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感受上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西方人,因此必定会深深感受到这部中国著作的奇特。对东方宗教和哲学的一些了解的确有助于我的理智和直觉在一定程度上理解这些思想,正如我可以从“民族学”或“比较宗教史”的角度去理解原始宗教的悖谬。当然,这是以西方的方式把人的心灵隐藏在所谓科学理解的外衣之下,这一方面是因为“学者那种可怜的虚荣心”惧怕并且拒绝显示出任何生动参与的迹象,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对外来精神的情感投入可能会变成一种愈发深挚的体验。所谓的科学客观性必定会把这部经典留给汉学家去施展其语文学技巧,他们将心怀嫉妒地阻止对它作其他任何解释。但卫礼贤(Richard Wilhelm)深深地洞悉了中国智慧那神秘莫测的活力,他不允许这样一颗极富洞见的宝珠消失在专业科学的抽屉中。他请我为之撰写一篇心理学评述,这让我倍感荣幸和愉悦。
虽然这样一来,这颗精美的宝珠会有陷入另一门专业科学抽屉的危险,但任何想要贬低西方科学功绩的人都在侵蚀欧洲精神的根基。科学作为工具固然并非完美,但毕竟非常宝贵且具有优越性,只有当它要求把自己当作目的时才会显示出危害。科学必须做臣仆,一旦篡夺王位就会做错事。它必须服务于其他科学分支,因为每一个分支都因其自身的不充分而需要其他科学分支的支持。科学是西方精神的工具,依靠科学可以比仅靠双手打开更多的门。科学属于我们的理解方式,只有当它把自己的理解方式看成唯一正确的时候才会阻挡我们的视线。然而,正是东方把另一种更加广泛、深刻和高明的理解方式传授给了我们,那就是通过生命去理解。对于这种方式,我们只有模糊不清的了解,认为它是各种宗教术语所产生的一种近乎朦胧的情感,因此我们欣然给这种东方“智慧”加上引号,将其归入宗教迷信这一模糊领域。但如此一来,我们便完全误解了东方的“实事求是”(Sachlichkeit)。东方智慧并不是苦行的隐士和怪人所给出的一些近乎病态的神秘直觉,而是基于中国思想精英的实修洞见,对此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表示轻视。
这一断言也许过于大胆,从而会招致某种质疑。不过,考虑到我们对这份材料极为陌生,这种质疑是可以理解的。此外,它对我们来说显得异常陌生,我们不知道中国的思想世界如何以及在何处能与我们的思想世界联系起来,这种困窘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面对东方思想时,西方人常犯的错误是,他就像《浮士德》中的学者那样受魔鬼的蛊惑而轻蔑地抛弃科学,转向东方的迷狂,原样照搬一些瑜伽功法,成为可怜的模仿者。神智学(theosophische)便是这一错误的最佳例证。此时他已经背弃了西方精神的稳固基础,迷失在语词和概念的迷雾之中。这些语词和概念永远不会从欧洲人的大脑中产生出来,也永远不会与之嫁接出果实。
古德云:“邪人行正道,正道悉归邪。”不幸的是,这句异常正确的中国格言与我们的信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相信“正确的”方法与使用方法的人无关。实际上,在这些情况下,一切都取决于人,而很少依赖或完全不依赖于方法。方法只是一个人所遵循的途径和方向,以使其行动方式能够真实地表达其本性。如果方法与他的本性不相契合,那么这种方法就仅仅是一种装模作样,是某种人为附加的、毫无根基和活力的东西,仅仅服务于自欺欺人的不正当目的,成为愚弄自己和逃避无情的自性法则的一种手段。这与中国思想的脚踏实地和真诚毫无关系。相反,它是对其自身本性的放弃,是在陌生不纯的众神面前的自我背叛,是为了取得心灵上的优势而采取的怯懦伎俩,所有这些都与中国“方法”的本意背道而驰。因为中国的这些洞见源于完整而真诚的生活,源于古老的中国文化生活,这种文化生活是从其最深的本能中自然而然、协调一致地产生出来的,对我们来说遥远且无法模仿。
西方人对东方的模仿是悲剧性的,因为这种模仿乃是源于一种非心理学的误解。这种误解就像在新墨西哥、美丽的南海诸岛以及中非发生的那些现代冒险行为一样,是不会开花结果的。在那些地方,西方文明人严肃地玩着“原始性”的把戏,暗地里逃避其困难重重的任务,正如那句名言所说,“这里是罗得岛,就在这里跳吧(Hic Rhodus ,hic salta )”。 注8 因此,问题不在于模仿外来的东西,更不在于成为外来思想的传教士,而在于立即开始塑造已经百病缠身的西方文化。这必须由真正的欧洲人来完成,他需要带着他的婚姻问题、神经官能症、对社会和政治的幻觉以及整个世界观上的迷失方向置身于西方的日常活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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