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大概是台北最有历史的咖啡馆了。记得二十年前还在大学时代,明星便常常是我们聚会的所在。那时候,明星的老板是一个白俄,蛋糕做得特别考究,奶油新鲜,又不甜腻,清新可口,颇有从前上海霞飞路上白俄西点店的风味。二楼陈设简朴,带着些许欧洲古风。那个时期,在台北上咖啡馆还是一种小小的奢侈,有点洋派,有点沙龙气息。幸而明星的咖啡价钱并不算贵,偶尔为之,大家还去得起。
明星在武昌街,靠近重庆南路,门口骑楼下有一个书摊,这个书摊与众不同,不卖通俗杂志,也不卖武侠小说,有不少诗集诗刊,也有《现代文学》,那便是孤独国主周梦蝶的诗之王国。周梦蝶隐于市,在车马喧嚣中,参悟到明年髑髅的眼中,虞美人仍旧抽发茁长。《现文》常常剩下许多卖不出去的旧杂志,我们便一包包提到武昌街,让周梦蝶挂在孤独国的宝座上,然后步上明星的二楼,喝一杯浓郁的咖啡,度过一个文学的下午。那时节明星文风蔚然。《创世纪》常在那里校稿,后来《文学季刊》也在明星聚会。记得一次看到黄春明和施叔青便在明星二楼。六〇年代的文学活动大多是同人式的,一群文友,一本杂志,大家就这样乐此不疲的坐了下去。当时我们写作,好像也并没有什么崇高的使命感,没有叫出惊人的口号——就是叫口号,恐怕也无人理睬。写现代诗、现代小说,六〇年代初,还在拓荒阶段,一般人眼中,总有点行径怪异,难以理解。写出来的东西,多传阅于同人之间,朋友们一两句好话,就算是莫大的鼓励了。然而在那片文学的寂天寞地中,默默耕耘,也自有一番不足与外人道的酸甜苦辣。于是台湾六〇年代的现代诗、现代小说,羼着明星咖啡的浓香,就那样,一朵朵的静静的萌芽、开花。
这几年来,台北沧海桑田,面目全非,踟蹰街头,有时竟不知身在何方。东区新建的高楼大厦,巍巍然排山倒海而来,目为之眩。台北饭馆多。其来有自,但是这次回来,我发觉台北的咖啡馆,竟也大街小巷,栉比鳞次起来,犹如雨后春笋,完全取代了早年的“纯吃茶”。而装潢之瑰丽,五光十色,纽约、东京瞠乎其后。有些名字取得妙——“梦咖啡”。听说还有一家叫“杜鹃窝”的,不知道什么人去光顾。价钱也不对了,坐下去就是六十块,咖啡味道倒未必佳。或许是我的偏见,这些新兴的咖啡馆,豪华是豪华,但太过炫耀了,有点暴发户。我还是喜欢武昌街上那间灰扑扑的明星,明星的咖啡,明星的蛋糕,二十年来,香醇依旧。
九月十五日、十六日、十七日,《现代文学》与作家们举行了三次聚会,我和远景的沈登恩商量,地点就设在明星三楼,也是叙旧的意思。头一天光临的是诗林高手,《创世纪》、《蓝星》、《龙族》、《草根》,各派宗主,一时到齐。难得孤独国王周梦蝶下凡一游。管管有多年没见面了,上一次遇见他是十七年前在陈若曦永康街的家里。张默来了,送了一套《创世纪》给我,《创世纪》是九命猫,比《现代文学》的历史还要古远,这两本杂志,可算历尽沧桑。还有洛夫、商禽、辛郁,《蓝星》诗侣罗门、蓉子。痖弦带来了他的手下大将丘彦明,《台湾时报》的梅新、《中华日报》的蔡文甫、尔雅的隐地,难得露面的张健,爱吃西瓜的罗青,喜欢写蝴蝶的景翔,统统围成了一桌,当然还有《现文》元老何欣与姚一苇两位先生。高上秦姗姗来迟,晚了半个钟头——这样的集会,真是难得。人生聚散无常,这么多老朋友济济一堂,机会不多。二十年前叶维廉头次带痖弦到我家,记得韩国诗人许世旭先生也来了。我家住在松江路——那一带还是一片稻田,野趣横生——我们一行数人,步小径,谈诗。痖弦刚写了《巴黎》,文坛哗然。(亏他想得出来,把女人的嘴唇比作丝绒鞋!)许世旭初试汉文诗,头几首便发表在《现代文学》。今夏联副有一个餐会,设宴在松江路的“金玉满堂”,我去一看,原来这家巍峨堂皇的大饭店竟坐落在从前我家的旧址上,真是巧,那天韩国诗人许世旭赫然在场,一别二十载,旧地相逢,令人感到时空交错。去年许世旭寄了一本韩文版的《台北人》给我,是他译的,我当然很兴奋,只是看不懂韩文,满纸的小圈圈,觉得很好玩。许世旭的汉文修养如此深厚,译笔必是好的。可惜他早返韩国,未克参加这次《现文》诗人欢聚。明星的西式午餐很简单,一菜一汤,与“金玉满堂”的华筵不能比,但我看见大家还是满兴高采烈的,故人相聚,何况又在怀有共同回忆的地方。有的白了几根头发,有的添了几条时间的痕迹,然而我讶异诗人们豪情不减当年,意兴飞扬,尤有过之,是什么力量支撑他们尚文精神勇猛如昔?大概还是他们的诗吧!这群拓荒者已经替台湾的现代诗铺下了一条道路,这条路虽然曲折、崎岖,有时惊险重重,而且分歧,但路总是筑成了,后人走起来,至少有条途径可循。
第一天来了一位年轻作者李捷金,他本来属于第二天的聚会,因有事,提前来。前年在联副上我读到一篇小说《猫》,笔调沉着老练,老年人的心境写得体贴入微,我原以为作者李捷金一定是个阅世已深的中年人,没料到竟是个在学的青年学生,大为诧异。可惜那篇小说没有得到那年《联合报》小说比赛奖,甚感不平,去年李捷金荣获《中国时报》小说奖第二名,夏志清先生特别推崇他那篇《窄巷》,所见略同。现在台湾新生代的小说家真不得了,又多又好,各有千秋。第二天到了宋泽莱、吴念真、陈雨航、古蒙仁、陈铭磻,还有七等生——我和七等生神交已久,这次却是首次见面。他支持《现文》,十数年如一日,投在《现文》的小说稿,篇数第二多。宋泽莱、吴念真、陈雨航今年都得到《联合报》的小说奖,古蒙仁也得到《中时》的小说推荐奖,皆大欢喜。台湾文学,现在属于小说时代,年轻小说家,扬眉吐气,比比皆是,真为他们高兴,从前我们写小说,是没有几个人看的,谁还会想到给我们奖金?台湾新生代的小说家,给我的感觉是扎扎实实,不飘不浮。到底他们土生土长,跟台湾这块土地完全认同了,台湾文学的旗纛应该由他们扛下去。我跟七等生坐在一起,突然感到我们是同一辈的人,我们的哀乐大概是可以沟通的。难为七等生特地从外埠赶来台北,大概也是为着对《现文》多年的那一份情吧。
明星对陈映真恐怕回忆更深更浓更悠远,从前《文学季刊》在那里聚会比我们频繁得多。我跟陈映真是真正属于六〇年代的。远在大学时期,陈映真他们还在办《笔汇》,我们见过一面,他到我家来玩,我们那时都是学生,台北正在放映《上帝创造女人》,我们笑着谈论B B。三年前在施叔青家重逢,大家都走了好长一段路。我床头有一本陈映真的小说选集,许多年来一直放在那里,是我最喜欢看的书籍之一。十七日晚还有奚淞、姚一苇、沈登恩,五个人一起在明星三楼喝了几瓶啤酒。姚先生的结论是:只有文学值得奋斗。廉颇未老,豪兴依旧。沈登恩的勇气也不小,《现代文学》这副重担,远景也敢来扛。西谚“人生暂短,艺术长存”,在这个白云苍狗、瞬息万变的人间世里,这句话大概还有几分真理吧。
我跟奚淞离开明星,台北已经渐入深夜。我们沿着重庆南路一直徜徉了下去。奚淞与我有许多共同的了解,我们谈起话来,很省力。奚淞建议我回来居留一个时期,我说我很想这样做。我有根深柢固的怀旧习惯,对台北这份执着,情不能已。台北虽然变得厉害,但总还有些地方、有些事物,可以令人追思、回味。比如说武昌街的明星,明星的咖啡和蛋糕。
一九七九年十月于加州
一九六〇年,我们那时都还在台大外文系三年级念书,一群不知天高地厚一脑子充满不着边际理想的年轻人,因为兴趣相投,热爱文学,大家变成了朋友。于是由我倡议,一呼百应,便把《现代文学》给办了出来。出刊之时,我们把第一期拿去送给黎烈文教授,他对我们说:“你们很勇敢!”当时他这话的深意,我们懵然不知,还十分洋洋自得。没料到《现代文学》一办十三年,共出五十一期,竟变成了许许多多作家朋友心血灌溉而茁壮,而开花,而终于因为经济营养不良飘零枯萎的一棵文艺之树。对我个人来说,《现代文学》是我的一副十字架,当初年少无知,不自量力,只凭一股憨勇,贸然背负起这副重担,这些年来,路途的崎岖颠踬,风险重重,大概只有在台湾办过同人文艺杂志的同路人,才能细解其中味。
台大外文系一向文风颇盛,创道者,首推我们的学长诗人余光中,那时他早已名震诗坛了。夏济安教授主编《文学杂志》,又培养了不少外文系作家。高于我们者,有叶维廉、丛苏、水晶、刘绍铭。后来接我们棒的,有王祯和、杜国清、潜石(郑恒雄)、淡莹等。然而我们那一班出的作家最多:写小说的,有王文兴、欧阳子(洪智惠)、陈若曦(陈秀美),诗人有戴天(戴成义)、林湖(林耀福)。还有许多杆好译笔如王愈静、谢道峨,后来在美国成为学者的有李欧梵,成为社会学家的有谢杨美惠。这伙人,还加上另外几位,组成了小社团“南北社”(详情见欧阳子《回忆〈现代文学〉创办当年》)。我们常常出去爬山游水,坐在山顶海边,大谈文学人生,好像天下事,无所不知,肚里有一分,要说出十分来。一个个胸怀大志意气飞扬,日后人生的颠沛忧患,哪里识得半分!陈若曦老闹神经痛,但爬山总是她第一个抢先上去。王文兴常常语惊四座,一出言便与众不同。欧阳子不说话,可是什么都看在眼里。大家一时兴起,又玩起官兵捉强盗来。怎么会那样天真?大概那时台北还是农业社会——清晨牛车满街,南京东路还有许多稻田,夜总会是一个神秘而又邪恶的名词,好像只有一两家。台大外文系那时也染有十分浓厚的农业色彩:散漫悠闲,无为而治。我们文学院里的吊钟楼一直是停摆的,图书馆里常常只剩下管理员老孟(苏念秋)一个人在打坐参禅,而我们大伙却逃课去办《现代文学》去了。幸亏外文系课业轻松,要不然哪里会有那么多的时间精力来写文章办杂志?而且大家功课还不错,前几名都是南北社的人囊括的。
一九五九年大二暑假,我跟陈若曦、王愈静通了几封信,提出创办《现代文学》刍议,得到南北社社员热烈支持。于是大家便七手八脚分头进行,首先是财源问题,我弄到一笔十万块的基金,但只能用利息,每月所得有限,只好去放高利贷(后来几乎弄得《现文》破产,全军覆没,还连累了家人)。欧阳子稳重细心,主持内政、总务出纳、订户收发由她掌管。陈若曦闯劲大,办外交,拉稿,笼络作家。王文兴主意多,是《现文》编辑智囊团的首脑人物,第一期介绍卡夫卡,便是他的主意,资料也差不多是他去找的。封面由张先绪设计。我们又找到两位高年级的同学加盟:叶维廉和刘绍铭。发刊词由刘绍铭主笔,写得倒也铿锵有声。叶维廉是创刊诗一首,《致我的子孙们》,气魄雄伟。我们那时只是一群初执笔杆的学生,《现文》又没有稿费,外稿是很难拉得到的,于是自力更生,写的写,译的译。第一期不够稿,我便化一个笔名投两篇。但也有热心人支持的,大诗人余光中第一期起,从《坐看云起时》一直鼎力相助。另一位是名翻译家何欣先生,何先生从头跟《现文》便结下不解之缘,关系之深,十数年如一日,那一篇篇扎硬的论文,不知他花了多少心血去译。我们的学姊丛苏从美国寄来佳作一篇《盲猎》,外援来到,大家喜出望外。于是由我集稿,拿到汉口街台北印刷厂排版,印刷厂经理姜先生,上海人,手段圆滑,我们几个少不更事的学生,他根本没看在眼里,几下太极拳,便把我们应付过去了。《现文》稿子丟在印刷厂,迟迟不得上机,我天天跑去交涉,不得要领。晚上我便索性坐在印刷厂里不走,姜先生被我缠得没有办法,只好将《现文》印了出来。一九六〇年三月五日出版那天,我抱着一大叠浅蓝色封面的《现代文学》创刊号跑到学校,心里那份欢欣兴奋,一辈子也忘不掉。
杂志出来了,销路却大成问题。什么人要看我们的杂志?卡夫卡是谁?写的东西这么古怪。几篇诗跟小说,作者的名字大都不见经传。就是有名的,也看不大懂。我们到处贴海报,台大学生反应冷淡,本班同学也不热烈。几个客户都是我们卖面子死拉活拖硬抓来的。教授我们送了去,大都不置可否。但也有热心的,像张心漪教授,替我们介绍订户,不惜馀力。殷张兰熙女士,百般卫护,拉广告。黎烈文教授对我们十分嘉许。其实只要有人看,我们已经很高兴了。杂志由世界文物供应社发出去。隔几天,我就跑到衡阳街重庆南路一带去,逛逛那些杂志摊。“有《现代文学》么?”我手里抓着一本《今日世界》或者《拾穗》,一面乱翻装作漫不经心的问道。许多摊贩直摇头,没听过这本东西。有些想了一会儿,却从一大叠的杂志下面抽出一本《现代文学》来,封面已经灰尘仆仆,给别的畅销杂志压得黯然失色。“要不要?”摊贩问我。我不忍再看下去,很快走开。也有意外:“《现代文学》么?卖光了。”于是我便笑了,问道:“这本杂志那么畅销吗?什么人买?”“都是学生呢!”我感到很满足,居然还有学生肯花钱买《现代文学》,快点去办第二期。第一期结算下来,只卖出去六七百本,钱是赔掉了,但士气甚高,因为我们至少还有几百个读者。其实《现文》销路一直没有超过一千本,总是赔钱的。因此摊贩们不甚欢迎,摆在不起眼的地方。可是有一位卖杂志的,却是《现文》的知音,那就是孤独国主诗人周梦蝶先生。他在武昌街的那个摊位上常常挂满了《现代文学》,我们卖不掉的旧杂志,送给他,他总替我们摆出来。有时经过武昌街,看见红红绿绿的《现文》高踞在孤独国的王座上,心里又感动,又骄傲。我的朋友女诗人淡莹说,她是在周梦蝶那里买到整套《现文》的。
虽然稿源困难,财源有限,头一年六期《现文》双月刊居然一本本都按期出来了。周年纪念的时候,还在我家开了一个盛大庆祝会。除了文艺界的朋友,又请了五月画会的画家们,像顾福生、庄喆、韩湘宁都替《现文》设计过封面,画过插图。张心漪老师、殷张兰熙女士也来捧场,大家真是高兴的,对《现文》的前途充满信心。而我们那时也快毕业了,大家回顾,都觉得大学四年太快,有虚度之感。对我个人来说,大学生活最有意义的事,当然就是创办了这本赔钱杂志。家中父母亲倒很支持,以为“以文会友”。确实,我办这本杂志,最大的收获之一,便是结识了一批文友,使得我的生活及见识都丰富了许多。
到了第九期,《现文》遭到头一次经济危机。我拿去放高利贷的那家伸铁厂倒掉了。《现文》基金去掉一半,这一急,非同小可。那一段时期我天天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五内如焚。数目虽小,但是我那时是一个身无分文的学生,同学们更不济事。父母亲的烦事多,哪里还敢去扰他们,我跑到伸铁厂好几次,也夹在债权人里跟铁厂索债。别人拿回钱没有我不知道,我那张借据一直存了好几年。有时候拿出来对着发呆,心里想:这个铁厂真可恶,这笔文化钱也好意思吞掉。但杂志总还是要办下去的。幸亏我们认识了当时驻台的美国新闻处处长麦卡锡(Richard McCarthy)先生。他是有心人,热爱文学,知道我们的困境,便答应买两期《现文》。于是第十、第十一期又在风雨飘摇中诞生了。同时《现文》男生也入了营,编务的重担便落到了《现文》女将们身上。《现文》女将,巾帼英雄,欧阳子坐镇台大,当助教,独当一面。陈若曦在外做事,仍旧办她的外交。我们的学弟们,郑恒雄、杜国清、王祯和也正式加盟,变成《现文》的第二代。我在军营里无法帮忙,只有稿援,在那样紧张的生活里,居然挤出了两篇小说来:《寂寞的十七岁》和《毕业》(后改为《那晚的月光》),那是拼命挤出来的。等到女将们出国,朝中无大臣,《现文》的人事危机又到了。十五期半年出不来,形势岌岌可危。一直到我们受训完毕,出国留美,《现文》的形成期终于结束,改为季刊,迈入了一个新的纪元。
我临出国,将《现文》郑重托付给余光中、何欣、姚一苇三位先生。余、何一向与《现文》渊源甚深,姚先生则是生力军,对《现文》功不可灭,值得大书特书。除了自己撰稿——他那本有名的《艺术的奥秘》便是一篇篇在《现文》上出现的——又拉入许多优秀作家的文稿来,如:陈映真、施叔青、李昂等等。有了这三位再加上《现文》第二代,编辑危机,算是解决。至于财源,出国后,便由我一个人支撑。家里给我一笔学费,我自己则在爱荷华大学申请到全年奖学金。于是我便把学费挪出一部分来,每月寄回一张支票,化作白纸黑字。在国外,最牵肠挂肚的就是这本东西,魂牵梦萦,不足形容。稿子齐了没有?有没有拉到好小说?会不会脱期?印刷费够不够?整天都在盘算这些事。身在美国,心在台湾,就是为了它。这段期间,《现文》开始起飞,渐趋成熟。一方面是《现文》基本作家本身的成长,另一方面是余、何、姚三位在编辑方面,改进内容,提高了创作水准。这个时间,佳作真多。据咪咪(余光中太太)说,三位太太也动手帮忙,写封套,送杂志。《现文》第二代杜国清他们骑脚踏车,奔跑印刷厂,大家干劲十足。我在爱荷华每次接到台北寄来的《现文》,就兴奋得通夜难眠,恨不得一口气全本看完。看到陈映真的小说,心里有说不出的感动,又难过。《壁虎》的作者是谁,我打听,原来是一个还在中学念书的小姑娘,我很诧异。施叔青初执笔便器宇不凡,日后果然自成一家。施家文学风水旺,妹妹李昂后来居上,风格特殊。
此后,《现文》的编辑人事,经过几次大变动,王文兴、余光中、柯庆明都轮流当过主编及执行编辑。这几位编辑劳苦功高,笔难尽述。只有傻子才办文学杂志,只有更傻的人才肯担任这吃力不讨好的编辑工作,而且是不支薪水的。《现文》之所以能苦撑十三年,第一要靠这批编辑们的烈士精神。除了上述几位外,台大外文系的助教王秋桂、张惠,还有中文系的师生都曾出过大力。此外,那时候的作家,对《现文》真是义薄云天,不求稿费,不讲名利,他们对于《现文》都有一份爱心与期望,希望这份文学杂志能够撑下去。一九七〇年,《中国时报》余纪忠先生,闻悉《现文》财政拮据,慷慨赠送纸张一年,使《现文》度过危机。然而在工商起飞的台湾,一本农业社会理想的同人杂志,是无法生存下去的。跟我们同时挣扎的《文学季刊》、《纯文学》都一一英勇的倒扑下去。《现文》的经济危机又亮起了红灯。一九七三年世界通货膨胀,台湾的纸价印刷费猛增。我在美国教书的薪水,怎么省也省不下这笔费用来。我有一位中学好友,也是《现文》的忠实读者,知道我的困境,每个月从他的研究费里捐献一百二十块美金,但是两个人合起来的钱,仍然无济于事,第五十一期出毕,我只好写信给当时的编辑柯庆明,宣布《现文》暂时停刊。柯庆明来信,最后引了白居易的诗:“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则回以岳飞的《满江红》:“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岳武穆的这首《满江红》是小时候父亲教授我的,这也是他唯一会唱的歌,常常领着我们唱。后来无论在那儿听到这首歌,我总不禁感到慷慨激昂。
综观五十一期《现代文学》,检讨得失,我们承认《现文》的缺点确实不少:编辑人事更动厉害,编辑方针不稳定,常常不能按期出刊,稿源不够时,不太成熟的文章也刊登出来。然而《现文》没有基金,编辑全是义务,行有余力,则于编务。我对于编辑们除了敬佩外,绝不敢再苛求。《现文》又没有稿费,拉来文章全凭人情,大概也只有在我们这个重义轻利的中国社会,这种事情才可能发生。除掉先天的限制外,我肯定的认为《现代文学》在六〇年代,对于中国文坛,是有其不可抹灭的贡献的。
首先,是西洋文学的介绍。因为我们本身学识有限,只能做译介工作,但是这项粗浅的入门介绍,对于台湾当时文坛,非常重要,有启发作用。因为那时西洋现代文学在台湾相当陌生,像卡夫卡、乔伊斯、托马斯·曼、福克纳等这些西方文豪的译作,都绝无仅有。乔伊斯的短篇小说经典之作《都柏林人》,我们全本都译了出来。后来风起云涌,各出版社及报章杂志都翻译了这些巨匠的作品,但开始启发读者对西洋现代文学兴趣的,《现文》实是创始者之一。译文中,也有不少佳作。举凡诗、短篇小说、戏剧、论文,荦荦大端。名译家有何欣、朱立民、朱乃长等,此外台大外文系助教学生的丰功伟绩也不可抹煞,尤其是张惠,她的翻译质与量在《现文》所占的篇幅都是可观的。
当然,《现文》最大的成就还是在于创作。小说一共登了两百零六篇,作家七十人。在六〇年代崛起的台湾名小说家,跟《现代文学》或深或浅都有关系。除掉《现文》的基本作者如王文兴、欧阳子、陈若曦,及我本人外,还有丛苏、王祯和、施叔青、陈映真、七等生、水晶、於梨华、李昂、林怀民、黄春明、潜石、林东华、汶津、王拓、蔡文甫、王敬义、子于、李永平等。早已成名的有朱西宁、司马中原、段彩华。这些作家,或发轫于《现文》,或在《现文》上登过佳作。更有一些,虽然没有文名,而且在《现文》上只投过一两篇,但他们的作品,有些绝不输于成名作家,只可惜这些作家没有继续创作,他们的潜力,已经显著,要不然,台湾文坛上,又会添许多生力军。我随便想到的有:奚淞、东方白、姚树华、张毅、黎阳、马健君等。
《现代文学》的现代诗,成就亦甚可观,有两百多首,举凡台湾名诗人,一网打尽。《蓝星》、《创世纪》、《笠》、《星座》等各大诗社的健将全部在《现文》登过场,还有许多无党无派的后起之秀。《现文》对台湾诗坛的特别贡献,是四十六期诗人杨牧主编的“现代诗回顾专号”,对台湾过去二十年现代诗的发展成长,做了一个大规模的回顾展。这种兼容并蓄的现代诗回顾展,在台湾当时,好像还是首创。杨牧编辑这个专号,颇花心血,值得赞扬。
《现文》登载本国批评家的论文比较少,但名批评家夏志清、颜元叔、姚一苇、林以亮都有精彩作品在《现文》发表。夏志清教授,对《现文》从头到尾同情鼓励,呵护备至。他在一篇论文里提道:“《现代文学》,培养了台湾年轻一代最优秀的作家。”
其次,《现文》另一项重要工作,则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这要归功于台大中文系的师生。《现文》后期执行编辑柯庆明,当时在台大中文系当助教,向中文系师生拉稿,有十字军东征的精神,四十四、四十五两期“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专号”从先秦到明清,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做了一项全盘的研究,中国古典小说在台湾学界如此受到重视,《现文》这个专号,又是首创。在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夏志清教授那本用英文写成的巨著《中国古典小说》,在《现文》几乎全部译完登出,这本文学批评,在西方汉学界早已成为众口交誉的经典之作,使西方人对中国古典小说刮目相看。
其实五十二期的稿子,当时已经完全收齐发排了,但因经费问题,始终未能出刊。为了写这篇回忆,我又从箱箧里翻出一些有关《现文》的资料来,有一张发了黄的照片,是《现文》创刊时,当时的编辑们合照的,一共十二人:戴天、方蔚华、林湖、李欧梵、叶维廉、王文兴、陈次云、陈若曦、欧阳子、刘绍铭、我本人及张先绪。那时大家都在二十上下,一个个脸上充满自信与期望。自信,因为初生之犊,不懂事;期望,因为觉得人生还有好长一段路,可以施展身手,大干一番。我看看照片下面印着的日期:一九六〇年五月九日。算一算,竟有十七年了,而我们这一批人都已进入了哀乐中年。对着这张旧照,不禁百感丛生。我们各人的命运,当初谁能料及?替《现文》设计封面的张先绪,竟先去世,而且还死得凄凉。张先绪有才,译文真好,然而个性内向,太敏感。陈若曦勇敢,又喜欢冒险,所以她的一生大风大险多,回到大陆七年,尝尽艰苦,居然又全家出来了。这就是陈若曦,能做出常人所不能及者。去年她到加州大学来演讲,我们相见,如同隔世。她走路还是那样不甘落后,共产党给了她胃病及失眠症,但并未能斗倒她……王文兴、林湖、陈次云都在母校教育下一代,成为台大外文系的中坚分子。叶维廉、刘绍铭、李欧梵在美国大学教书,各有所成,是美国汉学界后起之秀。方蔚华曾执教政大,已为人父。很多年没有见到诗人戴天,去年到香港,他请我吃饭,两人酩酊大醉,因为大家都有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的感慨。十七年前,戴天到我家,煮酒论诗,醺醺然,不知东方既白,少年情怀,毕竟不同。十七年,时间的担子,是相当沉重的。欧阳子在美国除写作外,相夫教子,家庭美满,然而却遭天忌,患了严重的眼疾,网膜剥落,双目都动过大手术,视力衰退。一九七四年,我到德州去探访她,我们同时都感到,时间的压迫,愈来愈急促,于是我们觉得要赶快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欧阳子以超人的勇气,在视觉模糊的状态下,完成了她的论文集《王谢堂前的燕子》,接着一鼓作气,又单独编辑了这本《现代文学小说选集》。编选这本集子,欧阳子真花了不少心血,她把《现文》上二百多篇小说全部仔细看过,经过深思熟虑,挑出了三十三篇精作,每篇都加以短评,她的短评,寥寥数语,便将小说的精髓点出,对读者大有帮助,而且她的书后目录做得特别详细完整,书后附有《现文》所有的小说篇名,以及每位作者名下所投《现文》之小说篇目,对于日后研究《现文》小说及作家的人有莫大方便。她这种编选态度之严谨认真,堪为楷模。
重读一遍这本选集的小说,更肯定了我对《现文》的看法。《现文》最大的贡献,在于发掘培养台湾年轻一代的小说家。这本选集中三十三篇小说,大多杰出,可以称为六〇年代台湾短篇小说的优秀典例。其中有数位早已成名或日后成名的,但是他们投在《现文》上的小说,却往往是他们最好的作品。如朱西宁的《铁浆》,我认为是他所有短篇中的佼佼者,主题宏大:中国传统社会与现代文明的冲突;形式完整:以象征手法,干净严谨的文字,将主题意义表达得天衣无缝。这真是一篇中国短篇小说的杰作。又如陈映真的名著《将军族》,正如欧阳子所评:“这是一篇感人至深的佳作。”他的人道主义在《将军族》中两个卑微的角色身上,发出了英雄式的光辉灿烂。这一篇,应当是他的代表作。再如黄春明的《甘庚伯的黄昏》,虽然这是他投到《现文》唯一的一篇,但是这篇感人肺腑的小说,以艺术形式来说,我觉得是他最完整的一篇,无一赘语,形式内容互相辉映。还有几篇,在台湾小说发展史上,有其特殊意义。丛苏的《盲猎》,无疑的,是台湾中国作家受西方存在主义影响,产生的第一篇探讨人类基本存在困境的小说。王祯和的《鬼·北风·人》是他初登文坛,在《现文》所投的第一篇。王祯和以前,当然还有许多本省作家描写台湾乡土色彩的作品。但王祯和所受的是战后教育,国语应当纯熟。他这篇小说台湾方言的运用,以及台湾民俗的插入,是他刻意经营的一种写实主义,他这种乡土写实作风,对日后流行的所谓台湾乡土文学有启发作用,而选集中这篇《鬼·北风·人》则是肇始者。但《现文》这本小说选集,另外更重要的一个意义,是搜集了许多篇文名不盛作家的佳品。因为成名作家,个人都有选集,作品不至湮没,但是名气不大的作家,他们这些沧海遗珠,如果不选入集内,可能就此埋没,在中国文学史上,将是重大损失,因为他们这几篇作品,写得实在好,与名家相比,毫无逊色。例如奚淞的《封神榜里的哪吒》,从中国传统神话中,探索灵肉不能并存的人生基本困境,欧阳子认为“其表达方式与主题含义,皆具惊人的独创性”。又如黎阳的《谭教授的一天》,我认为是描写台湾学府知识分子小说中的上乘佳品,笔触温婉,观察锐利,从头至尾一股压抑的感伤,动人心弦。东方白的《临死的基督徒》,研究人类罪与罚的救赎问题,含义深刻,启人深思。姚树华的《天女散花》,刻画社会阶级间,无法跨越的障碍,感人之至。综观选集中三十三篇作品,主题内容丰富而多变化,有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之式微者,如《铁浆》、《游园惊梦》;有描写台湾乡土人情者,如《鬼·北风·人》,陈若曦的《辛庄》,林怀民的《辞乡》,严曼丽的《尘埃》;有刻画人类内心痛苦寂寞者,如水晶的《爱的凌迟》,欧阳子的《最后一节课》;有研究人类存在基本困境者,如《盲猎》、《封神榜里的哪吒》,施叔青的《倒放的天梯》;有人生启发故事(initiation stories),如王文兴的《欠缺》;有赞颂人性尊严者,如《将军族》,《甘庚伯的黄昏》;还有描述海外中国人的故事,如於梨华的《会场现形记》,吉铮的《伪春》。三十三位作家的文字技巧,也各有特殊风格,有的运用寓言象征,有的运用意识流心理分析,有的简朴写实,有的富丽堂皇,将传统融于现代,借西洋揉入中国,其结果是古今中外集成一体的一种文学。这就是中国台湾六〇年代的现实,纵的既继承了中国五千年沉厚的文化遗产,横的又受到欧风美雨猛烈的冲击,我们现在所处的,正是中国几千年来文化传统空前剧变的狂飙时代,而这批在台湾成长的作家亦正是这个狂飙时代的见证人,目击如此新旧交替多变之秋,这批作家们,内心是沉重的、焦虑的。求诸内,他们要探讨人生基本的存在意义,我们的传统价值,已无法作为他们对人生信仰不二法门的参考,他们得在传统的废墟上,每一个人,孤独的重新建立自己的文化价值堡垒,因此,这批作家一般的文风,是内省的、探索的、分析的;然而形诸外,他们的态度则是严肃的、关切的。他们对于社会以及社会中的个人有一种较严肃的关切,这种关切,不一定是“五四”时代作家那种社会改革的狂热,而是对人一种民胞物与的同情与怜悯——这,我想是这个选集中那些作品最可贵的特质,也是所有伟大文学不可或缺的要素。在这个选集中,我们找不出一篇对人生犬儒式的嘲讽,也找不出一篇尖酸刻薄的谩骂。这批作家,到底还是受过儒家传统的洗礼,文章以温柔敦厚为贵。六〇年代,反观大陆,则是一连串文人的悲剧:老舍自沉于湖,傅雷跳楼,巴金被迫跪碎玻璃;丁玲充军黑龙江,迄今不得返归;沈从文消磨在故宫博物院,噤若寒蝉。大陆文学,一片空白。因此,台湾这一线文学香火,便更具有兴灭继绝的时代意义了。
《现代文学》一九七三年停刊,于今三载半。这段期间,我总感到若有所失,生命好像缺了一角,无法弥补。有时候我在做梦:到哪里去发一笔横财,那么我便可以发最高薪水请一位编辑专任《现文》;发最高稿费,使作家安心写作;请最好的校对,使《现文》没有一个错字;价钱定得最便宜,让穷学生个个人手一册。然而我不死心,总在期望那春风吹来,野草复生。其实《现文》这几位基本作家,个个对文学热爱,都不减当年。王文兴写作一向有宗教苦修精神,前年《家变》一出,轰动文坛。欧阳子写作不辍,《秋叶》集中,收有多篇心理小说佳作。陈若曦兜了一大圈子,还是逃不脱缪斯的玉掌,又重新执笔,《尹县长》像一枚炸弹,炸得海外左派知识分子手忙脚乱。至于我自己也没有停过笔,只是苦无捷才,出了一本《台北人》,一个长篇,磨到现在。按理说,我们人生经验丰富多了,现在办一本文学杂志,应当恰逢其时。
去年返台,远景出版社的负责人沈登恩,来找我,远景愿意支持《现文》复刊。我跟几位在台的《现文》元老商量,大家兴奋异常。施叔青请我们到她家吃饭,在座有多位《现文》从前的作家编辑,酒酣耳热,提到《现文》复刊,大家一致举杯支持。姚一苇先生竟高兴得唱起歌来,我从来没见他那样青春,那样焕发过。而我自己,我感到我的每个细胞都在开始返老还童。
复刊后的《现文》,我们的期望仍只是一个:登刊有价值的好文学,发掘培养优秀的青年作家。我相信现在台湾的优秀作家,比我们当年一定要好得多。《现文》将继承我们以往兼容并蓄的传统,欢迎有志于文学的作家,一同来耕耘,来切磋,来将《现文》的火炬接下去,跑到中国文学的圣坛上,点燃起一朵文艺火花。《现文》发刊词里有一段话,我引下来,作为本文的结束:
“我们愿意《现代文学》所刊载不乏好文章,这是我们最高的理想。我们不愿意为辩证‘文以载道’或‘为艺术而艺术’而花篇幅,但我们相信,一件成功的艺术品,纵非立志为‘载道’而成,但已达到了‘载道’的目的……”
一九七七年于美加州 原载于《中国时报》
《现代文学》于一九六〇年三月创刊,距离现在,已有二十八年。其间一九七三年出刊到五十一期时,因为经济上无法支撑,一度暂时停刊。三年半后,获远景出版社的支持,得以复刊,又出了二十二期,一直到一九八四年,这本赔钱杂志实在赔不下去了,才终告停刊。复刊的时候,我曾写过一篇文章:《〈现代文学〉的回顾与前瞻》,把《现文》创刊的来龙去脉,这本杂志做过的一些工作,以及《现文》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都详尽的介绍过。因为那篇文章写在复刊前夕,心情兴奋,前瞻的欣喜,倒是多于回顾的惘然。现在算算,那也是十一年前的事了,经过悠长时间的磨洗,《现代文学》已渐渐变成了历史。当今大学生看过前一阶段《现代文学》的恐怕已经不多,往年购买《现文》的读者,可能也只有少数藏有全套杂志。近几年,愈来愈感到时间洪流无可抗拒的威力,眼见许多人类努力的痕迹,转瞬间竟然湮没消逝,于是我便兴起了一个愿望:希望有一天能够重刊《现代文学》,使得这本曾经由许多文学工作者孜孜矻矻耕耘过的杂志,重现当年面貌,保存下来,作为一个永久纪录。
我常常被问到几个问题:当年你们怎么会办《现代文学》的?为什么你们那一伙有那么多人同时从事文学创作?你们怎么会受到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的?如今有了时间的距离,经过一番省思,我对这些问题,可能有了一些新的看法,我得到的结论是:《现代文学》创刊以及六〇年代现代主义在台湾文艺思潮中崛起,并非一个偶然现象,亦非一时标新立异的风尚,而是当时台湾历史客观发展以及一群在成长中的青年作家主观反应相结合的必然结果。
那时我们都是台湾大学外文系的学生,虽然傅斯年校长已经不在了,可是傅校长却把从前北京大学的自由风气带到了台大。我们都知道傅校长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他办过当时鼎鼎有名的《新潮》杂志。我们也知道文学院里我们的几位老师台静农先生、黎烈文先生跟“五四”时代的一些名作家关系密切。当胡适之先生第一次回国返台,公开演讲时,人山人海的盛况,我深深记在脑里。“五四运动”对我们来说,仍旧有其莫大的吸引力。“五四”打破传统禁忌的怀疑精神、创新求变的改革锐气,对我们一直是一种鼓励,而我们的逻辑教授殷海光先生本人就是这种“五四”精神的具体表现。台大外文系当年无为而治,我们乃有足够的时间去从事文学活动。我们有幸,遇到夏济安先生这样一位学养精深的文学导师,他给我们文学创作上的引导,奠定了我们日后写作的基本路线。他主编的《文学杂志》其实是《现代文学》的先驱。
《现代文学》创刊的成员背景相当复杂多元,而由这成员的背景可以了解到《现代文学》创刊的动机与风格的一斑。我们里面,有的是随着政府迁台后成长的外省子弟,像王文兴、李欧梵及我自己,有的是光复后接受国民政府教育长大的本省子弟如欧阳子、陈若曦、林耀福,也有海外归国求学的侨生像戴天、叶维廉、刘绍铭,我们虽然背景各异,但却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我们都是战后成长的一代,面临着一个大乱之后曙光未明充满了变数的新世界。外省子弟的困境在于:大陆上的历史功过,我们不负任何责任,因为我们都尚在童年,而大陆失败的悲剧后果,我们却必须与我们的父兄辈共同担当。事实上我们父兄辈在大陆建立的那个旧世界早已瓦解崩溃了,我们跟那个早已消失、只存在于记忆与传说中的旧世界已经无法认同,我们一方面在父兄的庇荫下得以成长,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必得挣脱父兄扣在我们身上的那一套旧世界带过来的价值观以求人格与思想的独立。艾力克先生(Erik Erikson)所谓的“认同危机”(identity crisis)我们那时是相当严重的。而本省同学亦有相同的问题,他们父兄的那个日据时代也早已一去不返,他们所受的中文教育与他们父兄所受的日式教育截然不同,他们也在挣扎着建立一个政治与文化的新认同。当时我们不甚明了,现在看来,其实我们正站在台湾历史发展的转捩点上,面临着文化转型的十字路口。政府迁台,经过十年惨淡经营,台湾正开始从农业社会转向工商社会,而战后的新文化也在台湾初度成型,我们在这股激变的洪流中,探索前进,而我们这一代,无论士农工商,其实都正在参与建造一个战后的新台湾。“五四运动”给予我们创新求变的激励,而台湾历史的特殊发展也迫使我们着手建立一套合乎台湾现实的新价值观。这一切都是在不自觉的情况下进行着,我们成长的心路历程也有其崎岖颠簸的一面。
一国的新文学运动,往往受了外来文化的刺激应运而生,历史上古今中外不乏前例。唐朝时中国从印度大量输入佛经,佛经的译介,基本上改变了中国的文学与艺术。王维的诗、汤显祖的戏曲、曹雪芹的小说都是佛教文化熏陶下开放出来的灿烂花朵。我们中国人最足以自豪的《红楼梦》,其实也不过是佛家一则顽石历劫的寓言。“五四”的新文学基本上也是受了西方文化的刺激而诞生的。鲁迅、巴金、曹禺、老舍、徐志摩等人没有一个不受过外国文学的影响。六〇年代初,我们在外文系念书,接触西方文学,受其启发,也就是很自然的了。但在西方文学的诸多流派中,现代主义的作品的确对我们的冲击最大。十九世纪末以来近半个世纪现代主义波澜壮阔,蔚为主流,影响到西方各种艺术形式。要言之,现代主义是对西方十九世纪的工业文明以及兴起的中产阶级庸俗价值观的一个大反动,因此其叛逆性特强,又因经过两次大战,战争瓦解了西方社会的传统价值,动摇了西方人对人类、人生的信仰及信心,因此西方现代主义的作品中对人类文明总持着悲观及怀疑的态度。事实上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所经历的战争及革命的破坏,比起西方人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的传统社会及传统价值更遭到了空前的毁灭。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文化危机跟西方人的可谓旗鼓相当。西方现代主义作品中叛逆的声音、哀伤的调子,是十分能够打动我们那一群成长于战后而正在求新望变彷徨摸索的青年学生的。卡夫卡的《审判》、乔伊斯的《都柏林人》、艾略特的《荒原》、托马斯·曼的《威尼斯之死》、劳伦斯的《儿子与情人》,以及当时人人都在争读的加缪的《局外人》,这些现代主义的经典之作,我们能够感受、了解、认同,并且受到相当大的启示。二十多年后,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在台湾逐渐式微时,海峡的那一边,中国大陆的学界文坛却出人意料之外的燃起了“现代主义”的火苗,尼采、萨特的哲学,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以及卡夫卡的小说在青年知识分子之间,竟然成为了畅销书,大陆剧作家高行健的“荒谬剧”在北京上演,场场客满,观众多为学生。经过“文革”,大陆的青年知识分子也开始在反省深思,摸索探求,在寻找新的文化价值了。卡夫卡的《审判》能够引起大陆读者的认同是能理解的,《审判》简直可以说是“文革”的一则寓言,而“文革”本身就是一出最大的“荒谬剧”。“现代主义”是西方文化危机的产物,所谓乱世之音,而这一代的大陆青年知识分子成长于重重危机之中,能引起他们的共鸣,也是很自然的事了。
我们在外文系研读西洋文学的同时,也常常到中文系去听课。记得那时我们常去听郑骞老师讲词,叶嘉莹老师讲诗,王叔岷老师讲《庄子》。其实不自觉的我们也同时开始在寻找中国的传统。这点使得我们跟“五四”那一代有截然不同之处,我们没有“五四”打倒传统的狂热,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阻力到了我们那个时代早已荡然。我们之间有不少人都走过同一条崎岖的道路,初经欧风美雨的洗礼,再受“现代主义”的冲击,最后绕了一大圈终于回归传统。虽然我们走了远路,但在这段歧途上的自我锻炼及省思对我们是大有助益的,回过头来再看自己的传统,便有了一种新的视野、新的感性,取舍之间,可以比较,而且目光也训练得锐利多了,对传统不会再盲目顺从,而是采取一种批判性的接受。我们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毕竟要比“五四时代”冷静理性得多。将传统融入现代,以现代检视传统——我们在融合传统与现代的过程中,大家都经过了一番艰苦的挣扎,其实这也是十九世纪以来,中国文化再造的大难题,百多年来,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似乎都命定要卷入中西文化冲突的这一场战争中。
我们战后成长的这一代,正处于台湾历史的转折时期,由于各种社会及文化因素的刺激,有感于内,自然欲形之于外,于是大家不约而同便开始从事文学创作起来。那时我们只是一群籍籍无名的学子,当时台湾的报章杂志作风比较保守,我们那些不甚成熟而又刻意创新的作品自然难被接受,于是创办一份杂志,刊载我们自己以及其他志同道合文友们的作品,便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了。事实上,这股创造台湾新文学的冲动,并不限于台大外文系的学生。五〇年代后期,《现代诗》、《蓝星》、《创世纪》等几家现代诗刊早已发难于前,做了我们的先驱,而政治大学尉天骢等人创办的《笔汇》也比我们略早发刊。可见得六〇年代台湾的新文学运动并不是一个孤立偶发的现象,而实在是当时大家有志一同,都认为台湾文学,需要一个新的开始。
《现代文学》是同人创办的所谓“小杂志”,我们当时完全不考虑销路,也没有想去讨好一般读者的趣味,所以这本杂志走的一直是严肃文学的路线。因为曲高和寡,销路不佳,始终亏损累累,但是却因此保持了我们一贯的风格。我们那时虽然学识不够,人生经验也很幼稚,但我们对文学的态度,却是绝对虔诚的。我们那时写作,根本谈不上名利,因为《现代文学》的销路一直在一千本上下,引不起社会的注意,而经费又不足,发不出稿费。我们那时努力创作可能也抱有青年人的一种理想与使命感吧,要为台湾文学创立一种新的风格。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当初在《现代文学》那本冷杂志上面壁十年,对日后的写作生涯倒是很有益处的。唯其没有名利的牵挂,写作起来,可以放胆创新,反正初生之犊,犯了错误也不足挂齿。那一段时期的磨练,确实替我们扎下了根基。现在台湾的报纸杂志多了,稿费高,奖金多,青年作家成名太快,可能对他们的创作不一定有帮助。文学创作的确是一番艰辛而又孤独的自我挣扎、自我超越,不宜揠苗助长。六〇年代那种严肃而又朴素的文风,倒不禁令人怀念起来。
《现代文学》的创立,对我个人来说,最有意义的是结识了一大群志同道合的文友,大家同时在一本杂志上耕耘,无形中也有一种互相激励的作用,这大概就是所谓的“以文会友”吧,那的确是一种乐趣。最难能可贵的是在《现代文学》上投稿的作家,各人的文风各异,文学观也不尽相同,彼此居然相安无事,我想不起我们之间曾经为了文学观点互异而起争执的事情,这简直近乎奇迹,试看看早期在《现代文学》写稿的这份作家名单:写小说的有丛苏、刘大任、蔡文甫、朱西宁、王祯和、陈映真、黄春明、施叔青、李昂、林怀民、七等生等,以及《现文》几个基本作家欧阳子、陈若曦、王文兴跟我自己,诗人也有一大群,各路人马,荟集一堂,竟然能够“和而不同”。大家对文学都有一个共识:文章是千古事,是不朽之盛业。在这个大前提下,个人之间的歧异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大家各说各话,互不干扰,一时倒也呈现出一片百花齐放的局面。《现代文学》虽以“现代”为名,但并非定于一尊,虽然那时还没有“乡土文学”这个名词,可是一些后来被认为是“乡土文学”的代表作家以及他们的作品早已在《现代文学》上出现过了,“现代”与“乡土”在这本杂志上从来就没有对立过,而往往一篇作品中,这两种要素并立不悖,文学本来就有无限的可能性,以现代手法表现乡土感情,也是其中的一种。例如在《现代文学》上发表的王祯和的第一篇小说《鬼·北风·人》就是一篇道地乡土而又完全现代的杰作。
六〇年代走严肃文学路线提倡实验创新的杂志不多,《现代文学》在那段期间提供了一块文学园地,让一大群有才华有理想的青年作家,播种耕耘,开花结果,日后大多卓然成家,成为台湾文学的中坚。这,恐怕就是《现代文学》最大的功劳了。稍后《文学季刊》创刊,也培养了不少优秀作家,并且开创了一个新的创作方向。到今天我还记得有几位作家的初创首篇在《现代文学》上发表时,令我感到的惊喜之情。有一天在台大文学院的走廊上,有三个低我们一班的学弟来找我,要投稿到《现文》,那就是杜国清、郑恒雄(潜石)和王祯和。我拿到王祯和的处女作马上跟王文兴几个人传阅欣赏,大家惊叹不止,我那时好像已经看到王祯和的未来。我的画家朋友顾福生拿给我一篇小说《惑》,是他的女学生写的,那个女孩子只有十六七岁,我颇为讶异,我说那篇小说很怪,那个女孩子有怪才,我拿去《现文》上发表了。那个女孩叫陈平,就是日后的三毛。许多年后,三毛才吐露,原来就是因为《惑》的发表,她才决定弃画从文,开始了她的写作生涯。从前我只知道奚淞是个才气纵横的青年画家,并不知道他也有文才。有一次他很淡然的告诉我,他写了一篇小说,要我看看。我一看,大吃一惊,《封神榜里的哪吒》像一颗光芒四射的夜明珠,令人目为之眩。那是一篇我自己也想写而没能写出来的寓言小说。我在美国接到二十三期《现代文学》,有一篇小说《壁虎》,特别引起我的注意,这篇小说写得悍,我以为是男作家写的,向姚一苇先生打听,原来施叔青竟是个在中学念书的女生。这些发现,都曾带给我莫大的喜悦。那些作家那时都那样年轻,而且一出手就气度不凡。《现代文学》的确发表了不少优秀的短篇小说,那些作品有的到今天还是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
随着台湾社会转型,八〇年代工商起飞,同人办的文学杂志在台湾的生存空间几乎接近于零。多元化的工商社会朝气蓬勃,勇往直前,但也有其飞扬浮躁、急功近利的一面。台湾文学的发展,一直是我最关心的一件事,总希望台湾文学茁壮结实,蒸蒸日上,爱之深,责之切,就不免有许多杞忧。于是我便想如果能将《现代文学》重刊,将《现文》作家群从前那种不问收获的垦荒精神再现给台湾的青年读者,也许对一些有志于文学创作的年轻人产生一种鼓励,因为他们现在的客观条件毕竟比我们当年优越得多,如果他们也肯披荆斩棘,苦苦耕耘,成就一定远超过我们。这个宏愿,终于能够实现了。去年夏天在台北遇见了允晨出版社的负责人吴东升及林伯峰二位先生,他们对文化事业的推展,满腔热忱,他们赞成我的构想,同意重刊《现代文学》一至五十一期。他们尊重《现代文学》一贯的精神,此次重刊,不以营利为目的,若有盈余,可能设立文学基金,奖励青年作家写作出版。最重要的,重刊的《现代文学》将有低价的普及本,让青年学生也有能力购买。这次重刊,先出一至五十一期,因为前期的《现代文学》早已没有存书,历史价值也许比较大些,日后有机会,再将后期的二十二期补齐。当然,后二十二期也有许多重要的作家及他们的作品:马森、黄凡、陈雨航、吴念真、宋泽莱、蒋勋等,而且几个专辑“文革文学”、“抗战文学”,也有其特殊意义。
这次《现代文学》能够重刊,丘彦明的功劳最大,这位“联合报副刊”、《联合文学》的名编辑,不辞劳苦,自告奋勇,策划《现文》重刊。她花了不少时间精力编纂作家及作品的生平索引、大事年表等等,而且又力邀当年《现文》的作家及主编,撰写《〈现代文学〉与我》,回忆当年在《现文》投稿及编辑这本杂志的情况,他们这些文章,日后都将成为台湾文学的重要史料。《现代文学》的成长,与我自己的写作生涯可谓唇齿相依,为了这本杂志,我曾心血耗尽。对它,我是一往情深,九死无悔的。
一九八八年二月二十六日于美国加州
如果你现在走到台北市南京东路和松江路的交岔口,举目一望,那一片车水马龙、高楼云集闹市中的景象,你很难想象得到,二十多年前,松江路从六福客栈以下,一直到圆山,竟是延绵不断一大片绿波滚滚的稻田,那恐怕是当时台北市区最辽阔的一块野生地了。那一带的地形我极熟悉,因为六〇年代我家的旧址就在六福客栈,当时是松江路一三三号。父母亲住在松江路一二七——现在好像变成了“丰田汽车”,家里太拥挤,我上大学时便迁到一三三,那是松江路右侧最后一栋宿舍,是间拼拼凑凑搭起来的木造屋,颇有点违章建筑的风貌。松江路顾名思义,是台北市东北角的边陲地带,相当于中国地图上的北大荒,我便住在台北北大荒的顶端。一三三里有一条狼狗、一只火鸡、一棵夹竹桃,还有我一个人,在那幢木造屋里起劲的办《现代文学》,为那本杂志赶写小说。屋后那一顷广袤的稻田,充当了我的后园,是我经常去散步的所在;碧油油的稻海里,点缀着成千上百的白鹭鸶,倏的一行白鹭上青天,统统冲了起来,满天白羽纷飞,煞是好看——能想象得出台北也曾拥有过这么多美丽的白鸟吗?现在台北连麻雀也找不到了,大概都让噪音吓跑了吧。
一九六一年的某一天,我悠悠荡荡步向屋后的田野,那日三毛——那时她叫陈平,才十六岁——也在那里蹓跶,她住在建国南路,就在附近,见我来到,一溜烟逃走了。她在《蓦然回首》里写着那天她“吓死了”,因为她的第一篇小说《惑》刚刚在《现代文学》发表,大概兴奋紧张之情还没有消退,不好意思见到我。其实那时我并不认识三毛,她那篇处女作是她的绘画老师“五月画会”的顾福生拿给我看的,他说他有一个性情古怪的女学生,绘画并没有什么天分,但对文学的悟性却很高。《惑》是一则人鬼恋的故事,的确很奇特,处处透着不平常的感性,小说里提到《珍妮的画像》,那时台北正映了这部电影不久,是珍妮弗琼斯与约瑟夫·科顿主演的,一部好莱坞式十分浪漫离奇人鬼恋的片子,这大概给了三毛灵感。《惑》在《现代文学》上发表,据三毛说使她从自闭症的世界解放了出来,从此踏上写作之路,终于变成了名闻天下的作家。我第一次见到三毛,要等到《现代文学》一周年纪念,在我家松江路一二七号举行的一个宴会上了。三毛那晚由她堂哥做伴,因为吃完饭,我们还要跳舞。我记得三毛穿了一身苹果绿的连衣裙,剪了一个赫本头,闺秀打扮,在人群中,她显得羞怯生涩,好像是一个惊惶失措一径需要人保护的迷途女孩。二十多年后重见三毛,她已经蜕变成一个从撒哈拉沙漠冒险归来的名作家了。三毛创造了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瑰丽的浪漫世界;里面有大起大落生死相许的爱情故事,引人入胜不可思议的异国情调,非洲沙漠的驰骋,拉丁美洲原始森林的探幽——这些常人所不能及的人生经验三毛是写给年轻人看的,难怪三毛变成了海峡两岸的青春偶像。正当她的写作生涯日正当中,三毛突然却绝袂而去,离开了这个世界。去年三毛自杀的消息传来,大家都着实吃了一惊,我眼前似乎显出了许多个不同面貌身份的三毛,蒙太奇似的重叠在一起,最后通通淡出,只剩下那个穿着苹果绿裙子十六岁惊惶羞怯的女孩——可能那才是真正的三毛,一个拒绝成长的生命流浪者,为了抵抗时间的凌迟,自行了断,向时间老人提出了最后的抗议。
很多年后我才发觉,原来围着松江路那片田野还住了另外几位作家,他们的第一篇小说也都是在《现代文学》上发表的。荆棘(其实她叫朱立立)就住在松江路一二七的隔壁,两家的家长本来相识的,但我们跟朱家的孩子却素无来往,我跟她的哥哥有时还打打招呼,但荆棘是个女孩子,青少年时期男女有别,见了面总有点不好意思。我印象中,她一径穿着白衣黑裙的学生制服,一副二女中的模样,骑脚踏车特别快,一蹬就上去了,好像急不待等要离开她那个家似的。那时候她看起来像个智慧型、颇自负的女生,不容易亲近。要等到许多年后,我读到她的《南瓜》、《饥饿的森林》等自传性的故事,才恍然了悟,她少女时代的成长,难怪如此坎坷。那几篇文章写得极动人,也很辛酸,有点像张爱玲的《私语》。我应该最有资格做那些故事的见证人了,我们两家虽然一墙相隔,但两家的用人是有来有往,互通消息的,两家家里一些难念的经大概就那样传来传去了。有天夜里朱家那边隔墙传来了悲恸声,于是我们知道,荆棘久病的母亲,终于过世了。《等之圆舞曲》是荆棘的第一篇小说,发表在《现代文学》上,她投稿一定没有写地址,否则我怎么会几十年都不知道那篇风格相当奇特、有点超现实意味的抒情小说,竟会是当日邻居女孩写的呢?人生有这么多不可解之事!
《现代文学》四十五期上有一篇黎阳写的《谭教授的一天》,黎阳是谁?大家都在纳闷,一定是个台大生,而且还是文学院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谭教授”写的是我们的老师,台大文学院里的点点滴滴描摹得十分真切。那时候是七〇年代初,留美的台湾学生“保钓运动”正在搞得轰轰烈烈。有一天我跟一位朋友不知怎么又谈起了《谭教授的一天》,大大夸赞一通,朋友惊呼道:“你还不知道呀?黎阳就是李黎,骂你是‘殡仪馆’的化妆师的那个人!”我不禁失笑,也亏李黎想得出这么绝的名词。
据说李黎写过一篇文章,把我的小说批了一顿,说我在替垂死的旧制度涂脂抹粉。《谭教授的一天》是李黎的处女作,的确出手不凡。没有多久以前,跟李黎一起吃饭,偶然谈到,原来从前在台北,她家也住在松江路那顷田野的周遭。天下就有这样的巧事,一本杂志冥冥中却把这些人的命运都牵系到了一起。如果六〇年代的某一天,三毛、荆棘、李黎,我们散步到了松江路那片稻田里,大家不期而遇,不知道是番怎样的情景。然而当时大家都正处在青少年的“蓝色时期”,我想见了面大概也只能讪讪吧。有一次,我特别跑到六福客栈去喝咖啡,旅馆里衣香人影杯觥交错,一派八〇年代台北的浮华。我坐在楼下咖啡厅的一角,一时不知身在何方。那片绿油油的稻田呢?那群满天纷飞的白鸟呢?还有那许多跟白鸟一样飞得无影无踪的青春岁月呢?谁说沧海不会变成桑田?
台大文学院的大楼里有一个奇景,走廊上空悬挂着一排大吊钟,每只吊钟的时针所指都不同时,原来那些吊钟早已停摆,时间在文学院里戛然而止,而我们就在那悠悠邈邈的大楼里度过了大学四年。一九六一年的一个黄昏,就站在文学院走廊里那排吊钟下面,比我们低两届的三个学弟王祯和、杜国清、郑恒雄(潜石)找到了我,他们兴冲冲的想要投稿给《现文》。王祯和手上就捏着一叠稿子,扯了一些话,他才把稿子塞到我手中——那就是他的第一篇小说《鬼·北风·人》。那天他大概有点紧张,一径腼腆的微笑着。《鬼·北风·人》登刊在《现文》第七期,是我们那一期的重头文章,我特别为这篇小说找了一张插图,是顾福生的素描,一幅没有头的人体画像。那时节台湾艺术界的现代主义运动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五月画会”的成员正是这个运动的前锋。那几期杂志我们都请了“五月”画家设计封面画插图,于是《现代文学》看起来就更加现代了。王祯和小说的那幅插图,是我取的名字:《我要活下去!》。因为小说中的主角秦贵福就是那样一个不顾一切赖着活下去的人。我那时刚看一部苏珊海华主演的电影I Want to Live,大概灵感就那样来的。杂志出来,我们在文学院里张贴了一幅巨型海报,上面画了一个腰杆站不直的人,那就是秦贵福。王祯和后来说,他站在那幅海报下,流连不舍,还把他母亲带去看。画海报的是张光绪,在我们中间最有艺术才能,《现文》的设计开始都是出自他手,那样一个才气纵横的人后来好端端的竟自杀了。在同期还有一篇小说《乔琪》,是陈若曦写的,故事是讲一个被父母宠坏了的少女画家,活得不耐烦最后吞服安眠药自尽。当时陈若曦悄悄的告诉我,她写的就是陈平。这简直不可思议,难道陈若曦三十年前已经看到三毛的命运了吗?人生竟有这么多不可承受的重!前年王祯和过世,噩耗传来,我感到一阵凉飕飕的寒风直侵背脊。我在加大开了一门“台湾小说”,每年都教王祯和的作品,我愈来愈感到他的小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如嚼青榄,先涩后甘。他这几年为病魔所缠,却能写作不辍,是何等的勇敢。无疑的,王祯和的作品已经成为了台湾文学史中重要的一部分。
那时,文学院里正弥漫着一股“存在主义”的焦虑,西方“存在主义”哲学的来龙去脉我们当初未必搞得清楚,但“存在主义”一些文学作品中对既有建制现行道德全盘否定的叛逆精神,以及作品中渗出来丝丝缕缕的虚无情绪却正对了我们的胃口。加缪的《局外人》是我们必读的课本,里面那个“反英雄”麦索,正是我们的荒谬英雄。那本书的颠覆性是厉害的。刘大任、郭松棻当时都是哲学系的学生(郭松棻后来转到了外文系)。一提到哲学就不由人联想起尼采、叔本华、齐克果那些高深莫测的怪人来。哲学系的学生好像比文学系的想法又要古怪一些。郭松棻取了一个俄国名字伊凡(Ivan),屠格涅夫也叫伊凡,郭松棻那个时候的行径倒有点像屠格涅夫的罗亭,虚无得很,事实上郭松棻是我们中间把“存在主义”真正搞通了的,他在《现文》上发表了一篇批判萨特的文章,很有水准。《现代文学》第二期刊出了刘大任的《大落袋》,我们说这下好了,台湾有了自己的“存在主义”小说了。《现文》第一期刚介绍过卡夫卡,《大落袋》就是一篇有点像卡夫卡梦魇式的寓言小说,是讲弹子房打撞球的故事。不知道为什么撞球与浪子总扯在一起(《江湖浪子》保罗·纽曼主演),弹子房好像是培养造反派的温床。当时台湾的政治气候还相当肃杀,《自由中国》、《文星》动一下也就给封掉了。我们不谈政治,但心里是不满的。虚无其实也是一种抗议的姿态,就像魏晋乱世竹林七贤的诗酒佯狂一般。后来刘大任、郭松棻参加“保钓”,陈若曦更加跑到对岸去搞革命,都有心路历程可循。从虚无到激进是许多革命家必经的过程。难怪俄国大革命前夕冒出了那么多的虚无党来。不久前看到刘大任的力作《晚风习习》,不禁感到一阵苍凉,当年的“愤怒青年”毕竟也已炉火纯青。
“绿鬓旧人皆老大,红梁新燕又归来,尽须珍重掌中杯。”——这是晏几道的《浣溪纱》,郑因百先生正在开讲《词选》,我逃了课去中文系旁听,唯有逃到中国古典文学中,存在的焦虑才得暂时纾解。郑先生十分欣赏这首小令,评为“感慨至深”,当时我没听懂,也无感慨,我欣赏的是“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晏小山的浓词艳句。那几年,听郑先生讲词,是一大享受。有一个时期郑先生开了“陶谢诗”,我也去听,坐在旁边的同学在我耳根下悄悄说道:“喏,那个就是林文月。”我回头望去,林文月独自坐在窗口一角,果然,“落花无言,人淡如菊”,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联想起司空图《诗品》第六首《典雅》中的两句诗来。日后有人谈到林文月,我就忍不住要插一句:“我和她一起上过‘陶谢诗’。”其实《现代文学》后期与台大中文系的关系愈来愈深,因为柯庆明当了主编,当时中文系师生差不多都在这本杂志上撰过稿。
台大文学院里的吊钟还停顿在那里,可是悠悠三十年却无声无息的溜走了。逝者如斯,连圣人也禁不住要感慨呢。六〇年代后期,台湾文坛突然又蹦出新的一批才气纵横的年轻作家来:林怀民、奚淞、施家姊妹施叔青、施淑端(李昂)都是《现文》后期的生力军。林怀民还未出国,可是已经出版两本小说集了,转型期台北的脉动他把握得很准确,《蝉》里的“野人”谈的大概就是当今台北东区那些“新人类”的先驱吧。而林怀民一身的弹性,一身羁绊不住的活力,难怪他后来跳到舞台上去,创造出轰轰烈烈的云门舞集来。奚淞也才刚退伍,他说身上还沾有排长气。六九年的一个夏夜,奚淞打电话给我,“白先勇,我要找你聊天。”他说。于是我们便到嘉新大楼顶上的蓝天去喝酒去。蓝天是当时台北的高级餐厅,望下去,夜台北居然也有点朦胧美了。那是我跟奚淞第二次见面,可是在一杯又一杯Manhattan的灌溉下,那一夜两人却好像讲尽了一生一世的话。那晚奚淞醉得回不了家,于是我便把他带回自己敦化南路的家里,酒后不知哪里来的神力,居然把他从一楼扛上了三楼去。六〇年代末,那是一段多么狂放而又令人怀念的日子啊。
台湾的鹿港地秀人杰,出了施家姊妹,其实大姊施淑女从前也写小说,白桦木就是她,在《现文》二十四、二十五期上发表了《头像》和《告别啊,临流》,写得极好,如果她继续写下去,不一定输给两个妹妹。施叔青开始写作也是用笔名施梓,我一直以为是个男生,《壁虎》和《凌迟的抑束》写得实在凌厉,后来我在台北明星咖啡馆和施叔青见面,却大感意外,施叔青的小说比她的人要慓悍得多。我送给了施叔青一个外号“一丈青”,施叔青那管笔的确如扈三娘手里一枝枪,舞起来虎虎有力。当时台北流传文坛出了一位神童,十六岁就会写男男女女的大胆小说《花季》了。我顶记得第一次看到李昂,她推着一辆旧脚踏车,剪着一个学生头,脸上还有几块青伤,因为骑车刚摔了跤。再也料不到,李昂日后会写《杀夫》。李昂可以说是《现代文学》的“末代弟子”了,她在《现文》上发表她那一系列极具风格的鹿城故事时,《现代文学》前半期已接近尾声。也是因为这本杂志,我跟施家姊妹结下了缘。每次经过香港,都会去找施叔青出来喝酒叙旧,她在撰写《香港传奇》,预备在九七来临前,替香港留下一个繁华将尽的纪录。有一次李昂与林怀民到圣芭芭拉来,在我家留了一宿,李昂向我借书看,我把陈定山写的《春申旧闻》推荐给她,定公这本书是部杰作,他把旧上海给写活了。里面有一则《詹周氏杀夫》的故事,詹周氏把当屠夫的丈夫大切八块,这是当年上海轰动一时的谋杀案——这就是李昂《杀夫》的由来,她把谋杀案搬到鹿港去了。小说家的想象力,真是深不可测。那年联合报小说比赛,我当评审,看到这部小说,其中那股震撼人心的原始力量,不是一般作家所有,我毫不考虑就把首奖投了给《杀夫》,揭晓时,作者竟是李昂。
《现代文学》创刊,离现在已有三十二年,距八四年正式停刊也有八年光景了,这本杂志可以说已经变成了历史文献。酝酿三年,《现文》一至五十一期重刊终于问世,一共十九册,另附两册,一册是资料,还有一册是《现文因缘》,收集了《现文》作家的回忆文章,这些文章看了令人感动,因为都写得真情毕露,他们叙述了个人与这本杂志结缘的始末,但不约而同的,每个人对那段消逝已久的青春岁月,都怀着依依不舍的眷念。陈映真的那篇就叫《我辈的青春》,他还牢记着一九六一年那个夏天,他到我松江路一三三号那幢木造屋,两人初次相会的情景——三十年前,我们曾经竟是那样的年轻过。所有的悲剧文学,我看以歌德的《浮士德》最悲怆,只有日耳曼民族才写得出如此摧人心肝的深刻作品。暮年已至的哲学家浮士德,为了捕捉回青春,宁愿把灵魂出卖给魔鬼。浮士德的悲怆,我们都能了解的,而魔鬼的诱惑,实在大得难以拒抗哩!柯庆明的那一篇题着:《短暂的青春!永远的文学?》回头看,也幸亏我们当年把青春岁月里的美丽与哀愁都用文字记录下来,变成篇篇诗歌与小说。文学,恐怕也只有永远的文学,能让我们有机会在此须臾浮生中,插下一块不朽的标帜吧。
原刊于一九九一年《文学杂志》
楔子
一九八五年九月十九日——这个日期记不记录下来似乎没有什么关系,它对于台大和任何日子没有两样,都是堆积台大历史的一小块红砖。
傍晚时分,白先勇与李欧梵走进台大的校园,走回三十年前的岁月,所不同的不是伤感的怀旧,而是为弟妹“打气”而来,他们做了一场题为“台大外文系的那段日子”的演讲。
白:“五四”的精神是浪漫的精神,“五四”寻求自我解放对于我们大学时代的生活确实有影响。傅斯年校长把“五四”开放的风气带来台大,有形无形地使台大成为北大的延续,我们也有形无形受到了感染,虽然对于北大精神,当时我们的认识并不十分清楚。
梵:傅斯年先生的确把北大的精神带到台大来。当年的北大,不论是“古朽”如辜鸿铭、“新派”如胡适,都被聘请到北大教书,而学生们可以处处向老师挑战。我们当年进台大,第一个感觉就是很自由。记忆中,胡适先生有次从美国回来,曾在大操场上演讲,好几百的同学去听,我们觉得他是学术自由的象征。此外,殷海光先生对我们的影响也很大。那时我虽然没读过三〇年代的文学作品,甚至徐志摩的文章也读得很少,但是我们认为台大就是北大的继承,“五四”精神的延续。
白:也许是浪漫,也许是自由,我们经常逃课,但是逃课不是为了贪玩,而是为了看书。当时外文系不像现在每位老师都很好,我从外文系逃到中文系去听课,那时中文系有几位老师的课我很喜欢,像叶嘉莹老师说诗,郑骞老师讲词,使我得益很大。读中国古诗词,让我非常感动。我觉得中外文学是通的,光了解西洋文学不够完整,一定要对中国文学有相当的了解才行。李欧梵现在在读明末李渔的作品,我正在看宋末元初的诗。中国文学有很丰厚的宝藏,我们一辈子只要窥得一二就受用不尽。
当然除了中国文学,英文我还是念的,在这方面李欧梵最有成就,我们称他是我们的“conductor”(指挥),因为他在音乐上的功力是位“百科教授”。我记得李欧梵在英文下的功夫是把《飘》的单字,从头到尾都查了字典。我呢?《约翰·克利斯朵夫》全书一千二百页,也全部查字典,硬是下苦功。
梵:大学时代我是背字典的,有一年暑假每天早上六点钟起来背字典,背到“P”就开学了,所以我的英文单字“P”以后就比较少。当时我们的风气,上课是读书的一部分。大学毕业后我到国外念书,老师不讲课,一上课老师就问我:“李先生,你觉得这本书如何?”我答不出来。国外讨论课,基本上老师不讲,这是新的教育方式。我认为各位同学读书要有自己的主张,即使乱吹也要吹出自己的主张。
大学时代,我自己很尊敬的老师是曾约农先生,他不但英文造诣深,国学底子也厚。他教“英国文学”的课,是真正能为我们分析英文用法的老师,他可以把邱吉尔的演讲写下一段,空一个字,然后列出四个单字,问我们用哪一个字才正确,再分析为什么一定要用那个字的原因。他对我的一生影响很大。
白:我们是夏济安先生的“末代弟子”,他教完我们“英国文学史”就到美国去了。他给我很大的影响和启发。
夏济安先生办的《文学杂志》,我没进台大之前就看了。这本杂志真正介绍了一些西洋文学,也指出一条文学的道路。我在上面读到夏济安先生、夏志清先生、林以亮先生等人的文章,前一辈的学人学问的确扎实深厚,我当时就决定有机会一定要找夏济安先生求教。进了外文系,我写了一些东西,想给夏先生看却不好意思,于是借口向他请教英国文学,半天之后才把文章拿出来。那是我的第一篇小说,他看了说可以刊登出来,这一下子我不得了,门打开了;如果他当时说:“不行,拿回去。”我想我下头不敢写东西了。夏先生很鼓励我,他的好处是批评时一针见血。别人要长篇大论写一本书都讲不清的东西,他三言两语就把重点提出来了。他眼光锐利,见解确是与众不同。殷海光先生启发性也很高。他们鼓励我们独立思想,不要把别人的话装到脑子里去,一定要自己去想,要有独创性。
梵:大三那年,朱立民老师从耶鲁大学得博士回来,代课大三英文。当时我自认英文“学贯全世界”(现在说这话我自己都脸红),我拿了最得意的一篇作品给他看,自己觉得这篇文章花了好几个月写出来的,生字之深,已到无懈可击的地步。朱先生一看,第一句话说:“你写得很好。”我立刻说:“请朱先生指教。”他讲:“你的文句太长、太啰嗦了。”开始帮我修改。后来他把文章还我时,我发现每个句子都删了、改了,不知花了他多少时间。他也是一针见血的看法,这对我影响很大。他改了我文章的第二个星期,我就觉得自己英文造诣又高了一段。各位同学,你们在各学门练习的阶段,难免会迷迷糊糊,如果有一良师指导,会发现从“量变”变成“质变”,产生新的典范。不过,若自己不努力,再好的老师也不一定能启发。
我们当时逃课,正如白先勇所说是为了看书,也幸亏有同学上课笔记做得好,考试可以借我们看。各位上课记笔记时,不必老师说的每句话都记。我自己教书这么多年,知道老师上课有一半是废话,譬如我思想一个问题时,会先讲几句废话。上课,一定要知道老师的主要论点,特别是学文学,如果老师没说出论点,就要发问。记笔记时总要做比较批判性的思考,与老师一起思考。我们当时逃课,主要也是有些老师没思考只是拿讲义念。现在大家的老师都很好,没有逃课这个问题,因此重要的事就是养成提问题的习惯。另外,我要说一段王文兴的故事。我们两人个性完全不一样,可是非常的熟。我背英文生字是把单字用小本子写下放在裤子后口袋里,从板桥家里到台北的两小时汽车时间就背单字,背演讲词。王文兴除了背英文单字,他的中文也是一个字、一个成语的查记,同时把自己想出的好句子写下来。他在文字上花了很大的功夫,所以才能写出《家变》这部作品,绝对不是故作惊人之论才写的。与王文兴交往,我才发现文字除了卖弄以外,还要有收敛的功夫。
白:我选过朱立民先生的《美国文学》,朱先生的英文真是漂亮,讲起来很迷人。
王文兴除了与我一起办《现代文学》,还一起受训。有一次打靶太渴了,我们两个就去偷西瓜,没刀子就把西瓜往地上摔成两半,两人坐在地上又吃又笑,没料到排长就站在我们后面。等我们发现时,放也不是,只好低下头继续吃。大学时代真有冲动做一些越轨的事情。
六〇年代时,我们一批同学办了《现代文学》,我们还郑重其事到照相馆去拍了一张照片,相片里有林耀福、李欧梵、我、王文兴、陈若曦、欧阳子、刘绍铭。当时我们除了逃课、看书,就是办起杂志来了。
做学生没有钱,林耀福把当家教的钱全掏出来,其他的人也都捐钱,同时我再另外去筹钱,然后写文章的写文章,翻译的翻译,《现代文学》就这样艰难的诞生了。我们的动机是受了《文学杂志》的影响。我们办杂志时,夏济安先生到美国去了。那时我们的学问都不够,没名作家的支持,这样也好,凡事自己来。杂志没人看也没关系,我们自己看。
梵:第一期卖了几本?
白:七百本。
梵:有那么多?不是三百本?你自己买了一百本。
白:那是买来送人。我们拉订户,外文系的同学都捉来做订户,家里的亲戚也拉了来。洪智惠(欧阳子)家亲戚很多,统统是《现代文学》的基本订户。
这本杂志对我们的意义很大,多少年来一直是我们的精神联系。不论大家隔得再远,只要一句话“《现文》需要稿件”,大家马上支持,这是大家对文学恋恋不舍的热忱。各位现在条件比我们好,只要有心,很容易做出比我们好的成绩来。
我们编《现代文学》时,还有一位好同学张先绪,和李欧梵最接近。欧梵,你谈一谈。
梵:张先绪是很有才气的人。我们这群同学,除了先勇的国学好,诗词都会背以外,张先绪也是古文都可背诵的一个。有一次曾约农先生叫我们英译中,大家都译白话,只有张先绪译成文言。他具艺术感,会画画,我们让他设计《现代文学》的封面。除了绘画,他的音乐也很好,我们两人常在别人午睡时,我们不睡,一起散步。他唱管乐我唱弦乐,他唱弦乐我就唱管乐,所以我们交响乐的知识就这样唱出来的。在读英文上,他写名词,我就写动词;他写形容词,我就写副词,互相练习看谁英文背得多。后来我们看英国文学的书,他看十八世纪的。我想各位看书不一定非二十世纪不可,十七、十八世纪的书都可以看。外文系照样要看中文系的书,中文系也该看外文系的书,互相支援。读书的态度一定要严肃,而且要是“书呆子”式的读法,随时随地读书,订下四年读书计划,课内课外的书都要读。
张先绪这样有才气的人早逝,我个人觉得很惋惜。他设计了《现代文学》封面之后,我记得我设计的是广告。我和戴成义(诗人戴天)一起,他把脚放在一张纸上,我把它描了下来,挂在外文系办公室,作为《现代文学》第一期的广告。
后记
今夜,白先勇、李欧梵这一席亦庄亦谐的对谈,能引发多少在座后学青年的深思?今夜,会有多少大学生像他们的前期学长一样,躲在校园的寂寞里挑灯苦读?而二十年后,是否会有一群在文学上卓然有成的中年人,述说白、李对谈之夜对他们文学成长的影响和意义?我们期待着。
邱彦明 记录
一九八五年九月
白先勇教授于二〇〇〇年一月二十日,应香港城市大学中文荣誉学士学位课程负责人王培光博士的邀请做演讲,出席者约二千五百人。此次演讲为名家系列演讲之一,该系列演讲旨在促进中学与大学的交流,由大学拨款委员会赞助。这次演讲,由该课程学生张嘉雯、黄子容、柯冠茵笔录,副教授郑滋斌博士做文字上的整理,经白教授审阅后,录出以飨读者。白教授说,这篇演辞的对象主要是香港的中学生,目的在提高他们对中国文学和写作的兴趣,然而,其丰富深刻的创作体会,相信对写作人和文艺青年也具有启发性。以下为白教授的讲词。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我要向大家道歉,去年十二月,本来应约到这里来做演讲,其后去了北京,当地天气很冷,而且大概感冒病毒也很厉害,虽然打了感冒针,结果还是受到感染,发高烧,不能来了,真是非常对不起。
今天讲的题目,是“我的创作经验”,说说我的写作生涯,跟在座青年朋友分享一下我走过的一些创作道路,写作的苦乐。今天我想讲讲写作的心路历程和《台北人》。我知道这本书在香港有些中学是作为指定读物的。
当初是怎么写出这本书来的?我在《蓦然回首》一篇里已经提过了,现在想想,有点不太公平,因为我漏了香港这一段,今天要特别提出。我刚去过我在这里念书的地方,九龙塘小学和喇沙书院,勾起了很多回忆,包括当时老师的讲课情形,对我都很重要。我们所读过的书,教过自己的老师,经历的一切,对我们的一生都很要紧。我在香港是从一九四九到五二年,只有三年,但这段时间对我很重要。
我在《蓦然回首》里提到我小时候身体不好,生肺病。那时候肺病是很厉害的病,没有药可根治。我生了四年多的病,因为这病会传染,需要隔离,大概人独个儿时喜欢幻想,当时我就是这样,又喜欢看小说、连环图。到了念书的年龄,好像在桂林、上海、南京等地方都待了几年,时值战乱,没有时间安定下来念书,真正念书是在香港开始的。
九龙塘小学是一所满有名的学校,校长叶不秋,很严格,很注重我们的学业。老师都很认真。当时我念五年级,每个星期要站起来用广东话背书,这对我来说糟糕极了。用广东话说一说还可以,要背书就背不出来。老师很好,就让我用普通话背,到现在印象还满深刻的。我们每念一篇文章就要背诵,一个挨一个字的背,还要用毛笔默写,错一字就扣一分,那时候这都是苦事,现在想想,却是很对的老法子,背了的书是相当有用的。
我当时很喜欢国文,爱看小说,所以国文成绩比较好。老师改作文喜欢打红圈,表示写得好,而且还会把它贴堂。我有几篇作文贴堂,很得意。这种鼓励很大,觉得国文老师对我很器重,于是我对国文特别下工夫。回忆中,以前的香港很重视中文教育,国文老师注重根基训练,要默书。其后我到喇沙书院念书,一所有名的英文学校,我今天也去过了,现在的校长是Brother Patrick,当年的校长也叫Brother Patrick,是爱尔兰人。那时我们读的书以英文为主,不过中文老师同样重视背书和默写。我记得那时候,有位国文老师年纪满大的,教《琵琶行》时,用广东话念,特别好听:“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我听了很喜欢,把诗背得很熟。《琵琶行》很长,老师也要我们默写。我在喇沙念了一年半,那时候的国文教育,对我有相当的启发。
我们是一个诗的民族,文学成就以诗最大。诗表现的就是文字的美。假如文字是一种艺术,诗就是文学的贵族,是最美的艺术。诗讲究对仗,每一个字要注意它的位置和声音,什么都要对,要求非常严。念诗时,每个字要念得很正确。我觉得同学在中学十五六岁时,触觉较敏锐,对美开始敏感起来,这包括艺术、音乐和文学。中学以后,你们可以从事股票买卖,可以从事电脑研究,可以学医,各样都可以,但如果你在青少年时候,对文学有相当的爱好,它可能是你一生中最美的追求、回忆。文学或许不能帮助一个国家的工业或商业发展,但文学是有用的,它是一种情感教育。想做一个完整的人,文学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培养你的美感,对人生的看法,对人的认识,它在这方面的贡献最大,不是别的东西所能替代。音乐比较抽象,而文学却很实在,它对人生更为接近。念过《琵琶行》,它对我发生了作用。大家都知道《琵琶行》讲的是一个歌女的事,她的沧桑史。我当时可能并不太了解,但它文字的优美和内容,可能启发了我以后写同类的歌女生涯的小说,例如《游园惊梦》、《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等等。当时国文老师用广东话念《琵琶行》,对我有很大的感动,影响却在以后才发现。所以你们中学念的诗歌,可能对你的一生有很大的影响。
后来我到了台湾,再上中学。建国中学在台湾也是名校,是最好的学校。在香港,我的英文成绩比较好,到台湾念书,我以插班生资格考试,英文是一百分,数学只有三十分——台湾学生的数学很厉害——平均起来,我的成绩刚好够被录取。在那所中学遇到很多好老师。当时有许多老师是从中国大陆去的,他们真的诲人不倦,很了不起,很动人,而生活都比较清苦。他们对我们的教育是完全投入的,而且重视中文的传统,我获益很大。教国文的李雅韵老师,是北京人,在北京接受教育,也是我们的导师。她是一位作家,在报纸、杂志上写文章。那时候学生很崇拜老师,她当然是我心中很了不起的老师。她除了教我们课文以外,每个星期的几个小时,还教我们文学源流,从《诗经》开始,一直讲下来,到唐诗、宋词,教我们基本的知识,不很深,却很重要。她教时,还举一些有名的例子,让我对中国古典文学有根本的认识,像李后主的词。那时我才第一次念李后主的词,就是那一阕《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现在想起来,因为历史的原因,当时有一大批老师从大陆到台湾去,这种历史背景和感怀,老师的感受必然很深,所以她教李后主、李清照的词,好像特别有所感触。
上作文课时,老师看了我的作品,很喜欢,跟我说:“你为什么不写写文章,像我一样去投稿?”得到她的鼓励,我就写了一篇散文投杂志去,第一篇就登了,我觉得自己是作家了,当时才十五六岁,很得意,老师说:“你就写下去吧,写到二十多岁,你也是个作家了。”她这么说,我也觉得大概就是了。中学时候的老师对我的鼓励很大,也对我日后的写作生涯有很积极而重要的作用,他们让我对写作充满信心。我想,有一天我要当上作家。
念高中时,一些国文老师对我也相当偏爱。念高一时,我们是全校最好的一班,功课竞争很厉害,而国文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陈老师给我的国文分数是八十分,很不得了,其他同学最好的不过六十几分。国文分数特别高,我在高一时,名列前茅。无论要我怎样背书,都不以为苦,我觉得老师很欣赏我,对国文便也特别重视,视念国文为一种乐趣。现在我们不着重背书,其实不对。背书是老法子,但同学在中学时,记忆力好,背几篇好的古文、诗词,对写作是很有用的。中国文字很有美感,也重视美感,重视音乐性、节奏感。像宋词便抑扬顿挫,铿锵有声,如果我们能多背几篇,掌握文字的美和音乐节奏感,对写作很有帮助。我们不都要去当作家,可是背诵一些诗词,了解文字的美,它跟大自然的配合情形,却很有益处。我刚才说文学是一种美的教育,一种情感教育,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重视科技,用电脑,用文字的机会以后恐怕是愈来愈少。我觉得汉字还是我们民族的根,我们的思想感情跟汉字的联系很大,是不可忽视的。
在座很多是中学的同学,在这阶段,你们会对人生、感情、伦理等产生许多疑问,文学也许不能都给你们找出答案,可是阅读文学作品像小说后,可能会有所启发。法国《解放报》问世界上的一些作家,为什么写作?我被问时,当时用英文脱口而说:我希望把人类心灵中无言的痛楚转化成文字。我认为,有很多事情,像痛苦、困境等,一般人可能说不出来,或者说得不好,但作为文学家,比一般人高明的地方,就是用文字把人的内心感受写出来,而且是写得好。我们看了文学作品后,往往会产生一种同情,这个很重要。没有人是完美的,完美只是一种理想。文学作品就是写人向完美的路途上去挣扎,在挣扎的过程中,失败的多,成功的少,但至少是往这一方面走。我想文学是写这一个过程,写一个挣扎,让我们看了以后,感到这种困境,产生同情。
我从小就喜欢文学,所以走到创作路上来。中学碰上几个老师的鼓励,到了大学又遇到了一个好老师,就是夏济安先生。他办了一本杂志,鼓励创作,要我投稿。我的大一国文老师叶庆炳先生,替《文学杂志》邀稿,后来让我们写小说当作文,我就写了三篇上去,老师看了以后发回,一句评语也没有。当时我想:老师定是不喜欢我的作品了。后来我去找夏济安先生,他挑了《金大奶奶》发表到杂志上去。这次对我的鼓励很大。多年以后,我问叶先生:当时你为什么不鼓励我写小说?他说:做作家需要一些挫折,我要给你一点挫折感,今天你不是成为一个作家了吗?叶老师真的有意思,一个很好的老师,他就是这样鼓励我。我很幸运遇到这些老师,他们对我的帮助都很大。
我也有一些好同学。在台大念二年级时,我跟一班同学办了一本叫《现代文学》的杂志。我觉得同学该有自己写作的杂志,所以提议了。当时我们念大二,能力有限,但是有一股青年的雄心。那时,台大校长是傅斯年,是“五四”时期的健将,在北大当学生时办了一本叫《新潮》的杂志,很有名。既然傅校长办杂志,我们也来办,也来个“五四”运动。其实,我们不知天高地厚。我们没有名气,没拿稿费,什么都没有,只管写。杂志第一期的文章不够,我就用两个笔名写两篇,一篇叫《玉卿嫂》,另一篇叫《月梦》。同班同学李欧梵,是哈佛大学的名教授,今天正在香港访问。另外一位很有名的作家,也在香港,叫戴天。我们三人那时常常投稿。班上还有几个同学:像王文兴、欧阳子、陈若曦,岭南大学教授刘绍铭——他比我高两班,还有叶维廉教授,我们的学长,替我们写了一首诗。当时外文系的写作风气很盛。除以上的人外,还有余光中先生,是我们的龙头大哥,也是外文系第一位名作家。那时余先生已经很有名,杂志的第一期,他投了一篇诗。
那时没有钱办杂志,我们跑去印刷厂做校对。厂长对我说印数太少,只有一千多本,就放在那里等吧!一等便等了一个下午,没有把我们的杂志上机印。我对他说:今天你要是不印的话,我就不走。他拿我没办法,最后只好印了。我坐在那里边印边校对,就这样把杂志弄出来。那时劲大得很,常要稿,我几乎每期都写,我的《台北人》,除一篇外,都是在《现代文学》刊登的。我现在说说怎样写《台北人》。
我写《台北人》,第一篇是《永远的尹雪艳》。我写这篇时,已到了美国,在爱荷华大学的“爱荷华作家工作室”念书,那是美国唯一可以用写作当硕士论文的地方。写小说可写出一个学位来,实在太好了。在美国的两年对我有很大的意义,我可以一边念书一边写作。那时我的英文不够好,需要先把中文写好,再翻译成英文,颇为费时。不过,我就这样维持杂志的稿源。一九六六年,快念完课程。我喜欢到校园中的爱荷华河畔,那里有供野餐用的椅子,那时大约是春天,冰已经融了,地方很美,我开始写《永远的尹雪艳》。
在小说前面,我用了一首诗作为题词,那就是唐朝诗人刘禹锡的《乌衣巷》。诗是这样的:“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首诗是从前念的,把它当作题词是有原因的。刘禹锡是中唐人,唐朝的国势已经衰落了,他尝过许多沧桑,经过南京这个千年古都,有很多感触,便写了这首诗。西晋原来建都于洛阳,五胡乱华,国都沦陷,政府东渡到南京建都,是为东晋,当时辅助东晋的有许多大家族。诗里的“王谢”是指王导、谢安两个大家族,他们都东渡。那时东渡的人很多,可说是中华民族的一次大迁徙。诗中充满历史的沧桑。刘禹锡怀念金陵,并借古说今,对唐朝的衰微有所感触。我写《台北人》时,也有这想法。借西晋迁都金陵的历史,比喻国民政府渡海到台湾。我用这首诗作题词,已替这本书定了个调子。那时年纪轻,大约二十五六岁,但已经有意无意地想写这个主题,跟刘诗暗合。讲到这里,想补充一点:小时候曾到南京,在那里住了一段短时间,对金陵有印象。我到过明陵、中山陵、雨花台等地方。童年的记忆很清楚,南京这地方对我来说有很大的意义。它是国民政府的首都,我拿这首诗作引子,可能跟小时候的记忆很有关系。我就用这首诗定了一个调子,然后开始写下去。
我写第一篇时,是一九六五年,然后就由一九六六年写到一九七一年完成,共五年光景。后来,文评家说这本书的基调有点悲观,这跟我那时的心情很有关系。我在美国,对中国的历史更关怀起来,非常感兴趣。找书看时,很注意中国、台湾历史的发展,常反省我们近代史的发展。那时,正值文化大革命,虽然身在美国,但香港、美国报导文革的消息也很多。在电视上看到红卫兵把庙宇、雕塑打坏的镜头,大吃一惊,觉得这对中国是一个很大的破坏。当时写作的心情,既充满了国民政府兴亡历史,又遇上文化大革命,就这样一个个故事写下去,到最后一章才想起了这个基调,可能跟《乌衣巷》这首诗有相当关系。不过,第一篇的调子跟其他几篇不太一样,《永远的尹雪艳》写的是上海一个高级交际花的故事,她是永远不老的一位美人。这篇有一点讽刺的调子。我小时候在上海住,上海是个花花世界,那种繁荣对我很有吸引力,尹雪艳在某方面代表了上海某种阶层的人。世上没有东西是永远的,尤其是人,不能永远。小说的第一句却说尹雪艳永远不老,分明违反了生物定律。可是,我刚去了上海,回想当年所写的,名字实在取对了,尹雪艳真是永远的,现在的上海又繁荣起来了。我跟一些上海人聊天,他们对当年的繁荣情况非常骄傲,尹雪艳的确是永远不老的,她代表了一种永恒的东西。在上海南京路上看得有点眼花缭乱,我想尹雪艳又回来了,取这个名字很有意思。有很多事情,当时是想不到的。
《台北人》里面的人物,大都是中、老年人。中、老年人大都有很沉重的回忆。我当时很年轻,在那个时候写我现在的心境,好像预言一样。尤其是《冬夜》那一篇,写的是一位老教授。现在的我,就是个“冬夜”。我写《冬夜》时,大约三十岁,这样一篇一篇写下来。在写《台北人》的过程中,对自己的文化有一种悼念的感受。写小说时,身在美国,常常反思中国文化。从十九世纪后期开始,中国传统文化衰落下来,我常思考:原因在哪里。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我感受很深。我学的虽然是西洋文学,西方文学当然非常伟大,他们的传统也了不起,但同时对自己国家的传统有一种检讨、反省。写作对我来说也是一种自我的发现(self-discovery)。
我小时在香港生活,接受的是英文教育,长大后学的虽然是西方文学,热爱西方的一些文化,但骨子里好像有中国文化的根,深生在里面。愈写愈发现,自己在用字时,感到更要回归自己的传统。我从西方文学获益很多,学了很多技巧和思想。可是,在运用时,由于受到中国古典诗词的熏陶和感染,以至于古文文字上的应用,使我在笔下有意无意地表露出来。写作对我来说是一种自我检视,这包括了对文化的检讨。我们的古文明曾是这样的辉煌,在二十世纪,如果我们要拉长来看,这个文明的发展可能是一个低点。我那时的心情都反映到作品里去。这个世纪,我们有太多的动乱,文学受到太多的政治干扰,我们走的并非是一条平顺的路,所以我写作时,觉得是一种对自己的检讨。
我写小说是以人物为主的,每一篇都是。我写的常是人的困境,因为人有限制,所以人生有很多无常感。在这种无常的变动中,人怎样保持自己的一份尊严?在我小说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他们过去的一些辉煌事情、一些感情、能够保有的一些东西。正如张隆溪教授说的,文学教人同情。我写人物时,跟他们站在同一根线上。他们的困境,我想我也有。我不是站在一个比人高的位置上去批判人。我想,人的最后裁判,不是由人来做,只有神——一个更高的主宰,才能对人做出最后的判决。我们作家的职责,是要写出人的困境,人的苦处。文学对我来说,并非说教,也不只是一种艺术。如果文学能够让读者引起共鸣,引起同情,文学家已经达到目的。
本来,人生是很复杂的,要找到唯一的答案,是不大可能的。我写的那些人物,他们在道德上可能都有错失,行为方面可能也有缺失,但是我写这些人时,基本上是处在同一个水平面、同一种处境来了解。因此,写作,一方面是心理的,另一方面是表现作家的思考,对人生的看法和认识。同学们,你们不一定要成为职业作家,但写作很有意思,写自己也好,不写自己也好,总可以写一些感想。我想你们会感觉到写作时,心中有很多意料不到的想法,可能很有启发作用,我就是这个样子。我愈是写,愈对自己的认识和看法更清楚。写《台北人》写了很久,它可以说是我生命中,尤其是那几年——六五到七一年的重要结晶。六〇年代,中国大陆发生很大的变动,它记述了我那时的看法,它是我生命中的纪念。后来我也写长篇小说,现在也写散文,各式各样的。我写过一些电影剧本,一个舞台剧,各方面都尝试过,每一方面都给我一些经验。
我特别提出一点,在《台北人》中,有一篇叫《游园惊梦》,讲一个唱昆曲的名伶一生的事迹。我写这篇小说最苦,至少写了五遍,所以印象深刻。为什么我写得这样苦?就是找不到合适的技巧及形式。《台北人》可以说给我在技巧和结构上一个试验的机会。我觉得写一篇小说,题材选好了,人物也选好了,一定有个最好的表现方法。我们看一些名家的小说,觉得作者写得非常好,你自己想想,换一个方法写会不会比他写得更好?如果他的作品是经典之作,写得非常好,非常完美,你怎样也不能胜过这个方式,这个作家很可能已经选到表现这小说最合适的方法,选到最合适的语调和结构。
在座诸位如果有看过《游园惊梦》的话,知道这小说中有很多回忆。那些回忆不同于普通的回忆,因为小说中的名伶是从前在南京一个唱昆曲非常有名的歌女,叫蓝田玉。她因为想出名,后来嫁给了一个年纪比她大四十岁的将军,入了豪门当夫人。当夫人的同时,有一段时间跟一个年轻的军官发生了爱情,后来爱情破灭了,这是前一段。其后到了台湾,将军过世,爱情也破灭了,自己的身份下降了许多。有一天,她去参加一个宴会,看见从前跟她一起唱戏的朋友,她们已经嫁给一些大官,都高高在上,她反而落下来了。她很感触,想起从前的一切,这是一个简单的故事。蓝田玉想起从前的爱情、从前的地位,内心起伏非常大,尤其是听到了昆曲,用普通的回忆方式,不足以说明这位迟暮美人心中那种非常强烈的感情。
我写第一、第二遍也不好,到第三、第四次时,稿子已丢了好几桶,还是写不出来。后来我想,传统的手法不行,而且这篇小说与昆曲有关,昆曲是非常美的音乐,我想用意识流的手法把时空打乱来配合音乐上的重复节奏,效果可能会好得多。于是我试试看,第五次写,就用了这个方法跟昆曲的节奏合起来,她回忆的时候,跟音乐的节奏用文字合起来。写后我把小说念出来,知道总算找到了那种情感的强度,当时很高兴,但已过了半年。
写这篇小说非常苦恼,但完稿以后却非常高兴。所以我想,写作有一点是很重要的,老师夏济安先生也这样说过:写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写。我想:一些主题和内容,作家各有不同的想法布置,但怎样去表现一个故事,却最重要。我写《台北人》,每一篇尝试运用不同的方法、语调跟角度来写,看哪一个最好。所以写《台北人》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用最好的技巧来写一篇东西。同学可以试试。一般写小说很重视开头,可以从头说起,从尾说起,或从故事的三分之一说起,效果都不一样,你们可以试试看。我写《台北人》时,在角度和文字运用方面,感到很大的挑战。譬如写《梁父吟》,小说里的人物是革命元老,他们曾参加辛亥革命,他们讲的语言跟我们的不同,我要找到合适的、真实的语言资料。他们是我的父执辈,他们聊天的时候,我在一旁听,听他们的语调。《金大班的最后一夜》写一个上海红舞女。我曾在上海念书,会上海话,写金大班要懂上海话,不觉得吃力;但金大班是在舞场打滚的舞女,我没有这种生活经验,便要努力揣摩她的性格。可见写不同的人物时,要尝试扮演不同的角色。在写《台北人》过程中,扮作他人是一种宝贵的实验。今天晚上我还有文化沙龙的聚会,讲话就到这里为止。谢谢。
原载二〇〇〇年三月香港《明报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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