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家大病初愈,拖着沉沉的脚步来了。朱兰刚刚放下杯子走开,他的两腿就弯屈下来,被我赶紧扶住。我请他坐在椅子上,他搓搓发白的胡须还是站起,嘴唇抖得厉害。我问他近期是否按时服药?他点头,泪水涌出。原来在我频频出门的日子里灾殃降临了:他唯一的儿子肖琦被绑匪劫了。为了不增加主人的忧烦,他暗中求助了许多人,甚至还给海防营的一个协管送了银两。残忍的劫匪在最后时限差人送来了一根血淋淋的手指,万分绝望之时,他动用府里银两赎回了儿子。
那个危急的时刻恰好我在小白花胡同。这笔钱的数目确实有些大了。我一遍遍安慰他,最后却吐出一句不太妥当的话:“救命才是要紧的,反正季府的钱财是留不下的,最后不是给了革命党,就是给了土匪和清廷。”肖耘雨说他将用一生的劳作来报答府上,从今以后不取一两薪资。我有些难受,不知用了多少话去安抚他。他离开了,那弓下的脊背令人痛楚。其实父亲早将家业交付了这个人,他不负重托,兢兢业业呕心沥血。他父子两代都有记账的习惯,除了留下细致的物资往还账目,还有一部自父辈就开始了的翔实“手记”,上面写了府中及半岛诸多大事,将来重修府志可省却许多麻烦。
整整多半天我都在想肖耘雨的不幸,还有危乱的时局与季府的命运。我不知道他那部续写的“手记”中,新的季府老爷会是怎样一副荒唐的面孔。他的那些文字从不示人,因为不仅仅关涉到季府。我确信这位管家绝非一般渊源,基本上可以判定,父亲晚年愈来愈接近革命党的头面人物,与两代管家施加的影响有绝大关系。父亲晚年被难以破解的矛盾缠住,一方面认为这个动乱之期最值得做的就是养生,另一方面又一步步靠近革命。
整个秋天都吹拂着血腥气。海防营有了三艘火轮舰艇,守城士兵从青州旗城调来了一队精锐。接着又有西郊兵营哗变的消息,传言府衙道台康永德的一位爱将被暴民吊死在树上。康永德与季府素有旧谊,这条讯息因为涉及这位府中老友,引起了波动,最后却证明那个消息弄颠倒了:是造反的村民被吊打致死。城里报纸大字刊出的是南方革命党起事失败,记忆中这已经是第十三次举义了。
多事之秋令人无法平静,也就谈不上日常持守。乱世据说从来都是一部分人蓄养生命的良机,但要找到好的避世之地才行。我幻想那些遁于深山的高人们宽袍广袖,居茅屋饮流泉,食松仁茯苓,自然是不可企及之境。可叹赫赫一个季府,物质拖累实在太大了,它注定了与那片没有纷争的荒野无缘,也只好让自己的内心荒凉起来。我庆幸这迟来的觉悟,恨不得让心中一夜之间生满芜草。
邱琪芝很少谈论时局,仿佛是一个局外人。我因此而颇感惊讶,因为无论是本城哗变还是城郊杀戮,在他那儿好像什么都不曾发生过,若无其事。他大概为了将我的注意力引回这间屋子,说:“一些事情总要发生,然后又过去,几千年都是如此。我们做的是更大的事情。”
我们一直在切磋人的长生,事关永恒。
半岛地区是这个至大学问的发源地,而我们是为数极少的承续者,因而具有无可比拟的意义。在遍地哀号血流成河之时,有一部分人毫不为之动容,因为他们面对的只有永恒。“可是,如果大家最后都难逃一死,那又怎么办呢?”我双唇哆嗦着问。
邱琪芝唯一一次因为生气而提高了声音:“你真的怀疑自己?你真的认为死是理所当然的?”
我直视着他:“我不怀疑。我相信父亲临终前所说的,‘没有比死再荒谬的事了’。”
在父亲的藏书中有两部分被禁:内容淫邪荒谬者;暗中传入的时新小册子。后者内容芜杂,它们不尽是有关时政的内容,还有一些纯属西洋奇巧之类,如药物提炼、酿酒和选矿的书籍。我想这大概是因为事务繁杂,一时来不及整理的缘故。这对我却构成了强烈的吸引,翻找中常有欣喜的发现,比如其中的一本哑语教学书即让我如获至宝。一连许多天我都在揣摩上面的题例和图解,和朱兰一起演示起来。
“费这么多功夫不值得,咱很少和哑巴打交道。”朱兰说。
我反驳:“这比学会跟洋人说话更有意义。”
其实我的洋文在新式学堂里是最好的,时常得到王保鹤先生的赞许。我想念这位德高望重的长者,自父亲去世后他就很少来季府了。因为伴读的原因,朱兰偶尔也能与我用洋文交流几句,而今我们又可以比比画画打几句哑语了。我有一次不知为什么比画出这样一句,让朱兰的脸红到了脖子:“你啊,真是俊美。”
试验哑语能力到底如何,自然有一个最好的交谈者。事实上我每做出一个手势,无不在想着一个人:白菊。她开阔的嘴巴有一种举世无双的美艳,完整地涵盖了我贫瘠的双唇,那个时刻所有的语言都是多余的,所以她才选择了天生的无语。实在需要交谈的只是空余的时间,是有无皆可的补充,但这对于我们仍然是重要的。她除了躯体的表达之外,还有一些热烈而深情的赞许是通过灵巧的手指发出的,那在很长时间里都让我感到痴迷。有些动作的含意是显而易见的,比如说那些直截了当的赞美;而另一些细微别致、用尽心思才能说出的女性特有的细腻巧话,则令我似懂非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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