我很想这样做。我有根深柢固的怀旧习惯,对台北这份执着,情不能已。台北虽然变得厉害,但总还有些地方、有些事物,可以令人追思、回味。比如说武昌街的明星,明星的咖啡和蛋糕。
一九七九年十月于加州
一九六〇年,我们那时都还在台大外文系三年级念书,一群不知天高地厚一脑子充满不着边际理想的年轻人,因为兴趣相投,热爱文学,大家变成了朋友。于是由我倡议,一呼百应,便把《现代文学》给办了出来。出刊之时,我们把第一期拿去送给黎烈文教授,他对我们说:“你们很勇敢!”当时他这话的深意,我们懵然不知,还十分洋洋自得。没料到《现代文学》一办十三年,共出五十一期,竟变成了许许多多作家朋友心血灌溉而茁壮,而开花,而终于因为经济营养不良飘零枯萎的一棵文艺之树。对我个人来说,《现代文学》是我的一副十字架,当初年少无知,不自量力,只凭一股憨勇,贸然背负起这副重担,这些年来,路途的崎岖颠踬,风险重重,大概只有在台湾办过同人文艺杂志的同路人,才能细解其中味。
台大外文系一向文风颇盛,创道者,首推我们的学长诗人余光中,那时他早已名震诗坛了。夏济安教授主编《文学杂志》,又培养了不少外文系作家。高于我们者,有叶维廉、丛苏、水晶、刘绍铭。后来接我们棒的,有王祯和、杜国清、潜石(郑恒雄)、淡莹等。然而我们那一班出的作家最多:写小说的,有王文兴、欧阳子(洪智惠)、陈若曦(陈秀美),诗人有戴天(戴成义)、林湖(林耀福)。还有许多杆好译笔如王愈静、谢道峨,后来在美国成为学者的有李欧梵,成为社会学家的有谢杨美惠。这伙人,还加上另外几位,组成了小社团“南北社”(详情见欧阳子《回忆〈现代文学〉创办当年》)。我们常常出去爬山游水,坐在山顶海边,大谈文学人生,好像天下事,无所不知,肚里有一分,要说出十分来。一个个胸怀大志意气飞扬,日后人生的颠沛忧患,哪里识得半分!陈若曦老闹神经痛,但爬山总是她第一个抢先上去。王文兴常常语惊四座,一出言便与众不同。欧阳子不说话,可是什么都看在眼里。大家一时兴起,又玩起官兵捉强盗来。怎么会那样天真?大概那时台北还是农业社会——清晨牛车满街,南京东路还有许多稻田,夜总会是一个神秘而又邪恶的名词,好像只有一两家。台大外文系那时也染有十分浓厚的农业色彩:散漫悠闲,无为而治。我们文学院里的吊钟楼一直是停摆的,图书馆里常常只剩下管理员老孟(苏念秋)一个人在打坐参禅,而我们大伙却逃课去办《现代文学》去了。幸亏外文系课业轻松,要不然哪里会有那么多的时间精力来写文章办杂志?而且大家功课还不错,前几名都是南北社的人囊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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