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深爱对方,为什么听不到彼此呼唤关注和情感联结的心声,并以关爱的态度回应对方呢?因为太多时候,我们没有关注伴侣。我们分身不暇或忙于个人事务。我们不知道如何表达依恋之语,不能清楚说出我们的需求和关心。我们时常语带犹豫,因为内心充满矛盾,不确定自己想要什么。或是因为我们对彼此的关系缺乏信心与安全感,向对方索取情感联结时,带着愤怒和沮丧的情绪。结果请求变成强求,求而不得的拥抱变成权力斗争。于是,一些人试图压抑对亲密情感的自然渴望,转而专注于那些只能有限表达我们需求的行为,常见的就是专注于性生活。我们想要传达的信息被伪装和扭曲,这阻止我们表露自己真正的渴望,也使我们的伴侣更难做出回应。
伴侣间失去情感联结的时间越长,他们的互动就会变得越消极。研究者已经识别出多种具有破坏性的互动模式,并分别为其命名。我把其中最基本的3种模式称为魔鬼式对话。它们分别是“揪出坏蛋”(find the bad guy)、“抗议之舞”(the protest polka)和“冻结与逃离”(freeze and flee),我将在后续的“对话1:识别魔鬼式对话”一章中进行详述。
“抗议之舞”是3种模式中最为常见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伴侣一方变得挑剔、具有攻击性,另一方则变得疏远、具有防御性。位于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的心理学家约翰·戈特曼(John Gottman)发现,新婚头几年就陷入这种模式的伴侣,有80%以上概率在4~5年内离婚。
让我们看一对伴侣的例子。因为吉姆经常在约会时迟到,卡罗尔和吉姆已经争吵了很长一段时间。在我办公室进行的一次咨询中,卡罗尔因为吉姆最近的一次过失(他没有按时赴约看电影)对他发牢骚。“你怎么老是迟到?”她质问道,“难道你不在乎我们有个约会吗?我总是在等你,而你总是让我失望。”吉姆冷淡地回应道:“我走不开。如果你又要开始唠叨,那我们应该回家,不要约会了。”卡罗尔继续列举吉姆迟到的例子作为反击。吉姆开始一一辩驳她的“清单”,然后突然住口,面无表情,一言不发。
在这场永无休止的争执中,吉姆和卡罗尔其实被困在了他们争吵的内容中。吉姆上一次迟到是在什么时候?是上周还是几个月前?他们陷入两极化思维的死胡同中,探讨着“到底发生了什么”——谁说的内容更“准确”,“谁的过错更大”。他们坚信问题要么是他不负责任,要么就是她唠叨太多。
然而,他们为何事争吵,其实并不重要。在我办公室进行的另一次咨询中,卡罗尔和吉姆为吉姆不愿讨论他们之间的关系而开始争吵起来。“说这些只会让我们陷入争吵,”吉姆喊道,“这么做有什么意义呢?我们一直在原地打转,这让人很受挫。而且,最后一定都是我的‘缺点’。只有过性生活的时候,我才感觉我们更亲近一些。”卡罗尔摇了摇头:“我们连话都不说,我怎么可能想有性生活!”
所以究竟发生了什么?卡罗尔和吉姆以攻击-退缩(attackwithdraw)的方式处理“迟到”问题,这又衍生出另外两个问题——“我们不交流”和“我们没有性生活”。他们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中,彼此的反应又创造了更多负面的回应和情绪。卡罗尔越是责怪吉姆,他就越退缩。而他越是退缩,她的攻击就越疯狂、尖刻。
到最后,无论是为何事争吵都变得毫无意义。当伴侣关系走到这一步时,他们之间充满了怨恨、戒备和疏离。他们会通过负面的眼光来看待每一个差异和分歧。无心之语,被听成威胁。无意之举,被解读为最坏的意图。他们会被沉重的恐惧和疑虑所吞噬,时刻保持警惕和防备。即使他们有心亲近对方,也难以做到。吉姆的遭遇,恰好可以用美国“臭名昭著的樱桃炸弹”(Notorious Cherry Bombs)合唱团的一句歌词来概括:“难以在夜晚亲吻一整天谩骂我的嘴唇。”
伴侣偶尔能看到他们陷入了魔鬼式对话——吉姆告诉我,在卡罗尔开口之前,他其实“知道”他会听到自己如何让她失望,所以他竖起了一道“防火墙”,以免被“烧伤”,但是这种对话已经成为一种强迫性的自动反应模式,他们根本停不下来。然而,大多数伴侣并未意识到这种模式已经牢牢控制了他们的关系。
当感到愤怒和受挫时,伴侣们常会胡乱寻找答案。他们要么认定对方既冷酷又无情,要么将过错归咎于自己。“也许是我自身出了什么问题,”卡罗尔告诉我,“就像我妈妈过去常说,爱我是件辛苦的事。”于是他们得出结论,世界上没有人值得信任,爱就是一个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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