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文人对馆阁功能的清醒认知,北宋馆阁文人陈师道《谢正字启》云:“名世之士莫不由是以兴,而一代致平之功,其原盖出于此。” 南宋馆阁文人刘一止《谢馆职启》评价馆阁的功能道,“开百王盛衰之绪,为四海风化之原” ,均说明馆阁育才关乎国家兴衰成败,决定天下教化之本,因而意义重大。宋代文人对进入馆阁任职颇为看重,是他们名跻清流、人生璀璨的一次重大机遇,这种职业的责任担当,对文人的言行无疑是有约束作用的。其次,馆阁的选拔擢升除却文学才能,尤其看重品行操守。吴泳《赵彦悈授试秘书监兼崇政殿说书制》评价赵氏“行粹学古,色爽气和” ;胡寅《沈长卿秘书省正字》评价沈氏“学识明审,趋操端亮” ;刘一止《郑刚中秘书少监制》提出郑氏入选理由,乃“志节端亮,见于践更,强识博闻,足以华国” 。从诸多制词可以看出,朝廷期待馆阁文人德行卓荦不凡,成为社会的榜样楷模。
2. 育才中心的忧惧
期许之高、待遇优渥、政治上有较大的上升空间,自然使馆阁成为“功名富贵所由之途”,同时也因利益争夺不可避免地沦为“毁誉得丧必争之地” 。南宋修纂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四朝国史,自开院至成书达二十八年;中兴四朝国史前后修纂长达四十余年。除了编修文人迁谪频繁,不能专精其业,皇帝的“异论相搅”也导致拖沓难成。陆游《剑南诗稿》卷五七《书怀示子遹》云:“口言报国直妄耳,断简围坐晨至夕。道山堂东直庐冷,手种疏篁半窗碧。但虞风波起平地,岂有毫发能补益。” 从业中的焦虑与困惑、愤懑与自嘲溢于言表。南宋党争依然激烈,文人因主战主和而自然分野,因学术背景有差而党同伐异。赵鼎当政的绍兴五年至八年(1135—1138)间,程颐后学获得极大发展,同时也导致毁谤增多,赵鼎及其同党王居正、张嵲等被丑化为“伊川三魂”,以配元祐“五鬼” 。卷入党争的馆阁文人如苏轼所言,“虽绝异之资,犹有不任之惧” 。在使命与恐惧中前行,需要一些休闲的手段来调适,“休闲既是一种存在的方式”,“更是一种生存的境界与参悟宇宙人生的生命智慧” 。
3. 社会的良好期待
社会期许馆阁文人器识远大、德行美好,成为群英中的楷模。而且铸就文化精神,锤炼人文品格,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劲中坚,傅察《贺曾叔夏除秘书少监启》曰:“矧典领于庶事,将模楷于群英。非博物洽闻,学总万方之略,而成德懿行,身兼数器之长,曷穆师言,用当帝眷?” 胡寅《答李校书启》云:“尝谓西昆册府,南极星躔,集冠冕之名流,实朝廷之妙选……既富之简编,使博其闻见,以尽卓约之守;又淹之岁月,使积其进修,而期器业之成。凡风望之所加,寔纪纲之攸赖。进居廊庙,必能熙帝载而亮天工;退处江湖,亦可立懦夫而敦薄俗。” 胡氏以为,馆阁的功能乃萃集天下英杰,精心培育其政事之才,涵养德行器识,以期为朝廷竭忠尽智。并且依赖其博古通今的才华和卓然独立的品行,呈现对社会风气的干预引领。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无疑会成为他们规范行为、爱惜声誉的正能量。
在国家储才育才的良好愿景下,不可否认潜伏着被权臣操控左右的国家命运之风雨飘摇和被排挤损害的个体遭际之恐惧失望。这种张力,致使南宋馆阁的休闲文化,轻松里有着沉重,游戏里有着克制,随意里有着规矩。
三、南宋馆阁休闲文化的价值意义
馆阁文人以植物花卉为主题的酬唱赠答,在“以物比德”中宣扬了南宋馆阁休闲文化的文雅精致。馆中及名园芳苑的雅集聚会,既有舒心徜徉于山水之美,体悟自然之妙与禅定之趣,又有守望相助中真诚无伪的道义之乐。才情滚滚、巧发捷对中的个性彰显,语言游戏、益智游戏,随兴读书、品书鉴画等,使他们在生存压力和理想光辉中找到平衡。南宋馆阁内涵丰富的题名,与其说是馆阁物质空间的美化营造,不如说是馆阁精神文化的期许标识。道山西昆和贤才荟萃的人文生态得天独厚,为馆阁休闲营造了高品质的文化基础。育才中心与毁誉得丧的政治生态,使馆阁文人职业崇高的精进动力与生存危机的韬光养晦均被激发出来,塑造着休闲文化的多维样态。
生态环境于人既是压力规范,又是动力契机,需要从容应对和权宜调适。馆阁文人虽是流动的,但馆阁工作环境却是固定的,俗语有云“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馆阁休闲文化自然就通过工作场域确立下来,文化精神也是代代相传且辐射开来。南宋馆阁休闲文化整体看来,物质的享受被轻描淡写,精神的丰盈被痴迷钟情;疏离于功利性,执着于审美性。遵从适度的游戏性与情致性,与南宋一般文人士夫的休闲既有重合,更有区别:更加中规中矩,远离奢华浓烈,强调理性收敛,讲求道义之乐,注重身份标识。这种文化品格,既有馆阁自然生态、人文生态、政治生态的滋育和淬炼,又有儒家思想对知识分子的照耀与约束。既显馆阁制度的外在规约,又显馆阁文人自我品质的内在追求,同时亦回应了社会对知识精英德行才华的价值诉求。
评论 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