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宗日历:第一次编修510卷,重修500卷。《南宋馆阁续录》卷四载:“(嘉泰)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国史日历所上《宁宗皇帝日历》五百一十卷。”小注:“先是,嘉泰二年七月,秘书监曾㬇等言:‘见修《今上皇帝日历》,起自绍熙五年七月登极,迄今九年,至嘉泰元年十二月,见行编修,乞责限修纂成书。’得旨,限一季。至是书成。” 第二次重修500卷,《南宋馆阁续录》卷四载:“同日(嘉定十四年五月九日),国史日历所上《重修宁宗皇帝日历》五百卷。” 《宋史》卷二〇三著录:“《宁宗日历》五百一十卷,重修五百卷。”
从以上所述可见,南宋所修日历,“莫详于建炎、绍兴之所录” ,这与汪藻建言朝廷选人编修建炎以至绍兴年间的日历有很大关系,汪藻《乞修日历状》提出不可不纂述的五大理由:其一,史官当广记备言,以垂一代大典,“若太上皇帝、渊圣皇帝及陛下建炎改元,至今三十余年,并无日历。乞诏有司纂述,未见施行……若旷三十年之久,漫无一字之传,将何以示来世乎?”其二,作为中兴之君,“乃一代典章,残缺如此,恐于理未安”。其三,若无书纪实,“徒见一朝陵迟之祸亟,不知二圣积累之功深。兹事非轻,群臣当任其责”。其四,史官之责无所不录,若无记载,则朝廷设置、豪杰谋略、政事兴废湮没无闻,不具规范和奖励性质,“一法弛而不书则一法熄,一事略而不载则一事隳。且当时群臣,间有在者。以为忠贤耶,不条其懿行,安知其可嘉?以为邪佞耶,不条其宿奸,安知其可弃?苟因散逸,遂废其书,岂孔子及阙文之义哉?”其五,由于风俗衰薄、公论不立,士大夫往往凭个人爱憎著书立说,造成舆论混淆、是非颠倒,“则数世之后,信以传信,疑以传疑,是非混淆,白黑颠倒,小人之说行而君子受其诬矣,可不惧哉?”
3. 实录
神宗皇帝实录:南宋第一次重修200卷。绍兴五年(1135)九月十五日,“监修国史赵鼎进呈《重修实录》五十卷”,绍兴六年正月进全本,“史馆上《重修神宗皇帝实录》二百卷” 。前后预修的人员,有修撰范冲,直史馆任申先,著作佐郎张九成、李公懋,校勘李弥正、喻樗、合(胡)珵、王苹、邓名世等,前史官常同、王居正、刘大中、熊彦诗、环中 。第二次修改,规模较小,以增补史实为主。《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一一记载,“绍兴七年六月丙申,御笔:‘史馆重修《神宗皇帝实录》,尚有详略失中,去取未当,恐不可垂信传后。宜令本馆更加研考,逐项贴说进入,以俟亲览。’先是,秘书著作郎何抡面对,乞刊正《新录》(范冲所修)讹谬” 。此次参与人员,有著作郎何抡、著作郎兼史馆校勘张嵲、秘书省正字兼史馆校勘李弥正、胡珵等。蔡崇榜认为,“此次重修的结局,大概由于只是何抡所进朱墨本增补史实,‘修整’《新录》。‘别无同异之嫌’,所以工作量不大,很快即告完成” 。
哲宗实录:150卷。绍兴八年九月,“史馆上《重修哲宗皇帝实录》一百五十卷” 。参与人员,有左仆射监修赵鼎,修撰勾涛,秘书少监尹焞,著作郎张嵲,佐郎胡珵,校勘朱松、李弥正、高闶、范如圭(一作“珪”)等,重修之因,“先是,宰臣朱胜非言,《哲宗实录》经京、卞之手,议论不公,遂诏史官看详重修。后邵溥(当为博)上其父伯温《辨诬》,王铚上《元祐八年补录》,送史馆参修。初《旧录》系二百卷,勾涛言请依《英宗实录》例目通融裁减卷帙” 。王明清《挥麈录·后录》卷一云:“(徐)度在馆中时,见重修《哲宗实录》。其旧书,崇宁间帅多贵游子弟以预讨论,于一时名臣行事既多所略,而新书复因之。于时急于成书、不复广加捜访,有一传而仅载历官先后者,且据逐人碑志,有传中合书名犹云‘公’者,读之使人不能无恨。” 重修的《实录》,由于急于成书、搜访不广,故而疏漏颇多。重修之因,缘于《旧录》多载蔡京等人对元祐大臣的诋毁之词,议论偏颇。
徽宗实录:前后编修三次,第一次进60卷,第二次150卷,第三次200卷。《玉海》卷四八记载较详,如下:
绍兴七年,诏修(《徽宗实录》)。八年秋,即史馆开实录院。十一年七月戊戌,进六十卷(自元符三年至大观四年。)……所修疏略。二十八年二月癸巳,修撰贺允中等请重修大观以前实录。八月戊戌十一日,提举汤思退等上一百五十卷,以左仆射沈该为礼仪使(自八年秋开院,逾二十年乃成,再加增润,犹多疏略。)……癸卯,思退迁左正奉大夫,丙午同修国史周麟之奏副本在有司者,宜谨其藏,不许关借传写……(乾道)五年十二月,秘书少监李焘请重修徽录。六年置院重修。淳熙四年三月九日,上重修《徽录》二百卷,《考异》二十五卷,《目录》二十五卷,进呈如二十八年之制。(焘荐吕祖谦为检讨,审订增削数百条,书遂成。汪藻纂元符以来诏旨,至宣和凡八百六十五卷,实录所取十盖七八,然犹多脱略,焘增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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