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努力的结果起初并不那么鼓舞人心。这些幻念原本就交织在一起,说不清楚它们的来来去去。此外,获得幻念的途径也因人而异。对于有些人来说写出来最容易,对于另一些人来说想象起来最容易,还有人则愿意或有形或无形地将它们画下来。那些意识高度发作的人往往单靠手就可以表达幻念,他们会画出一些对意识来说往往完全陌生的图案。
这样的修炼必须坚持到意识发作完全释放,或者说直到让事情顺其自然,这是修炼的下一个目标。由此建立了一种新的态度,这种态度也能接受非理性和无法解释的东西,因为它们是正在发生的事情。如果一个人已经被正在发生的事情压倒了,那么这种态度不啻为一种毒药;但是对那些具有完全自觉的判断力、只从正在发生的事情中选择出适合他们意识的事情以致逐渐步出生命之流而陷入一潭死水的人来说,这种态度则具有极高的价值。
在这里,我们前面提到的两种类型的人所走的道路似乎是分开的。两者都学会了接受他们所面临的事物。(正如吕祖所教导的:“事来要应过,物来要识过。”)但一种人主要接受来自外部的东西,另一种人则主要接受来自内部的东西。根据生命法则,一种人将从外部接受他以前从未从外部接受的东西,另一种人则将从内部接受以前一直被他排除的东西。当以前的价值(只要不是纯粹的幻觉)随着变化而得到坚持时,这种本性的逆转就意味着人格的扩展、提升和丰富。如果这些价值没有得到坚持,人就会走到另一面,从健康变成不健康,从适应变成不适应,从神志清醒变成神志不清,甚至从理性变成精神错乱。这条道路并非没有危险。一切好东西都是昂贵的,人格的发展则属于最昂贵的东西。它涉及对自我的肯定——把自我当成最严肃的任务,对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保持警觉,时刻关注一切可疑的方面——这其实是一项触及我们核心的任务。
中国人可以把整个中国文化的权威当作后盾。如果他走上了这条漫长的道路,那么他所做的会被视为他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而西方人若想真正走上这条道路,则会遇到理智、道德、宗教等各方面权威的反对。因此,人们要么极为省事地模仿中国,把处于困境的欧洲人抛下不管,要么试图重新回到基督教会的欧洲中世纪,重新筑起欧洲的高墙,把可怜的异教徒和人种学的好奇心挡在真正的基督徒之外。对生活与命运在审美或思想上的挑逗在这里戛然而止。对更高意识的追求使我们离开了一切掩体和保护设施。人必须全身心地投入这条道路,因为他只有出于真诚才能继续前进,只有他的真诚才能保证其道路不会沦为荒谬的冒险。
无论一个人的命运是得自外部还是内部,对道的体验和道的事件都是一样的。因此对于各种外在和内在的事件,我不必多说,其无穷无尽的变化我永远无法穷尽。而且这对于我们所要评述的著作无甚意义。但对于进一步发展所伴随的心灵状态,则有许多东西可说。在这部经典中,这些心灵状态都是以象征方式表达的,而我在多年的工作实践中早已熟知这些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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