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研究和整理中国的传统气功,就要首先弄清它的起源及其发展过程。从研究它的起源和发展过程来揭示它的发展规律,以便能够自觉地按照它的发展规律去从事研究和整理工作,才能去掉盲目性,提高自觉性。同时,也只有从气功的起源及其发展过程这一总体高度,才能看清每一种功法的来龙去脉,从而辨别其真伪、好坏。
这就是我们研究气功必须首先要研究它的起源及其发展过程的目的和意义。
中国气功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问。早在大约五千年前,在我国即已产生。这可以从1975年青海乐都地区柳湾三坪台出土的马家窑文化时期的一件彩陶上彩绘的人像的形象得到证明。这个陶罐大约产于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在陶罐腹部正中绘画着一个练功人的形象。由于当时还没有文字,我们现在只能就这一图像,作些猜想式的说明。图像表现为:二目微闭;口形张开似圆,微向外翻;腹部隆起,双手张开置于下腹两侧;双脚平行分开比肩略宽,两下肢呈弯屈状态。从此图像来看,这是一个站立姿势的导引行气练功人的形象,则是无疑的了。
再根据《吕氏春秋·古乐篇》的记载:远在陶唐氏(尧所属的氏族部落)之始,天多阴雨,河水泛滥,潮湿阴冷,引起人们气滞血淤,筋骨蜷缩不舒,“故作舞以宣导之”。“作舞”是古代导引的最初形式。可见“导引”是远古人与大自然恶劣环境和自身疾病作斗争的产物。这虽属后人记载的传说,但也可以作为间接的证明。
由此可见,气功不是由哪一个人所创造,而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在与人体本身的疾病作斗争中,在与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中逐步总结经验,而逐渐形成的一种健身防病的手段。从一开始它就是作为医疗的一种手段而产生的,比任何宗教都要早得多,不带有任何迷信的色彩,所有的迷信色彩都是后人给加上的。所以,我们学习气功和研究气功,首先就要弄清气功的起源,只有这样,才能把气功建立在牢固的科学的基础之上,才能使气功事业沿着健康的道路发展下去。
下面分三个时期加以论述。建国后时期单独论述。
一、春秋战国时期气功已经逐渐成熟和普及
到了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导引”就已经很普及了。我国最早的医学古籍《黄帝内经》就有这方面的记载,如《灵枢·病传篇》中记载的当时通用的治病方法就有,导引行气、按摩、用药热熨、针灸、汤药等等。在这五种治病方法中,导引行气法排在五法之首,而汤药却排在最后。现在人们在医病时,首先依靠用药,在用药无效时,才转而寻找导引行气,即气功疗法。
值得重视的是后世发现的战国时期的一件玉制品《行气玉铭》(旧称《行气玉佩铭》),这是一个玉制的十二面体中空的文物,上面共刻有45个字。这是至今发现我国关于气功的最早的一篇古文献。郭沫若对铭文以今天通用文字译述如下,“行气,深则蓄,蓄则伸,伸则下,下则定,定则固,固则萌,萌则长,长则退,退则天。天几舂在上,地几舂在下。顺则生,逆则死。”
后来又有许多人对铭文作了进一步的考证,提出了一些不同的意见。这里我们不作详细的介绍。只指出:这个铭文的记载,是我国有文字以来,对“导引行气”表达得最为明确的文献,实在是研究我国气功发展史的一件珍贵的文物。这个实物一直保存至今(在天津博物馆珍藏),实在难得。我们可以设想,古人把导引行气法刻在玉制品上,是想留传给后世,铭文未留个人的姓名,可见气功不是哪一个人创造的,它是群体经验的总结。它不留名,可见古人风格很高,不在个人的名利上兜圈子。如果作为个人私产只传给子孙,这是不对的,而传给大众,公诸于世才是正确的。至于铭文的功法,争论很多,有的说是小周天功法,有的说是中脉功法,我赞成后者。
我们说,春秋战国时期,气功的发展已渐成熟,还表现在它的普及上。这不仅表现在医学著作上的论述和记载,而且表现在诸子百家,以及文学著作中。诸子百家著作如《老子》、《庄子》、《韩非子》、《列子》、《管子》以及文学著作如屈原《离骚》中的《远游》等都是很有研究价值的气功古文献。清代王夫之对《远游》的评价很高,他说:“此篇之旨,融贯玄宗,魏伯阳以下诸人之说,皆本于此。” (1)
二、西、东两汉及魏晋南北朝时期气功的特点
西汉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气功文献就是《导引图》及《却谷食气篇》。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了久已亡佚的《导引图》。经复原后共有44个人像,男子约为21幅,女子约为23幅。因有些图不好辨认,所以男21个人,女23个人,也只是大体的区别而已。
从姿势上,大体可分为:站式26,前屈式7,行走式5,蹲式3,跪式2,弓步式1。从图中可以看出这幅图表明通过一定的姿势,运用意念,配合呼吸,并按照一定的经络路线运行内炁,还可以配合发出一定的声音,达到治病健身的目的。所以,导引是一种综合性的治病强身的有效手段。它是有动有静,动静结合,意念、呼吸、肢体、吐音等兼而有之的治疗方法。绝不能把导引只理解为肢体运动加呼吸运动的简单的结合。东汉华佗对汉以前的导引式进行了综合整理并创编了“五禽戏”,对我国导引的发展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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