订出金融规范是一件事,要让人们遵循法律的精神又是另一件事。所谓「法规套利」(regulatory arbitrage),指的是金融从业人员试图规避规范;金融法律的历史有多久,法规套利的历史就有多久。汉摩拉比或许订出了可合法收取的利率上限,但是他没有规定期间。债权人可以把合法的利率上限套用到短至一个月期间,这样一来,换算下来的年利率就高得不得了。巴比伦有一笔贷放规定的逾期偿付罚款的年化利率就达260%,与现代信用卡发行组织收取的费用相等。 (注42) 一本会计帐上记录了一笔依希查利城(Ishchali)的借贷,没有载明条件,「很巧妙地隐藏了收取的利息金额以及真实利率,不让国王派出的市场警察察觉。」 (注43) 试着规避金融法规,引来了更多规范。比方说,西元前17世纪官方就制定了一条命令,禁止人们试着把附息的借贷伪装成购买商品预付款。 (注44)
如何决定利率水准,仍是经济学界最难解的问题之一。有人认为,利率出自实质资产的报酬,比方说农地的产出剩余、产业的获利能力,或者从更一般的角度来说,是基于整个经济体的生产力成长。有些人则把利率归因于人口成长率或是国民所得的变化率(这是考虑人口与生产力变化之后的国内生产毛额年度变化率)。有些人主张,利率要反映出社会整体的耐心程度、或说是时间偏好,也有些人主张影响利率的主要是货币因素。
古代的经验并未强力支持以上任何一项利率理论。我们已经看到,巴比伦有两种标准借贷利率(白银为20%,大麦为33.33%),至少从乌尔第三王朝(Ur III)初期一直到汉摩拉比过世(约西元前2100年到1750年),这两种利率几百年都没变过。巴比伦的利率非常稳定,这代表不可能仅由经济因素决定利率。 (注45) 古希腊的利率也有好几百年都固定不变。从西元前第5世纪到第2世纪,提洛岛(Delos)的阿波罗神庙规定的借贷收取利率为10%。 (注46)
几个世纪下来,古代世界的利率明显下跌,但导致这股长期跌势的因素看来比较多是因为衡量标准的改变,比较无关乎经济因素。在巴比伦的六十进位制之下,借贷白银时收取的利率为每个月六十分之一。希腊人引进十进位制,他们收取的标准利率是每年10%。罗马使用十二进位制,利息通常是本金的十二分之一,或者说年利率8.33%。 (注47) 凯因斯在写《货币论》(Treatise on Money)时研究巴比伦的货币史,他认为决定利率的是惯例,而非市场力量。他的门徒乔安‧罗宾森(Joan Robinson)说了,利息会发出一种「妙妙猫的傻笑……在造成影响的环境因素完全消失之后,咧嘴傻笑却仍在」。 (注48) 马克思的看法也雷同,他写道:「比起竞争本身,惯例、司法传统等等更能决定平均利率。」 (注49)
从西元前3000年到1000年间的借贷证据来看,马克思的结论显得很有道理。即便在现代,惯例在决定利率水准这件事上仍有一定的作用力,荷马和西拉就观察到:
直到近期,美国许多种利率的变动可说是平静无波。6%的利率至少维持了两百年,针对高利贷所做的限制也一直维持着,直到1960年代才有变化。远离货币市场中心与「大企业」的银行,针对放款收取的利息利率长期都相对平稳。 (注50)
国际清算银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近期研究指出,过去约百年来的利率因为不同货币制度性质(例如金本位〔Gold Standard〕、金兑换本位〔Gold Exchange Standard〕、布列敦森林〔Bretton Woods〕和美元本位〔Dollar Standard〕)而受到的影响,远大于个人存款和投资决策这类经济因素。 (注51)
但同样明显的是,古代的利率也并非全由惯例和法律决定。经济学家莫里斯‧席尔佛(Morris Silver)主张,古代的贷放市场会回应信贷供需的变化。 (注52) 我们已经看到,美索不达米亚有很多私人债权人,想必这些人都需要拿到相当具吸引力的报酬,才会有诱因从事借贷。以神庙之名操作的贷放,利率通常低于个人操作的贷放。这很可能是早期的标准化公共贷放范例,也有可能是因为来跟神庙借钱的都是比较优良的债务人;说到底,没有人想要对神明赖帐。借贷大麦的利率比较高,很可能反映出借贷当时大麦很稀有,但等到收获季过后要偿还时,大麦就变得又多又便宜。 (注53)
评论 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