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李鸿章传》
章立凡
无论生前身后,李鸿章都是个极富争议的人物。上中学的年代,历史老师口中的“大汉奸、卖国贼李鸿章”,至今言犹在耳。二十多年前读到梁启超撰写的《李鸿章传》,正值国家改革开放之初,顿觉眼目一新,感到此传对洋务运动及李鸿章其人,有着不同以往的全新视角。细品之,则非梁启超之视角“不同以往”,乃敝人受哺狼奶多年,有幸恢复了人类的独立思考而已。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重读此传,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一 维新派眼中之洋务派
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辛丑条约》签订后两月,心力交瘁的李鸿章溘然辞世;近两个月后,流亡海外三年的梁启超完成了这篇传记。是年二十九岁的梁氏,以通缉在案的维新派流亡领袖身份,为七十八岁的在朝洋务派领袖作传,其间大有深意焉。维新运动是洋务运动的继续,两者有着血脉上的传承关系,如果将洋务运动视为经济改革,则维新运动当然是政治改革。两者的失败皆有其历史之必然性。作者自称:“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惺惺相惜之情与流亡臣子的孤愤,溢于言表,既悲逝者,亦是自悲。
这一年,梁启超先后创办了《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除撰写李鸿章的传记外,他还为老师康有为写了《南海康先生传》,并开始自号“饮冰子”。以“饮冰”自励,为洋务派和维新派的两位先进作传,可视为对1860年“自强运动”至庚子之变四十年间历史的冷静反思。梁启超视李鸿章为中国近四十年第一流的关键人物,因此自己的这部著作,也可以视为同治光绪以来的大事记。
洋务派冀望利用西方先进的技术维护专制统治,改革以不触动封建专制制度为限,这完全是一厢情愿的“技治主义”思维。对此,梁启超问道:李鸿章真的知道洋务吗?为什么他国通过洋务富强了,而我国大办洋务之后却衰落了呢?在历数李鸿章所办洋务各案后,他提出了自己的答案:“李鸿章实不知国务之人也。不知国家之为何物,不知国家与政府有若何之关系,不知政府与人民有若何之权限,不知大臣当尽之责任。”李以为中国的政治、教化、文明、物产、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不如人的无非枪炮、轮船、铁路、机器罢了,只需学会这些,就万事大吉了。其实这是东施效颦、邯郸学步而已,没有真正懂得西方富强的原因。
但梁启超也指出,透过李氏奏折中对现状的深切忧虑,可知其见识也确有过人之处:李鸿章深知中国处于“三千年来一大变局”,因循现状是无法苟且偷安的,希望找到安内制外的长久良方;如不变法维新,那么战和守都靠不住;抱定门户之见则积习难除,终将一事无成;偌大一个中国,越来越缺乏人才,将永无自强自立之日。李氏的历史局限性在于:“不知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也不知西方国家能够化除门户之见,通过新的宪政走向富强,其改革动力来自下面而不是上面。他批评李鸿章“不学无术”,未能利用其地位及影响力,推动历史潮流,叹息李氏“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也”。
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倡导“作育新民”,以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为己任,这一任务历时百年仍未完成。历史常有轮回,当此“大国崛起”雄心万丈之际,民族主义甚嚣尘上,那种“以为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的封建沉渣,也重新泛起。“不知国家之为何物,不知国家与政府有若何之关系,不知政府与人民有若何之权限,不知大臣(时髦的说法已变成了‘公仆’)当尽之责任”者,仍大有人在。不学必然无术,身处晚清变局百年后的“学习型社会”,社会转型仍未完成,学习的方向和方法依然不明。
二 弱国外交之辨
李鸿章谤满天下,始因甲午之役北洋水师覆灭,继之以外交连连失败,以“卖国贼”之罪名钉在历史耻辱柱上,为时已逾百年。而梁启超记述之轶闻中,谈及李氏与洋人交涉,态度尤为轻侮,视其为市侩之徒。认为洋人既然逐利而来,我也要把握算盘,与之计较争利。这倒很像阿Q的“精神胜利法”,可为中国人的“国民性”做一注脚。
对李氏之外交风格,西人反倒有“大手段之外交家”的赞誉,但梁启超持相反评价,称之为“小狡狯之外交家”。他认为外交手段狡狯,并不代表外交家品德恶劣;在国家间的生存竞争中,外交家只能唯利是图。李鸿章的外交手段,在中国虽然算得上一流,但在世界级的外交家中并不出色,李惯用手法“专以联某国制某国为主”,而所谓联合,又不靠平时交往维系,不过临时挑唆而已。这种外交思想,不外乎《战国策》伎俩的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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