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在最初被任命为江苏巡抚的时候,仅仅有虚名,却不能到任;后来被任命为直隶总督,也仅有虚名,也不能到任。难道真是造化在里面捉弄他?即使这样今昔的变化也给人一种气短的感觉。
李鸿章担任两广总督还不到一年,便有了义和团事件。义和团因何而起呢?是戊戌维新变法的反作用力引起的。最初的时候,光绪皇帝因为维新惹怒了太后,八月政变之后,六君子惨遭杀害。小人们都活动起来,康有为逃到了英国,梁启超逃到了日本。满朝都是顽固党,本来都将外国人看成是仇人,又不懂得国际公法,认为外国将要和康梁党徒合起来算计自己,于是对外国人的怨恨越来越深。而中国北方的人民,从天津教案到胶州被德国占领以来,对外国人的愤恨不满之气,也积蓄了很久,于是借用迷信手法,趁着机会兴起。顽固党认为可以借这些人达到自己的目的,便加以利用。因此义和团实际上是政府和民间势力的联合体,但他们的目标是不一样的:民间势力的目的都出于公心,愚蠢而没有谋略,令人感到可怜;政府则完全出于私心,做了这样狂悖而倒行逆施的事情,全天下人都恨他们。
假如当时让李鸿章管理直隶省,那么这一场大祸也许可以避免,也许祸乱爆发的时候,李鸿章比许景澄、袁昶等人更早受难,这都是未知的事情。但上天偏偏不让这场祸乱早日平定,偏偏不让李鸿章早死。就像要为李鸿章专门设立一个位置,让他一生的历史成就一个更大的结果。等到六月之后,八国联军兵临城下,于是李鸿章再次被任命为全权议和大臣。
那个时候,有人为李鸿章出主意,要他拥两广地盘自立,在亚洲开创一个新政体,这是上策;率军北上,勤王剿灭义和团,作为对各国的答复,这是中策;奉皇帝命令进京,投身入虎口,像顽固党所希望的那样,这是下策。不过,实行第一条意见,必须要有超乎寻常的学识、超乎寻常的气魄,才可以实行,李鸿章实在不是这样的人。他在四十年前的壮年时代,尚且不敢做出破格举动,何况现在一个八十岁的老翁岂能做到?因此说这话的人,实在不知道李鸿章是什么样的人。第二条意见比较符合实际,但当时的广东,实际上一支能打仗的部队也没有,而且这个举动也有嫌疑,万一有和李鸿章不和的大臣,弹劾李鸿章率军作乱,将会将他陷于骑虎难下的境地,李鸿章将会极为困难!而且他每天都想着苟且、迁就,来保全自己的身份名声,他自己也不会选择这样做。不过,他也仔细地考虑了第三条意见,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他知道自己一个人进京或许会发生意外,因此故意拖延,他也知道京城不被攻破,和议也绝不会成功,因此在上海逗留了几个月,迟迟不动身。
皇帝和太后逃到西安之后,才正式开始和议。这次和议虽然不如去日本那次艰险,但中间的麻烦和波折却更多。李鸿章在和谈期间,保持了清醒的头脑,慢慢地商量讨论。多亏各国都厌倦动乱局面急于安定,朝廷也有悔过的意思,便在光绪二十七年七月,签订了以下十二条条约:
第一款 中国派醇亲王载沣赴德国向德皇就德国大使被杀一事道歉,在德国大使遇害处建碑纪念。
一、大德国钦差大臣克林德男爵被杀害一事,先前已经在西历本年六月初九日,即中历四月二十三日,奉谕旨(附件二)任命醇亲王载沣为头等专使大臣,前往大德国大皇帝前,代表大清国大皇帝及国家表示惋惜之意。醇亲王已经遵旨,在西历本年七月十二日即中历五月二十七日,从北京启程。
二、大清国业已声明,在克林德遇害处竖立铭志之碑,与克林德大臣的身份、地位相匹配,上面记述大清国大皇帝哀悼纪念的圣旨,用拉丁文、德文、汉语记述。先前于西历本年七月二十二日,即中历六月初七日,经大清国钦差全权大臣发文,到大德国钦差全权大臣处(附件三)。现在克林德男爵遇害处建立一座牌坊,占满那条街,已于西历本年六月二十五日,即中历五月初十日开始动工。

●《点石斋画报·世产派捐》。上海英美租界当局向中国民众征收高额赋税,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
第二款 鼓励义和团的大臣遭受惩罚,反战大臣、反对利用义和团的大臣加以复职或受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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