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希特勒的战略

希特勒在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的作战行动充分诠释了本书前面提到的方法。在战争的第一阶段，希特勒采取间接路线战略，并在物质和心理上，在战场和会场上，都将此战略运用到了新的高度。但此后，他也给了敌人充足的机会，让敌人得以使用间接路线来对付他自己。

在战争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不要低估敌人。同样重要的是要了解敌人的方法和谋划，这是成功预判敌人行动并先发制人的必要前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法西斯同盟国因未能及时判断出希特勒的企图，总是“赶不上车”，吃了许多苦头。若一国的政府咨询部门设有“敌人研究部”，全方位搜集战争的情报，并从敌人的角度思考问题，那便有望成功预测敌人的下一步行动，令该国受益良多。

对未来的历史学家来说，可能没有什么比一些民主国家的政府未能预测希特勒的作战路线更让人惊奇了。因为从没有人像希特勒这样，有着如此野心，还会预先将他的整体战略规划和具体方法透露出来。希特勒的自传《我的奋斗》以及他的诸多演说和言论，都为别人预测他的行动方向提供了充足的线索。他清晰的自我披露可谓是最好的证据，证明他的成功绝非偶然，也不是纯粹的机会主义，还证实了那句谚语——“人总会犯傻”。即使是拿破仑也不曾像希特勒那样蔑视敌人，更不会冒险揭示自己的意图。希特勒之所以敢大胆冒险，是因为他清楚人们总会忽视眼皮底下发生的事。他明白，越想隐瞒一件事情，就越要将它放在明显的位置上。有时最直接的路线反而最出乎意料。正如对待保密问题所采取的策略那样，把大多数事情公开了，人们就不会怀疑还有少许重要秘密存在。

“阿拉伯的劳伦斯”曾这样评价列宁：仅有他构思出了一场革命，开展了革命，并巩固了革命。这条评价也同样适用于希特勒，但要再加一点，他还“写出了一场革命”。显而易见，希特勒认真研究过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方法，并从中获益。他不仅学到了如何夺取权力，而且学会了如何扩张权力。列宁曾说道：“战争中最稳妥的战略是暂缓行动，直到敌人精神涣散，届时便有可能轻松给予敌人致命一击。”希特勒也曾说过极其相似的话：“我们的战争早在真正的军事行动进行之前便开始了。”劳斯宁在《希特勒的自供》一书中记录了希特勒的言论。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希特勒说道：“我一直在思考如何让敌人在战争开始之前就精神崩溃，我对此很感兴趣。任何一个在前线作战过的人，都会想要避免不必要的流血冲突。”

由于不断思索这一问题，希特勒逐渐背离了德国正统的军事思想。一个世纪以来，德国的军事理论一直执着于战斗，并导致其他大多数国家的军事理论变得同样狭隘。他们盲目地信奉普鲁士战争哲学家克劳塞维茨，囫囵吞枣地接受他那些难以消化的格言，例如“战争的长子是血腥地解决危机，消灭敌人的军队”“只有大规模全面作战才能带来伟大的结果”“取胜必要流血牺牲”“切勿听取那些不流血就获胜的将军们的言论”。克劳塞维茨拒绝接受以下观点：“有一种巧妙方法，不用大量流血牺牲就能征服敌人使其投降，这才是真正的战争艺术。”他认为这是“慈善家”的幻想。他没有看到这样一个事实：这一观点以国家利益为重，不执着于战斗，在使国家获益的同时尽可能减少损失。于是，许多将军盲目听信克劳塞维茨的说教，一有机会就寻求作战，而不是先为自己创造有利的条件。因此，在1914—1918年间，战争艺术只是相互之间的大规模屠杀。

希特勒的观点尽管有其局限性，但至少超越了这些传统的思想。劳斯宁记录了他的话：“只有在其他方法都无法达到目的时，人们才血腥屠杀……有一种更广义的战略，使用的是智谋……如果我可以用其他更好、代价更小的方式打击敌人的士气，为什么非要用军事手段呢？”“我们的战略是从内部摧毁敌人，让其自行崩溃。”

通过比较希特勒和鲁登道夫的理论，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希特勒在多大程度上为德国的战争学说指明了新的方向，并赋予了其更广阔的含义。鲁登道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担任德军总指挥，在随后的1923年曾与希特勒合作，和希特勒共同实施“进军柏林”计划，企图夺取德国政权，但未能成功。

即Der totale Krieg，中译名《总体战》。——译者


在极权主义国家建立后，鲁登道夫经过近20年的反思，汲取一战中的教训，得出了一些结论，为未来“总体战”提供参考。他在自己的书中
一开始就猛烈抨击克劳塞维茨的理论，这些理论正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德国军事学说的基础。在鲁登道夫看来，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错误，并不是不计代价地暴力作战，过分地损耗了兵力，而恰恰是使用的暴力还不够多。他批评克劳塞维茨将政策看得过于重要，而不是太不重要。为了说明这一点，他引用了克劳塞维茨的一段经典的话：“政治目标是目的，而战争是实现目的的手段。若没有特定的目的，就无法思考要用何种手段。”在鲁登道夫看来，这句话已经过时了。总体战的原则是：在战争中，一个国家应该调动一切资源为战争服务；在和平时期，则要全力为下一场战争做准备。战争是民族“生存意志”的最高表现，因此政治必须服从战争的需要。

读完鲁登道夫的书，我们就会明白，他的理论和克劳塞维茨的理论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他认为战争是一种没有目的的手段——如果硬要找出一个目的，那便是把国家变成一支军队。鲁登道夫并不是第一个有此观点的人。斯巴达曾尝试过，但最后使得国家瘫痪，走向灭亡。为了打造战争国家，创造出一个超级斯巴达，鲁登道夫认为最要紧的是确保“民族实现心理统一”。为此，他试图建立一种民族主义的宗教，使所有女性都承认她们最崇高的任务就是生育后代，以“承担总体战的重担”，而所有男性都将为达到这一目的而发展力量——简而言之，就是为了杀戮和征伐而繁衍后代。鲁登道夫还提出了一些其他的实现“心理统一”的建议，如利用古老的迫害手段，不准任何人在口头上甚至是心里反对最高统帅部的观点。

鲁登道夫还坚持，国家需要建立自给自足的国民经济体系，以适应总体战的要求。从这一点上看，他似乎意识到了军事力量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然而，奇怪的是，他一方面承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协约国军队的封锁给德国造成了严重的困难，一方面却仍然认为战争的胜负取决于军队之间的战斗。在这一问题上，他称赞了克劳塞维茨：“克劳塞维茨一心一意在战斗中消灭敌军。”在鲁登道夫看来，这仍然是一个“不可更改的原则”，而希特勒却认为，一位军事领袖的真正目的应该是不战而屈人之兵。

在鲁登道夫的设想中，下一场战争的打法也只不过是增强他在1918年所发动的攻势罢了——那次进攻在开始时很精彩，但最终却毫无成效。对他来说，进攻仍然意味着这样一种作战过程：步兵得到火炮、机枪、迫击炮和坦克的支援，在近身肉搏中打倒敌人。军队的所有行动都应以战斗为最终目标，机械化只是为了加速开启战斗。

这并不意味着鲁登道夫在思想上或在士兵作战方面反对更广泛的战争形式。他认为，在总体战中“永远不会废除无限制潜艇战”，而飞机将在未来与潜艇配合，击沉每一艘试图到达敌人港口的船只——“甚至是悬挂中立国旗帜的船只”。关于直接攻击平民的问题，他强调说，总有一天“轰炸机群必须毫不留情地轰炸他们”。但是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仍是军事行动，他认为空军必须首先用于摧毁敌人的军队，这一目的达成之后才能轰炸敌国的领土。

鲁登道夫欢迎每一种新武器和新装备，但他只是把它们收入到自己的军械库中，而从未在大战略层面考虑过如何应用它们。对于战争中不同因素之间的关系，他似乎从来没有思考过。简而言之，他的意思就是：尽可能地在各方面增强武装力量，你就会取得一定的成果。但究竟取得何种类型的成果，他既不好奇也不担心。他清楚地指明：“军事行动的总司令必须给政治领袖们下达指令，指挥他们的工作，而政治领袖们必须在战争中遵循和执行这些指令。”换句话说，负责制定国家政策的人必须给军队总司令开出一张空白支票，任他支取国家现有的全部资源和透支未来的发展资源。

尽管鲁登道夫和希特勒在思想上有很多相同之处，如对种族、国家和日耳曼民族统治世界观点一致，但他们的分歧也同样巨大——尤其是在方法上。

鲁登道夫荒谬地要求军事战略控制国家政策，这就好比让一件工具自行决定自己的任务。希特勒则将军权与政权集于一身，解决了这一问题。因此，希特勒与古代的亚历山大和恺撒，或后世的腓特烈大帝和拿破仑享有同样的优势。这样一来，他就拥有不受限制的机会，可以自由地准备和发展他的手段以达到他的目的，而纯粹的战略家们则没有这种机会。此外，他很早就意识到了，军事武器只是达成战争目的的手段之一，只是大战略可以使用的各种武器中的一种。这一点很多军事统帅都不曾意识到。

虽然一个国家发动战争的原因有很多，但其根本目的可以概括为确保其国家政策持续推行。当别国决心阻挠，或推行相反的政策时，战争就可能爆发。人类的意志是冲突爆发的根本原因和主要动力。一个国家要想在战争中达到自己的目的，就必须改变敌人的意愿，从而使其符合自己的政策。一旦意识到了这一点，克劳塞维茨的信徒所推崇的一条最重要的军事原则，即“一战摧毁敌军主力”，就和大战略的其他手段处于平等的地位。这些手段包括更间接的军事行动以及经济压力、舆论宣传和外交手段。与其过分依赖一种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失效的手段，不如将最合适、最深入和最经济的手段结合使用，以最小的战争代价和对战后发展最小的伤害来使敌人屈服。因为如果一个国家在取得决定性胜利时已元气大伤、精疲力竭，那么胜利实际上毫无价值。

大战略的目标应该是发现并打击敌方政府的致命弱点，而战略应该以找到敌军的相接处（或者说接合点）并从那里突破为目标。击打敌人强大的地方，所取得的成效与自己的损失不成比例。要使自己的攻击有强大的效力，就必须攻击敌人的弱点。

因此，解除敌人的武装比通过激烈的战斗来打垮敌人更有效，也更经济。硬拼不仅会使得军队精疲力竭、损失惨重，还会有失败的风险。一个战略家应该想方设法使敌人瘫痪，而不是与其血战。在低层次的战争中，杀死一个敌军也只不过是少了一个对手，而若能使一个敌人失去作战的勇气，他的这种恐惧很快就会像病毒一样在敌军中肆意传播。在较高层次的战争中，在精神上打垮敌军的指挥官，敌军所拥有的全部战斗力都会丧失。而在更高的层面上，若能在心理上让敌国政府感到紧张和恐慌，敌国所能支配的所有资源也都可能会失效——一只瘫痪的手当然无法握住利剑。

在此，有必要重申第一章的基本观点：对战争的分析表明，一个国家的实力，虽然在表面上体现为其军队数量和资源，但实则取决于其内部器官和神经系统的状态，即其指挥、士气和补给的稳定性。直接施压总是会增强和巩固敌人的抵抗力——就像雪球，它越紧密，融化的速度就越慢。无论是在政策还是军事战略上，或者换句话说，不论是在外交战略还是在军事战略上，间接路线都是打破敌人的心理和物质平衡的最有效的方法，从而使敌人更有可能被击垮。

战略的真正目的是减小敌军抵抗的可能性，由此可以得出另一个公理：为了确保能够实现一个目标，应该同时设立多个目标。对一个点的集中攻击应该能够威胁到另一个点，并且能在有必要的时候快速将力量转移到另一个点上发动进攻。只有目标足够灵活，战略才能适应战争的不确定性。

不知是因为本能还是深思熟虑，希特勒敏锐地掌握了这些少有人能够认识到的战略真理。在争夺德国统治权时，他运用了这种心理战略，攻击魏玛共和国的缺点，利用人性的弱点，在利害关系上挑起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他先是支持其中一方，随后又倒向另一方，就这样使用一系列间接手段实现了他的目标。

1933年，希特勒统治了德国后，他的那一套间接方法有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1934年，他与波兰签订了一份十年的和平条约，保障他的东部侧翼不受威胁。1935年，他违反了《凡尔赛条约》对德军的军备限制，并于1936年重新占领了莱茵兰。同年，他狡猾地开始进行“伪装战争”，与意大利一起支持佛朗哥将军推翻西班牙共和国政府。这间接威胁了法国和英国的战略后方，在大战略层面分散了其注意力。这样一来，他削弱了英法在西边的地位，并通过重新在莱茵兰设防，在西侧做好了防御。随后，他便能够转向东方，进一步采取间接行动，打击西方强国的战略根基。

1938年3月，他进军奥地利，从而暴露了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侧翼，同时冲破了法国在一战后在德国周围设下的禁锢。1938年9月，《慕尼黑协定》签署后，他不仅侵占了苏台德地区，还在战略上使捷克斯洛伐克陷入了瘫痪。1939年3月，他彻底占领了这个早已瘫痪的国家，从而包围了在波兰的一个侧翼。

通过这一系列不流血的间接方法，希特勒打着“和平”的名号，使用舆论宣传做烟幕掩护，不仅摧毁了法国此前对中欧的统治和对德国的战略包围，而且扭转了局势，使德国处于有利地位。这正符合传统的战争艺术，即在开战前通过间接手段占据有利位置，不过希特勒的方法更加现代、范围更广，且层次更高。在整个过程中，德国的力量一直在增长，直接原因是其军备大规模发展，间接原因是其通过打击敌人的盟友，以及从战略上松动他们的根基，削弱了主要敌人的力量。

因此，到1939年春天，希特勒已不再畏惧公开战斗。在这个关键时刻，英国方面的一个错误举动为他提供了助力。英国在未征得苏联同意的情况下，就贸然向波兰和罗马尼亚做出保证，而这两个国家当时已经在战略上被希特勒孤立了，唯有苏联能给予它们有效支持。英国此前一直采取绥靖和退让政策，这次盲目行动实在轻率。从时机上看，英国的保证无异于对德国的挑衅。从位置上看，英法军队根本无法到达这两个国家，英国的保证助长了希特勒的野心和欲望，使他迫不及待地想要出手。因此，西方强国破坏了自己的战略根基。本来，由于他们目前处于劣势，唯一可行的战略就是筑起牢固的防线，阻挡德国从西边发动的进攻，但他们现在却给了希特勒机会，使他轻松打破了西方薄弱的防线，取得了初步胜利。

正如劳斯宁所记述的那样，希特勒总是将弱小或被孤立的国家作为突袭目标，同时诱使他的敌人背负主动进攻的重担——德国领袖比任何协约国的军事统帅或政治家都更清楚现代防御的重要性。现在，希特勒得到了一个大好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希特勒的战略原则非常明显，即立刻与苏联达成协议，使苏联保持中立，不与英法结盟。一旦苏联置身事外，希特勒就可以“坐收渔利”了。如果英法为了履行承诺而宣战，就自动放弃了防御优势，转而在缺少必要资源和最不利的情况下采用进攻战略。如果他们只用少量兵力冲击齐格菲防线，便会显得非常无能，丧失威信；而如果他们猛力进攻，则会损失惨重，倘若希特勒从西面进攻，他们的抵抗兵力减少，防御会非常困难。

想要摆脱这种尴尬处境，并阻止希特勒完全为所欲为，英法两国唯一的办法就是对德进行经济制裁和外交抵制，同时向被德国侵略的国家提供武器支持。这样，比起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宣战，既可以给予波兰诸多帮助，又可以维护自己的威望，并减少损失。

但事实上，法军还是向齐格菲防线发起了进攻，但未能有丝毫突破。由于事前过分夸大了这次进攻，法军的失败严重损伤了英法等同盟国军队的威信。而与此同时，德军在波兰迅速获胜，加深了中立国对德国的恐惧，并动摇了他们对英法等同盟国的信心，使英法等国承诺的可信度大打折扣。

由于英法等国根本无法突破德国在西侧所设的防御工事，波兰得不到援兵，希特勒能够巩固他的军事成果，并扩大政治优势。他原本可能维持这种安全的防御状态，直到法国和英国人民厌倦战争——现在他们已经明显地看到了这场战争有多么可笑。然而，同盟国的政治领袖们在条件还不允许、尚且不能发动真正有效的进攻之前，就先在口头上高调宣扬要发动攻势。结果就是，他们激怒了德国，但他们根本没有准备好迎战。他们光说不做，为希特勒提供了一个新机会，也刺激了希特勒，他决定先发制人，率先发动攻势。当英国和法国的许多人还在设想能否借道德国周围的中立小国进攻德国侧翼时，希特勒已经入侵了至少5个中立国——作为侵略者他无所顾忌，威胁到了同盟国军队的侧翼。

在战争爆发之初的几个月内，希特勒倾向于保住挪威的中立地位，一则为他的侧翼做掩护，二则他需要通过挪威在大西洋沿岸的港口纳尔维克将瑞典的铁矿石运回德国。然而，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同盟国军队正计划采取行动控制挪威的水域和港口，这对他非常不利，于是他率先出兵占领了挪威。

事实上，侵占挪威原本就在他的计划之中。早在1934年，他就向劳斯宁和其他人描述过他的构想：在空军的掩护下，派遣多支小型远征队朝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进发，出其不意地夺取半岛上的主要港口。德国埋伏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第五纵队”将负责指挥登陆，行动的借口也早已找好：保护这些国家免受其他国家入侵。这位战争“艺术家”说道：“这将是一次大胆而有趣的尝试，纵观世界历史，此前从未有人这样做过。”这个惊人的构想在1940年4月9日得到实施，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在希特勒的设想中，某些地点的突袭可能会失败，于是他只希望能够占领大多数战略要地，但令他惊奇的是，他没有受到丝毫阻击就拿下了每一处目标，甚至北方的纳尔维克也被他收入囊中。

希特勒轻而易举地就取得了成功，随后又轻松击败了进攻挪威的同盟国军队。于是他信心大增，迫不及待地想要发动一次早已计划好的、规模更大的进攻。早在几年前，当谈及他将如何应对一场大战时，他说打算在西线坚持防御战略，让敌人率先发起进攻，他则占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低地国家，使自己在战略上处于优势地位，随后向英法等国家提出和谈条件。“如果他们不接受我的条件，他们可以出兵攻击我。无论如何，他们都要肩负主动进攻的重担。”但现在情况与他设想的不同。征服波兰后，他提出了和谈建议，但遭到英法等强国的拒绝。在被断然拒绝之后，他决定强迫法国求和，并在那年秋天把他的军队调遣到了西方，准备向法国发起进攻。然而，德军将领们不相信他们有足够的力量能击败英法军队，再加上恶劣天气的影响，这一计划被推迟了。但是随着计划搁置的时间越来越长，希特勒越发不耐烦。等到在挪威获胜后，将军们再也无法阻挠他的行动——因为他在挪威能够获胜，正是得益于他没有听取过分谨慎的将军们的警告。

很久以前，在讨论进攻法国的可能性时，希特勒曾说：“我将不费一兵一卒，绕过法国的马其诺防线进入法国。”尽管他的说法有些夸张，实际上仍有一定的兵力损失，但到1940年5月，与他的成就相比，他的损失非常少。

按照最初的计划，德军将主要进攻右翼，由博克的集团军群负责执行这一任务。但是在1940年初，这个计划被彻底修改了，重心发生了转移。按照当时伦德施泰特集团军群的参谋长曼施坦因将军的观点，穿过阿登山脉突袭的成功概率更大，因为敌人根本想不到德军会走这条路线。

西线战役最显著的特点是，德军指挥部小心翼翼地避免任何直接进攻，尽管他们在现代武器上占优势，但仍坚持使用间接路线。德军没有试图冲击马其诺防线。相反，通过佯攻荷兰和比利时这两个小中立国，德军成功地引诱同盟国军队离开了其在比利时边境的防线。同盟国军队深入比利时后，德国空军故意没有加以阻拦，随后德国陆军从后方突袭，猛击法军暴露在外的接合点。

发动这致命一击的，是一支由装甲师组成的突击部队，只占德国陆军总数的一小部分。德军指挥部清楚地意识到，要想迅速夺取胜利，必须依靠机械装备而不是人数。但即便如此，由于这支突击部队的规模实在太小，德军将领们根本没有信心。但他们最终成功了，主要是因为法军指挥部的鲁莽，或者说是因循守旧。法军将主力集中在左翼进行大规模推进，在比利时发起战斗，只留下几个杂牌师防守正对阿登山脉的中央防线——他们认为，德军的机械部队很难穿越这片林木繁茂的丘陵地区。德军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出乎其意料发起奇袭。德军很好地汲取了一条常被提起的历史经验：从本质上看，比起严防死守的敌军，自然障碍更易克服。

我们还可以清楚地看到，德军越过色当后的快速推进，得益于这样一个事实：德军连续威胁到多个目标，使法军难以确定其真正的意图。首先，法军摸不清德军是朝着巴黎前进，还是朝着比利时的后方推进；然后，当德国装甲师向西进发时，法军又不知其下一个目标是亚眠还是里尔。德军就这样“声东击西”，始终选择能同时威胁多个目标的道路以迷惑法军，迅速抵达了英吉利海峡的岸边。

德军的战术与他们的战略一致——避免正面攻击，并且总是寻找敌军的“软肋”，这样他们就可以沿着阻力最小的路线推进。同盟国的政治家们对现代战争存在极大误解，号召他们的军队以“疯狂、无情的袭击”来迎接德军的入侵，而德国的坦克大军席卷而过，碾压了他们笨拙的步兵。如果同盟国的军队没有奉命放弃防御边境要塞，他们也许能够阻止德军的入侵：没有什么比他们的反攻更无效了。当同盟国军队指挥官在思考如何进行战斗时，新任德军指挥官则尽量避免直接作战，努力在战略上使同盟国军队陷入瘫痪——使用坦克、俯冲轰炸机和伞兵制造混乱并破坏其交通线。非常讽刺的是，英国陆军元帅艾恩赛德曾欣慰地认为，这次战争中的德国将军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最高军衔也仅是上尉，因此德军必然会遇到很大困难。8年前，希特勒曾批评德国的将军们囿于旧知，思想太过狭隘，“对新奇的事物视而不见”。然而，德国军界后来出现了一批后起之秀，对新思想和新事物拥有极其出色的接受和运用能力。

但是，对于新型武器、新战术和新战略的应用只是德国获胜的部分原因。更重要的是，在战争中，希特勒将间接路线运用到了更广的领域和更深的层次。他从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方法中获益匪浅，正如德军从英军的机械化战争手段中受益良多一样——而这两个领域的基本方法，实则都来源于成吉思汗领导下的蒙古军队的作战方法。为了给自己的进攻铺平道路，他试图在其他国家找到有影响力的盟友，让他们破坏该国的对德抵抗，制造麻烦以使德国受益，并准备组建一个符合他的目标和利益的新政府。他无须贿赂，而是利用人的野心和独裁愿望，在他国统治阶级中找到愿意与他勾结的人。等到时机到了以后，这些人就可以为德军打开道路。希特勒计划派一支突袭部队，伪装成商旅或者游客，迅速穿过敌国边境而不惊动敌军。在必要的时候，让这支部队穿上敌军的服装。他们的任务是破坏交通路线，散布假消息，以及——若有可能的话——绑架敌国的领导人。空降部队会支援他们。

希特勒发动的正面进攻，要么是虚张声势，要么只有少量兵力作战，而主力部队总是从后方攻击敌人。他蔑视强攻和刺刀冲锋等传统作战方式。他的战争始于打击敌人的士气和打乱其组织部署。最重要的是，他发动战争靠的是言语而不是武器，是舆论宣传而不是炮弹。就像在上次战争中，在步兵推进之前，可以用炮轰摧毁敌人的防御一样，未来的战争可以使用精神轰击。精神轰击可用的弹药种类有很多，其中革命宣传尤其重要。“将军们不顾以往战争的教训，想要像侠客一样作战。在他们眼中，战争应该像中世纪的比赛那样。但我不需要骑士，我需要革命。”

战争的目的是让敌人投降。如果敌人丧失了抵抗意志，就没有必要血战和屠戮——这样既愚蠢又会造成巨大的损失。间接地将细菌注入敌国的身体中，使其头脑瘫痪，瓦解其意志，这种方式要有效得多。

这就是希特勒的心理战理论。若想阻挡他的进攻，就应当充分理解这一理论。该理论在军事领域的应用价值已经得到了证实。使敌人的军事神经系统瘫痪，比打击其肉体要经济得多。该理论在政治领域也有一定效力，但并不能令人满意。如果德国没有使用新型部队和新的进攻方法，未能使敌国瘫痪，该理论是否能成功瓦解敌人的抵抗力量尚且存疑。以法国一战为例，即便法军仍意志坚定，德国在军事技术上的优势也足以击溃他们。

如果在力量或技巧上的优势足够大，那么虽然可以靠武力粉碎敌军，却无法被粉碎敌人的思想，因为它们是无形的。因此，除非使用心理战，否则无法攻破敌军的思想防线，而思想的力量不可小觑。也许没有人像希特勒那样清楚思想的力量有多大，但随着权力的扩张，他不得不越来越依赖武力的支持。这表明，他高估了自己的政治技巧的价值，仅用思想武器无法达到目的。因为，如果不是从经验中得出的真理，那么其冲劲只有一时，而后坐力则很强。

希特勒将进攻战略艺术发展到了新的层次。此外，他比任何敌人都更好地掌握了大战略的第一阶段，即发展和协调各种形式的战争活动，以及使用一切可以用来打击敌人意志的手段。但是像拿破仑一样，他对更高层次的大战略理解不足——他不能以高瞻远瞩的眼光看待战争及战后的和平状态。若要做到这一点，一个人必须不仅是一个战略家，而且还要既是领袖又是哲学家。虽然战略通常违背道德规范，涉及诸多欺骗手段，但大战略却有与道德规范相合的趋势，且始终不忘最终目标。

为了证明自己势不可挡，德军在战略、经济以及最重要的心理方面削弱了自己的防御。当德军遍布欧洲，给各国造成苦难而没有取得和平时，各国纷纷产生了怨恨情绪，抵制他们传播的观念和思想。甚至德军自己也因为不断与被占领国家的人民接触而意志动摇，且因他人的憎恶而变得敏感。他们愈发渴望回到家乡。希特勒一直竭力激发的军事热情开始熄灭。孤立无援、没有盟友更使德军泄气，厌战情绪逐渐发酵，相反的观点也开始出现。

希特勒的进攻扩张给了残存的同盟国军队夺占优势的机会。如果他们对大战略有更全面的认识，本可以更快地占据优势。但即便没有，只要英国仍然不可战胜，夺占优势的机会就可能增加。为了取得对德国有利的和平，希特勒需要彻底的胜利，但只要英国不倒下，他就无法实现这一目标。而他在其他地区推进得越远，就越难控制他已经征服的国家的人民。每向前迈一步，滑倒的危险就增加一分。英国的问题实际上更简单，但也更艰难。英国必须努力坚持，直到希特勒像拿破仑那样犯下不可挽回的错误。对英国来说，幸运的是，在压力变得难以忍受之前，希特勒就犯错了。他的失误无法补救，因为他尽管把进攻战略运用得炉火纯青，却在防守战略方面相当欠缺。正如拿破仑一样，早期的巨大成功使希特勒相信进攻是万能的，无须防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