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大事记
1917
你体内的野蛮人促使你仰慕起这片战场的肮脏、浪费、危险、争斗以及壮丽的噪音。你不禁觉得，这终究才是人的目的所在，而不是坐在安乐椅上，抽着烟、喝着威士忌、阅读着晚报或畅销书籍，假装这样的装模作样就代表了文明，假装你浆挺美观的衬衫后方没有隐藏着野蛮的本性。
——哈维·库欣
1月31日 德国宣布发动无限制潜艇战。
2月3日 美国断绝与德国的外交关系。
2月21日 驻法德军部队按照计划撤退至所谓的兴登堡防线后方。
2月24日 英军夺回美索不达米亚的库特阿马拉。
3月9日 彼得格勒的粮食暴动情形恶化，转变为革命。
3月11日 英军开进巴格达。
3月26日 第一次加沙战役。奥斯曼守军击退英军。
4月6日 美国对德国宣战。
4月9日 英军在阿拉斯发动攻势。小有斩获。
4月16日 法军在贵妇小径发动重大攻势。收获不大。
4月19日 第二次加沙战役。奥斯曼守军再次击退英军。
4月29日 法军发生士兵哗变。士兵哗变情形广为蔓延，一直持续至6月初。
5月12日 意大利在伊松佐河展开第十次进攻。小有斩获。
7月1日 俄军在东部战线展开攻势，结果在月底彻底瓦解。
7月31日 英军在佛兰德斯的伊普尔附近展开重大攻势，一直持续至11月。
8月3日 协约国在东非重新展开攻势。
8月5日 德奥联军在罗马尼亚展开攻势。
8月19日 意大利在伊松佐河展开第十一次进攻。小有斩获。
8月21日 德军在里加附近展开攻势。大有斩获。
10月24日 奥匈帝国与德国在卡波雷托展开联合攻势。大有斩获。意大利全面撤退。
10月31日 巴勒斯坦的贝尔谢巴战役，英军有所突破。
11月6日 加拿大军队攻占帕森达勒。攻势就此衰竭停滞。
11月7日 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发动政变夺权。
11月9日 意大利军队沿着皮亚韦河建立新防线。
12月1日 德军在东非仅剩的部队撤入莫桑比克。
12月2日 德国与新成立的俄国布尔什维克政权展开和平谈判。
12月9日 协约国部队开入耶路撒冷。
1917年1月4日，星期四
安格斯·布坎南在贝霍贝霍参加连长的葬礼
一开始，这场行动看起来像是又一场失败的钳形攻势。第二十五皇家燧发枪营——说得更精确一点，是原本的一千两百人当中仅剩的二百人——在黎明之前即已动身出发。他们号称是英军中最可靠而且移动速度最快的部队，再次奉派预先展开包围行动。他们的目标——也是主力部队的目标——是贝霍贝霍这座村庄。其他部队从东边朝这座村庄进发，布坎南和他的战友则必须暗中绕过去，再从西边夹攻，避免村庄里的德军部队又像以往一样溜走。阳光，炙人的高温，树叶蒸腾出的气味弥漫于空气中。
在丛林里小心翼翼地行进两个小时之后，他们抵达了伏击撤退敌军的位置。他们面前有一条从村庄蜿蜒出来的小路。持续不断的枪声悬浮在炎热的空气中，主力部队已经展开攻击了。第二十五皇家燧发枪营的人员散开成一长排，趴在凉爽的树荫下静静等待。远方的交战声丝毫没有停歇的迹象，他们在不久之后逐渐开始感到不耐。这次会不会又是一场毫无收获的行动？
在德属东非进行的行动一直都是如此。英军分遣队笨拙地从一座山谷移动到另一座山谷，将充满机动性而且行踪飘忽不定的德国驻防军缓缓驱向南方。不久之后，他们就会抵达鲁菲吉河。
这样的进展在纸面上看来似乎颇为成功，而且大部分的德国殖民地现在也都已落入协约国手中。不过，这样的成果却是由巨大的苦难与资源损耗换来的。这场战争对非洲造成的影响，也是其他冲突无可比拟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非洲，单是英军部队就雇用了一百万名黑人搬运工（几乎所有储备物资都曾在部分旅途中由非洲搬运工负责搬运），而且其中有五分之一没活到战争结束。
在史末资领导下的协约国军队指挥官未能了解的一点，就是冯·莱托—福尔贝克——他们那位强悍、聪明又愤世嫉俗的对手——根本不在乎这片殖民地。从一开始，这位游击战大师就认为自己的任务是必须吸引尽可能多的敌军部队，因为敌人只要每多运送一个人员、一门大炮和一颗子弹到东非，西部战线的敌军就会减少一个人员、一门大炮和一颗子弹。结果，德军在这方面收获的成果远远超乎他们的期望：现在，史末资手下的士兵人数多达冯·莱托—福尔贝克的五倍，却还是无从打败德军。
几个兴奋不已的侦察兵在酷热之中跑了回来。他们看见敌军沿着小路过来了。命令随即下达，于是趴着的人员纷纷站了起来，走近路边，武器准备就绪。布坎南负责指挥两把维克斯重型机枪，这时也已架设完成。在小路远方，他们看见德军的黑人士兵刚从村庄里出来。布坎南描写道：
一看到他们，我们立刻火力全开，他们始料未及，死伤严重。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奋勇反击，但不久就被我们的火力压制。于是仅剩的少数兵员没有再出声，而是纷纷逃入树丛里。
新兴军事技术在非洲的地势与气候下施展时，都不免遭遇一些问题。汽车经常抛锚，大炮陷入泥沼，飞机则是在浓密的植被当中找不到目标。不过，机关枪的致命效果在非洲却丝毫不逊于其他战场。（在先前的殖民地战争中有过经验的人士早就知道了这一点。）在树丛或丛林里交战之时，步枪通常都打得太高。不过，重型机枪的效果则是像镰刀一样，因为机枪会在离地一米的高度射出一连串子弹，扫过浓密的枝叶，击倒躲在其中的任何对象；而且机枪又因为能够利用棘轮架设在固定发射阵地上，能更进一步提高其杀敌效果。
布坎南与他的部下向前推进，经过死伤的敌军，继续朝着贝霍贝霍前进。他们在村庄外一座小小的露天陆脊上就定位，与村里的黑人士兵又展开了一场为时甚长的交火。太阳将人的肌肤炙烤得发烫。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过得极为艰苦。
他们所处的那座低矮陆脊，地上满是闪闪发光的白色鹅卵石，在阳光的照耀下从远处看来想必相当漂亮，但对于必须被迫趴在地面上的士兵而言，却是烫得难以忍受。他们身上全都起了水泡，疼痛不已，即便那些长年身在非洲因而早练就一身黝黑肌肤的人士也不例外。另一方面，村里的敌军部队却可躲在阴影下，还能爬到树上，狙击那些趴在滚烫鹅卵石上的士兵。
交火持续不断，第二十五皇家燧发枪营的伤亡人数愈来愈多。布坎南也受了伤，左臂被一颗子弹击中。过了一会儿，有条消息被士兵们高呼传递着——连长塞卢斯上尉阵亡了。他为了确认几个特别恼人的狙击手的所在位置，而向前移动了十五米左右。不过，他才刚举起望远镜，就被一颗子弹击中了身侧。他回过身，显然想要回到自己的阵线，却在这时被另一颗子弹击中头部而死亡。他们听闻这则消息惊骇不已，因为他们所有人都“深深敬爱他，不但视他为长官，更把他视为一位勇敢无畏的老大哥”。最悲痛的是拉马札尼，他是塞卢斯的非洲仆人，塞卢斯战前多次出外狩猎，他一直都担任他的扛枪手。拉马札尼哀痛如狂，满腔燃烧着复仇怒火，奋不顾身地冲入枪林弹雨中，完全不理会隐身在村里的那些枪法精准的敌军射手。
到了下午四点，敌军再度从他们面前溜走，又一次消失于丛林当中。布坎南和其他英军士兵于是进入了空无一人的村庄。
那天晚上，他们把塞卢斯和其他死者埋葬在一棵猴面包树下。
1917年1月16日，星期二
米歇尔·科尔代纳闷着后世会怎么看待这场战争
情势出现了变化。社会氛围已变得与先前不同，其中一部分的现象是大众对于战争的兴趣已逐渐降低——说得更精确一点儿，应该是众人愈来愈倾向于沉浸在逃避现实的虚构世界里：在战争开始之初，大多数的杂志都充斥着以浪漫化的手法吹捧军人以及各种英勇事迹的文章；但现在这类文章已愈来愈少见，而逐渐被推理小说、犯罪小说以及其他逃避现实的娱乐性作品所取代。此外，改变还可见于公开的反战言论，尽管沙文主义者、民族主义者、投机分子以及言辞浮夸的人士所发表的文章与演说仍旧主导着舆论走向。
盲目爱国的思想仍可见于“一般”大众的言论当中，而且倡导和平——甚至只是谈论和平——在长久以来也一直被视为禁忌。“和平”已然成了肮脏的字眼，带有隐隐约约的负面色彩，让人觉得这个人怀有失败主义、支持德国的心态以及缺乏骨气的妥协倾向。单是这个字眼，就足以引来别人的驳斥、咒骂、鄙夷以及其他种种反应，而且这个字眼甚至也受到了查禁。只有胜利——全面性而且无条件的绝对胜利——是唯一可以接受的概念。如同其他参战国的状况，战场上的重大苦难与损失并没有激起妥协的渴望，反而导致态度更加强硬，更不愿意接受除了“胜利”以外的其他结果。除了胜利以外，任何结果都将表示这一切的苦难与牺牲毫无意义，不是吗？况且，既然根本不可能战败，又何必妥协呢？
不过，情势还是出现了变化。语言的规则已经出现了变化，尽管目前还只是在街头上，在人与人面对面的交谈当中。
现在已经不难听到别人谈论自己对于和平的渴望——没错，“和平”。几天前，科尔代正冒着严寒等电车，无意间听到一名妇女和一位刚从索姆河及凡尔登回来的随军牧师谈话。那位随军牧师对她说：“穿着丧服哀悼儿子的母亲已经太多了，希望这整件事能够早日结束。”也就是最近，他又在同一班电车上听到一个裹着毛皮大衣的上层阶级妇女提高嗓门对一名士兵说：“要不是因为那些成千上万的恶棍和白痴投票给那些好战的政党，你就不必忍受三十个月的这种生活了。”车上许多乘客都因为她这句话而咧嘴窃笑或者显得局促不安，但科尔代身旁一位劳工阶级的妇女却喃喃说了一声：“她说的一点儿都没错。”
这种氛围的改变不只是疲乏与厌倦日盛的结果，也是对上个月的和平倡议的一种反应——其中一项倡议来自德国首相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另一项则是在几天后由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提出。协约国阵营的各国统治者立刻拒绝了第一项倡议，对于第二项倡议也提出了一连串的驳斥、要求以及模糊不清的主张，因此所有人都可以明显看出近期内不可能会有和平的希望。
不过，这个字眼毕竟是重新浮现了。“和平”。
公开刊登德国皇帝写给首相的信件，是德国对于和平倡议的宣传手法之一。德国皇帝在信中写道：“提出和平倡议乃是一项必要的道德行为，唯有如此才能让全世界——包括中立国在内——摆脱那难以承受的沉重负担。”每一份法国报纸都对这封信大加抨击，通常是质疑其真实性，同时也对美国的提议表现出冷淡乃至轻蔑的态度：“纯粹是妄想！异想天开！痴人说梦！”科尔代甚至亲耳听到一个人哼了一声后，斥责美国总统“比德国人还要德国人”。
作为平民大众能接触的唯一信息媒介，报章杂志既已受到严格审查，又掌握在宣传人士、战争贩子与狂热分子手中，一般人怎么可能对和平的可能性提出美好的期待呢？尽管想到我们的子孙后代将会能够厘清这场战争所造就的强烈情绪、偏执观念、夸大其词、片面真相、虚妄幻想、语言游戏以及撒谎欺骗，但科尔代并不因此感到欣慰。他经常努力回想两年半前的夏末发生了什么事情——实际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而导致这场大灾难正式展开。他热切搜集散落于各处的零碎事实，就像是在事隔许久之后回到犯罪现场采集遭人遗忘的线索一样。问题是，在这一切结束之后，究竟能够取得哪些信息？
他早就深知这场战争以及当下的舆论在新闻媒体中呈现出来的形象毫不客观，几乎可说是达到了欺骗的程度。他在1915年4月于日记中写道：“由于害怕遭到查禁，同时也为了迎合［大众］最卑劣的本能，［新闻媒体］的内容因此充斥着仇恨与谩骂。”当初在1914年煽动舆论支持战争的政治人物和军事将领，已然受困于他们自己的仇恨言论。那些言论导致妥协式和平成了无法想象的事情，甚至也导致军队无法执行战术上所需的撤退行动，因为只要一撤退，就会立刻被新闻媒体和街头上的民众解读为战败的象征：凡尔登的情形就是这样。不过，现在可能总算开始出现了一点变化。
所以，对于未来的历史学家而言，报纸无疑不可能是可靠的信息来源。那么私人信件呢？科尔代在这方面也不禁心存怀疑：“来自前线的信件都对这场战争呈现出虚假的感受，因为写信的人知道自己的信件可能会被开封检查。此外，他们写信的主要目的也是在于讨好未来的读者。”照片呢？也许后人能够从照片中看见战争期间真正的状况，例如在大后方。不过，科尔代不这么认为，而在日记里写道：
虚荣心或羞耻心将不免导致生活中的某些面向未能反映在我们的图文杂志里。因此，后代将会发现这场战争的摄影记录充满了空白。举例而言，摄影记录不会呈现室内因为灯火管制而陷入近乎黑暗的情形，也不会呈现水果商贩在阴暗朦胧的街道上只能仰赖烛光照明，也不会呈现人力短缺导致人行道上的垃圾桶到了下午三点仍未有人清理，也不会呈现大型杂货店门外那些为了购买配给的糖而排了多达三千人的队伍。另一方面，摄影记录同样也不会呈现餐厅、茶馆、剧院、杂耍表演以及电影院里人满为患的情景。
1917年1月某一天
保罗·摩内利学会如何避开好奇的访客
冬季的天气与枪声都已和缓了下来，骡子走的蜿蜒小径上开始人来人往了。在这种情况下，通常就会有访客前来，他们对这些声名狼藉的山峰充满好奇，也一心想到此一游后能够回去对别人说：“我去过那里。”
这里不欢迎他们。
如果是社会阶级较低的访客，士兵们就会在一段距离外直接用雪球和冰块砸他们，等到那些人气喘吁吁、满身是雪又一脸困惑地抵达山峰上时，士兵们便装出一副完全不知情的模样。至于阶级比较高的访客，则必须采用比较细腻的手法。士兵在防守阵地附近埋了一些炸药，只要一接到电话说山下有某个高官大吏已经套上了雪地装备，他们就会引爆几枚炸药。如此一来，即可导致一堆冰雪和石头滑落山下，也一定会引来对面山顶上的奥匈军队阵地发射五六枚炮弹。（“叽咻叽咻！”）
然后，营长就会阴郁地宣称他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山上原本很平静的。”这时候，山下那个高阶访客“就会立刻产生对山谷的怀旧感”，随即离开。
这段期间，卡夫卡一直待在布拉格。这已是开战后的第三个冬天。地面上可见深厚的积雪，天气很冷，异常地寒冷。粮食和燃料空前短缺。饥饿的面貌开始在城市中浮现出来。电车停驶，剧院、许多餐厅和咖啡馆早已歇业。还在营业的店家常无法供应暖气，能提供的饮食选项更是寒酸。但卡夫卡对此并未感到烦闷。通过小妹奥特拉的协助，他在位于城堡区下方狭窄却颇富诗情画意的术士巷，租到一栋非常小的房子，周边是成排低矮歪斜的民宅。奥特拉已事先清扫过，也重新粉刷了墙壁，还增添了一些简单的家具，其中包括一把舒适的书桌椅。他可以静坐着，不受打扰，专心写作。这么久以来，他从未感到如此惬意，他非常享受这栋小房子。在给菲丽丝的信中，他写道：
对我来说，这真是太完美了。上坡路这段美妙的漫步，与居高临下的寂静，对我而言，一切真是天造地设。我和邻居只有薄薄的一墙之隔，不过他很安静。我常带晚餐上来，通常会在这儿待到午夜。慢慢走回公寓的好处，是让我在回家路上，将头脑冷静下来。我必须克制自己。
即使正值隆冬时节，他身上还是只穿一件单薄的外套。
1917年2月1日，星期四
爱德华·穆斯利在卡斯塔莫努看见下雪
他撑过了这场徒步旅程，抵达了艾因角的铁路总站。他和其他的战俘一起被赶上牲畜列车，往西北方前进。所有人都同他一样，是从巴格达出发，经历为期两个月的沙漠徒步之旅才终于抵达此处的。他们路过了许多地方：幼发拉底河、奥斯曼尼耶、前托罗斯山脉以及只能在远方望得见一道银色波光的地中海、奇里乞亚山口、托罗斯山脉、波赞特、阿菲永卡拉希萨尔、埃斯基谢希尔、安卡拉。到了安卡拉之后，他们又再次恢复步行，朝着北方爬坡，翻越针叶林覆盖的高山，气温愈来愈低，他们一直走到了距离黑海七十公里左右的卡斯塔莫努。在那里，俘虏被安置在城镇边缘的几间大房子里，位于亚美尼亚人遭到屠杀后显得空空荡荡的基督徒区内。
他们在卡斯塔莫努过得相当不错，相较于他们在投降之后那几个月的处境，更可以说是非常好。他们获得良好的待遇，穆斯利和其他人不禁开始怀疑那场徒步之旅的艰苦状况其实不是出自特别的规划，而是奥斯曼人惯常的满不在乎与处事无能所造成的结果。此外，具备军官身份者在卡斯塔莫努有其优势：士官与士兵的处境还是极为严酷的。穆斯利和其他军官仅需忍受烦闷、做噩梦以及长途步行之后的疲累与疾病，幸存下来的低等士兵却要被迫在各个地区从事繁重的劳役。
在卡斯塔莫努，穆斯利每周都得以在看管得不算太严苛的卫兵伴随下造访一次商店与澡堂。此外，俘虏也能够去教堂并收寄邮件，包括家乡寄来的包裹。他们下棋、打桥牌和玩英式橄榄球，偶尔也获准到周围的高地上散步休闲。他们打算成立一支小型的管弦乐团。穆斯利的疟疾再次发作，也被迫接受一名希腊牙医为他治疗牙齿——围城期间贫乏的饮食严重损坏了他的牙齿。现在，他的体重甚至还增加了。他们大多数人都尽力遵循某种惯例，例如吃晚餐前要换衣服，就算只是把一件破旧褴褛的衬衫换成另一件同样破旧褴褛的衬衫也没关系。奥斯曼人严禁他们与镇上的居民来往，但他们偶尔可以喝醉酒。
自从进入冬天以来，他就一直觉得很冷。木材相当短缺，而他能够取得的少数木材也通常都颇为潮湿，一旦放进小火炉里烧，总是只见冒烟不见火焰。不过，最糟的是烦闷与单调，穆斯利大部分的时间不是抽烟，就是在他与另一名军官同住的房间里睡觉。他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在日记里写东西了。
他在今天早晨望向窗外，发现天色看起来比较寒冷，也比较黯淡。下雪了。整个世界都变了。他平常看见的那些红褐色屋顶都变成了白色，整座城镇突然变得别致优美，几乎有如图画一样美丽。街道上空无一人，唯一的生命迹象就是清真寺尖塔里的宣礼员发出的低吟声。目睹降雪——“这纯净圣洁的元素，宁静而神秘”——这突如其来的转变对他造成了某种影响，使他充满非凡的精力，取代了原本那百无聊赖的淡漠姿态。他因此再次开始燃起希望，再次开始想要记住自己所经历的事物。
他拿出日记，写下自从去年10月以来的第一篇文字：“1917年2月1日——四个月过去了。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同时，大地已被白雪覆盖。”后来，他和其他几个英国军官前往一点五公里外的一座山丘，在那里玩雪橇，“仿佛我们回到了童年时光”。他们在回程的途中打了一场雪仗。
1917年2月2日，星期五
理查德·施通普夫在威廉港重拾希望
气压计指针显示的数据持续升高。今天早上，下哨人员获准上岸行军——说得精确一点儿，是去造访玛丽恩西尔。船上的乐队奏着乐在前方领头，各种仪节都弃繁就简，所有人的情绪都相当高昂。冰层仍然相当厚，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施通普夫对于冰层的厚实与美丽深感难忘，但他认为这些冰层很快就会裂解，然后消融得无影无踪。他们在回程的途中经过威廉港。
“黑尔戈兰”号再度重新补给、修复与改装。这一次，拆卸的是船上的88毫米口径速射机炮。日德兰海战显示这种武器的射程不够长，因此被认为无效。施通普夫在日记里写道，两年前如果有人敢提出“这种观点”，一定会“以叛徒的罪名被枪毙”。那几门炮连一枚炮弹都没有发射过，负责操作的人员（包括施通普夫在内）显然浪费了时间。他试着安慰自己，那些炮说不定在陆地上比较派得上用场。施通普夫也认为有什么重大的事件正在酝酿当中。他重拾了对未来的信心：“全世界都屏息等待着德国集结力量，挥出惊天动地的最后一击。”
回到船上之后，他们吃了午餐，然后值勤军官带了一张纸过来——“美妙的消息”。“各位听好，这是一份来自柏林的电报。‘我国即起展开无限制潜艇战。’”宣布的这个消息令他们所有人“开心不已”。不久之后，这个话题就挂在船上所有人的嘴边了。大多数人似乎都认为英国迟早会被打垮。这项行动等于是“对英国宣告死刑”。这是德国版的“奋战到底”，只不过法国的政治人物都仅是空口白话，德国却付诸了行动。
施通普夫属于心存怀疑的那一群，但他愿意先观察四个月的时间。过了四个月后，情势应该就会比较明朗。不过，他确实把这项举动视为对英国封锁行动的响应——就是因为英国的封锁，德国才会陷入这个寒冷又凄惨的“芜菁之冬”。他们现在最常吃的就是这个：以各种方式料理的芜菁。（基本原料不变，但料理方式的变化倒是无穷无尽：芜菁布丁、芜菁球、芜菁泥、芜菁果酱、芜菁汤与芜菁沙拉。有些人把芜菁称为普鲁士菠萝。）芜菁经常用已经略转酸臭的猪油烹煮，再添加苹果与洋葱掩盖那股轻微的味道。脂肪的欠缺导致肠胃疾病增加，饮食的缺乏变化也导致许多人出现水肿的状况。平均说来，德国军人与平民的体重下降了20%，船上的水兵绝大多数又比一般人瘦了许多。施通普夫的体重只减了5公斤，但这是因为他经常收到住在巴伐利亚的父母寄来的食物。
无限制潜艇战？有何不可？就让英国人尝尝报应吧：“我希望他们也尝尝我国萨克森或西伐利亚居民挨饿的滋味。”
1917年2月7日，星期三
艾尔弗雷德·波拉德在格朗库尔村外发现一条满是尸体的战壕
这一次，他总算对自己受到指派的任务心生犹豫。首先，他才刚执行完一项任务，连回来休息一下的机会也没有——实际上，波拉德根本还来不及爬下战壕，就遇见了一脸不耐地在那儿等着他的上校，并被告知他必须再度出去。这时约是凌晨一点，他的任务是率领一支巡逻队进入格朗库尔这座村庄，“不惜代价”。上校重复了那句不吉利的“不惜代价”两次，所以波拉德知道这项任务非常重要。空军回报称德军已经撤退，上校希望他们的军团率先进入那座空村（借此博取军团的威望）。波拉德疑虑的第二件事，是他不晓得要怎么前往那座村庄，因为他们的阵地与格朗库尔之间隔着宽阔的昂克尔河。他问上校他们要怎么渡河，上校的回答很简单：“这点就必须交给你想办法了，波拉德。”
天上挂着一轮满月，地面上覆盖着白雪。波拉德带着他的四人巡逻队走下一座山丘，抵达一条被遗弃的战壕。虽说被遗弃了，里面却一点儿都不空，而是堆满了英军士兵的尸体，属于另一个师。他看到自己同胞的僵硬尸体躺在那里，身上撒满了雪，不禁想起先前听人说过有一个身在前进阵地的连队，遭遇德军发动的夜袭，结果所有人都被刺刀刺死了，无一幸免。他听完之后就把那个故事忘了。这类传闻很多，有的是一个小分队遭到歼灭，有的是整个连队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们继续朝着河边前进，波拉德突然想起他第一次看见一条满是死尸的战壕的情景。那是在他参与的第一次攻击行动，在1915年6月的一个热天里，地点在霍格：
我当时还是个孩子，以充满希望的乐观态度看待人生，并且把战争视为一场有趣的冒险。我看见葬身于我军炮火下的德军尸体，不禁对那些英年早逝的士兵深感怜悯。现在，我已是个男人，对于战争在短期内结束已经不抱希望。我看着一条满是尸体的战壕，却一点儿感觉都没有。我不觉得怜悯，也不对自己可能会加入他们的行列感到恐惧，也不对杀害他们的凶手感到愤怒。我完全无动于衷。我只是个机器，尽力完成我被指派的工作。
在白皙的雪地里，波拉德发现了对那条战壕发动攻击的德军部队所留下的足迹。这点颇为幸运，因为他随着那条足迹越过一片结冻的沼泽而来到河边，结果发现了一座不太牢固的小桥。他拔出佩枪，轻手轻脚地走过那座桥，一样还是带头走在前面。一切都很平静。空军的回报确实没错——德军已经撤离了那座村庄。
尽管波拉德和协约国阵营的其他人都还不晓得这一点，但这其实是德军计划中的一系列撤退行动，目的在于拉直前线。防御强固的新阵地已经准备就绪，正在前方等待着他们。
1917年2月9日，星期五
奥利芙·金在萨洛尼卡修理她的救护车
二月寒风湿冷，空中弥漫着雪的气味。又是一个在萨洛尼卡度过的冬天。这个城镇已然成为一座过度拥挤也过度防御的军营，但驻扎在这里的军队却无事可做。街道上仿佛举行着军装华服游行：法军的蓝灰色制服，英军的卡其色制服，塞尔维亚军的褐色制服，俄军的褐绿色制服，以及意大利军的绿灰色制服。除了这些分属欧洲各国的部队之外，还有来自印度、中南半岛与北非的殖民地部队。去年秋天这里曾经发起过几次行动，企图将保加利亚人驱往北方，但前线位置根本没有什么移动。现在，一切又再度陷入了停滞。天气仍然一样善变：一会儿又热又晴朗，一会儿却是又冷又起风。雪已经下了两天，空气中的寒意依旧。奥利芙·金躺在她的救护车底下，冷得难以忍受。
金原本打算今天上午要在港口边的一间热澡堂里度过，但她的救护车让她打消了这个主意。她的车子需要修理，所以她现在才会在一座冷冰冰的车库里躺在地面上修车。她冻得手指发紫，做起事来笨拙不已。外面风很大。
奥利芙·金已经成了塞尔维亚军队的一员——奥利芙和她的两部车。（除了原本的“埃拉”之外，她又买了一辆重量较轻、速度较快的福特救护车，也就是她现在正在修理的这一辆。）由于塞军在大撤退当中几乎丧失了所有车辆，因此她现在忙得很。她现在已不必再参加无穷无尽的巡逻，不必再运送一袋袋的破旧衣物，而是奉派开车完成漫长而艰苦的旅程，行驶在狭窄危险的山间小路上。这样的道路在西欧恐怕根本连路名都不会有——有些可能是马道，有些则是泥土小径。这时候的路况最为糟糕。温度如果高于零度，地面上就会满是烂泥；如果降到零度以下，则是滑溜的结冰路面。
金愈来愈接近战火，战火也就愈来愈逼近她。曾经在法国和她一起出外寻觅家具的哈利太太，自从那时以来就一直是她的工作伙伴，而且“在这个大多数老太太都宁可安坐在家中编织袜子的时代”，哈利太太可谓历尽艰辛，所吃的许多苦恐怕连只有她一半年龄的妇女都承受不了。然而，她却在一个月前丧命了。她当时正在莫纳斯提尔协助难民，结果被敌军炮兵——保加利亚人？奥地利人？——发射的榴霰弹子弹击中。从造访北方前线的旅程里，金不但带回了两大帆布背包的战场纪念品——子弹弹壳、炮弹碎片，也带回了战场上尸体遍布的回忆。而且，她也首度看见“可恶的敌人”（保加利亚战俘）。
除此之外，她还坠入了爱河。这样的情形并不罕见——这种充满不确定性的情境带有某种特殊的氛围，足以瓦解原本可能会在两个人之间形成障碍的日常恐惧和习俗。就我们所能取得的证据来看，这段爱情在当时对她的意义远胜于其他任何事物。对她而言，这段爱情远比这场战争重要。这场战争已成了一片背景，成了战场上的人影，成了一成不变的例行公事，有时荒谬怪异，有时危险或是令人作呕，而且经常只是纯粹令人恼怒。就像现在，因为煞车故障而导致她无法如愿泡个热水澡。
她爱上的对象是米兰·约维契奇上尉，一个迷人的塞尔维亚联络官，人称约维，年龄与她相仿，性情爽朗又爱开玩笑。他们的恋情在一顿顿的晚餐与简单的聚会当中发展起来——在那样的场合里，大概经常可以听见由老旧的唱片所播放的《白鸽》乐音——但同时也背负着身处危险之中的压力。去年9月，她因为初次罹患疟疾而卧病在床，当时约维每天都会过来探望她两次，而且经常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她的爱似乎获得了回报。他们的恋情必须保密，但还是有不少人在背后嚼着他们的舌根，这点令她颇感心烦。
这不只是逢场作戏。她以前也谈过逢场作戏的恋爱，但这段感情远远不仅如此。
金知道这几年对她造成的改变，她对此颇感惊恐。不过，她最害怕的也许是别人会怎么看待她的改变。在加入塞军之后寄给父亲的一封信里，她写下了这段文字：
上天保佑您，亲爱的爸爸。我好爱您，您绝对不会知道我有多爱您。我常常不免纳闷您是不是会发现我变了很多。我觉得我在这场战争中变得很自私，我也知道自己现在变得比以前更独立。
她只字未提自己恋爱的事情。她只把约维称为“好友”，但即便是这样的说法，也已经超越了战前的社会风俗所能接受的程度。不过，现在已经没有人还想着去管未婚男女之间的交往以及穿着打扮是否合宜这种事了，至少不会在此时此地。
午餐时间，奥利芙·金暂时放下在冰冷车库里的修理工作，穿越雪地走回她和另外两名女性驾驶员同住的小公寓。她一进门，就立刻点燃她的小煤油炉——这是屋里唯一的暖气来源，她们在一年中的这个时候只要身在屋里，这个煤油炉就一定要点着。她很担心煤油的价格，因为煤油似乎一直在不断涨价——现在一罐要价十九法郎，而且只用得了两三天而已。“美国如果参战，应该要让我们以较低的价格买到煤油才行。”
金决定暂时待在房间里。她已经做了她今天该做的事情，剩下的工作应当由其他技师接手完成。她想起美味的塔斯马尼亚苹果，纳闷着现在那些苹果在澳大利亚是否仍然当季，不晓得她父亲是不是能够寄一箱给她。
1917年2月某一天
芙萝伦丝·法姆伯勒在特罗斯佳涅茨思考着这个冬天
这个冬天不论就大大小小哪方面而言，都是一个很糟糕的冬天。她在去年12月接到父亲去世的消息，他享年八十四岁。上个月，雇用她担任家庭教师的那位俄国心脏外科名医也去世了。此外，前线的状况又再次陷入停滞。在东部战线的这个区域，由于下雪与低温，一切重大军事行动都暂时停止，因此芙萝伦丝的医疗队收到的病患也就只有零零星星数人。一天也许会来一两个伤兵，第二天再来一两个病人，但大部分时间都是无事可做。
一如往常，粮食短缺的现象在寒冷的月份不免更加恶化，而今年更是比以往还要糟糕。莫斯科与彼得格勒都发生了面包暴动。厌战情绪愈来愈强烈，而且这种日益增长的不满也以令人意外的直率方式表达了出来。动乱、破坏行动与罢工的谣言四起。在1914年以前，一群经济专家就曾指出任何战争都不能拖得太长，否则必然会带来经济灾难。现在，他们的说法已获得了证实。所有参战国都已经用光了钱——真正的钱——因此现在交战双方都是靠着借贷或印钞票的方式提供战争所需的资金。因此，俄国的粮食危机不只是因为天气寒冷，不只是因为当下的粮食短缺，也是螺旋式通货膨胀造成的结果。此外，去年夏天的多次胜利虽让民众欢庆不已，但他们一旦发现那些牺牲并未能带来一个最终的转折点或是决定性的效果，欢欣鼓舞的情绪也就随即转变为失望与不满。
在普遍的厌战情绪下，对军方领导人乃至沙皇的批评也逐渐浮上台面。关于宫廷内发生了什么或正在发生什么，社会上有很多传言。一个半月前，恶名昭彰的妖僧拉斯普京被谋杀，似乎更显示出腐败现象已直达最高层。由于芙萝伦丝有两个亲近的人在最近去世，因此这些事情没有引起她太多的注意。不过，她倒是颇为同情沙皇——对于沙皇最贴切的描述，就是满怀善意但能力不足。
所以，这的确是个很糟糕的冬天。原本就已闲得令人发慌的情况下，再加上一股弥漫于空气中的不安情绪，医护人员们也因此变得紧张易怒，一再为了小事发生口角。芙萝伦丝也避免不了这样的心理状态：
我们似乎等待着什么事情发生。当前的状况不可能长久持续。问题满天飞，却没有人能够提出答案。“战争会继续下去吗？”“俄国和德国会不会达成和平协议？”“我们的协约国阵营在这种紧急情况下会怎么做？”……
这是个令人透不过气的烦闷冬天；冰霜麻痹了我们的思绪，也阻碍了我们的活动。
1917年2月25日，星期日
艾尔芙莉德·库尔的祖母在施奈德米尔的马肉店外昏倒
艾尔芙莉德居住的那条街上有个卖马肉的肉贩。那个肉贩是犹太人，名叫约尔先生。艾尔芙莉德知道有些人不喜欢犹太人，但她不属于那一类人。有一次，她甚至还因为有个男孩骂她的犹太朋友是猪而和对方打了起来。这个地区住着许多犹太人和波兰人。对艾尔芙莉德而言，他们全都是德国人，只是不同种类的德国人而已。
今天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艾尔芙莉德的祖母在寒冷的室外昏倒了，就在约尔先生的店门外。几个路人将她抬进店内，后来她才在约尔先生客厅里的沙发上慢慢醒了过来。不过，她的两腿颤抖无力，因此约尔先生坚持用他的货车送她回家。艾尔芙莉德和她的弟弟看着他们的祖母被人抬到床上，并且注意到她的脸非常苍白冰冷，不禁深感害怕。所幸他们的一个邻居正好过来拜访，于是为他们的祖母泡了一杯咖啡。当然，现在已经没有真正的咖啡了，只有用烘焙过的谷物冲泡而成的替代品。不过，那位邻居倒是在杯子里添加了真正的糖，而不是现在常用的人工甜味剂。艾尔芙莉德的祖母喝下那杯咖啡，过了一会儿之后终于觉得好了一点儿：“我觉得身体又暖和起来了，孩子们。”
她为什么会昏倒？也许是因为她和许多人一样，工作得太辛苦了。也可能是因为她和所有人一样，吃得太少了。
不过，艾尔芙莉德还是不禁深感焦虑。到该做物理功课的时间了，她把文具搬进卧室里，以便在做功课的同时还能注意祖母的状况。反正，学校的功课也不是她现在最关注的事情。将近一个星期之前，她和一个朋友到河边的水淹草甸上溜冰。那里聚集了许多人，全都随着一部发条留声机播放的音乐绕圈溜冰。在那里，她遇见了那天在同学姐姐家举办的派对中和她在楼梯上短暂交谈过的那位年轻中尉。他名叫维尔纳·瓦尔德克。那次派对结束之后不久，她偶然间在街上又遇到了他，于是和他聊了一会儿——在他们道别之前，那名中尉亲吻了她的手，说他希望日后还会有机会见面。结果他们确实又见了面，就在五天前的那片结冰草甸上。溜完冰后，天色渐暗，那名中尉带她去了弗利格纳糕饼铺。那里虽然没有闪电泡芙，但他们喝了香料酒，又吃了甜点。她非常开心。瓦尔德克中尉陪她走路回家，并且在门廊的阶梯上试图吻她。她羞赧地挣脱他的怀抱，跑进了屋里，但后来却对自己这么做颇感后悔。
就他们挂在学校教室里的战争地图看来，目前的情势并没有什么变化。这几个星期以来，非洲与亚洲都没有发生什么值得注意的事情。可惜的是，昨天有289名士兵在德属东非的利库尤投降，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库特阿马拉西南方也有几条土耳其战壕被英军攻占。就这样而已。意大利与巴尔干半岛相当平静。西部战线同样没有任何新战况，唯一的例外是偶尔发动的突袭行动。只有东部战线能够持续为报纸提供值得注意的消息，而且那里的战斗在近几个月来几乎全都集中在一个地区——罗马尼亚。现在，地图上的那个部分已插满了一丛黑色、白色与红色的小旗，而且他们可能很快就会在那里取得一场重大胜利。他们最近一次的胜利是在去年12月6日，当时布加勒斯特被攻陷，学童因此放假一天。艾尔芙莉德利用那个意外获得的假日出外散了散步。
1917年3月18日，星期日
安德烈·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在彼得格勒试图进入阿斯托里亚饭店
“随大流就是了。”医生这么说。现在是凌晨两点，气温冰冷刺骨。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把他的勤务兵安东留在车站照顾行李，自己则是直接动身前往饭店。奇怪的是，车站外竟然没有出租车也没有马车，因此他只能走过去。这里显然发生了什么奇怪的事情，什么不太对劲的事情。他在阴暗的街道上遇到武装巡逻队，他们“以怀疑的目光盯着他”。他走过一家烧毁的警察局。在莫斯卡雅街这条时尚购物街上，他发现了动乱的明确证据：商店橱窗都被打破，店里的商品遭到劫掠，建筑物的墙上还有弹孔。
当然，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知道3月8日爆发的那场动乱，当时妇女走上街头抗议面包短缺的现象。此外，他在基辅的火车站就已目睹过乱象，看见一群暴民伴随着怒吼声冲入头等车厢的餐厅，扯下墙壁上的沙皇肖像。尼古拉二世在三天前逊位了。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在上周四离开医院之时就听闻了这件事：一个军官走到他面前，告诉了他这个骇人听闻的消息——他是用法语说的，以免被旁人听见。在日记里，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对这个消息抱持乐观的态度：“会有一位新皇帝，或是一位更有活力也更有智慧的摄政王的，如此一来即可确保胜利。”
这一线希望可能来得并不容易。他在今年初得了疟疾，3月15日——也就是沙皇逊位的前一日——才刚出院。他回到营里报到，得知自己将被派往彼得格勒的后备营。这个消息令他深感绝望，原因是他听说那里的部队都奉命上街射杀示威民众与罢工人士。他去看了一位医生，那位医生努力抚慰他，并且问他是不是在考虑自杀。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因此坦承了内心的疑虑：“这场革命是由政府的愚蠢造成的，不是人民的错，但我却要被派到彼得格勒去对民众开枪。”那位医生对他温言安慰，并且提出了一个令他铭记在心的忠告：“随大流就对了，船到桥头自然直。”
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抵达了阿斯托里亚饭店，他的叔叔与婶婶正住在那里。饭店也留有骚乱的痕迹，甚至可以看出这里发生过巷战，因为墙上满是弹孔。一楼的大窗户都被打破了，仅用木板草草封补。大厅里一片阴暗，推拉门也上了锁。他在门上捶打了几下，却没有人出现。奇怪。他走到一道侧门前，敲了敲门，结果立刻被一群携带武器的凶恶水兵包围了。他们把武器对着他的胸口，并以充满威胁的口吻问他：“你的通行证呢？”他答称自己没有通行证。“你为什么带着一把左轮手枪？”一个年轻的海军上尉在这时现身，说服了那些水兵放走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同志们，让他走吧。他才刚到这里，不晓得这里发生了革命。”
回到街上之后，他快步赶回火车站，喝了些茶，等待黎明到来。
他在早上八点左右又回去了一次。远方传来工厂的汽笛声，清晨的灰色天空飘着雪。温度升高了，因此街道上满是潮湿的融雪。除了冲突的痕迹之外，其他一切看起来几乎都与平常无异。街上同样满是出门工作的人潮。不过，有一点倒是与过去不同：到处都可见到一片片的红色，不论是建筑物还是民众身上都是如此。所有路人都佩戴着某种红色的东西：玫瑰状饰带、纸花，或是单纯把一块红布扎在钮孔里。即便是汽车与高贵的马车上也都装点着红色，还有房屋正面与窗户也都是如此。挂在房屋外墙上的大布条，在微弱的晨光下看起来近乎黑色。
这一次，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终于进了饭店。大厅里一片狼藉：到处都是玻璃碎片与毁损的家具，红色的厚地毯上还有一摊摊结冰的水。许多人不断涌进涌出。一群兴奋激动的人围聚在一个角落的一张桌子旁边——他们正在为某种激进军官的协会招募人员。暖气已经停了，因此室内的温度与街道上相同。他找不到亲人的踪迹。“一切似乎都混乱不已，而且所有人都是一问三不知。”
他不知道的是，这场革命中若干最血腥的冲突就发生在豪华的阿斯托里亚饭店里。许多高阶军官及其家人都住宿在这里，结果有人——也许不止一人——对经过饭店外的示威群众开了枪。示威人士随即以机枪回击，接着武装群众闯入大厅里，双方就在水晶吊灯与装满了镜子的墙壁之间爆发激烈冲突。许多军官被枪杀或被刺刀刺死了，饭店的酒窖也遭到劫掠。（在这段时期的彼得格勒，正义的抗议活动经常与破坏行为以及彻头彻尾的犯罪行为混杂在一起。）
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再度走上满是融雪的街道。到了傍晚时分，他对当前的情势仍然没有多少了解，不过他倒是找到了他的叔叔与婶婶。他们在动乱期间从阿斯托里亚饭店逃到海军部大厦——结果发现那里同样也发生了严重冲突。至于他应该去报到的近卫团后备营，他则是收到了种种相互矛盾的信息：
（该单位）拒绝参与革命，而被全部歼灭。该单位是最早加入士兵哗变的部队之一，结果士兵杀死了所有军官。所有军官都平安无虞。各种说法不一而足。
尽管心怀焦虑，他还是决定在第二天早上搭出租车去军营报到。“随大流就对了，船到桥头自然直。”
1917年3月24日，星期六
安德烈·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被士兵委员会推选为军官
到处都是一片乱象。士兵的服装仪容邋遢不已，不对军官敬礼，而且一副吊儿郎当的模样。他现在等于是军营里的囚犯，等待着士兵委员会做出决定。他们会不会核准他加入部队呢？
决定在今天出炉了。是的，他们决定让他担任军官。不过，这不表示他的地位仍与先前相同：营长向他说明指出，军官就像立宪君主一样，只有形式责任，但没有实质权力。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觉得松了一口气——他如果没有获得他们的认可接纳，很可能会遭到囚禁，甚至是更惨的下场。他写道：
看来决定性的意见来自一个曾经在我手下干过的中士。他向委员会述说了1916年在雷泽克内的经历，当时我违抗军团团长的命令，自负责任让部下休假回家。不久之后，就有委员会的两个成员过来看我，向我告知了他们的决定，还很客气地问我是否愿意待在营里，并且称我的同意将是他们的荣幸。那天傍晚，我们得知莫斯科军团有五名军官在前一天获得士兵认可，却在夜里被他们杀害。
1917年3月26日，星期一
拉斐尔·德·诺加莱斯参与第一次加沙战役
拉斐尔·德·诺加莱斯已有一天半不曾睡过，只觉得疲惫不堪。他率领一支巡逻队深入敌军阵线后方，奉命找到并且炸毁英军铺设的饮水输送管——那条管线从苏伊士运河经由西奈半岛一路拉到加沙这座沿海古城外的前线。过去这三十六个小时以来，他们已经在沙漠里行走了一百五十到一百六十公里，而且任务彻底失败：他们甚至连那条管线的影子都没见到。等他们回营之后，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刻睡一觉。
不过，情势却是一点儿都不平静。所有单位都正在进行作战准备，原因是情报显示一支英国大军正在穿越加沙防线前方的那条干河床。看到这幅忙碌的景象，就足以让德·诺加莱斯重新充满活力：“我原本感到的浓厚倦意在一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他换了一匹马，随即策马而出，准备执行新任务。
首先，德·诺加莱斯奉命将行李搬运队伍中所有的骆驼、驮马和推车带到安全地带。唯一留在原地的是白色的帐篷——他们希望借此掩饰他们重新集结的行动。接着，他又回来加入其他土耳其骑兵的行列，据守那条干河床的一个重要河段。英军必然会在这个地点发动攻击，因为这里是奥斯曼防线的左侧翼，而且相当薄弱。英军如果突破了这个点，即可轻易进攻奥斯曼军队的后方，也会对位于泰勒沙里亚的司令部形成威胁。
英军的这项重大攻势，是中东战局已然出现转变的又一征象。自从奥斯曼军队在去年夏天第二度试图截断苏伊士运河的行动失败之后，英军就一再发动反攻，并且采取了唯有经过沉痛教训才会懂得使用的循序渐进做法。他们克服了巴勒斯坦的最后防线，就某些方面而言也是最有效的防线——沙漠。而他们克服沙漠的方法，乃是铺设窄轨铁路以及德·诺加莱斯找不到也炸不着的那条淡水输送管。
这是个雾气弥漫的寒冷夜晚。
黎明时分，加沙方向传来了重型火炮的声响。炮火声愈来愈激烈，机枪与步枪声也跟着加入行列。攻击行动已经展开。
前方初步回报：英军架起了桥，以出乎意料的速度越过了干河床。伴随着步兵的坦克开始攻打加沙，骑兵也同时从两侧包抄，打算切断这座城市的后援。德·诺加莱斯向一名德国军官打听情况，那名德国军官非常悲观；他认为加沙的情势颇为绝望，而且可能已经陷落了。随着天色渐亮，他们可以看见远方的黑烟，从加沙周围的爆炸与大火中冒出。
奥斯曼骑兵团继续等待着英军的攻击，但这里却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接着，他们奉命上马沿着干河床朝加沙前进。德·诺加莱斯负责率领弹药车前往安全地点，但他半途抛下了这项任务，以便找寻一支迷路的部队。找到那支部队之后，他更热切地随着他们投入战斗，试图在包围加沙的英军当中杀出一条通往城里的血路。德·诺加莱斯表示，尽管他疲累不已，却受到一股紧张的狂喜与热情的驱使——“即便是最迟钝的人，一旦听到炮弹的呼啸声与榴霰弹在头顶上炸开所发出的爆裂声，也必然会在心中产生”这样的感受。
英军战机从头顶上飞过，投掷着炸弹。不久之后，他即可在“壮观开阔的视野”中望见加沙周围那片战场，其中一片三十公里宽的区域笼罩在浓烟当中，黑烟里还一再冒出红色的火舌以及炮弹爆炸的光芒。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德·诺加莱斯才记起自己原本的任务。他从战斗中抽身离开，和他的勤务兵骑马回去料理那些弹药车。他们的马匹累得满身大汗。他们两人找到弹药车队的时候，正好看见那支车队被一座在巴勒斯坦协助奥斯曼军队的德军炮台误击，“射速之快、准度之高实在令人嫉妒”。在车队遭遇了大量损失之后——尤以驮兽的损失最为严重——总算有个德国飞行员发现此一状况，而设法通知该座炮台停火，因此拯救了他们免于进一步的炮击。
随着傍晚的天色逐渐昏暗下来，德·诺加莱斯带着车队前往位于泰勒沙里亚的总部，在那里见到了加沙前线指挥官弗里德里希·克雷斯·冯·克雷森斯坦上校。这位德国将领紧张不已，不断拍发电报，因为他确信他们已经打输了这场战役。德·诺加莱斯的脑子里也浮现过同样的念头，因为当下的情势显得一片混乱。因此，在他准备上马驰向战场之际，却听到英军不晓得为什么开始撤退的消息，也就不免大感意外。
这场战役结束了。双方都承认失败，只是英军率先退兵而已。
这天晚上，德·诺加莱斯在月光下骑马进入备受摧残的加沙：
四处都笼罩在死亡的寂静下。在街道当中的焦黑椽木与毁损的马车之间，堆着千百具尸体，是人与牲畜烧焦破损的残骸。建筑物的焦黑墙壁仍然冒着烟，而且显得摇摇欲坠。在那些墙壁上，可以看见一大片一大片的紫色污渍，看起来有如红色康乃馨——那是血的康乃馨，是濒死的伤者在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将胸口或头颅靠在墙上的地方。夕阳的最后一丝金红色余晖在暗沉的天空中消失之后，宣礼员如泣如诉的呼唤声便从清真寺的尖塔上响起，向先知的虔诚追随者宣告死亡天使已在这片沙漠上展开双翼——在这片沙漠上，现在正有成千上万的基督徒士兵在巴勒斯坦的星空下陷入光辉而恒久的睡眠。
他骑马回到营地，他的马儿已累得几乎站不起来。德·诺加莱斯为自己裹上一条毯子，然后躺了下来，把头枕在马儿的侧腹上。他立刻就睡着了。
1917年4月某一天
帕尔·凯莱门在科洛斯堡城外练习机枪射击
即便是奥匈军队，也不免受到现代化的影响。骑兵虽是该国军队的荣耀与精华，其成员也穿着最精美的制服，却即将遭到废止。骑兵已不再有任何功能，也根本没办法派上战场。他们试过，结果区区几挺机枪就足以歼灭整个骑兵团。总体来说，骑兵在这场战争中扮演的角色就是照看俘虏、在阵线后方进行巡逻，以及举行壮观多彩的游行。此外，他们的马匹需要大量的粮草，而一如其他各种物品，现在粮草也相当短缺。
奥匈骑兵虽然拥有公认的全欧洲大陆最美观的军服，这点对他们却没有丝毫帮助。不再骑马的他们，也必须告别那些毛边的蓝色上衣、绣花红色长裤、带有冠饰的皮质头盔，以及羽饰和带扣、饰带与金色纽扣、金线花边，还有那擦得闪闪发亮的淡棕色皮革高筒靴。从今以后，他们必须和步兵一样穿上那种仅仅讲求实用而显得单调、廉价又毫无特色的蓝灰色制服。又一件属于旧欧洲的事物消失了。凯莱门的骑兵团也遭到解散，所有成员转而接受步兵训练——他对这点深感厌恶，也许不只是因为步兵的任务更危险又更艰苦，也因为他的审美观与自视非凡的性情难以接受这样的安排。他现身参加转任步兵军官所需接受的机关枪训练课程，接待他的上尉是一个已过中年的男子，满脸胡茬，身上穿着一件皱巴巴的军服夹克。他立刻注意到凯莱门仍然佩戴着骑兵特有的金色军阶章。他没好气地说：“这东西得拆掉。”但凯莱门仍然继续佩戴着军阶章，忍不住要以这小小的叛逆行为表达抗议。
课程内容乏味得令人难以忍受，其他学员以及他们待的那座城镇也是如此。乏味就是这里的常态。今天下午，他们搭着马车前往一座偏僻的靶场，以便进行实弹射击练习。他们经过一座村庄。平坦空旷的匈牙利平原一路延展至远方的地平线。最近总是下雨，现在太阳也还是躲在厚厚的云层后面。他们抵达靶场，凯莱门在日记里写道：
村庄里的尖塔已被我们远远抛在后头。我们的右侧有一座茅草屋顶的棚子，现在是机枪支队的靶场。靶板竖立于地上，有如样貌古怪的稻草人；在一道最近刚挖好的战壕里，已经架设了两挺机枪，准备供人练习。
那两挺机枪开始开火。子弹以飞快的速度射向充当目标的假人。经过刚刚那段宁静的路程之后，机枪持续不断的嗒嗒声震得我耳朵疼痛。我尽可能远离机枪架，并且转过身去，仰望着愈来愈暗的天空，直到西方的阴影宣告夜晚降临。南方，染了色彩的云朵仍然飘浮在空中，远方一间农舍的白墙也在夕阳的余晖下映照出黯淡的光芒。开阔无垠的原野回荡着子弹的尖啸声。
我以为只有士兵目睹着这些可怕的杀人工具的练习活动。不过，在一座吊桶井的方向，突然有一群野鸭振翅飞了起来，拿不定主意似的在空中盘旋着。其中一挺机枪转向它们。一排鸟儿跌落在地面上——明晚可以加菜了。
这段期间，罗伯特·穆齐尔写下自己在《蒂罗尔士兵报》的最后一篇文章，主题是多民族组成的奥匈帝国境内的矛盾与冲突，笔触一针见血，相当罕见。他为报纸奉献了莫大心力，业务也备受夸赞，但仍无法挽回报纸停刊的事实。一想到必须离开美丽而且极富乡村情韵的博尔扎诺，他就难过不已；也许，这就是他允许自己敝开心胸的原因。下列是其中一段文字：
现状已经持续了三十年、四十年、六十年，甚至更多年，全国势均力敌的各政党都在谴责其他政党无能、无所作为；然而，这种无能会损耗全体国民的精力、热忱与牺牲。如果使用正确的方式提出这个问题……真有人会相信，这些势同水火的政敌会突然体认到和谐的重要性，停止乱斗吗？这些冲突的根本原因不仅持续存在，还完全没被检讨过呢。这就像把童话故事的道德寓意投射到国内政客的乱斗一样，这种一厢情愿必然要幻灭的。然而，开战以来，即便一切乱象从未解决，我还是从各语言的舆论中听到最天真且不切实际的论断：战争结束，只要战争结束，一切都会好转的。这怎么可能呢？
1917年4月20日，星期五
拉斐尔·德·诺加莱斯与第二次加沙战役的最后阶段
他们身在前线后方好一段距离，并且认定最糟的时候已经过去了。这场战役在前天达到高峰，德·诺加莱斯参与了两次骑兵冲锋行动。他们第一次接到攻击命令的时候，感觉仿佛是接受“死刑”——奥斯曼骑兵必须对阵英军的机关枪。由于某种奇迹，这项攻击行动进行得相当顺利，尽管他的大腿受了伤。他的护卫兵塔辛以一团口嚼烟草为他止血，“虽然有点刺痛，但非常有效”。
自从第一次加沙战役那场造成惨重损失的混战以来，至今才差不多过了一个月。双方原本都以为自己是战败的一方，但最后却是由奥斯曼军队获胜，原因是英军在缺水及其他问题的压力下，撤出了他们攻占的地区。第二次加沙战役主要是由当地的英军指挥官在事后向伦敦提出的报告过度乐观（实际上彻头彻尾的不正确）所造成的结果。那份报告再度燃起了英国政府的希望，以为他们即将有重大突破：唯一需要的就是再增加一些兵力，增加几门大炮，发动另一场攻击，等等。
英军部队迅速获得援兵增补（包括八辆坦克以及四千枚毒气弹），还得到了上级的承诺，称他们只要打开通往耶路撒冷的道路，即可获得更多的增援。于是，英军部队在昨天发动了一场重大攻势。这场战役后来却沦为艳阳下的西部战线翻版，充斥着空袭、猛烈但毫无意义的炮击、抛锚的坦克以及惨遭歼灭的步兵部队——因为他们遇上了构筑完善的战壕系统。
德·诺加莱斯所属的骑兵师，在这场战役中的贡献是骚扰英军的侧翼。他和其他军官在黎明时接见了一名传令兵，这名传令兵是加沙指挥官冯·克雷森斯坦上校派来的，向他们致上他的祝贺与感激之意。现在，第二次加沙战役差不多已经结束，英军并没有实现突破。
十五分钟后，在黎明的微光下，整个骑兵师朝着阿布胡里拉前进——那是一片位于更后方的沼泽地，那里将会有水供他们的马匹饮用，并且让他们获得一些休息。随着气温逐渐升高，这一大群骑士扬起了一大团沙尘，就飘浮在他们身后的空气中，宛如一道巨大的足迹。德·诺加莱斯颇为担心——英军无疑能够看见这团沙尘，从而得知有一支大军正在行进中。不过，师长对他的担忧却只是微微一笑。他们抵达沼泽地之后，一个个军团便各自排成紧密的队伍停了下来。
他们还来不及下马，事情就发生了。
一开始，他们只是听见引擎的嗡嗡声。接着，立刻就出现了六七架英军双翼飞机。一枚接一枚的炸弹在紧密排成一个个长方形的骑兵与马匹队伍之间爆炸开来。在半分钟内，这些炸弹造成的死伤就比他们在前一天一整日下来遭受的损失还多：
将近两百匹马不是垂死躺在地上，就是四散奔逃，因为疼痛而惊狂不已，而且垂挂在体外的内脏还不停喷出鲜血。脚还卡在马镫上的骑兵因此被拖行在那些马儿身旁。一时糊涂而试图阻挡那些马儿的士兵，则不免被马蹄踏倒在地。
拉斐尔·德·诺加莱斯相当钦佩那些飞行员，认为他们执行了一场“特别出色的攻击行动”。
邻近的一个德军防空炮组击中了两架飞机，其中一架歪歪斜斜地飞向地平线，另一架则是直接朝下俯冲。德·诺加莱斯看着那架飞机坠落于地面上，化成一团黑烟。他随即上马，在一支长矛轻骑兵巡逻队的伴随下策马奔向远方的那团黑烟，距离大概有五公里远。
他的念头是要救出那个飞行员，不然至少也要保全他的尸体。
他知道目前奥斯曼军队里那些属于非正规军的阿拉伯人只要发现受伤的敌人，就会予以残杀并且劫掠他们的财物。他在夜里看见了许多英军士兵残缺赤裸的尸体。他还遇见一个牵着一匹马的向导，马背上驮满了步枪、血迹斑斑的军服、靴子、腰带等物品，全都是他从士兵死尸上劫掠而来的成果。那人甚至还举起了一个苍白的长形物体，在火把的照耀下才看出是一只从手肘上方砍下的人类手臂——原因是那根手臂上有着精美的刺青图案。德·诺加莱斯在略感反胃的情况下买下了那只手臂，命人妥善掩埋。
他们抵达那架飞机的坠落地点，但已经太迟了。
那个飞行员被压在飞机的残骸下，尸身赤裸，还被砍掉了双脚，可能是因为劫掠者不想花时间解开靴子的鞋带：
那个丧命的军官有着一头金发，发色介于黄褐色与红色之间，而且他还很年轻。他身上唯一明显可见的伤口是在胸部，只见一块炮弹碎片刺穿了他的肺。从一千多米的高度坠落下来所造成的巨大冲击力，导致他的蓝色或淡褐色眼珠迸出了眼窝外。
那个飞行员的一名战友在他们上空盘旋，寻求着报仇的机会。
德·诺加莱斯的内心涌出一股强烈的感受。也许是因为那个死者的相貌俊美，也可能是因为（德·诺加莱斯本身是这么说的）他对这个高尚无畏的敌人感到敬重，尤其对方还是一名军官，也和他一样是基督徒。总之，他不能任由那具尸体遗落在那里，成为沙漠野狗的食物。他抽出左轮手枪，强迫一个人将那具尸体搬上他的骆驼，运回阿布胡里拉。
到了阿布胡里拉之后，德·诺加莱斯确保那名飞行员获得妥善的埋葬。他在匆促之下不可能找到棺材，于是以自己的斗篷将那名死者包覆起来。他还取下自己从小就一直戴在身上的金色小十字架，像勋章一样别在那名死者的胸前。
1917年4月25日，星期三
艾尔弗雷德·波拉德写信给他母亲
军事将领因为心怀希望，才能够持续执行计划以及发动攻击，而促使他支撑下去的力量也是同样的希望：认为我方虽然处境艰困，但敌人必定更加凄惨。所以，打败敌人只是迟早的事情，只需再多坚持一会儿，再多一会儿就行了。再过不久，敌军的前线就会崩溃，于是战争就会出现确定的结果，在我方获胜的情况下结束。（经常可以听到的“推进”一词也是出自同样的心态：只需要有一场决定性的“推进”，即可迫使德国屈服。）德军在法国按照计划撤回兴登堡防线的行动被解读为一种软弱的征象，而且这种看法并非毫无道理。
波拉德的部队是紧跟在德军后方的其中一支。他一度率领自己的连队爬上一座山丘，并在将近三年来第一次看见一派几乎完全没有遭到战火波及的风光，而且还洋溢着青翠的春色。在那一刻，他真心认为他们已站在胜利的门槛上，只需再推进一点儿，再推进一点儿即可打赢这场战争。他得知自己的部队即将完成任务交接，接下来的任务会由别的队伍接手，不禁深感沮丧——竟然选在这个时刻，就在战争的结束近在眼前的时候。“不过，命令就是命令，无论如何还是必须服从。”他那支只剩下三十五人的连队沿着泥泞的道路回头。春天的太阳颇为温暖，他们因此纷纷脱下了夹克。
英军在今年4月初于阿拉斯发动了又一次的攻势。当时波拉德正在一座基地营里休养，原因是他受了一次平庸乏味的伤：他在黑暗中绊倒，导致一只脚严重扭伤。他不惜代价想要参与那场攻势，于是迅速回到了他所属的营正等着奉派出战的前线区块。再一次，他的任务又是率领巡逻队进入无人地带。
今天，他写信向母亲告知自己最近的战斗事迹：
我前几天在一条德军战壕里经历了一场非常刺激的冒险。我剪断了他们的铁丝网，跳进他们的战壕，以为里面没人，结果却随即发现里面满是德国佬，只好赶紧撤退。所幸我安全逃了出来。我听到传言，说准将因为这件小事而推荐我再获颁另一枚十字勋章。所以，您如果注意看报，可能很快就会看到我的名字。别以为我冒了什么没有必要的险。我没有。我只是依照命令行事而已。
亲爱的老妈，尽管不在前线上，我们也还是远离文明。顺带一提，我又收到了一箱新唱片，可是那该死的留声机必须更换调速器弹簧才可以用，所以请赶快帮我寄弹簧来。
1917年4月29日，星期日
艾尔弗雷德·波拉德在加夫雷勒阻止德军的攻击
前进线的激烈交战不足以打扰他的睡眠。吵醒他的是个传令兵，为他带来了一项非常简短的命令：他必须立刻为侧翼部队提供掩护。波拉德跳出了他的地下碉堡：“没有时间问发生了什么事。显而易见是出了什么问题，我必须马上行动。”
奇怪的是，他一到明亮的春季阳光下之后，却只见到一片全然寂静的景象。不但没有炮弹爆炸的声音，甚至连步枪声都没有。不过，这种表面上的平静只是令他更觉不安。波拉德感到自己的心脏怦怦跳个不停。他凭着本能认定他们正处于致命的危险当中。他扫视前进线的战壕。右边一切看起来正常无误。他看向左边。突然间，他看到了：就在那里，大约一点五公里外，德国正在展开反攻。他看不见移动的士兵，但可以听到手榴弹发出的典型声响——“砰！噌！噌！噌！”——也能看到手榴弹爆炸之后冒出的灰色烟雾。
这种情形持续了五分钟。
接下来，却发生了一件完全出乎意料的事情。
遭遇直接攻击的阵地似乎在坚守不退，但侧边的战壕里，却有些英军士兵开始跑了起来——远离敌人。恐慌的情绪迅速传播开来，只见一大群士兵在战场上四散奔逃。
接着，波拉德看见德军的反攻部队从防线的缺口迅速涌入，穿越交通壕，冲向第二道防线，直接朝着他所在的阵地而来。在这种时刻，在德军的突击队只剩几分钟就会抵达的情况下，一个勇敢但性情普通的人想必会认为自己只需立刻整备守卫部队，再等待那无可避免的冲突即可。德军部队看起来相当强大，至少有一连的兵力，说不定是一整营。
不过，波拉德可不是普通人。
一开始，他因为震惊而一时腿软，不得不抓住战壕边缘，以免跌下去。
接着，我产生了以前描述过的那种奇怪感受，觉得自己不再是按照自身的意志行事。我身外的某种力量，某种比我更强大的力量，似乎掌控了我。在这股神秘的影响力之下，我开始向前奔跑。
首先，他设法阻止了一些恐慌逃跑的士兵，将他们安置在弹坑里，命令他们开枪——有没有打中敌人都不重要，甚至根本不瞄准也没关系。接着，他拔出了自己的左轮手枪。手持着枪，身后跟着三名士兵，只带着六颗手榴弹，他便准备冲向交通壕里的德军，浑然没想到敌军的人数可能比他们多了一百倍。
他向自己的那一小支队伍简短下达了一些指示。波拉德带头，三名士兵跟在他身后，手榴弹握在手中做好准备。他们只要听到他开枪，就要把一枚手榴弹丢向他身前十五米处的战壕转角后方。
他们出发了。
他们奔跑向前。
在最初的一百米，他们没有看见任何人。一切安全，于是他们随即继续前进。他们遇见一个落单的英军士兵——“我这支小军队的第四名成员”。他们在空无一人的交通壕里继续前进。
又前进了一百米之后，波拉德转过一个转角，结果看见一个德国士兵举着上了刺刀的步枪朝他而来。波拉德立刻开枪。他看见那个德国人的步枪掉落在地上，手抱着腹部瘫倒了下去。两枚手榴弹从波拉德的头上飞过，落在下一个转角。另一个德国士兵出现了。波拉德再次开枪，这个人也一样瘫倒在地上。手榴弹爆炸。他看见一个德国士兵回头撤退，却也看见其他几个德国士兵向前推进。他再次开枪。更多手榴弹飞过他的头上，然后爆炸开来：“砰！噌！”剩下的德国士兵退了回去。
这时候，德军的进攻既已在看似不可能的情况下被击退，一个勇敢但性情普通的人想必会认为自己的工作已经完成，尤其是手榴弹也已经全部用完了。
不过，波拉德远远不只是个普通人。
他满腔热血，心中感到“一股兴奋激动的情绪，只有橄榄球员冲过对手球员之间企图得分的感觉可以比拟”。他在交通壕里追赶着那些逃逸的德军。他瞥见身穿原野灰军服的身影，随即开枪，但没有打中。最后，他终于恢复理智，开始安排防卫事宜。他的专长是手榴弹，而他喜出望外地发现德军留下了成堆的手榴弹。比起英军的手榴弹，波拉德更偏好德军的木柄手榴弹，一方面是因为木柄手榴弹可以丢得比较远，另一方面是因为这种手榴弹内含的炸药爆炸力比较强，发出的爆炸声也比较大——纯粹就心理效果而言，爆炸声非常重要。他们尽量把手榴弹往身上塞。
不到十分钟，德军就重整了队伍发动反攻。这次的交战成了一场手榴弹的决斗。一颗颗手榴弹在空中划出短短的弧线。爆炸声一声接着一声持续不止。尘土与灰色的烟雾悬浮在空气中。波拉德脱下头盔以方便投弹，一会儿之后也扯掉身上的防毒面具袋。“砰！砰！砰！砰！”德军的手榴弹若是落在他们的双腿之间，他们就立刻捡起来，丢到战壕外。震惊又意外的德军显然不晓得自己面对的只是区区四名士兵。不过，无论如何，交通壕里的空间也非常狭隘，因此一次只能容两三人参与战斗。假如德军士兵能想到爬出战壕，从旁边的平地绕过来，波拉德的这支小队伍必然会在短短几分钟内遭到歼灭。
他们捡来的手榴弹消耗得很快。波拉德的一名部下注意到了这一点，于是问他是否该开始后撤。波拉德回绝道：“我一步也不退，雷吉。”
然后，一切都平静了下来。
德军的攻击行动展开得很突然，结束得也一样全无征兆。他们数了数身上的手榴弹，发现只剩下六枚。他和两名部下沿着交通壕往回走，捡拾他们刚刚没拿的手榴弹。他们在途中遇见了波拉德所属连队的士兵前来支援。这些生力军加入之后，他们没有花太多力气就击退了德军下一波的反攻。
一切又平静了下来。
在那天下午接下来的时间，波拉德都忙着安排交通壕的防卫事宜。
情势仍然维持平静。
随着夜晚降临，终于有其他连队来接替他们。到了这个时候，波拉德已经精疲力竭了。在回程的途中，他们穿越了一条毒气带，但他累得连戴上防毒面具的力气也没有。回到伙房马车的时候，他觉得很不舒服，但喝下一杯热茶之后，他的恶心感就减轻了不少。
1917年5月1日，星期二
威利·科庞在豪特许尔斯特上空盘旋了四分半钟
他高估了自己，这点毫无疑问。尽管他的飞机还没装上前射机枪，也就是说他完全只能仰赖观察员的武器，但威利·科庞还是决定深入敌方领土，找寻一架能够击落的敌机。今天，科庞觉得自己“刀枪不入”。这是因为他对自身能力的自信——他现在已是一位合格的飞行员，尽管他的战斗经验还相当有限——但也是因为他对自己的飞机怀有信心。这是一架索普威斯公司制造的1½斯塔特式双翼机，是科庞驾驶过的速度最快也最现代化的机型。
他们飞越了伊普尔前线。底下一片平静——那座城镇与周围那片原野终于得以从炮火的蹂躏当中获得片刻的喘息。稍往南，英军正在阿拉斯发动一场攻势，而埃纳的贵妇小径周围也有一场激战仍在进行中。
他们继续朝着东北方向飞行，以仅仅3 000米的高度飞过兰格马克与1914年旧战场的上空。就在他们飞越豪特许尔斯特的广袤森林之际，科庞终于看见了他寻找的对象。他发现了四架德军单座飞机，那四架飞机的高度比他低，但已开始朝着他的方向爬升。他一面试图移至攻击位置，一面注意观察他们——他太过专心了，反而没有注意到从反方向悄悄出现的另外四架敌机。
这正是新手最容易犯的错误。
直到敌机发射的第一批子弹射中机身，科庞才发现自己遭到了夹击。
在这场战争里，或然率是战机飞行员最大的敌人：在天空上可能发生的状况实在太多——飞机容易起火燃烧，结构脆弱，引擎马力不足，保护设施付之阙如，武器也不可靠。他们还没有降落伞。由于飞机引擎没有起动马达，必须手摇发动，所以引擎一旦在空中停摆，就根本无法补救。（空战的高度通常介于3 000至6 000米之间。那个高度的气温很低，不但对身在敞开式座舱里的飞行员而言颇为难熬，更可能因为冷却与润滑系统故障而导致引擎失灵。）令科庞备感折磨的不只有飞机坠毁之后紧接而来的那种寂静，引擎在空中停止运转所带来的那种突如其来的寂静，也几乎同样可怕。
极少有战斗人员会像1917年春季末期的协约国飞行员那样面临如此高的阵亡率。一般人谈及“血腥四月”都不禁为之变色。德国空军因为飞机比较先进、训练比较精良，又采用了新式战术，因此在空中已逐渐取得优势。这项优势在目前——阿拉斯进攻行动期间——正臻于高峰。过去一个月来，法军撤回了许多损失惨重的飞行中队并进行重建；但英军却选择继续作战，妄想着数量上的优势能够弥补技术与训练上的劣势。
结果是一场大屠杀。英国在过去一个月损失了占总数三分之一的战机。平均而言，英军飞行员在阵亡之前的飞行时数只有17.5个小时。
威利·科庞现在就差点沦为那些数据的一部分。德军战机射出的子弹成排击中了他的飞机。一块子弹碎片打到拧紧线，反弹之后重击他的头部左侧，但没有造成伤口。尽管如此，这一击却打得他往右一偏，结果操纵杆也随着他不自主的动作而向右偏斜，飞机于是跟着向右飞转。这实在是不幸中的大幸，因为如此一来，剩下的子弹就以偏斜的角度擦过机身，而不是直接射入机体侧面。
科庞将这项经验描述为“被铅弹溅了满身”，事后也坦承“身为别人射击的目标，对神经系统实在很不好”。
不过，在恐慌当中，他却想起了一名法国飞行员在不久之前给他的一项忠告。像他驾驶的这种大型双座飞机一旦遭到小型单座飞机的攻击，就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做：不停转向，来回转向。原因很简单，就是为了让敌人难以命中目标。
于是，科庞立刻采取这样的做法：转弯、摆荡、扭动、摇晃。而在不规则的盘旋当中一再下降，是难以维持水平飞行的。科庞根本看不清敌人，只是偶尔瞥见一架机身上漆着黑色大十字标志的飞机朝着他俯冲而来，或是翻转爬升以便再次攻击。不过，他倒是听得见敌机的声音，也可以听见他的观察员间歇性地用机枪朝敌机开火。
科庞回到己方的阵线之后，那四架德军战机便掉头离去，不再追击。这整个过程只历时四分半钟，但他却觉得仿佛过了“一辈子”。在那段短暂的空战中，他总共下降了1 200米。
降落之后，他和他的观察员检查了飞机的损坏程度。他们总共找到了三十二个弹孔，其中二十九个都距离座舱非常近，科庞不必离开座位即可触摸得到。其中一颗子弹穿过他的双膝之间，差点射中他握着操纵杆的右手。不过，除了那块嵌在他的飞行帽上的子弹碎片之外，他却完全没有中弹。他称之为“奇迹”。刀枪不入？
在卡斯塔莫努，爱德华·穆斯利正坐着写日记，这里洋溢着春季的翠绿。
乐团在发展壮大。我现在是首席小提琴手，也是“管弦乐团”的领导人。我们有五位小提琴手、两位大提琴手和一位低音提琴手，还有鼓手、两位单簧管手、长笛手与斑鸠琴手，而且“人形四分音符”在编曲方面的进度也令人激赏。他从我们通过邮件收到的种种乐谱中取材，其中许多都是钢琴独奏曲，还有许多曲子是我们凭着记忆写下来的。我们每个星期日晚上都会轮流在不同的房屋练习。有时候，我们的演奏听起来几乎就像是家乡的海边乐团！！！我真希望能够再到皇后厅去听音乐会。
穆斯利也花时间为《烟》写文章。这是一份手抄报纸，在卡斯塔莫努的英军战俘之间秘密流传。他还草拟了一份国际法的方案，也思考着在战后成立一个超国家组织的可能性——“一个国家协会或者国际机构”。他渴望回家。他想逃跑。
1917年5月21日，星期一
哈维·库欣在大西洋看见船只残骸
这是他们出海之后的第十天，天气总算放晴了。艳阳高照，海面平静无波。这艘船名为“萨克森尼亚”号，船上载着哈维·库欣以及第5基地医院的其他人员。第5基地医院是最早派往欧洲战场的美国机构组织之一。才一个月前，美国宣称为了“让民主制度安然屹立于世界上”而参战。就经济上而言，这项举动至少让英国得以继续安然作战。英国凭着贷款支撑战事，但这些贷款在去年底就似乎濒临耗尽，有些政府官员因此悲观地谈起经济崩溃的风险。不过，在这最后关头，英国却获得了美国的资金挹注，还有美国价格低廉的原材料。
至今为止，这趟航程虽然平淡无事，却充满了焦虑。“萨克森尼亚”号独自航行，在海上以“之”字形的方式曲折前进，随时注意着德国潜艇的潜望镜。船上所有人都二十四小时穿着救生衣，也一再练习搭乘救生艇。到了傍晚，万物似乎都染成深浅不一的蓝灰色：船只，海洋，还有天上的云朵都是如此。
即便这是个基本上非军事性的组织，也开始深受军事习惯的影响。现在，武装卫兵在船上随处可见。他们在甲板上举行操练，所有人的鞋子都擦得闪闪发亮，而且军官在每日做健身操的时候，也严禁其他阶层的人员观看，以免有损他们对长官的敬意。库欣不太能够习惯这一切。在他领取马刺（纯粹是军官的阶级象征，因为第5基地医院并没有马匹）和一把手枪（M1911型）的时候，不禁吃了一惊。“一把样貌凶恶又油滑的自动手枪”——他极少将那把枪带在身上，也完全无意使用它。
倒不是说库欣对这场战争怀有任何疑虑。长久以来，他一直认定美国迟早会被卷入这场战事——而且是必须参与其中。此外，他也花了许多时间努力做波士顿同僚们的工作，让他们做好迎接战争的准备。他在1915年春季以医学观察员的身份在法国待了一个月，这一方面加深了他对战争的厌恶，另一方面却也降低了他对战争的恐惧。他造访前线的时候极少感到害怕。如同他在那年春季于日记里所写的：“一旦离家愈远，并且愈来愈接近战争现场，反倒愈来愈少听到关于战争的话题，于是战争也就不再显得那么可怕。”从那时开始，身为神经学家的他就对“炮弹休克症”的现象深感兴趣，而这种纯粹属于专业上的动机至今也仍然存在。不过，后来也添加了其他更加有力的因素。
那时候，他只是个中立的观察者，对于种种关于德国穷兵黩武的传言都抱持怀疑的态度。不过，那种事不关己的冷静姿态已经变了。造成这种态度变化的决定时刻在于1915年5月8日。他当时在爱尔兰外海，正在返回美国的途中，结果他搭乘的船只无意间驶入了“卢西塔尼亚”号的残骸之间。那艘船在前一天被德国潜艇击沉，造成1 198名成人以及儿童罹难，其中124人是美国公民。他们航行了整整一个小时，才驶离那片散布着残骸的海域。震惊不已的库欣看见躺椅、橹桨与一个个箱子漂浮而过。最惨的是，他还看见一个妇女和一个小孩的尸体漂浮在一艘充气救生艇旁边。一艘拖网渔船在远处环绕残骸航行，打捞着尸体——捞一具尸体有一英镑的赏金。
现在，1917年5月的这一天，他又再度看见船体残骸，因此勾起了那段回忆。不过，这次所见的只有一叶船板、若干垃圾以及一件救生衣。这天下午，一艘护卫舰前来为他们护航，这是一艘老旧的小型驱逐舰，舰首漆着“29”这个数字。这艘驱逐舰在他们后方五百米处就位，于是他们纷纷欢呼挥手，大大松了一口气。库欣认为今天晚上会有比较多人放心睡在甲板下。
接近傍晚的时候，他们在上甲板练习抬担架——他们的经验欠缺也明显可见。最后，这项训练是借助一本说明手册才得以完成的。他们新发放的军用手提箱都堆栈在船首。如果一切按照计划顺利进行，他们将于明天上午六点在法尔茅斯入港。
1917年5月29日，星期二
安格斯·布坎南在林迪的一片白色沙滩上岸
有时候，三个月的时间可以过得很快。三个月就是布坎南所属的部队在开普敦所待的时间——那是一个“美丽安详的地方”，简直称得上是天堂。这段休息期极为必要，如果不是因为这样，第二十五皇家燧发枪营恐怕撑不下去。他们待在东非的后期，军官与士兵的情绪都是沮丧而麻木的。
反正雨季期间也没什么事情可以做。在滂沱大雨之中，来自尼日利亚、加纳、肯尼亚与西印度群岛的黑人士兵只能守在堡垒里。
现在，休息过后的部队正在搭乘船只返回东非的途中，所有人神清气爽，据说准备去把事情做个了结。冯·莱托—福尔贝克的部队虽然被驱逐到了殖民地的东南角，却仍然没有被打败。新任的协约国南非总司令路易斯·“贾皮”·范·德芬特少将坚决要求进行更多的直接交战，而不再使用那种巧妙但通常毫无成果的钳形攻势。（他青睐的做法是“重击”。）他们先前之所以选择在丛林里迂回行进，目的是为了减少战斗伤亡并且智取敌人，但这样的做法却一再导致补给线拉得太长。一般认为前任总司令史末资的策略虽然在战场上拯救了不少性命，但因病损失的人数却是数倍之多。此外，像布坎南这样撤至南非休养的许多军人，也都相当孱瘦衰弱，这引起了广泛关注。大多数人都不曾见过白人处于这样的状况——黑人有，但白人从来没有。
这支由五艘船组成的舰队满载兵员，准备投入即将发动的攻势。他们在离一片白色沙滩两公里外的地方下锚，那片沙滩就是这些部队上岸的地点。不远处的那座城镇——林迪——目前已在英军掌握中。布坎南写道：
我们怀着复杂的情绪望着海岸。冒险仍然对我们充满吸引力，但这片大陆潜在的种种可能，想起来却足以令人毛骨悚然。因此，我们乃是以相当清醒的目光审视着眼前的这片陆地。那里有着我们已经充分见识过的丛林地带，那是一幅绝对没有人能够看穿的阴暗景象。
一艘小汽船驶到巡洋舰旁边，于是众人纷纷提起背包、装备与步枪，爬下梯子到汽船上。那艘汽船将他们接驳到一艘在旁等待着的大艇上，再由大艇将他们载到最后的一片浅水区。然后，一身干爽的他们会由黑人橹夫背上白色沙滩。
此时，罗伯特·穆齐尔被部署在位于波斯托伊纳的西南前线指挥部，在书记处工作。最近他还获颁弗朗茨·约瑟夫军团铁十字勋章，这真是一件赏心悦目的装饰品。这种奖章本意（形式上）是奖励在前线英勇杀敌的军人，现在却像通货膨胀一般到处发放；穆齐尔对此，自是心知肚明（他曾负责审核表扬建议书，从体系内对弊端有深切了解）。他对这一切的意识极为清楚；对于所有恭喜他获此“殊荣”的人们，他难以开口答谢，这份殊荣非但没能使他感到高兴，反而让他更加愤恨不平。他从几位姊妹家中租了一间附有家具的小套房，得以再次和妻子玛尔塔同居。妻子较习惯更热闹的地方，因而常抱怨。然而他在新居却感到莫名的平静：
我的房间真是奇怪，有着赭色的土耳其窗帘，家具表面满是裂缝与空隙，使小石一般的灰尘得以乘虚而入。细微的灰尘也仿佛是石砾所化。他就置身在前所未有的宁静中，置身事外，心中惦记的，只有远山的孤寂。那是一种只会受昼夜转换所扰的孤寂。
短短几公里外，第十次伊松佐河之役已历时超过两周；意大利部队再一次寻求突破，双方再一次经历惨重的损失，进展却相当微小。从远山传来的炮击声不绝于耳。每天有数以千计的人死去，而他对此却不置一词。
1917年5月31日，星期四
理查德·施通普夫在“黑尔戈兰”号上观看二十枚铁十字勋章的颁发典礼
一旦没有新的胜仗，就只好努力把旧事拿出来炒作。公海舰队盛大庆祝了日德兰海战一周年。“黑尔戈兰”号的舰长“以炯炯有神的目光”发表了一段致辞。在这场激昂的演说当中，他愈说愈激动，音调也愈来愈高：
“我们的敌人致力追求一个特殊的目标，就是要离间我们的最高指挥官与他的海军和陆军。霍亨索伦皇室一旦遭到推翻，他们就会强迫我们接受类似于英国与法国的那种议会政体。这么一来，我们就会和他们一样，受到商人、律师和记者的统治。在那些国家里，他们只要对一位将领或者军事领导人感到厌倦，就会直接将他去职。可是在这场战争结束之后，我们将会需要更加强大的陆军和海军。各位必须反对所有那些想要将议会政体引进德国的人，也绝对不能忘记德国的伟大系于我们的皇室、我们的陆军，以及我们成军未久的海军。切勿忘记这件事：在与我们交战的所有国家里，那些社会民主主义者都一心想要毁灭我们。”
演说的结尾是为“我们的战争最高指挥官皇上陛下”欢呼三声，接着为参与了那场战役的人员颁发二十枚铁十字勋章，颁发对象大致上是随机挑选的结果。
一如往常，施通普夫的内心充满矛盾，既担忧又愤怒。演讲者的激情和话语的力量令他深感着迷，以致不禁觉得那些话可能有一部分是真的。不过，他在情感上虽然这么觉得，理智上的看法却恰恰相反。他很明白舰长为什么会抱持这样的观点，而且他如果也是军官，大概也会有同样的想法。不过，他却是个平凡的水兵，一个“没有资产的平民”，因此他不可能支持“皇帝、陆军与海军的专制权力再进一步增长”。实际上，“如果你自己不必付出代价，这种话当然很容易说”。施通普夫并不害怕议会政体，而且他认为德国的敌国领袖当中也有许多正直优秀的人物。在当下这个时刻，他“宁可沦为英国的奴隶，也不要身为德国的水兵”。
自从战争爆发以来，施通普夫的内心已经累积了许多暴躁、恼怒与失望的情绪，而其中只有一部分是严苛的纪律以及舰队缺乏行动、极度沉闷的生活所造成的。他对德国的现状感到十分愤怒，尤其是对他所认为的存在于德国核心的基本原则——阶级制度。追根究底，就是对于阶级制度的不满，才导致施通普夫从1914年的那个极端爱国人士转变为1917年的这个心中充满困惑与愤怒的激进分子。
极少有人能预见这场战争会发展成目前这种模样，也更少有人乐见这样的发展，而阶级制度就是这场战争所揭露的其中一件事物：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宣传了数十年，都无法揭开旧秩序当中的谎言、伪善与矛盾，结果短短几年的战争就达成了这样的效果。此外，欧洲的种种荒谬现象在德国公海舰队上的呈现度，也少有其他地方能及。
军官与船员生活在一起，不论就比喻还是实际上而言都是同在一条船上，但他们的生活条件却是天差地别，不论就饮食、住处（军官的卧舱装潢得有如上层阶级的住宅，有东方地毯、衬皮扶手椅与真品绘画），乃至工作条件或者娱乐而言（一般水兵极少获得休假，军官有时候却能够请假数月之久，而且船只停泊在港口之时还经常能够回家过夜），都是如此。船上不可避免的近距离生活，以前所未有的清楚度揭露了这些以往隐藏在台面下的差别。另一方面，由于欠缺行动、欠缺战斗与胜利——简言之，因为没有流血——更使人因此能够质疑这些差别。
陆军的状况则不同。尽管陆军内部的生活条件差异也有些引人注目，却因为若干实际因素而不显得那么刺眼，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因为陆军军官所承受的沉重压力与牺牲而可以受到宽容。在这场战争里，最危险的职务即是步兵部队的基层军官。但在海军里，在几乎静止不动的公海舰队里，军官承受的压力很小，牺牲更是少之又少。如此一来，除了他们出身自特权阶级之外，还有什么理由能够解释他们享有的特权？况且，这一切有关荣誉、义务与牺牲的堂皇说辞，难道不会终究丧失其力量，而被人看出只是一种托词，目的在于让大众安于现状吗？
即便在这场周年庆祝典礼当中，施通普夫也可以看出阶级制度的存在。军官自然是在他们布置奢华的餐厅里享用一场持续至凌晨四点的酒宴，一般的水兵则是只有“几桶掺水的啤酒”可以喝，而且派对也是在甲板上举行。不过，施通普夫最恼怒的不是军官享有的好处远远多于船员——这天晚上真正令他感到恼怒的是，仍有这么多的普通水兵愿意对他们的主人卑躬屈膝（对方则是以一副纡尊降贵的姿态对他们咧嘴而笑），只为了获得几句感激的言辞以及分得军官餐桌上的一些残羹剩饭：
军官餐厅犹如疯人院。不过，更可耻的是看到水兵向那些醉鬼乞讨啤酒、香烟与烈酒。我不禁想要对他们自取其辱的情形高声尖叫。他们有些人完全丧失自制力，而向军官保证自己是好水手也是好普鲁士人，于是因此获得一杯额外啤酒的奖赏。最后他们更是沦于为个别军官喝彩，为对方的慷慨大方而欢呼。
1917年6月6日，星期三
保罗·摩内利行军至位于卡尔迪耶拉山峰的前线
傍晚。他们在行军的途中。一整营的漫长队伍在黄昏下持续不断往上攀登。他们全都知道自己要到什么地方去。参与过去年战役的人员一再指出他们认得的地方，也回忆着阵亡将士的姓名。“一次苦旅。”一开始，摩内利低头往下俯瞰，俯瞰月光下的山谷，不禁感到一股强烈的晕眩。不过，身体累积的疲累很快就让他对周围的一切事物失去了兴趣。最后，只剩下机械的脚步以及疲倦困乏的感觉。
他们在黑夜的掩护下穿越高原，地面的残雪依然发散着些微寒意。他看见几堆火，也看见沉睡着的士兵；这些部队将参与明天的攻击行动。可怜的家伙，他心想。接着他又想道：
所有人的命运似乎都比我还要悲惨。没有被选上参与第一波攻击，在我看来显然是一大幸运。看到这些人能够睡得那么沉，实在令我感到惊讶。明天，他们一旦爬出战壕，就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保护他们的性命了。我为他们感到害怕。（这种感觉就像是我以前站在岩石上观看别人攀爬于岩壁上，而不禁感到晕眩——结果第二天我就跟着他的脚步做了一样的事情。）
他们在黎明时分抵达目的地，开始扎营。他看见峭壁、白雪以及零零落落的几株松树。
1917年6月11日，星期一
安格斯·布坎南和济瓦尼的战斗
敌人在哪里？我方的人员在哪里？夜间行动总是不免遇到这样的问题。十二点整，在黑暗的掩护下，布坎南所属的第二十五皇家燧发枪营与一支黑人步兵营（现在黑人步兵营数量越来越多了）在卢库莱迪河上某处上岸，距离林迪与海岸有十五公里远。这项行动的构想相当不错：如此一来，他们与一支在北方推进的部队结合之后，即可由侧翼包围德军靠近海岸的坚固阵地。
问题是，这么一场行军在白天就已经够困难了，因此在黑夜里更是有如梦魇，何况他们的行军路线还是在丛林里。不过，上头的将领总算想到了这一点。他们的想法是，布坎南的营将沿着一条窄轨铁路穿越一片平地丛林——他们知道那条铁路从河边延伸往姆夸亚的方向。布坎南的营现在就走在这条铁路旁，所以前进的速度相当快。他们所有人都因为在泥泞的河岸下船而弄得浑身又湿又冷，所幸借着步行而让身体又暖了起来。不过，那两个问题还是没有获得解答：敌人在哪里？我方的其他人员又在哪里？他们希望那支黑人步兵营在他们左侧某处沿着平行的路线前进。
布坎南听到一只公鸡的打鸣声，又响亮又清楚。他因此知道他们正走近一个村落，而且黎明即将来临。他看见地平线上的微弱光芒。他听到远方传来的微弱炮火声。那是他们的其中一艘炮艇与敌军交火的声音。不久之后，他还听到了飞机的嗡嗡声，那是英军派出来侦察敌人的飞机，但敌人都隐藏在芬芳的深绿色丛林里。
他们在黎明的苍白光线下经过姆夸亚，然后队伍便朝西转向莫桑比克的方向。两个小时后，天色已经大亮。他们爬上济瓦尼附近的一座山脊，终于首度看见了他们自从午夜以来就一直搜寻的对象——他们的敌人。在不到一千五百米外的山谷另一侧，大批的德军黑人士兵正在移动。他也可以看见敌军大炮发出的烟雾——那是德国人凭着他们废物利用的天赋，从被英军击毁的“柯尼斯堡”号轻型巡洋舰上拆下来使用的105毫米口径的大炮。布坎南和其他人往山谷里移动，却发现敌人早已盘踞于山谷中，而且他们立刻就遭遇了兵力强大的德军巡逻队。双方不免一场混战，英军于是撤退至山脊上。他们很快就发现，左侧的那个营也与敌军交上了火。接着，第二十五皇家燧发枪营奉命暂时在山脊上挖掘战壕，守住阵地。
这项工作花费了一整个上午，午餐之后也继续进行。
不过，下午两点却发生了一件事情。
在不到三十米的距离外突然枪声大作，原来是配备了步枪与机枪的德军黑人士兵在树丛与高草的掩蔽下，神不知鬼不觉地爬到了前面来。布坎南把这阵枪声比拟为猛烈的雷雨。
他后来描述这起事件的时候，发现激烈的近距离战斗一旦展开，就很难清楚知道状况究竟如何：
接下来，你会丧失对于时间以及一切事物的认知，只不过有一件重大的事情发生着，使得你全身充满活力，并以狂乱的速度做着各种工作。
幸运的是，发动攻击的敌军犯下了在浓密草木中战斗的一种常见错误：他们瞄准得太高，以致大多数的子弹都从守军的头顶上飞过。但这番好运却也带来了一个缺点：那些射得太高的子弹打下了树上的蜂巢，于是被激怒的蜜蜂一见到人就攻击。这个品种的蜜蜂蜇起人来特别痛，连平常相当内敛的布坎南都称被那种蜜蜂蜇到的疼痛令他们“几乎发狂”，且绝对不是夸大其词。这种情形在东非的战役当中发生过几次，布坎南一度见过一个人被蜇得很严重，结果真的因为疼痛过度而发疯。
战斗终于随着天黑而结束。德军撤退，第二十五皇家燧发枪营仍然守在山脊上。英军士兵的身上满是黄色肿块，有些人的脸甚至肿得难以睁开眼睛。明天，他们将返回林迪。
1917年6月14日，星期四
米歇尔·科尔代在傍晚的阳光下漫步于巴黎的一条大道上
原本的主题上又添加了一项全新的主题，这可不只是变奏而已。可想而知，这项新主题与美国参战脱不了关系。米歇尔·科尔代在众议院里听了勒内·维维亚尼的演说。科尔代对维维亚尼的评价不高，不只因为他是个优柔寡断的政治人物，且吸毒丑闻缠身，主要还是因为他在1914年所做的事情——或者应该说是他当时没有做的事情。身属左翼阵营的维维亚尼是战争爆发时的法国总理，但他却没有采取任何作为以避免这场灾难；实际上，他甚至还致力推动战争信用法案的通过，而该项法案正是法国参战的必要前提之一。
维维亚尼身为“掌权者”的日子基本算是结束了，但却凭着演说才华仍然活跃，他的演说才华确实非常杰出。维维亚尼擅长华丽又煽动人心的辞藻，而在这种情况下，演说者说话姿态的重要性总是不亚于实际上的内容。他发表的演说确实“雄辩滔滔”。他说的话和其他人大同小异，这场演说也和往常一样，再次重弹了“奋战到底”的老调。不过，他这次却添加了某种新的东西，使得科尔代不禁为之屏息。这场战争有了一个新的目标、新的意义、新的理由。现在的说法是，这场战争的真正目的乃是为了让“我们儿子的儿子不必再丧生于这样的冲突当中”。原来这才是这场战争真正的重点！他们打的是一场终结所有战争的战争。这是一种新的概念。漂亮。真是一句漂亮的口号。
将近晚上七点，科尔代在西沉的温暖太阳下漫步于一条大道上。街头上混杂了各种景象，就许多方面而言也反映了这场战争的样貌：
有些妓女戴着像遮阳伞一样大的帽子，穿着及膝的裙子，袒露着胸脯，套着半透明的丝袜，脸上化着浓妆；年轻的军官敞开着领口，身上别满了引人注目的绶带勋章；协约国的士兵——身材壮硕的英国兵、和气的比利时兵、不幸的葡萄牙兵、长靴傲人的俄国兵，以及身穿合身战斗服的年轻人。
科尔代也看到了一种新现象——军人乞丐。近来在餐厅或咖啡厅常可看见他们的身影。他们的胸口通常佩戴着勋章，而且都是级别崇高的勋章，例如因为在战场上的英勇表现而获颁的军功十字勋章。他们借着贩卖明信片或者唱爱国歌曲而换取一点小钱。
科尔代在人行道上遇见的这名军人乞丐缺了一条胳膊，而且还喝醉了。他游走于人群中，不断向人乞讨几枚钱币，不然来根香烟也好。他还不断重复着这个字眼：“和平……和平……”
后来，科尔代和一名友人谈话，对方告诉他法军里的士兵哗变情形尚未结束，至今已有超过四百名哗变的士兵被枪毙。他的友人还提及，有个哗变的士兵被判处死刑的时候说：“如果他们枪毙我，至少我知道我是为了什么而死。”
1917年6月20日，星期三
芙萝伦丝·法姆伯勒返回沃洛申纳的前线
夏日的太阳，炎热的天气，天上不时传来雷声。在山丘上，她可以看见掩映在树枝下的帐篷，还有围聚在几棵树下享受阴凉的马儿，她还可以看到有人在混浊的河水中泡澡。法姆伯勒很高兴能够回来。现在一切都很安静，但有谣言说俄军将在几天内发动一波新的攻击行动。如果真是如此，那么他们届时就会有忙不完的事情了。
法姆伯勒因为要和其他部队的英国护士见面而离开了几天，但这几天却已足够让她对先前觉得寻常无奇的事物产生注意。例如餐点。她接过士兵所吃的标准稀粥，不禁犹豫了起来。其中那一团团的油脂令她感到恶心，而鱼汤又太咸。她肚子虽饿，却只吃了点黑面包，配了些茶。她觉得众人的交谈令人沮丧，而且大家似乎都一心想要找人吵架。
晚餐后，我和索菲雅一起走到我们这座山丘顶上。远处可以看见高山的山尖，笼罩在深蓝色的薄雾中。萨兰丘基、科托夫与里布尼基等小村庄都分别位于我们脚底下远远的那几座山谷里；我们可以看到那些村庄里的家园都已毁损荒弃。敌人的战壕清晰可见，与俄军前线极为接近——只有二十米，索菲雅说她听人是这么说的。四周的原野上长有一片片鲜红的罂粟花，还有雏菊以及少量矢车菊。那一片罂粟花看起来是那么的抚慰人心，那么有家乡的感觉。
同一天，艾尔芙莉德·库尔在日记里写道：
这场战争是个身穿灰色褴褛衣裳的鬼魂，是个有蛆虫从中爬出来的骷髅头。近几个月来，西部又发生了新一轮激烈的战役。我们在贵妇小径、埃纳与香槟区作战。那整个地区都沦为废墟，到处都是鲜血和烂泥。英国人带来了一种可怕的新式武器，一种用滚轮移动的装甲车辆，能够闯越各式各样的障碍。那种装甲车辆被称为坦克。任何人都逃不过它们的摧残：它们能够辗过每一座炮台、每一条战壕、每一座阵地，而将其夷为平地——更别提那种车辆对士兵造成的伤害。现在，到弹坑里寻求掩蔽已不再有用。除此之外，还有那野蛮的毒气。不同于德国士兵，英国人与法国人还没有真正安全的防毒面具能够为他们在毒气攻击中供给氧气。此外，还有一种毒气能够侵蚀衣物而对人造成毒害。这是多么悲惨的死法呀！
1917年6月25日，星期一
保罗·摩内利所属的营在奥蒂加拉山陷入炼狱
现在轮到他们了。他们等待这一刻已经等待了好一段时间。过去两个星期以来，他们看着一个营接着一个营被派往奥蒂加拉山顶，每一次都目睹了这样的结果：首先下山的是抬着伤兵的担架员以及驮着死者的骡子，接着——经过几个小时或几天之后——则是幸存下来的士兵拖着脚步走过。这里的状况就是这样，运作得相当规律。一整营的官兵被送入炮火当中，接受无情的轰炸，等到他们损失了大多数的人员，再由另一营接替，照样待到他们损失了大多数的人员为止。就这样持续不断循环下去。
这种战役称为物资战。交战双方不时会发动攻击，穿越山谷中密密麻麻且尚未冷却的弹坑，再爬上某一座山峰或者翻越满是岩石的山脊。但大体上而言，步兵主要的任务就是死守特定地点——这样的地点在他们看来多多少少仅是随机选定的，但在参谋部的地图上或是胜利公报的幻想世界里却具有相当程度的重要性。这些“地点”通常是上帝或勘测员认为应当标示出其海拔高度的地方，于是在地图上标示出各种号码，例如“2003”“2101”或“2105”——然后这些号码就成了必须征服或保卫的“高地”。
今天早上的情势看起来很不妙。摩内利在黎明时分醒来，炮火的怒吼声比先前更加响亮。他爬出睡袋，到外面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一会儿之后，他所属的营便收到了集合的命令。他们动身出发，一长排背负重装的士兵静默无声地爬上高地，在一片危岩上沿着一条狭窄的小径不停爬坡。太阳在蓝天上缓缓攀升，看起来今天会是炎热的一天。
摩内利这么描述士兵脸上的表情：“在无可避免的命运面前，表现出一种平静的认命姿态。”他尽可能避免思考，设法让自己的心思专注在各种细节与实际问题上。这样的做法相当有效。他开心地注意到，自己向一名部下下达命令的时候，嗓音听起来利落又平稳。他推敲起自己的感觉：有没有任何不祥的预感？没有，但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乔祖埃·卡尔杜齐的一句诗却在他的脑海里盘旋不去：“我们的时代来临了，我们必然获胜。”摩内利觉得自己已经转变成一件工具，一件良好坚韧的工具，受到一股来自体外的力量的掌控。他看见一支分队带着骡子下山。他看见榴霰弹爆炸冒出黑色和橘色的烟雾。
他们终于来到一座山洞前，洞口朝着战线。他们一旦走出洞口，就会置身在炮火之下。山洞的洞口狭小又拥挤，满是电话接线员与炮兵。那些人把身体紧贴在冰凉的洞壁上，以便让摩内利及其战友通过。他们以意味深长的目光盯着他以及阿尔卑斯山地部队的其他成员，摩内利不禁吃了一惊，但随即努力将那些目光从脑海中甩除。可是他因此产生的念头已经在脑子里扎了根：“老天，原来真的有这么糟糕。”
领队的上尉只说了一个词：“前进！”前进！
他们随即一人接一人快步冲出洞外，就像游泳池的泳客跳下跳板一样。奥军机枪开始“嗒嗒”响了起来。摩内利向前方的凹陷处一跳。他看见一个人被一大块炮弹碎片击中头部，也看见地面上满是小弹坑。他看见尸体，有些地方堆栈了好几具，于是认定那些地点必然特别危险，因此在那里必须多加小心。他在几块岩石之间寻求掩蔽，并且吸气准备下一段的冲刺。“我在片刻的懊悔中看见自己的一生从眼前闪过；不祥的预感浮了上来，随即在惊恐中受到摒除。”接着，他冲了出去，向前猛奔，听到子弹飞过的声音——“咻，咻”——终于安然通过。不过，他看到上尉躺在了后面。
他们先前已被警告过毒气的危险，于是他手忙脚乱地戴上防毒面具。过了五分钟后，他又把防毒面具脱了下来——戴着防毒面具根本无法奔跑。他们接着冲到了地面的下一个凹陷处。那里堆满了死尸，包括去年战役留下的尸体，现在只剩下骷髅与破烂衣物，还有尚有余温、还流着血的新鲜尸体——但他们都处于同一种不再受到时间影响的永恒状态了。摩内利又来到了另一个危险的段落。远方有一挺奥军机枪随时待命，只要有人胆敢通过这里就立刻开火——已有六七人死于那挺机枪的子弹之下。他看见一名士兵迟疑不前——那人的朋友刚刚中弹。那人口中说着想要回头，可是回头也一样危险。摩内利看见那个人在胸前画了个十字，然后冲下岩坡。机枪随即开火，但那人没有中弹，又跑又跳又滚地下了山坡。摩内利跟着依样照做。
时间约是十二点，太阳高悬于天上，天气很热。
接下来又是上坡，又得翻过一座山脊。在那里，摩内利终于抵达了他的连队应当据守的阵地。阵地？所谓的阵地只不过是一长排的焦黑岩石，以及一座岩架上的一堆堆石头。于是，他们挤在那些石头后方，动也不动，一语不发，惊恐不已，在猛烈的炮火下完全发挥不了任何作用，只能消极地待在那里，但毕竟身在那里了。一个年轻士兵看见摩内利，随即站起来向他示警，并且招手要他到自己所在的掩蔽处来，却突然被弹片击中胸部而瘫倒在地。
后来，摩内利与他的营长前去找寻旅指挥所，结果发现旅指挥所设置在山上的一座洞穴里。一如往常，以沙包屏蔽的洞口内挤满了在持续不断的炮击下前来寻求掩蔽的人员。洞里人满为患，以致他们两人必须从众人的手臂、腿脚和身躯上爬过，而且那些人都毫无反应。参谋官位于洞穴后方，那里相当阴暗，而且寂静无声。摩内利和他的营长如果以为两营援兵抵达的消息会引起对方的感激甚至兴奋之情，那么他们必定不免失望。那些参谋官没有接到过他们已抵达的消息，迎接他们的姿态也是“默然冷淡”。这座阴暗冰凉的洞穴里弥漫着阴郁的气氛，实际上不只是阴郁而已——还充满了羞辱与认命的情绪，觉得自己遭到遗弃，只能等待着无可避免的命运降临。疲惫不已的旅长对他们说：“你们可以看到，我们已经被敌军包围，他们想把我们怎么样就可以把我们怎么样。”
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带着发动攻击的命令离开了，是那个旅长临时下达的。摩内利认为某个最高层的人士——也许是这个军的军长——可能陷入了精神崩溃，因为他们收到的指示愈来愈互相矛盾且语无伦次。不过，这还是他们收得到命令的时候，因为持续不断的炮击大约每五分钟就会把电话线炸断一次。这时候，就必须派人进入那片噪音、烟雾与飞啸的炮弹碎片当中，找出断裂处并且加以修复。电话员是奥蒂加拉山上最危险的职务。
不过，电话员不是此处这种战争矛盾现象的唯一受害者——所谓的矛盾现象，就是军队的毁灭力量已大幅增长，远远超过了将领控制以及引导部队的能力。在大型战役中，通信几乎总是不免中断，以致战场上的部队在炮弹爆炸的烟尘中盲目混战。
黑暗降临了。空气中弥漫着三种气味：炸药的苦涩味、尸体腐烂的甜臭味，以及人类粪便的酸臭味。所有人都是就地便溺，不论蹲伏或躺卧在什么地方，只要有需要就直接拉下裤子，当着所有人面排泄。除非是不要命的傻瓜，否则这样绝对是唯一可行的做法。苦涩、甜味与酸味。
那天晚上，一支连队攻击2003号高地，结果顺利攻占了下来。
三天后，奥军又夺回了那座高地。
1917年6月30日，星期六
保罗·摩内利从奥蒂加拉山回来
他在山上撑过了五天。他们有时候会同时遭到四面八方的炮轰，有时候感觉仿佛整座山都受到了强烈的电流袭击，只觉得地面隆隆颤抖、不停跳动，还发出爆裂声与嘶嘶声。他们与死尸共存，靠着死尸维生，使用他们的弹药，食用他们的口粮，饮用他们水壶里的水，将他们堆栈在防御工事的上方阻挡子弹，站在他们身上以避免脚部冻伤。两天之后，他们就损失了一半的人员，有的死，有的伤，有的得了炮弹休克症。摩内利心想，也许会有十分之一的人员能够安然度过这段时期，因此他盼望也祈祷自己能够是其中一人。每当敌军的炮火暂停一会儿，他就随手翻阅几页他的口袋本《神曲》，借此寻求些启示。
结果他活了下来。
摩内利在日记里写道：
我茫然讶异，不敢相信自己能够获得重生，能够坐在帐篷门口的阳光下感知这新的一切。生命是一种好吃的东西，我们以健康的牙齿默默咀嚼。死者是缺乏耐心的同志，匆匆出发去执行他们自己未知的任务。至于我们，却可在身上感受到生命的温暖抚触。我们轻轻啜饮一些令人开心的家庭回忆，然后对于自己再次能够向家乡那些可怜的老家伙说浪子即将回来而感到如释重负——这是我们在出发的那一天所不敢想的事情。
1917年7月19日，星期四
勒内·阿诺在努瓦永看到玛丽·黛尔娜的演出被观众喝倒彩
一场表演为何不该依循传统，以《马赛曲》作结？师长大感意外，也颇为不悦。剧场总监似乎有点儿难堪又有点儿紧张，赶紧解释说，他们“过去有过多次不愉快的经验，发现在士气像当前这么低的情况下，最好避免在部队面前演唱法国国歌”。
法国军队里发生士兵哗变至今已有三个月，军队直到现在才算是再度能够作战——但也仅是大致算得上而已。平静的表面下仍然潜藏着紧张关系。
对于4月底的士兵哗变情形最贴切的描述，也许就是所谓的幻灭造成的内爆。将领与政治人物将士兵哗变归咎于社会主义者的煽动、和平主义者的宣传，以及俄国革命的影响，等等。整体而言，今年春季对于法国而言是个动荡不安的时期。法国国内无疑也像俄国一样出现了对于战争的厌倦，而且就某些方面而言，这种情绪也以同样的方式呈现了出来：抗命、罢工以及示威活动。不过，促成这些现象的力量不是未来的梦想，而是当下的梦魇。此外，一股巨大的失望感无处不在。
法军在4月发动的重大攻势同样也是在慷慨激昂、严重夸大的宣传背景之下展开的，就像1915年秋季在香槟区发动的重大攻势一样：准备工作完美无瑕，德军已在崩溃边缘，这次必然能够突破敌军阵线，现在已到了战争的关键时刻，胜利毋庸置疑，等等。在宣称战争即将于四十八小时内终结的宏大承诺下，即便是对战争厌倦至极的人员也打起精神投入到了这场攻势当中。“祖国的孩子们快来吧！光荣的日子来临了！”不过，随着攻势无甚收获——战果微乎其微，损失却极其惨重——所有累积的情绪便随即爆发开来。
阿诺所属的营并未受到士兵哗变活动的影响。他的营来自旺代——一个丝毫不具革命传统的地区。他们首度意识到士兵哗变情形是在一天晚上。当时他们已在前线待了十天，即将卸下勤务回后方休息，结果却被告知他们离开前线的时间必须延后二十四小时。原本应当接替他们的那个营提出了几项精心拟定的要求，并且在那些要求获得满足之前拒绝进入战壕。
也许是因为他的部队在士兵哗变期间坚守立场，因此他们的师长才会要求在表演结尾演唱《马赛曲》。剧场总监终于不情不愿地屈服了。今天的剧场表演也可以视为军方高层的一种表态，显示他们在士兵哗变发生之后觉得自己必须对士兵表达更多的关怀：这场演出举行于户外，以便让最多的人能够观看。由于现在正值盛夏，因此在户外演出并没有什么问题。
表演接近尾声之际，主角登上了临时搭建的舞台。这场表演的主角可不是小人物，而是黛尔娜——堪称是欧洲最杰出的女低音，成名已有十年之久；巴黎歌剧院自然不必说，除此之外，她在米兰的斯卡拉歌剧院、伦敦的柯芬园剧院与纽约的大都会歌剧院也都曾经登台演出过，的确是个重量级的大明星。此外，如同阿诺以及其他观众所注意到的，她现在不仅在音乐界具有重量级的地位，而且连身材也是如此：他们在海报与照片中所熟悉的那个身材纤瘦窈窕的女声乐家，已经变成了一个极度肥胖的女子。尽管如此，她的歌声还是和以前一样优美，站在舞台上，身穿白色衬衣，手中拿着一面法国国旗。“同胞们，拿起武器！集结成军！前进！前进！”在当前的情况下高声唱出这样的歌词，也许显得带点儿挑衅意味。毕竟，现在有那么多人都不肯拿起武器，也不肯集结起来，更不愿意在战场上前进杀敌。
她唱完最后几句歌词之后，大多数士兵的鼓掌声当中也掺杂了嘘声。师长暴怒不已，立刻下令找出那些发出嘘声的人员。结果自然是徒劳无功。
1917年7月21日，星期六
艾尔弗雷德·波拉德在白金汉宫获颁维多利亚十字勋章
这场典礼总共将颁发二十四枚维多利亚十字勋章，但在白金汉宫禁区里等待领奖的军人只有十八人，另外六人是死后追赠授勋。一旁站着几个身穿平民服装的人士——他们是那六名死者的近亲，将代表他们领取勋章。一支军乐队在旁演奏，还有一支仪仗队擎着旗帜。他可以瞥见一批群众聚集在白金汉宫周围那道镀金的高耸栏杆后方。
波拉德获颁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的消息一经宣布，各种庆祝活动就随即展开。不过，这些庆祝活动根本比不上他和另一名获奖者休假返乡一个月时所遇到的情景。他回乡之后，生活中尽是无穷无尽的派对、剧场表演、晚宴邀请、别人的欢呼以及对他的拍背恭维。他虽然有时候不免觉得有些尴尬，但总是相当开心。每当他们两人想要为自己点的饮料付钱，总是有人会抢先付账，坚持为他们买单。他们只要抵达高级餐厅，就会立刻被人认出来，然后餐厅人员就会带着他们绕过排队的人龙，直接将目前最好的位置排给他们。波拉德出名了。报纸上都可以看到他的照片。
波拉德也订婚了。对象是玛丽·安斯利，也就是被他称为“我的夫人”而且一度坚定拒绝了他的求婚的那名女子。波拉德猜测她当时之所以会拒绝，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他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士兵。但现在，现在！现在他已是军官，而且又获颁了大英帝国能够给予的最高军事荣誉。这场战争为他灌注了更多的自信，于是有一天晚上，他以手臂环抱住她，然后脱口说出一大堆“语无伦次的话语”，倾诉着他有多么爱她，多么想要她。在第二天上午出外散步的时候，玛丽说她还是不爱他，但实在不该在他这么爱她的情况下让他失望——况且，爱情是可以慢慢培养的。他们的订婚戒指是白金的，嵌着碎钻与一颗黑珍珠。他们过去这几天和几个朋友住在海边的一家饭店，一同游泳、搭船、散步、参加音乐会、享用美味的晚餐，也吵了第一次架。
不过，现在他却站在这里，和另外十七个人一同在白金汉宫外等待着。每个人的军服都别上了一个特殊的钩子，以方便国王陛下为他们挂上勋章。接着，典礼开始了。所有人都立正站好，仪仗队也举枪致敬。军乐队中断了原本正在演奏的乐曲，改而奏起《天佑吾王》。仪仗队将旗帜放低。国王出现了。真的是国王！他身边伴随着一群副官。十八名领奖者直挺挺地立正站着。音乐声逐渐消退。“稍息！”
他们一一被点名上前，波拉德排在第六位。他和其他人一样，被点到名之后即向前踏出十步，然后立正站在国王面前。一名上校宣读褒扬令，开头是：“为了表彰英勇与坚决的行为”，最后一段是：“这位已经获颁过忠勇勋章与军功十字勋章的军官，毫不理会危险，为所有看见他的士兵注入了勇气。”宣读完毕后，国王就将那面附有酒红色绶带的勋章挂在波拉德胸前的钩子上，并且说了几句赞扬的话，然后与他握手。国王握手握得很用力，以致波拉德在海边度假时割伤的一道伤口又裂了开来。这位刚获颁勋章的二十五岁军官后退一步，接着行礼。
这是波拉德在这场战争中最美好的时刻；实际上，也是他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刻。
艾尔弗雷德·波拉德，这位来自伦敦的保险公司职员，原本注定只能过着乏味而且无足轻重的一生，现在却收获了他梦想中的所有成就，成了他心目中向来认定自己实际上是的那个人物。这一切得以实现，都是因为战争。
典礼结束后，接着是一连串的庆祝与致敬活动，而他明天就将返回欧洲大陆。传言称英国正计划在佛兰德斯某处发动一场重大攻势。他注意到自己内心出现了一股不寻常而且先前没有过的情绪，他第一次感觉不到那种迫不及待想要返回战场的冲动。
同一天，威利·科庞驾着一架单座飞机出战：
我在舒尔上空遇见一架在3 200米高空盘旋的双座飞机。我以坚定的决心对它发动攻击，却没有任何效果。那架双座飞机的副驾驶员对我回击，却也同样徒劳无功——我的飞机完全看不到中弹的痕迹。我在500米处放弃了我的猎物，眼睁睁看着它消失于远方，只能咒骂着我自己的无能。
1917年7月某一天
保罗·摩内利目睹两名逃兵被处死
黎明。整个连队都站在一片小小的林间空地上等待着。行刑队也在，还有医生。神父也在场，因为即将发生的事情而不禁颤抖着。两名囚犯当中的第一人先到了：
看，那就是要受刑的其中一人。他虽然在哭，却没有眼泪，紧缩的喉咙发出一连串模糊不清的声音。他一语不发，眼中不再有任何神情。他的脸上呈现出一种呆滞的恐惧，就像一头即将被宰杀的牲畜。他被带到杉木前，两腿再也站立不住，以致整个人瘫软在地，必须用电缆线将他绑在树干上。脸色苍白得像死尸一样的神父拥抱了他。在这同时，行刑队排成前后两排的队形，前排负责开枪。军团的副官早已向他们说明过：“我会用手下达指令——然后你们就开枪。”
那两个士兵是他队伍里的成员。在奥蒂加拉山上那场惨烈的战斗期间，他们被派入山谷中执行劳动勤务。不过，在前线待了三天的他们觉得自己受够了，下了山谷之后就没有再回来。位于埃内戈的一个军事法庭以逃兵的罪名判处他们死刑。意大利军队的纪律极为严苛，几达残酷的程度。被判刑之后，那两人即被送回原本的部队，由部队自行执行处决（在部队的所有人员面前行刑，借此以儆效尤）。押送他们回营的两名宪兵，不忍心向他们告知他们的命运。那两人被关进一间小屋之后，在里面又叫又哭，不但一再求情，还试图讨价还价：“报告中尉，我们愿意每天晚上出外巡逻。”没有用。于是，他们停止了尖叫、求情与讨价还价。上锁的小屋里唯一传出的声音是哭声。他们两人都是老兵了，自从开战之初就身在军队里。所有军队招募兵员的方式，都结合了外在强制与个人意愿（不论是自发性的同意还是精心安排所促成的结果）；实际上，这整场战争就是源自这两种概念的结合。而个人的意愿一旦日益减弱，外在强制的力量就愈来愈严厉。不过，强制力的效果也有其限度。一旦纯粹只剩下强制力，一切就不免陷入崩解的下场。
副官举起手，下达了无声的指令。
毫无动静。
士兵看了看副官，又看了看被绑在树上的那个被蒙住眼睛的犯人。行刑队里有他的同志、战友，“说不定甚至还有亲戚”。
副官又下达了一次指令。
一样毫无动静。
副官紧张地将双手一拍，仿佛需要这样的声响才能让士兵相信真的是该要开枪的时刻了。
一排子弹射了出去。
受刑人向前瘫倒，但被身上的绳子拉住，因此只在树干旁微微下滑。在这个转瞬之间的动作里，他就从一个人变成了一具尸体，从有意识的主体变成了没有意识的物体，从生物变为无生物，从“他”变成“它”。医生上前稍微检查了一下，随即宣告他已经死亡。没有人会对这点感到怀疑。摩内利看见他的头颅被打掉了一半。
接着，第二个人被带了过来。
不同于前一名囚犯，这人显得相当平静，嘴角似乎还微微上扬。他以一种几近虔诚的古怪语调对行刑队说：“这么做是正确而且合乎正义的事情。你们可要瞄准一点儿——而且不要做出和我一样的行为！”行刑队因此出现了一阵骚乱。有些人要求退出第二次的行刑任务，理由是他们已经射杀了一个人。经过一阵言辞往返，副官连骂带威胁，终于恢复了行刑队的秩序。
枪声响起，受刑人瘫倒下来。他一样也死了。
行刑队被解散，所有人缓缓走了开去。摩内利看得出他们有多么懊恼，也在他们的脸上看见了恐惧和痛苦。那一整天，所有话题都围绕在这场死刑上，而且每个人都压低着声音说话，可能是因为羞愧，也可能是因为惊恐：
我们充满不情愿的脑子里浮现了问题与质疑，而我们只能恐慌地将这些念头推开，因为那些疑问太侮辱我们的崇高原则，亦即那些我们当成信仰一般全心信奉的原则；也因为我们害怕自己一旦失去那些原则，就再也没有办法善尽身为军人的义务。祖国，必要性，纪律——这是我们的训练手册里的用词。对我们而言，这些字眼其实意义晦涩不清，只是从口中发出的声音而已。被行刑队处死——此一举动使得那些字眼在我们悲哀的脑子里变得清楚明白又容易理解。不过，那些身在埃内戈的人士，没有，他们没有到这里来目睹他们以言辞宣判的惩罚实际施行起来是什么模样。
1917年8月2日，星期四
安格斯·布坎南参与坦达木提山脊的强攻
又一场夜行军，又一场攻击行动。他们前方那片光秃秃的山脊从周围浓密的植被中隆起，看起来犹如一头溺水的史前动物的背部。山丘顶端有一片小树林，其中隐藏着一座堡垒。那座堡垒就是他们的攻击目标。
主要攻击行动在九点展开。机枪的嗒嗒声与榴弹枪发出的沉闷爆裂声不停回荡在丛林里。第一波进攻的部队是由黑人士兵组成的英王非洲步枪队第四团第三营。他们损失惨重，攻势也在光秃秃的山坡上停滞不前。第二波部队——安格斯·布坎南所属的第二十五皇家燧发枪营——收到发动攻击的命令。他们已开始对黑人士兵心怀尊重，甚至也和一些经验比较丰富的非洲部队培养出了某种同志情谊——这是在战前根本不可想象的事情。布坎南负责指挥营里的机枪排，他与他的机枪组跟着一长串的步枪兵沿着满布尸体的斜坡爬向山顶。现在，枪声已经融合成一股连绵不断的怒吼。
由于德军已被驱至殖民地一个愈来愈小的角落里，也开始以少数几座坚固阵地作为抵御的据点，双方的交战因此变得更加猛烈，死伤也更为惨重。尽管现在实际上参与战斗的部队总数比早期的战役少了许多，战场上的死伤人数却是先前的三倍。
双方都愈来愈感到一股绝望：德军感到绝望，是因为他们在这块大陆上只剩下最后的小小一块领土；英军感到绝望，则是因为指挥高层收到了愈来愈强硬的命令，要求这场战役必须完结——而且愈早愈好。之所以会提出这样的要求，不只是因为战争贷款已所剩无几，商船队的船舶吨数也愈来愈有限。自从德国在今年1月底发动无限制潜艇战以来，德军击沉的船只已多过协约国能够制造的数量。由于每四艘船就有一艘遭到击沉，导致不列颠群岛的补给备受威胁，因此派遣运补船队前往东非也就成了一种奢望。
从莫哈姆比卡的山谷撤退之后，德军就坚守于坦达木提的山脊上。自从6月中旬以来，双方就不断交替进攻与反攻，现在又是新一波的循环。
第二十五皇家燧发枪营的两个连队朝着那片树林迅速前进，却被一道“驳马”挡住去路——那是一种由荆棘丛编织而成的障碍物，效果不逊于带刺的铁蒺藜。在驳马的阻隔下，他们被敌人驱向左侧。不过，在这同时，布坎南已经在距离这道障碍物不超过五十米的地方架设了机枪。双方开始激烈交火，不到一会儿，布坎南手下就有四名“能力最杰出也极为重要的机枪手”中弹身亡。不过，布坎南还是坚守在原地，不停扫射敌军阵地，而他们后方的榴弹枪所射出的榴弹则是几乎毫无声响地飞过他们头顶，然后在树木之间爆炸，发出黑烟与火光。
布坎南注意到来自堡垒的反击火力已逐渐变得愈来愈弱，而且他认为自己似乎听到山脊后方传来德军号兵吹出撤退号角的声音。不过，就在这胜利在望之际，他却收到撤退的命令：德军在另外一边发动了反攻，因此他们的退路可能会遭到截断。布坎南与他的部下远离山脊的时候，可以听到远处的猛烈枪声。他们所有的脚夫都已不见踪影，只见他们的布袋、箱子与盒子沿着小径四处散落。就在他们刚意识到他们的行李搬运队伍必定遭到了德军黑人士兵攻击的时候，敌军突然朝他们近距离开火。
后来，他们抵达战地医院，结果发现那里也遭到德军部队的劫掠，但劫掠者却是井然有序的：
（德军）非常大胆，竟敢命令土著护理员为德国白人奉茶，而他们则取走了他们所需的奎宁以及其他药物。不过，那些白人倒是对伤员相当体贴，还拔枪命令他们部队里那些极度兴奋的黑人士兵不准干扰伤员。
其他战线的战争虽然都愈来愈残酷野蛮，但在东非交战的白人却经常以格外的骑士风度互相对待。这种同胞情谊不只是战前认为殖民地不该卷入冲突的观念所带来的结果，也表达了他们内心一种同舟共济的感受——因为他们同是这个黑人大陆上的少数白人。整体而言，白人战俘受到的待遇非常好，他们的餐点有时候还比士兵的餐点更佳。在这场战役当中，一度还有一名德国军医越过英军战线，请他们返还一袋他留在那里的医疗器材，结果英军真的把那袋器材还给他，还允许他回到自己的部队。此外，冯·莱托—福尔贝克在战争期间获颁功勋勋章，与他敌对的英军将领还寄了一封措辞有礼的信件向他表达恭贺之意。
晚上十一点左右，布坎南和营里的其他成员——仍然健在的人员——抵达了济瓦尼的营地。他们已经行军并作战了整整二十二个小时，因此所有人都疲惫不堪。
再过一个星期，他们将会再度攻打同一座山脊。
同一天，哈维·库欣在日记里写道：
凌晨二时三十分。大雨下了一整天——也涌入了许多冷得不停发抖的伤员，浑身满是泥泞与血污。对于有些伤员头部的枪伤，一旦把泥土刮掉之后，才发现只是小伤——但另外有些则是超乎想象地严重。手术准备室仍然挤满了人——我们根本来不及消化大量涌入的伤员。此外，这里缺乏制度的做事方式也令人不禁发狂。传来的消息非常糟糕。史上最重大的战役已陷入一团混乱的困境中，大炮也深陷于泥沼里。
1917年8月8日，星期三
芙萝伦丝·法姆伯勒穿越边界进入罗马尼亚
他们在早上七点开始行军。雨下了一段时间，道路泥泞不已，但她觉得满是丘陵的开阔景色相当迷人，大地的色彩与轮廓在轻柔的晨光中显得朦胧不清。他们走在一座正由奥地利战俘修补的桥上，脚下是普鲁特河，而她也看见他们的帐篷在雨后已经彻底湿透。有些俘虏静静坐着不动，等待着太阳再升高一点，以便晒干他们身上湿漉漉的衣服。
马车通过桥上的木板路面抵达对岸之后，他们就身在罗马尼亚了。是什么让他们又满怀了希望？昨天，他们被告知自己将南下进入这个隔邻的国家，医护人员都欣喜不已。一部分纯粹是因为他们终于能离开了，不只是远离向前推进的德军，也远离过去一周以来那幅溃败、士气涣散以及撤退的景象。
到了这个时候，俄国新政府为继续参战而实行的最后一项行动——“自由攻势”——已彻底失败。芙萝伦丝的医疗队属于第八军，这支部队原本看似成功突破了德涅斯特河以南的敌军阵线，却在推进大约三十公里之后即停滞不前。原因不外补给短缺，而且士兵也缺乏热情。士兵们召开会议，提出问题，讨论条件，选举委员会，并且要求享有自行推选军官的权利。逃兵人数大幅增加，许多人更是公然为之。甚至有整个师完全拒绝攻击敌人。令芙萝伦丝感到讶异不安的是，一大部分的士兵其实都不想再继续作战。而且，除了军官以外，他们现在又找到了另一个发泄不满的新对象：女护士。这是因为她们是志愿服务者吗？还是因为她们是女性？或者两种原因都有？无论如何，她们现在发现自己成了嘲笑、咒骂以及性暗示的受害者。芙萝伦丝第一次对己方的俄国士兵感到害怕，并开始远远避开他们。
越过边界之后，他们如果幸运的话，就不必再目睹俄军持续崩解的状态了。此外，在边界的另一边，罗马尼亚与俄国的部队已联合开展了一些小型自由攻势，而且就近来的各方消息来看，他们显然取得了一些成果。因此，他们之所以对这次前往罗马尼亚如此欣喜不已，不只是因为他们将因此远离战争，也是因为他们将可借此前往一个能够让他们真正有所贡献的地方。
他们在一片开阔的原野上停下来休息，享用军方配发的一种餐点：“将鱼和肉混在一起，放进一种荞麦汤里，里面还有些奇怪的绿叶子，但绝对不是在甘蓝菜园种出的蔬菜。”太阳高悬于蓝天上，天气非常热。芙萝伦丝听见争辩的声音——内容自然是政治议题。她听到了一些细节：克伦斯基一定会撤换他们崇拜的布鲁西洛夫，说他必须为攻势的失败负起责任。这时又有更多愤愤不平的声音加入讨论，连芙萝伦丝也不禁感到懊恼。不过，她没有卷入那场讨论中，而是和朋友一起外出，打算到河里泡澡取凉。可惜的是，她们找不到比较隐秘的地方，到处都是士兵——于是她们回到原野中的队伍，钻进一辆大马车的车底。她写了几封信后，才听到继续前进的命令。这时已是下午四点左右。
后来，他们来到一片又长又陡的山坡，必须停下来等待，因为马儿需要些帮助才能将满载物品的沉重马车拉上山坡。她在日记里写道：
一群健壮结实的年轻士兵帮助每一匹马和每一辆马车爬上山坡顶端，过程中不断传来吆喝声，马儿也受到了许多不必要的鞭打。那些可怜的马儿害怕不已，它们知道自己必须做些什么，因此也竭尽全力；不过，它们上气不接下气，口吐白沫，满身是汗，显示了它们的每一个动作都是多么费力。
路况极差，他们在众多山丘之间一会儿上坡，一会儿下坡；穿越一座座的村庄，看着村里那些美丽小巧的木屋，窗户都拉上了窗帘；也经过妇女和儿童身边，他们身上都穿着充满异国风情而且绣着优美图案的服装。她听到一名老妇人因为见到这群军人而发出一声惊恐的呼声，芙萝伦丝觉得那名老妇人的说话声令她联想起意大利语。原来这里就是罗马尼亚。他们在一座小镇里停下来，向犹太商人买了些苹果——使用的货币是卢布。鸡蛋没得买，因为全被士兵买光了。他们走进一片美丽的松林之后，夏日的炎热终于感觉比较能够忍受。
随着夜晚即将降临，他们于是在一座村庄旁的山坡上扎营。不过，天气热得他们都不想睡在帐篷里，而是将行军床直接架设在露天下。他们的领队取得了一份才三天前的报纸，于是在营火旁大声念给大家听。大部分的内容都涉及俄国首都的政治动荡，芙萝伦丝对那些消息兴趣缺缺。不过，有一则报道却引起了她和其他几个护士的注意：那则报道指出，由于目前情况危急，因此已经成立了完全由女性组成的步兵营。
她早已知道俄军里有女兵，也实际上遇到过几个女性伤兵。她特别记得其中一人，是她在加利西亚照顾过的一个二十岁女子，因为太阳穴被子弹擦过而留下一道严重的伤口。那名女子一心只想立刻回到战场上去。这个新的女步兵营是在雅沙·巴卡洛娃的倡议下成立的——她来自西伯利亚，出身平凡，原本和她先生并肩作战，后来在她先生阵亡之后也仍然待在军队里。她受过伤，数度获得授勋，并且晋升为中士。报纸的报道引述了她说的话：“男人如果拒绝为国家而战，那么我们就让他们看看女人的能耐。”一个完全由女性组成的营已经在“自由攻势”中参与过作战，当时她们被派往保卫一条被逃兵遗弃的战壕。芙萝伦丝及其他护士都认为这是一个绝佳的消息。
这是个温暖的夜，月亮又大又亮，高悬在繁星点点的空中。
1917年8月9日，星期四
弗朗茨·卡夫卡第一次肺出血
夏夜。弗朗茨·卡夫卡在新公寓内熟睡着。现在，他在华美的申博恩宫侧翼承租了两个偌大、高而宽敞的房间。这真是一处华美的两室公寓：晨曦将高耸、精美的窗户交染成金色与红色，其中四扇窗户正对着“陷于寂静中的庭园，另一扇则面对公园”。房里有电灯、浴室和电话。不过室内潮湿，很难使房间暖和起来（因为现在木炭短缺，无法启用暖气）。但他选择忽略这一点。毕竟现在是夏天嘛。这个公寓应该会很适合他和菲丽丝。再撑一下。等到战争结束。就在上个月，他俩公开宣布再度订婚的消息。婚事近了。
昨天的新闻主要是敌军在罗马尼亚发动小规模攻势，但一经德军反击施压即告瓦解。佛兰德斯地区只剩下炮击，斯德哥尔摩正在规划准备一场盛大的和平会议——不过会议开不开得成，还是个未知数。整个夏天，停战的传言甚嚣尘上。卡夫卡继续在伏尔塔瓦河游泳。
卡夫卡醒了过来。不太对劲，他咳血了。
我起身，对周遭的新事物感到兴奋不已（必须一直躺在床上，还真是不自在），不过还是有点心惊。走近窗户，又走近盥洗桌，在房里转来转去，再坐回床头——突然就看到血了，而且一直在出血。这三四年来，我总是在晚上失眠，还得假定不会再出血；因此，我对现在的出血并不特别担心，总算可以睡上一觉了。只希望接下来一整夜别再咳血，让我一觉到天亮。
早上，他的女侍来察看他。她是一位“精明、干练、极富自我牺牲精神的小姐”。看到血迹之后，她用捷克语说：“博士先生，这景况真是不妙，您恐怕来日无多了。”卡夫卡觉得自己没问题，一如往常地到办公室上班。
直到下午他才去拜访米尔施泰因医生。医生诊断是一般的支气管炎，这使人心安不少；医生给他开了三罐药，嘱咐一个月后回来复诊。
隔夜，卡夫卡出现严重肺出血症状。米尔施泰因医生在他回诊时表示，这可能是结核病，不过并不怎么严重。卡夫卡相信，这场病是由心理因素造成的：把他从与菲丽丝的危险婚姻中救出来。同一瞬间，他觉得自己被解放、被征服了。
1917年8月18日，星期六
奥利芙·金目睹萨洛尼卡被大火烧毁
到了今天下午，已可明白看出城市里发生了一场大火，奥利芙·金一心想要近距离观看。因此，她一听到塞尔维亚军需仓库需要车辆协助抢救补给品，就立刻把握住了机会。直到她驾车经过韦尼泽洛斯街，才了解到情况有多么严重。一开始仅是普普通通的火灾，现在完全酿成一场大祸。整个土耳其区似乎都陷入了火海：
街道上的混乱情形难以描述，一大群慌乱不已的民众忙着运走他们的财物，有些人用牛车载，有些人自己背，有些人用小型的无顶马车，也有人用摇晃不稳的狭长希腊小推车，也就是平常对交通造成阻碍的那种车子。烈焰不断发出怒吼，每一刻都有建筑物倒塌而传来的巨大轰鸣，并且造成千百万的火花漫天飞舞。炎热的瓦达风不停吹拂，大量的火花与燃烧碎屑不停飞落在我们身上。天还没黑，但一切都映照在那诡异的金黄色火光中，像是一场灿烂耀眼的日落。
直到今天之前，萨洛尼卡一直是一座景色如画的杂乱城市，有些地方非常优美，带有数百年来受到奥斯曼帝国统治的明显印记。市区内可以见到清真寺的尖塔，外围有一道坚实的城墙，还有一座绝佳的市集。只要到迷宫般的狭窄街道与中世纪巷道里行走一番，即可确信自己在地理位置上确实身处欧洲，但同时也会体认到这个地方的感觉、气味与声音都像是东方。实际上，才不到五年前，这座城市确实仍然处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下。这种东方特质不但使这个地方的魅力丝毫未减，反倒成为这里之所以迷人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几年来被西方占领之后，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部队不断涌入，更是进一步强化了这座城市的种种鲜明对比及其国际都会的氛围。在这里，清真寺、拜占庭大教堂与希腊东正教教堂并肩林立于电车、电影院、杂耍戏院、酒吧、高档商店、高级餐厅与一流宾馆之间。不过，在某些人眼中，萨洛尼卡不只是一座汇集了多种语言的城市（金和她的许多朋友都使用一种独特的皮钦语，基本语言虽是英语，但混杂了大量法语和塞尔维亚语），而更是一座充斥着罪恶的巴别塔。
萨洛尼卡的本质如果真是如此，那么惩罚的时刻显然来临了。强风导致大火蔓延的速度超乎意料。
金数度闯入愈来愈猛烈的火海，抢救必要物资或是民众的私人财物。每当她停下来，就必须跳下那辆小小的福特救护车，不停扑灭飞落在车上的火花。她开车行进的时候，也必须不断按鸣喇叭，才能穿越拥挤的人群，其中有些人因为过度恐慌而陷入歇斯底里，另外有些人则是因极度懊丧而恍如麻木。她注意到一般人最常抢救的两件物品是大面镜子以及铜床架。火焰终于延烧至港口与海边之时，她意识到自己和仓库之间横亘了一道长达五公里的火墙。她仍然继续驾车前进，油料用罄之后则是下车徒步行走，设法找寻更多汽油。
在这场大火造成的混乱当中，军纪也不免难以维系。一如往常，英勇表现中也混杂了自私与怯懦的行为。城里出现了一波劫掠活动。有几大桶葡萄酒在高温下迸裂，以致奔流于街道上，“犹似鲜血”。士兵与平民都趴在地上努力啜吸。后来金再次经过那个地点，那里不仅酒味冲天，她还看见到处都倒卧着浑身沾满呕吐物的醉鬼。一堆炮弹被火引燃，造成了一场大爆炸。她还可以听见零星的枪声。
太阳在这个漫长的夜晚之后再次升起，但天空中弥漫着浓浓的烟雾，以致整天都只能见到朦朦胧胧的阳光。金驾车来到港口。电车的电缆有些地方已被熔断，垂落在街道上，以致她行车时必须一再左弯右拐加以闪避。她看见士兵与平民在冒着烟的废墟里找寻着有价值的物品。
奥利芙·金连续开了二十个小时以上的车。她又累又饿，困倦不已地回到自己的房间，却发现走廊上有一个无家可归的妇女和九个儿童。这场大火烧毁了将近半座城市，有八万人丧失家园。后来又花了近两个星期，才终于将火完全扑灭，而且这座城市在战争结束之前都一直是一片焦黑的废墟。大火发生前的那座萨洛尼卡就此消失了。
1917年8月26日，星期日
哈维·库欣终于看见了一个沙盘
前线很安静，但所有人都知道这只是暂时的现象而已。上午的时间主要都花在为伤员更换绷带。库欣认为他先前动过手术的许多患者似乎都已逐渐复原——或者也许只是因为他连续两夜都得以安睡休息，所以心情比较好而已。
目前尚未有美军部队加入战斗，所以库欣和他的医疗队被北迁至佛兰德斯前线。自从今年7月底以来，英军就在那里展开了又一场攻势。那场战役已经被命名为帕森达勒战役，又称为第三次伊普尔战役。
至今已经发动过四次重大攻击行动了。期间雨几乎没有停过，战场已经成了一片泥泞之海。截至目前，成果之小与损失之大根本不成比例，但实在很难得知当前的状况，而且也极少有人能够对全局拥有概括性的了解，因为信息的查禁很严格，官方的公报又缺乏参考价值。不过，库欣却借着观察那些溅满泥泞的救护车持续不断运来的一个个衣衫褴褛、血流不止的伤兵，对战斗的进展做出了颇为准确的猜测。伤兵的人数有多少？他们的士气高不高？他们等了多久才得以被送到救护站？大多数伤员身上都裹着一层厚厚的泥巴，以致卸除衣物、清理脏污以及找寻伤口都必须花上超乎寻常的时间。已经打过破伤风针的伤员，都用笔迹难擦掉的铅笔在额头上写了个“T”。医院旁边有一座范围不断扩大的公墓，里头的坟墓都是由身穿蓝色短上衣的中国工人挖掘而成。
头部严重创伤是库欣的治疗专长，他一天尽量完成八场手术。他在一座帐篷里动手术，围着一件厚橡胶围裙，脚上穿着军靴。他的一项特殊技术，就是利用强力磁铁小心翼翼地从伤员脑中吸出炮弹碎片。仅受普通枪伤的伤员非常少，被刺刀刺伤的伤员更是极为罕见。库欣的伤员几乎全是炮火的受害者，而且几乎所有人都不只有一处伤口。库欣已然成为伤口处理的专家：举例而言，他发现最严重的伤害通常都隐藏在最小的伤口里面。
地平线附近可以见到一颗颗的观测气球。炮弹有时候会落在医院附近。他们如果有空闲的时间，就会到医院旁的一座网球场上打球。今天午餐过后，库欣和一名同事驾车到附近的其他医疗队去探访朋友。这一天是难得晴朗的好天气。炮火声不断由远方传来。从卡茨山到雷米的道路在一座高高的山脊上，视野绝佳，往北可以望见伊普尔前线那里连绵不断的炮火。
一位加拿大上校允许库欣看了一件他这段时间以来一直想看的东西——一个巨大的战场沙盘，由沙子以1:50的比例制成，用于计划攻击行动。一切都被仔细标示了出来：每一片树林、每一栋建筑物、每一条等高线。协约国的战壕由蓝色缎带标示，德军战壕则是红色。库欣看了写在一个个小标签上的名称：因弗内斯灌木林、克拉珀姆枢纽站、庇护林、波利冈森林。看了这些标签之后，库欣对当前的情势稍微有了多一点的了解。不过，从沙盘上看来，下一场攻击将以格朗库尔斯森林为目标——那片树林像是一个红色凸块，蔓延至所有的蓝线后方。
他们不是唯一端详着这个沙盘的人。有几个军官与士官也看着沙盘，试图了解当地的地形。这些人明天将越过那座高的山脊。
库欣与他的同事回到医院正好赶上晚餐。用完餐后，他的指挥官拿走了库欣昨天还没看的《泰晤士报》。后来库欣向他要，那名高阶军官却把报纸藏在背后，并且要求他去看钉在餐厅门上的一份陆军公报。库欣颇觉恼怒，而且他也觉得那份公报上的代码与地图坐标看起来完全不知所云：
午夜前后，库欣躺在帐篷里听着远方愈来愈激烈的炮火声。接着，雨又再度开始打落在帐篷上。
第二天，有人告知库欣说，在7月23日至8月3日之间，这个区域的三所战地医院共有17 299名伤员转院接受进一步治疗或是已经出院。（当然，这个数字不包含死者在内。）第五军还有另外十二所像他们这样的战地医院。
1917年9月4日，星期二
爱德华·穆斯利搭乘马车前往安卡拉
今天的早餐完全是一流水平：香肠、蛋糕、茶和果酱——穆斯利刚收到家里寄来的包裹。看管他们的卫兵吃了面包、橄榄、甜瓜与洋葱。然后，他们全部从那间满是臭虫的小旅社动身出发。一开始，穆斯利和另一名战俘——一个手臂骨折严重发炎的英国士兵——搭乘着同一辆马车，但到了一座山的上坡路段，他们就只能下车走在马车旁：因为拉车的牲畜实在没有足够的力气拉着他们两人上坡。山坡上长满了高耸的松树。一大群骑警跟随着他们，一方面是为了防止他们逃跑，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护他们免于盗匪的袭击。他们经过一座瀑布。
穆斯利其实盘算着想要逃跑，而且夏天期间他曾在卡斯塔莫努与一群俘虏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准备一场极为大胆的逃亡行动。他们打算沿着山里的一条小径逃到黑海，那里应当有一艘船埋在沙子里——有桨但没有帆。穆斯利甚至假扮成土耳其人练习逃跑了几次，测试怎么样最容易能够骗过卫兵。他有一次差点被抓，自此之后就受到严密监管。不过，那群俘虏当中有些人确实逃了出去，但（可能）又被抓了回来，原因（恐怕）是遭人告密，或者（更有可能）是因为假扮成德国人的扮相太过拙劣而被逮住了。
不过，现在穆斯利已离开了卡斯塔莫努的监禁处所。他仍然为防守库特阿马拉那段期间留下的后遗症所苦。真正的问题是背部的严重挫伤——他的背部曾被一块炮弹碎片击中，伤了几节脊椎骨——经常痛得他晚上都睡不着。他收到伦敦外交部几个友人寄来的一封信，于是借此虚言恫吓土耳其部队的指挥官，使对方以为伦敦当局对他的案子特别关注，结果那名指挥官因此安排将他转送到安卡拉。穆斯利本身一再要求到君士坦丁堡接受治疗：他心中有个隐隐约约的念头，认为在那里会比较容易逃跑。
上山的路程花了大半个上午，而且他们直到下午三点才抵达山隘。山峰已在不远处，笼罩在雾气当中。他们在山隘休息了比较长的时间，并且在下山之前先吃了午餐。穆斯利非常厌恶阿里，也就是负责主管这趟旅程的军官。阿里脾气暴躁、野心勃勃、外强中干，可是他们却借着一再为他奉上香烟而取悦他。穆斯利对于看管他们的士兵穆斯塔法则评价高了许多，而且他和另外那名俘虏也与穆斯塔法培养出了不错的关系。这个“任劳任怨的土耳其农民”虽然患了严重疟疾，却仍然毫不埋怨地善尽自己的职责，令他们两人颇感钦佩。
温度升高了。尽管穆斯利与他的同伴现在能再回到马车上，但这段旅程却不太惬意。天气炎热，路面又颠簸，马儿也极为虚弱，有时甚至不免跌倒，而必须由人帮忙撑起。此外，马具也不得不一再修补，而且他们一度差点驶下路旁的陡坡。穆斯利的眼睛愈来愈不舒服，但尽管如此，他的心情却是出奇得好。他在日记里写道：“可是这几天非常美妙，我们不停移动，踏上重新发现这个世界的旅程，从睡眠迈向梦土，从死亡迈向生命。”
他在途中认出了他们当初遭俘虏之后被带到卡斯塔莫努的路上所见过的景色：这里的一间小农舍，那里的一间磨坊，还有那栋被摧毁的亚美尼亚人住宅。他们今天又在另一家小旅社过夜。抽了一根烟之后，他们就到屋顶上睡觉，也许是因为这家旅社虫满为患，也可能只是因为室内的温度太高。
同一天，安格斯·布坎南离开了标记为C23的营地——又一个炎热而且疾病猖獗的丛林营地。他写道：
全营在9月4日离开C23，前往纳伦尤前方的中央与左侧营地，据守那里的前线，接替第八南非步兵营，因为他们都病得东倒西歪，不再适合在前线服役。一段时间以来折磨着我的体力透支和热病，在这里开始逐渐压垮了我的耐力。
1917年9月10日，星期一
艾尔芙莉德·库尔在施奈德米尔做了“农夫蛋卷”
现在，每个人都在谈论粮食——以及囤积物资的必要性。没有人想要再经历像去年的“芜菁之冬”一样的冬天。所幸，他们在阿尔特班霍夫大街17号的家里有一整个地下室的马铃薯（他们向肯茨勒先生买了一大堆）和芜菁。不过，他们没多少面包，也没有油。他们的饮食极为单调乏味。
然而，艾尔芙莉德却成了做“农夫蛋卷”的专家——这是她和她弟弟都非常喜爱的一道菜肴。她先用一片老猪皮涂抹铁锅，加点盐，放入切片马铃薯，细火慢煎，以免烧焦。接着，她再把一个鸡蛋连同水、面粉、盐与胡椒粉打一打，再和一些洋葱或细香葱一起倒入锅里——如果有洋葱或细香葱的话。诀窍在于水要加得恰到好处，足以盖过马铃薯，但又不能多得完全稀释掉蛋香。
两天前，艾尔芙莉德和她的朋友特露德在莱韦伦茨与瓦尔德克这两位中尉的陪同下出外散步了很长一段距离。天气仍然带有夏日的温暖气息，他们一路走到了柯尼斯堡。瓦尔德克中尉走在她身边，听她说话，伸臂环抱着她，被她说的故事逗得开怀大笑，以一种古怪但深情款款的模样看着她，还亲吻她的指尖、鼻端以及额头。莱韦伦茨中尉一度对瓦尔德克摇了摇手指头，以讨人厌的口吻说：“不行，不行——未成年！”此外，莱韦伦茨中尉与特露德不时接吻，但瓦尔德克中尉却仅以牵着艾尔芙莉德的手以及将她的头按在他的肩膀上为足。他们直到傍晚才回家，而且在阿尔特班霍夫大街家门口的阶梯上告别之时，他还在她耳边悄声说他爱她。他，瓦尔德克中尉，他那一身精美的飞行员制服、斜戴的军官帽，还有皮手套、铁十字勋章，以及他那双蓝色的眼睛与金黄色的头发。她开心不已，只觉得双腿发软。
尽管如此，或者也许正是因为如此，她仍与往常一样持续和格蕾特尔·瓦格纳玩着角色扮演的游戏。艾尔芙莉德最喜欢的玩法，就是她自己扮演冯·叶勒尼克中尉，格蕾特尔扮演玛尔塔护士。现在，她们的游戏出现了一个新剧情：冯·叶勒尼克中尉通常深深爱着一位想象中的女郎或者玛尔塔护士。不幸的是，他／她心爱的对象却已经嫁给了一名少校，因此他们的爱只能够是保持距离的柏拉图式爱情。
她目前把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玩这种游戏上，但她偶尔还是会像以前那样到车站的红十字会餐厅帮她祖母的忙，不然就是单纯在那儿看着运兵列车与医护列车。不过，她到车站的频率已愈来愈低，对于教室里那幅战争地图上的黑、白、红色旗子也不再感兴趣。现在，他们在学校已很少谈及各条前线的状况——除非有人的朋友或亲人在前线阵亡。此外，他们也已经很久不曾因为庆祝胜利而放假。如同艾尔芙莉德在日记里写的，这场战争已经持续得太久，以致几乎“成了常态。我们都记不得和平是什么模样了。我们现在已经都不再把战争放在心上”。
1917年9月28日，星期五
米歇尔·科尔代到图尔拜访阿纳托尔·法朗士
火车在午餐时间驶入车站。阿纳托尔·法朗士站在站台上，他是一位年纪老迈、身材肥胖的绅士，蓄着一撮白色短须，头上戴着一顶红色帽子。他们和他一起搭车前往法朗士美丽的乡下庄园贝舍勒里耶，它坐落于城外两公里的一座小山上。
这场战争对这位老人实在是一场考验。这倒不是说他受到了战争的直接影响。他没有亲人在前线，而且他在1914年8月和许多人一样为了躲避势如破竹的德军而南迁之后，就一直平静地住在卢瓦尔河一条支流上的这座庄园里。不，他受到的打击更在于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彻底粉碎了他原本信奉的一切价值，这不吝为一场痛苦的幻灭。
这位老人遭受的痛苦尤其难熬。他原本已经习惯被别人的称颂赞美所环绕，现在却突然遭到排山倒海而来的辱骂与威胁，纯粹只是因为他坚持自己先前说过的话，在1914年的战争狂热中拒绝盲从。于是伤害来得猝不及防，恐惧的法朗士（以七十一岁的年纪）表示自己志愿从军，但此举却只为他招来众人的讪笑。现在，法朗士已经不再特别遭到迫害，却备受漠视。尽管他仍然偶尔会提出一些无精打采的小建议，却都被置之不理。科尔代觉得法朗士已经对人性彻底丧失信心，尽管这位伟大的作家还是忍不住沉思当下发生的事情。他向科尔代表示，他有时候会觉得这场战争恐怕永远不会结束，而这个念头逼得他几乎忍不住要发疯。
他们抵达贝舍勒里耶之后，就有午餐招待他们。这幢石砌的17世纪建筑非常美丽，而且里面摆满了法朗士这位狂热收藏家多年来收藏的物品。这段时期造访过这幢住宅的一名访客，将其比喻为“古董店”，而且起居室中央还矗立着一座维纳斯的镀金雕像。午餐桌上还有其他宾客，包括一名镇上的布商，那人也对未来深感悲观：
图尔绝大多数的居民都希望战争继续下去，因为战争为工人带来高薪，也增加了商人的利润。只从反动报纸上摄取精神食粮的资产阶级，已完全接纳了战争永不结束的概念。简言之，他宣称，只有身在前线的士兵才是和平主义者。
他们在花园里一栋小建筑物内的图书室里度过下午的时光。谈话的内容终究不免回到战争上——这是他们所有人都不能也不愿停止抠挖的疮疤。他们讨论了去年出现的各种不同的和平倡议：德国的版本、美国的版本，当然，还有教宗刚在一个月前提出的版本。
我们可以想象那个特殊的氛围。在一间可以说是由书本撑起来的房间里，聚集着一群深富文化教养的人士——全都是像科尔代与法朗士这种心思细腻、品味高雅、思想激进的人文主义者，被迫在自己所属的时代活得像个陌生人，因为那些他们无法了解的事件以及他们无法影响的力量而深感懊恼又惶惑。通往和平的道路真的完全封闭了吗？他们只能奋力抓取渺茫的希望以自我安慰。说不定威尔逊总统的回答被翻译得并不正确。说不定德国答复教宗所附上的备忘录是伪造的。说不定还有什么潜藏的协商策略。说不定，有可能，希望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在这个温暖又有遮蔽的房间里，他们不停交谈，交换着彼此的想法。不久之后，天色就逐渐昏暗了下来。一轮又圆又大的月亮升上空中，将四周的秋季景色染成银白色。
1917年10月13日，星期六
哈维·库欣列出这一天的伤员名单
坏天气仍然在持续。大部分时间都下着雨，而且还刮着近乎风暴的大风。库欣又在手术台前度过了一天。尽管天气极糟、水位高涨、满地泥泞而且能见度低，星期五五点二十五分，又一场攻击行动在伊普尔展开。库欣从他救治的生还者口中听闻有些伤兵溺死在弹坑里。
他今天早上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先记下等待着他治疗的伤员：
E. 温特。860594。第十七师第七边境部队——小脑穿刺伤。原本戴着头盔坐在地上，却被炸上了天。昏迷了一段时间，不晓得多久。后来自行爬回战壕——症状包括两腿无力、头晕等。
H. 鲁滨逊。14295。第九师第一南非步兵营——右太阳穴穿刺伤。受伤于昨日下午六时左右。摔跌在地，但没有丧失意识。头盔已被刺穿。行走了最多二十米——症状包括头晕、呕吐、左臂麻木等。由于地面泥泞，直到今晨才被送来。
R. 马修。202037。第八黑卫士部队——右顶骨穿刺伤；脑疝。自认为受伤于三天前。是个挺拔壮硕的苏格兰小伙子。
J. 哈特利。第八师第二十六机枪队。昨夜十一时受伤，没有丧失意识。步行至急救站，认为他们已达成任务，等等。
博格斯，第一澳新军团第三新西兰步枪旅。前额沟槽弹创。行动展开前已在阵线上待了两夜——状况极糟。受伤时已推进了一千米，等等。
比提。第九师第七西福斯兵团。担架员，在距离前进线三百米处搬运第三名伤员之时受伤（四人一具担架）。枕骨穿刺伤（？）
梅德格克。第九师第十一皇家苏格兰兵团。多处受伤，包括头部等。
多比。第四师御林军营。昨天下午在波卡佩勒附近受伤，下午七时送至此处，即一再接受急救。伤势严重，需照X光，等等。
到了傍晚，库欣觉得颇为满意。手术都相当顺利，他也利用他的特殊磁铁技术从三名伤员的脑部取出了碎片。
库欣觉得这场攻击行动进行得不太顺利，伤员持续不断涌入。不过，没有人看过最近的报纸或官方公报，也不可能确知实际上的状况。
两天后，伊普尔又再度恢复了平静。天气逐渐转好。传言称英军有三个师因为损失极为惨重而不得不撤出战场，而且第二军的增援部队已在来援的途中。库欣在下午看见成千上万的鸟儿盘旋在战地医院附近的一片小灌木林上空。有人告诉他那些鸟儿是欧椋鸟。
1917年10月24日，星期三
米歇尔·科尔代评论巴黎的街谈巷议
战争开始之后的第四个冬季即将来临，巴黎市内的氛围又比一年前更令人泄气沮丧，尽管物资短缺的现象已经有所改善。现在只要有钱，就什么东西都买得到。黑市商人愈来愈常见，愈来愈富有，也愈来愈明目张胆。许多高级餐厅都雇用功勋彪炳的退役军人以及伤残军人担任门房。科尔代不禁纳闷他们内心的感受。毕竟，他们为之开门的那些人，只不过是“急着赶往饲料槽填饱肚子的饕餮”而已。他在日记里写道：
在街道上可以听到别人盘算着未来的生活。常常有人会说：“战争结束后，我要……”而且语气非常平静，就像是谈着自己冲完澡之后要做些什么事情一样。他们把这场震撼世界的大战和自然灾害归类在一起。他们完全没想过自己其实有能力中止这场战争，他们完全没想过这场战争其实是寄生在他们的默许之上的。
1917年10月28日，星期日
哈维·库欣在宗讷贝克看见加拿大部队集结
薄雾，淡云，朦胧的阳光，冷冽的空气。他内心对于这场战争没有丝毫的认同，而是完全反对。这场战争造成的悲惨伤员一波波涌入他的医院，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努力将他们残破的身躯拼凑回来。经验已经使他深切意识到战争的代价。他几乎没有一天不需要洗掉手上的血污与大脑碎屑。此外，原本身属波士顿上层社会的他，也觉得自己现在的生活有许多方面都非常不舒适：下个不停的雨，一成不变的餐点，还有低温，冻得他在薄薄的帐篷里难以入睡。他把自己的可折叠式浴盆带在身边。
至于代价——库欣对于几乎毫无节制的物资浪费深感惊恐。有些地下碉堡的地板上叠满了一层层没有开过的食品罐头。他们曾经在一个地方发现两百五十条新的防水裤，原本是供在淹水严重的战壕中使用，结果却在某个部队用过一次之后就遭到丢弃。士兵在作战之前都会把笨重和非急需的物品丢掉，心知他们若是存活下来了，即可将那些东西呈报为战斗中的遗失物品，另外再领取新的装备，而不会受到任何质疑。到处都可以看到被遗弃的步枪，有的在战壕里被当成路标或支撑物使用，不然就是扔在地上无人闻问。针对一小块地区进行五分钟的炮击，消耗掉的弹药成本就可能高达八万英镑。
他已经耳闻目睹太多事物，实在没有办法不对英军在伊普尔的作战方式感到不以为然。举例而言，他前天刚听到一件事情，是他的一名伤员——第五十师的一名士官——所说的。那个年轻人躺在床上不停颤抖，假装抽着香烟。他所属的营在夜雨之中迷失了方向，于是打算挖个阵地就地据守。由于泥泞遍地，所以他们只能挖起一些潮湿的泥土堆栈起来，然后躺在那些泥堆后方的水坑里。他们在黑暗中两度被下令前进之后，终于收到发动攻击的命令。他们试图跟着徐进弹幕推进，但弹幕移动的速度却快得让他们无法跟上。突然间，他们发现自己竟然站在一排德军的水泥碉堡前面。“那里已经都没有人了。”
库欣实在不了解，在恶劣的天气或者其他不利条件下，为什么不能把攻击行动取消。他一度向一位高阶英国军官提起这个问题，结果对方的回答是：很遗憾，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不可能。攻击行动涉及太多的组织工作以及太过复杂的规划，所以不可能说取消就取消。太多、太复杂——就某方面而言，已然超出人力所能控制的范围。这整场战争带给人的印象也正是如此。
今天这个星期日颇为平静，只偶尔见到一两个伤员被人送进来。不过，战役尚未结束，新的攻击行动仍在准备当中。库欣在第二军的一名友人曾经答应带他到前线去看看，今天看来正是个合适的机会。他们两人在其中一个管制点登记了姓名，把他们的汽车换成一辆救护车，然后就取道波珀灵厄开往伊普尔。他们愈接近那座城镇，交通就变得愈来愈拥挤。他们在泥泞的道路上左弯右拐，闪避着行军的士兵、骑着摩托车的传令兵、卡车车队以及马匹拖行的大炮。他们穿越了一座灰色瓦砾散落一地的废墟。他们经过千疮百孔的梅宁门之后，又继续开到波蒂日泽，然后在那里停车，接着徒步前进。这么做是为了安全着想，因为前线距离这里只有几公里左右。
库欣深感震惊。不只是因为黏腻的泥泞里遍布着垃圾——“马匹的尸体、被炸毁的坦克、坠落解体的飞机、火药桶、炮弹、迫击炮、炸弹、被毁坏，或者丢弃的推车、带刺铁丝网”——也因为这个地方就某方面而言正合乎他的预期。实际上，这里看起来与照片中的战场一模一样。
在通往宗讷贝克的道路上，浑身泥土的加拿大部队与卡车、大炮以及驮负着弹药的骡子挤成一团。路旁还有些等待着出发的部队。空气中回荡着此起彼伏的炮火声：那些声响时高时低，时低时高，但从不停下来。飞机盘旋于朦胧的阳光中，时隐于高射炮弹爆炸后的一团团黑烟之间。他看见一枚德军炮弹落在差不多只有两百米外的地方，黑色的泥土“像喷泉一样”高高喷起。接着，他又看见另一枚炮弹落下，这次距离更近。他对自己的反应吃了一惊：
你体内的野蛮人促使你仰慕起这片战场的肮脏、浪费、危险、争斗以及壮丽的噪音。你不禁觉得，这终究才是人的目的所在，而不是坐在安乐椅上，抽着烟、喝着威士忌、阅读着晚报或畅销书籍，假装这样的装模作样就代表了文明，假装你浆挺美观的衬衫后方没有隐藏着野蛮的本性。
站在深渊的边缘，他在一时的头昏眼花当中——这位对于战争造成的苦难与悲惨知之甚详的医生——怀着近乎不情愿的心态，而突然觉得自己也能体会到这场战争的宏大与优美，或者该说是形塑了此一悲剧的黑暗毁灭力量。不过，他们已经看够了，于是转头返回伊普尔。他看着太阳在中世纪的服装会馆的废墟后方落下，看着夕阳最后的光辉映照在一颗准备收工落地的观测气球上。
同一天，芙萝伦丝·法姆伯勒在日记里写道：
清晨，有个被德军子弹打伤的人被带了进来。不久之后，他就得知自己是那间病房里唯一一个被敌军打伤的士兵。他趾高气扬地走来走去，在那群自戕或是意外受伤的士兵当中颇觉得自己是个英雄。
1917年10月30日，星期二
保罗·摩内利喝着白兰地等待消息
在过去这个星期里，伊松佐河上发生了大事。敌军仅仅凭着一次攻击行动，就达成了意大利军队在十一次攻击行动中一直达不到的目标——突破对方的阵线。此外，敌军也正在持续推进。摩内利与北方前线的其他士兵都不确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也不确定目前的状况。他们据守着一座坚固的阵地，在几天前还正准备住进他们刚盖好的小屋里过冬。他们身在高纬度地区，这里早就已经下了不少雪。
没错，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不论是报纸或公报都送不到这里来，所以他们只能置身在这什么都不知情的迷雾中，唯一的信息来源就是谣言，而谣言也一如往常地混乱不已、相互矛盾而又异想天开。例如说，德军已经攻占了乌迪内；有二十万名意大利人投降受俘，还是三十万？气氛很低迷。军官餐厅一片寂静，摩内利喝着白兰地以纾解绝望所带来的紧张。
他在日记里写道：
东方的前线传来悲惨的消息。敌人踏上了我们祖国的领土，我们的士兵却纷纷抛下武器。在这里，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我们只能等待原本就已够糟了，却又因为官僚的愚蠢、签核与传阅、指挥官在紧张之余仍然迂腐的行事作风，以及不受我们尊敬的长官所说的笑话，而更令人难以忍受。
1917年11月1日，星期四
帕尔·凯莱门看见一个步兵营离开伊松佐河的前线
灰色的天空笼罩着一座灰色的高山，一场静默无声的雨持续不断下着。傍晚，在前线待了一段时间的一个奥匈帝国的步兵营开始后撤。帕尔·凯莱门也在那里，看着他们拖着蹒跚的脚步，沿着山上的小径从高原的阵地上撤下来。
卡波雷托攻势其实只是要为伊松佐河上处境紧迫的奥匈帝国部队争取一点喘息的空间，以便迎接意大利军队即将发动的另一场重大推进。然而，不晓得什么原因——薄雾、毒气、突袭、意大利人愚蠢的性情，还是经验丰富而且受过新式机动战术训练的德军部队——这场攻势达成的突破不论在广度与深度上都远远超出所有人的期望。接着，这项突破带来的影响又接连造成了后续的发展。伊松佐河上的意大利军队因为面临被包抄的威胁，恐慌之下朝着塔利亚门托河撤退。这是奥匈帝国的一场重大胜利。
在下山途中被凯莱门看见的那个步兵营没有实际参与攻击行动，但还是显示出了这场行动留下的痕迹。凯莱门在日记里写道：
他们时而动身前进，时而被前面的人挡住而停下脚步，有时也在路旁躺下休息。看着那些人，实在难以相信他们就是奥匈帝国的政治家与将领们赖以捍卫国家的战斗部队。这群衣衫褴褛、疲惫瘦弱的士兵，满脸蓬乱的胡须，穿着皱巴巴、湿淋淋又脏兮兮的制服，踩着破破烂烂的靴子，脸上满是倦容——这就是“我们英勇的步兵”。
这时部队停止了前进。整个营都在斜坡上坐了下来。有些士兵从背包里拿出口粮罐头，用折叠刀的长刃挑出食物，直接塞进嘴里吃。他们的手上沾满尘土，也因为搬运重物而结满了老茧。他们脸上的皱纹随着咀嚼的动作而蠕动。他们坐在潮湿的岩石上，面无表情地盯着开了盖的罐头。
他们的制服所采用的布料，比规定的还差了许多。他们的靴跟简直像纸糊的一样。得以豁免兵役的军需供货商就借着这种偷工减料的货色赚取利润。
在家乡，在没有受到战争影响的家户中，现在正是享用晚餐的时间。电灯泡发出亮光，洁白的餐巾、精巧的玻璃杯、银制的刀叉在灯光下闪闪发亮。外表清爽而且身穿平民服装的男士，带领着女士走到餐桌边坐下。一旁的角落说不定还有乐队演奏着音乐助兴。饮料晶莹闪耀。他们面带笑容，闲聊不着边际的话题——在友伴当中，谈话的内容应当是轻松愉快的。
在今天晚上，他们有没有想到这群肮脏邋遢的部队？由于这些人承担了超乎人力的艰巨任务，家乡的生活才能保持不变。不变？——对于许多人而言，现在的生活甚至还比以前更好。
1917年11月10日，星期六
弗朗茨·卡夫卡梦见塔利亚门托河之战
最近这几个月，卡夫卡的生活发生许多变化。他和菲丽丝的婚约再度告吹（这样倒好）。他被诊断出罹患结核病，生病成了他的借口。他向工作单位请假，且离开了位于申博恩宫的公寓——“我最后一次关上宫殿的窗户，锁上门，感觉就像死去一样。”出于健康考虑，他搬到乡下，和亲爱的小妹奥特拉同住。她住在卡罗维瓦利以东五公里、位于曲瑙的小农庄里。
最近几周以来，战事也发生许多变化。巴西对德国宣战，俄国则传出政变的谣言。英军在西线佛兰德斯的大型攻势，最终陷于停顿。然而，奥地利报纸的新闻标题仍是出奇成功的卡波雷托攻势。在这秋季灰暗、疲累、缺乏民生物资之际，非常需要好消息。这两天来，意大利部队被迫放弃塔利亚门托河畔的新据点。
这天晚上，卡夫卡梦见这场战事：
一片平原，几乎望不见河流，许多激愤不已的围观者互相推挤着，准备伺机而动，视情况向前或向后跑动。我们正前方是一块轮廓清晰的高原，上面长着高大的灌木丛。奥地利人就在高原上与另一边作战。人们不耐地等待后续发展。有时（显然是集中精神的时候），我们还看见那片阴暗斜坡上的几株零星灌木丛里，躲着一两位意大利人从后方射击。这其实一点意义都没有，但我们已经开始跑动了。随后又是高原；奥地利人沿着空荡的边坡跑着，在灌木丛后方停下来，然后继续跑着。这显然很糟糕，实在无法理解这一切怎么运作得这么顺畅：大家就只是平凡人，怎能如此胁迫其他还有自我防卫意识的人呢？
好强烈的绝望感，大家很快就得逃命了。这时，一位普鲁士少校出现了。整场战争中，他一直跟着我们走；当他气定神闲地出现在这块瞬间变得空荡荡的区域时，仿佛是某种全新的天启。他双手各伸出一根手指头，放到嘴边，开始吹起口哨，就像对小狗吹口哨那样，但是用更可爱的方式。这是他对师团的信号；他们在不远处等着，现在开始行进了。这是一支普鲁士卫队，安静的年轻人，人数不多，也许只有一个连，大家看来都像是军官；至少他们的佩剑都相当长，还穿着深色制服。他们步伐短促、缓慢，肩并肩从我们前方行进而过，不时望着我们。就在这一刻，这场必然的死亡行军竟如此感人、崇高，充满必胜的信念。从这些突然现身的人们身上，我获得了解脱；突然，我就醒了。
1917年11月11日，星期日
芙萝伦丝·法姆伯勒听到政变的谣言
他很英俊，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俊美——昨天被送进来的那个二十岁的中尉。他才刚被人抬进来，芙萝伦丝就注意到他拥有“俄国南方人典型的古典相貌：一头深色卷发，眼珠是淡灰色，还有又长又黑的睫毛”。她还注意到这名中尉的体格相当健美。他的名字是谢尔盖，身边伴随着他的勤务兵。那个勤务兵对他们说，这名中尉是七个兄弟姐妹中的大哥，十七岁就志愿从军，并且被选上接受军官训练。
这名年轻的中尉是个伤势很棘手的伤员。他深感疼痛，情绪激动，充满恐惧，言行又霸道不已。他不理会医生的明确指示，要求别人扶他下床；并且高声使唤叫骂他那个可怜的勤务兵，尽管那个勤务兵显然对他充满敬爱，竭尽全力以各种笨拙的方式帮助他。预后状况非常糟糕：这名中尉的腹部受了重伤——他的膀胱已经毁坏了，肠子也有许多破洞。不过，外科医生已经尽了力，现在只能希望后续一切顺利。那名二十岁的中尉对着他的勤务兵大吼：“滚到战壕里去吧，你这狗崽子！滚到最前方的火线去！”
芙萝伦丝看见那个矮小的勤务兵悄悄溜到隔壁病房里，等待他主人的情绪恢复平静。不晓得为什么，那名中尉把芙萝伦丝叫作吉娜：他可能已经神志不清了。
他们仍然处于罗马尼亚前线一个比较孤立的地点，但今天却从俄国传来了一些颇为耸动的消息。彼得格勒在三天前发生政变，由布尔什维克这个倡导革命的派系发动。自此之后，动乱就不停散播开来。当前的消息仍然充满混乱与矛盾，而且其中一大部分都仅是谣传，但布尔什维克似乎已在彼得格勒掌权，克伦斯基政权则是在莫斯科苟延残喘。“我们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自由俄国正在发生一场内战。”
中午过后不久，有人发现了一件可怕但并非出乎意料的事情：那名中尉的腹部开始丧失血色。是坏疽。他已活不过几个小时了。
芙萝伦丝整夜坐在他身旁，任由男性护理员处理新送来的伤员。那名中尉迅速陷入了昏迷并死亡。他数度呼唤了他的母亲，而芙萝伦丝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以高剂量的吗啡减轻他的痛苦。
他在清晨五点半去世，尸体被人抬到一个小房间里。芙萝伦丝看着他躺在那里——应该说是看着“它”躺在那里——闭着眼睛，双手交叠。他的勤务兵坐在他身边，脸色苍白，神情紧绷。炮火的声音听起来很近，但那个勤务兵似乎毫不在意。
后来，芙萝伦丝在日记里写道：
我觉得我已经无法继续忍受下去了。尽管在战争中不免目睹许多悲惨与痛苦的景象，但我一直希望自己的战争经验能够刺激我的性灵生活，提升我的慈悲心，“增强我灵魂中所有的善性”。可是，现在我只想在世界上找个和平的角落静一静。
这一天，威利·科庞在于克斯姆参加一个英国飞行中队举行的一场派对。他之所以获邀参加，是因为他介入了两架英军战机与七架德军战机的缠斗，结果他的意外出现促使那些德军飞行员中止了攻击行动。他写道：
晚宴非常轻松愉快。那些被我从那支德军飞行中队的枪口下救出来的英国飞行员们纵情饮酒，而且他们喝得愈多，向我表达感激的音量就愈大。由于众人的附和以及酒精的催化，我也愈来愈认定自己真的是英雄。
后来，科庞终于骑着摩托车回到自己的基地，那时他已喝得酩酊大醉，在寒冷的夜风中大声嚷嚷着自己是个英雄。他的朋友在夜里把他的房门钉了起来，以致他第二天早上只能从窗户爬出去。
这一天，罗伯特·穆齐尔刚抵达意大利东北部的乌迪内市，他刚晋升为上尉。在卡波雷托战役的重大突破渐趋明朗完整之际，西南前线总部所有人员必须迁到乌迪内市，穆齐尔只能不情愿地跟随。意大利部队匆忙撤退后，城里混乱与失序的状况使人手足无措。天气也让人心烦，他实在不了解，这次的配置究竟有什么道理。不过，他的职务还是有点特殊：对部队向前推进时所掠夺的大量艺术品进行估价、保护并签收造册。在乌迪内有很多事要做，但穆齐尔相当讨厌这个地方，尽可能想请长假，或是在首都坐拥丰富资源的“战争新闻通讯社”谋得职务，打算尽快脱身前往维也纳。他也打算重新拾笔，继续撰写1914年停笔的那部剧本。
1917年11月14日，星期三
哈维·库欣从巴黎搭火车前往滨海布洛涅
搭乘火车已经变得愈来愈麻烦。要想确保自己上得了车，就必须比发车时间提早至少一个小时抵达车站，而且上车之后面对的又是一个遵循丛林法则的世界，至少座位完全是先抢先赢。哈维·库欣造访了巴黎许多次，因为他在那里加入了不少委员会，致力于改善军队的医疗状况以及普及新式治疗方法方面的知识。所以，他仍然保持着务实而且专业的一面，这也正是当初促使他来到法国的原因。尽管如此，他的这一面也已处于摇摇欲坠的状态。
不过，今天盘踞在库欣脑子里的并不是这件事情。他坐在摇摇晃晃的火车上，正在返回滨海布洛涅的途中，准备回到他刚开始在那里工作的一家医院。现在时间是上午刚过十点。
与库欣坐在同一个包厢里的乘客，显示了这场战争已经变得多么庞大复杂。他看见一对中年法国夫妇，妻子裹着旅行毯，先生全神贯注地看着早报。还有几名俄国士兵，其中一人蓄着模样夸张的白色络腮胡。也有一些比利时士兵，因为他们帽子上悬垂着的流苏而极具辨识度——但库欣认为那样的设计“很愚蠢”。此外，还有一个葡萄牙军官，他一脸愠怒地站在走廊上（库欣猜想自己可能抢了他的位子）。以及一名身穿深蓝色制服的飞行员，翻阅着《巴黎生活》这本有伤风化的杂志。这本杂志之所以恶名昭彰，是因为其中经常刊登衣不蔽体的女性照片（经常被士兵撕下来钉在战壕与住所内），以及许多女性征求（新）丈夫的广告，尤其还有士兵寻求“教母”的广告。大家都知道——不然也会这么怀疑——这些广告大多数都是性交易的暗号，而美军士兵也收到高层发出的警告，敦促他们不要购买这本法国的色情杂志。
库欣已逐渐将伊普尔周围那些旷日持久的血腥战役抛在脑后。那些战役刚在一个星期前画下句点，因为加拿大部队终于攻占了一堆断垣残壁——这堆瓦砾正是这场战役由之得名的那座村庄——帕森达勒。英军司令部似乎纯粹只是为了名声而任由那些徒劳无功的攻击行动继续下去，一定要等到他们能够宣称自己达成了“目标”才肯叫停。
还真是个可笑的目标。库欣今天觉得心情灰暗悲观。“我有时候不禁纳闷这一切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又全在这里做些什么，”他在日记里写道，“以及我们实际上为什么会在这里。”他的阴沉情绪主要是由俄国与意大利那些令人不安的消息所引起。高举“现在就要和平！”口号的布尔什维克已在东方夺取了权力，伤亡惨重的意大利军队也一再撤退。他们真的有可能守住皮亚韦河的新阵线吗？（库欣的医疗队之所以得在这么仓促的情况下接手滨海布洛涅的医院，原因是本来驻扎在这里的英国医疗队接到命令，必须尽快迁移到意大利。）库欣觉得协约国正处于1914年的马恩河战役以来最糟的状态。
一如往常，情绪一低落，就往往会迁怒于他人。库欣怒目瞪视着包厢里的那些比利时与俄国军人。他写道，比利时士兵的帽子上之所以会有那愚蠢的流苏，“遵循的显然是在倔强懒散的骡子面前得垂挂一小束干草的原则”。至于俄国人，则是只懂得吃，却什么都不做，“他们的士兵当然不作战，更糟的是也不工作”。协约国之间没有任何团结精神，挫败更是一再接踵而来。在这同时，“德国佬据说已计划在春季之前突破西部战线”。库欣并不觉得特别乐观，而且就像其他千百万人一样，也觉得自己的命运掌握在遥远的力量手中——一种再也没有人能够控制的力量。“在任何时刻，我们的命运都有可能被某种万花筒般的变化所改变。”
那名飞行员放下手上的《巴黎生活》，转而看起一本名叫“我的小女人”的小说。火车在铁轨上发出规律的声响，摇摇晃晃地前进。
1917年11月15日，星期四
保罗·摩内利参与守卫通达雷卡尔山的行动
湿雪与烂泥。工兵在山肩上架设了带刺铁丝网，那里就是敌人必须受到阻挡的地方。这不是他们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语。恰恰相反。他们在上个月早已听过许多次同样的话，但意大利军队却仍然在一座座山顶与一条条河流之间不断撤退：从伊松佐河退到塔利亚门托河，又从塔利亚门托河退到皮亚韦河。在北方的阿夏戈高原，意军仍然或多或少据守着部分阵线。不过，即便是那里的阵线也已开始缓缓后撤。这两条前线当中只要有一条失守，另外一条就会陷入极为艰困——实际上根本是无以为继——的处境。
他们在通达雷卡尔山上守卫的阵地一点儿都不理想。这里的射界毫无用处，摩内利的连队必须守卫的区块也长得荒谬。他平均每一百米只能部署八个人。摩内利本身充满了自制力与决心，尽管一连串的撤退以及意大利恐将战败的可能性令他惊恐不已：战败，不只是输掉这场战役，而是整个战争。他真心要死守这座阵地，不论这座阵地有多么糟糕，也不论情势有多么不利。他上一次在日记里留下记录是在两天前。他写到这些山已经被敌人占领是多么悲哀的事情。“不过，”他在最后指出，“他们一旦与我们的痛苦与仇恨面对面，绝对不可能突破我们的防线。”
他们等待的攻击行动展开了。
敌军的突击队向前冲刺，伴随着怒吼与尖叫声。摩内利瞥见一团灰色的人群以极快的速度移动。他们的攻击队形非常紧密，就1917年而言实在是异常紧密。敌军的攻击部队与他们属于同一类型，是奥地利阿尔卑斯山猎兵。怒吼，尖叫，枪声。武器纷纷开火，机枪嗒嗒作响，子弹呼啸飞过。摩内利看见他自己的几个部下：德·凡蒂、罗马宁、特龙博尼、德·里瓦。他们虽然须发杂乱、形容憔悴，但显然和他一样坚决死守这座阵地。他们的神情出奇地平静。怒吼，尖叫，枪声。那波灰色的人潮逐渐缓慢下来，停下脚步，然后被驱逐了回去。有一名军官欣喜若狂地跳上战壕边缘，对着撤退的敌军大骂脏话，只见那些攻击部队消失在他们自己的阵线里，留下了满地一动不动的尸体。吼声，挂在带刺铁丝网上的尸体——他们刚刚已经逼到了这么近的距离。
这样的攻击行动又重复了两次。接着，情势才稍微平静下来。炮兵部队里的一名少校小心翼翼地探头往外望，然后以难掩讶异的语气说道，他们的阵线竟然守住了。他称赞了他们几句，然后随即闪人。
摩内利在战役结束后拿出日记，在今天的日期底下只写了三个词：“Non é passato.”敌军没有突破。就这样而已。
1917年12月3日，星期一
艾尔芙莉德·库尔看着一具棺木被运离施奈德米尔
今天虽然寒冷刺骨，但她还是站在那儿等待。她等了漫长的两小时，手里拿着一株她用自己攒的钱买下的玫瑰。下午两点半左右，终于传来了鼓声。接着是更多的声响：先是整齐划一的行进脚步声，然后是管乐声，再然后是歌声。现在，她已能够看见送葬的队伍：前方是身穿原野灰色制服的乐队，接着是牧师，后面跟着灵车与哀悼者，最后是一支头戴钢盔、手持步枪的仪仗队。
哀悼者？她应当加入他们的行列——毕竟，她也是其中一员。
维尔纳·瓦尔德克中尉死了。他在两天前因为飞机坠毁而丧生。艾尔芙莉德昨天抵达学校之后才得知这个消息。她觉得自己的脑子里仿佛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黑洞”，她所有的言行举止都成了机械式的动作。现在，那个洞里回荡着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他现在是什么模样，他的头是不是撞烂、撞碎了？第二个问题是：我要怎么隐藏我内心的感受？
灵车朝着她驶来。她看见了棺木。那是一具褐色的棺木，顶盖扁平，上面摆着一个花环。灵车行经她面前的时候，她上前几步，将玫瑰抛到棺木上。那株玫瑰滑了下来，掉落在路面。
灵车继续前进，穿过火车站货物区敞开的大门，艾尔芙莉德跟在后面。瓦尔德克中尉的遗体将以货物托运的名义被运送回乡。一辆红褐色的货运车厢停在铁轨上等候。棺木从灵车上被抬了下来，然后牧师就在堆积的货箱之间朗诵了一本黑色小书的内容。士兵脱下钢盔，齐声念诵主祷文。接着，仪仗队士兵举起步枪，连续击发三声枪响。枪声过后即是一片静默。艾尔芙莉德可以闻到火药味。棺木连同花环被人抬上车厢，然后两个全身沾满煤烟的铁路工人“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她回到街上，看见她的那株玫瑰遗落在地面上。她走过去捡了起来——花朵没有受到损伤。她把玫瑰举到鼻子下，然后低着头迈步跑开。她可以听到身后传来军乐队演奏乐曲的声音。
1917年12月4日，星期二
安德烈·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独自身在山顶上的皮索泽里隘口
事情开始得颇为顺利。他们在黎明时分从山脚下的营地出发，展开上山的漫长旅程。山路很窄，但修筑得很不错，绕着一个个大弯蜿蜒通往山顶的隘口。天气很好，景色也非常壮观——不论往哪边看，都可以望见阿尔巴尼亚群山高耸雄伟的山峰。不过，他们才行走了将近十公里，就开始遭遇到艰困的路段。
安德烈·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在巴尔干半岛，远离他的家乡与祖国。他志愿加入这支被派往萨洛尼卡以支持俄军分遣队的部队。他这么做不是因为渴望冒险，正好相反，这是他精心思虑过后的计划，借此远离俄国，因为那里的政治革命已经转变为社会革命。“接下来恐怕会有不少流血事件，甚至可以预期会发生恐怖活动。”
一如往常，他也企图借着阅读来了解当下的情势发展。过去六个月来，他埋首阅读历史文献，这些书籍探讨了革命活动（探讨的对象自然是法国大革命，但也有1848年的一系列革命），以及古罗马的马略与苏拉之间的权力斗争。当俄国开始在他身边崩溃瓦解的同时，他正忙着阅读、做笔记以及沉思。他认为自己在法国大革命的发展阶段当中发现了明显类似的展开。在那个时候的法国，一个明智的人会怎么做？那个人想必会早在恐怖统治之前就先离开法国，在马克西米连·德·罗伯斯庇尔垮台之后才回去。这么一来，那个人即可避开充满毁灭的时期，而在一切恢复正常之后再回到家乡。这正是他想做的事，所以他才会志愿到这里的前线服役。军服就是他的避难所。
不过，来到萨洛尼卡却令他大感惊骇。一部分是因为被烧成了废墟的城市景观：“我从来没见过像萨洛尼卡这样规模如此庞大的荒芜景象。”放眼望不尽的烧焦房屋。平民百姓——包括希腊人、土耳其人、犹太人与阿尔巴尼亚人——“悲惨地住在帐篷或简陋的木屋里，就搭建在他们原本家宅的废墟当中”。除此之外，还有协约国部队里弥漫的情绪。他不久就明白发现士气低落至极，而且所有士兵“都痛恨这条前线”。战役发生的频率并不高，但疾病却夺走了数以千计的性命，其中尤以疟疾最为猖獗。在比较好的餐厅里，经常可以看见桌上的盐罐与胡椒罐旁摆放着一碗奎宁药片。休假的士兵经常暴动，即便在军官餐厅里也会有不同部队的成员之间爆发斗殴事件。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对于军官餐厅里的斗殴现象尤其深感震惊，因为他以前从来不曾见过这种情况。同一个国籍的军人通常都会团结起来，和其他国籍的军人对立：英国人、俄国人与塞尔维亚人联合起来斗争法国人、意大利人与希腊人。在山区里，有个神志不太正常的法国上校自行宣告成立了一个小小的独立共和国，不但自己印行货币，还发行邮票。
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的计划进展得不如他的预期。即便远在巴尔干半岛，还是可以感觉得到俄国革命造成的影响。他所属的营里出现了愈来愈多的骚动情形，尤其是在他们收到最新的消息之后。他们已得知布尔什维克已成功夺权，并且开始——实际上，就是从昨天开始——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与德国进行停战协商。士兵与士官满口埋怨，不但违抗长官，对于命令也都爱搭不理，集合时更是经常迟到。卫兵在岗位上打盹儿，军官不愿发放弹药给部下。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还真的遭到士兵开枪攻击，结果因此被调到一个信号连担任连长。
现在，他正率领着这个信号连上山加入驻扎在普雷斯帕湖的一个俄军师，而通往那里的唯一一条道路，必须通过海拔1 800米的皮索泽里隘口。这段路程在一开始颇为轻松，但山上较高的地方仍有积雪，而且狭窄弯曲的道路也结了冰。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听到身后传来叫喊声。他转过身，看见一辆马车滑到路边跌下了山崖。他们赶到残骸处，发现其中一匹马已经死亡，而且他也不得不射杀另一匹马以解脱它的痛苦。又走了一段路之后，坡度变得极为陡峭，疲累的马儿再也爬不上去，所以士兵只好慢慢将马车推上隘口。背负着电报仪器的七十头骡子则表现得比那些马儿好一点儿，但它们没有受过适当的训练，以致有两头骡子跌下了深渊。时间慢慢过去，整个连队拉成一长排精疲力竭的队伍，只见士兵、马车与牲畜都以极慢的速度吃力攀爬上坡。
下午下起了雪，但他们却还没通过隘口。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骑着马沿着愈拉愈长的队伍来回巡视。他们在六点左右抵达山顶，当时天色已经渐趋昏暗。在路旁一片被白雪覆盖的原野上，他看见一名士兵努力赶着一头骡子，但那头顽固的畜牲却说什么也不肯动。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叫那名士兵去找人帮忙，他会先待在这里看着那头骡子。
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等待了许久，却都没有人来。到底怎么了？他们难道决定抛弃他吗？还是他们只是在下着雪的黑夜中找不到他？该怎么办？过去这一年来对他而言充满了失望与挫败，但他现在更是感觉跌落了谷底：
在这整场战争当中，我极少觉得这么悲惨。刺骨的寒风吹袭不停；雾气逐渐升起，遮蔽了周遭的山丘；夜晚降临得很快，我却独自一人在山顶上，拉着一头骡子。
后来，他终于在黑暗中听见声音，于是赶紧出声召唤。那是两个落后的士兵，带着他们的马车与马匹。那两个士兵帮助他赶动了那头骡子。等到最后一辆马车通过隘口，已经是凌晨两点。
1917年12月5日，星期三
保罗·摩内利在卡斯特尔贡贝托被俘
早在昨天，他就开始怀疑尽头已经不远了。尽头——竟然使用这么不祥的字眼？这场战役很可能会有不止一个结果，但出现圆满结局的可能性已随着时间的过去而愈来愈显渺茫。经过一轮猛烈的炮轰、毒气的攻击、遭到包围的威胁，又经过失败的反攻以及一片混乱的近距离战斗之后——经过了这一切，摩内利与他的士兵再度撤退，而据守在一个高度较低的地方，在卡斯特尔贡贝托的一片树林里。不过，太阳一旦升起，奥军突击队必然也会对这里展开攻击。
这个时刻终于到来了。这就是我自从参与这场战争的第一天以来所预见的时刻，不论我有多么不愿意。感觉起来就像是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将过去所有的战斗、所有的煎熬与困苦集中于一个决定性的悲剧时刻。
这是个寒冷的黑夜，而且还下着雪，摩内利与他的部下都又冻又饿又渴。昨天的撤退极为仓促，以致他们来不及吃已经发放的餐点，甚至也来不及把餐点打包带走。他们心中充满了深沉的恐惧与不安。他们不晓得敌人在哪里。摩内利派出一支巡逻队设法与己方的部队联络——那些部队应该、可能、想必在他们左侧某处——但那支巡逻队却没有回来。他们睡得很少。他们有一把榴弹枪，不断在黑暗中盲目开火。他们有十箱榴弹，宁可在敌军发动下一波攻击之前把这些榴弹消耗掉。无论如何，既然他们不得安睡，自然也要让敌人尝尝同样的滋味。
黎明。天色亮了之后，奥军机枪就开始朝着他们的阵地开火。接着是大炮。土木工事里满是烟雾，导致他们的眼睛与鼻子都刺痛不已。情势愈来愈绝望——当前的情势确实已然毫无希望。他们的连队人数愈来愈少，所有人不但饿着肚子，弹药也即将耗尽。
他们投降。奥军士兵包围了他们。
摩内利拔出身上的左轮手枪，往旁一丢，看着那把枪滚下一道陡坡。那一刻，他的内心充满了苦涩：三十个月的战斗，结果就是这样的下场。他看见几个老部下流下了眼泪。他听到一人叹息道：“妈妈会怎么说？”
1917年12月7日，星期五
威利·科庞在德帕内自得其乐
午餐过后，他们已经坐在车上，准备出发，这时却来了一通电话。一架德军飞机正在攻击几条前进战壕。他们能不能派几架战机赶走敌人？那个德军飞行员竟然无视恶劣的天气状况——科庞所属的飞行中队已经因为天气问题而有两天不曾升空，所以他们才会在机场里待得烦闷不已，而打算开车到德帕内去找些乐子。
李柏与他著名的歌舞团正在德帕内的医院剧院演出。李柏及其歌舞团在前线后方演出的戏剧和音乐表演，经常能吸引上千名的观众，其中大多数都是法国或比利时的士兵，许多都是复原中的伤员，而且所有人都深深渴望能够获得娱乐消遣。他们一行人中的两人下了车，急忙赶去换上飞行服；其他人则是按照原计划前往德帕内的剧院，沿着那条两旁种植着桦树的道路行驶，那条他们现在已经极为熟悉的道路。不过，他们倒是看见了第一架飞机升空，飞上灰色的天空。那是韦尔豪斯泰腾——科庞因为他试射机枪的特殊方式而认出了他。这一次，他试射机枪的声音听起来几乎像是和他们打着招呼。说不定确实就是如此。
那天晚上，在中场休息的时候，他们收到一条电话消息：韦尔豪斯泰腾死了，被地面上发射的机枪子弹击中。他的飞机坠毁于己方的阵线后方。这群身穿军服的年轻人沉默了一会儿，接着又继续先前的谈话，“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死亡是如此常见的现象，随时盘旋在他们身边，因此他们实在无法将心思放在那上面。总之，他们如果想要继续从事这样的工作，就不能把死亡放在心上。
不过，对于现实的否认毕竟有其限度：
后来，我兴高采烈地对大家说了一声：“各位先生晚安！”然后就离开了餐厅。在回房途中，我经过了韦尔豪斯泰腾的房间，就在我的房间隔壁。现在，他的房间一片黑暗。我在他的房门口停下脚步，心中情感翻腾不已，因为我突然明白感受到了他的消失所带来的冲击。直到这一刻，我才意识到这场悲剧的规模。我开始扪心自问，像这样的牺牲是否真的必要，而我也不禁开始产生了怀疑。
1917年12月20日，星期四
帕尔·凯莱门在帕德尔诺对一营波斯尼亚士兵印象深刻
卡波雷托的重大攻势结束了。冬天已经降临，强悍的德军各师纷纷转而找寻其他受害者练习渗透战术，而法国与英国的增援部队也已抵达，为摇摇欲坠的意大利军队提供助力。前线已沿着皮亚韦河稳固了下来。
今天，帕尔·凯莱门遇见一营波斯尼亚穆斯林士兵。一如为法军效力的穆斯林殖民地部队，波斯尼亚穆斯林部队也被视为精英部队。他们经常被派到情势异常危险的地方作战。温文尔雅的凯莱门对这些人大惑不解，因为他们在许多方面都令他深感陌生。他对他们那种令人难以理解的好战精神感到害怕。他们能够从这场战争中得到什么？波斯尼亚才在不久之前的1908年被奥匈帝国吞并。凯莱门认为其中至少有些年纪较大的波斯尼亚人曾经“反抗过那个强权，但他们现在却都已成为那个强权手下可靠而勤奋的士兵”。尽管如此，他还是忍不住对他们感到钦佩：
高瘦结实、强而有力的战士，就像现在已经濒临灭绝的稀有杉木品种一样。他们微微驼着背，仿佛对于自己长得这么健壮感到害臊。走路的时候，他们的头垂在双肩之中，深陷的小眼睛以锐利的目光扫射四方。坐着的时候，他们把双腿交叉于椅子底下，将头上的土耳其毡帽推至头顶上，然后安然自得地抽着他们的长柄烟斗，平静得仿佛置身于他们的家乡，在那布满纤细优美的清真寺尖塔的传说国度。他们几乎所有人都已成年，被太阳晒红的脸庞边缘蓄着尖尖的胡须。他们现在正在休息用餐。军用口粮那寒酸的罐头，拿在他们骨节突出的手指之间显得很奇怪。
同一天，保罗·摩内利抵达了他的目的地——萨尔茨堡的一座老旧城堡，现在被当成战俘集中营使用。他已随着一群疲惫而且士气低落的战俘行走了将近两个星期，身上穿着破烂褴褛的制服，勋章与军阶章都已被扯掉。有些人互相争抢食物，队伍当中也不时爆发骚乱，原因是部队被俘之后，阶级秩序即告瓦解，于是有些士兵就借机反抗过往的严格纪律而攻击自己的军官。许多士兵都对自己不用再打仗而深感开心——也毫不掩饰他们这样的感受。摩内利也注意到，敌军虽然获得了胜利，但他们本身却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许多站在路边观看战俘的奥匈帝国士兵都显得营养不良而且过于瘦弱。（敌军显然也遭遇了人员严重短缺的情形，因为摩内利发现他们的士兵当中有几个驼背，甚至还有一个侏儒。）对于摩内利一行人而言，他们的集中营生活将在今天展开，但他已体认到，在可见的未来，他的生活将不断摆荡于两种状态之间——烦闷无聊与挨饿。他在日记里写道：
我们在12月20日抵达萨尔茨堡的那座城堡——一座阴森的堡垒，有着陡峭厚实的墙壁，坐落于一座难以接近的高地顶端；这里没有阳光，我们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冻得不停发抖。在这北方的冬天里，环绕在雾与雪当中，想到传统的圣诞节庆活动实在是一大煎熬。饥饿让悲苦的情绪更甚，一个被仇恨所包裹的灵魂，实在体会不到任何甜美或欣喜。
1917年12月31日，星期一
艾尔弗雷德·波拉德在勒图凯开了几个美国人的玩笑
也许是他流露出了自己孩子气的一面，也可能是因为他对美国人愈来愈觉气恼，也说不定这两种原因都有一点儿。
波拉德在深夜悄悄潜入美国军官所住的狭长营房，身边有三个朋友伴随着他。灯火都已熄灭，只有月光透过窗户洒进房里。室内唯一听得到的声音，就是那些美国军官的酣睡声，所有人都舒适地裹在他们的睡袋与棉被里。
美国人。波拉德和其他大多数人一样，都知道他们确实需要美国人。法国军队经过近年来的惨重损失以及春天的士兵哗变之后，至今尚未恢复元气；英军在伊普尔攻势持续许久又付出高昂代价却仍以失败收场之后，也陷入了兵员紧张的状况；意军在秋末于卡波雷托突然溃败之后，现在也仍然处于彷徨孱弱的状态。在东部战线，一切征象都显示俄国即将退出这场战争。布尔什维克已在彼得格勒掌权，不但高呼和平口号，也与德国达成了停战协议——该项协议生效至今已有两个星期。原本被牵制在东部的德军各师，现在无疑将全数投入西部战线。所以，他们确实亟需美国的援助，包括美国的兵员、金钱与工业。
要是他们别那么，那么……过于自信就好了。
波拉德原本以为美国人会欣然聆听别人的忠告，会乐于学习英军付出高昂代价而得到的教训。实际上却不是如此。他见过的许多美国军官不是天真得令人侧目，就是傲慢得出人意料，并且认为自己完全没有需要向盟友学习的地方。毕竟，他们本身也已经打了一年多的战争（如果他们与墨西哥盗匪之间的小冲突算得上是战争的话）。这些新来的家伙显然完全能够胜任在军营广场上的操练，他们的士兵也相当勤奋，而且体格壮硕、营养良好。即便是波拉德也不能不承认这一点。不过，美国人认为英军的进攻方法——到了这时候已经比较进步，比较具有想象力，获得的成功也愈来愈多，但需要各个部队的密切配合，以徐进弹幕搭配武装精良的小型机动部队——太过矫揉造作，也过于复杂。
听着美国人说话，英国人有时候不免觉得他们似乎打算把时间倒转至1914年8月，以紧密队伍持着上了刺刀的步枪朝着敌军进攻。波拉德只能摇头。美国人终将会学到教训，但届时他们付出的代价将会是鲜血。
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件事。波拉德内心热爱狂欢的一面，使他对美军的禁酒令以及因此造成的虚伪现象深感恼火。私底下，几乎每个美国军官都会毫不迟疑地拿出自己藏在装备里的酒来喝。不过，今天晚上——看在老天份儿上，今晚可是新年夜哪——营里的十九个美国人却全部拒绝了这个欢庆的机会，而在十点就上床就寝。波拉德认为这些无动于衷的美国人比较像是银行职员，而不是真正的军人。
现在，他身在勒图凯，与各个不同国籍的军官一同学习操作路易斯轻机枪。波拉德今年夏天过得很平静，秋天也是。他陆续担任了几项前线后方的职务。除了其他任务之外，他所属的营主要负责守卫位于蒙特勒伊的远征军总部，也曾在9月参与镇压今年英军爆发的唯一一场小型暴动，这可是革命层出不穷的一年。不过，波拉德的心情颇为矛盾。一方面，缺乏作战的生活已开始令他感到躁动不安又烦闷无聊。另一方面，他过去对于别人常说的这句话——“那些在家乡有女孩想念着他们的人，比较不像了无牵挂的人那么勇于冒险”——总是不屑一顾，但现在终于体认到这句话确实有其道理。他可以忍受前线后方的这些职务。只要能够在战争结束的时候在场，他就满足了。
他们一行四个英国人蹑手蹑脚地走到最近的床前，两人一床。
一声令下，他们随即抬起身前的床铺，把裹得有如厚茧一般熟睡的军官倒在地上，接着随即冲到下一张床，重复同样的动作……然后又是下一张床……然后又是下一张床。室内响起了被棉被捂住的尖叫声以及响亮的咒骂声。有些惊醒过来的美国人开始挥拳乱打，打到的却是与他们同样受害的战友，而那些战友自然也立刻反击。一场混战因此在黑暗中展开。还没有人来得及开灯，波拉德和他的同伴就已开开心心地溜出营房，消失于夜色之中。
1918年来临了。
另一份目击记录称是一棵罗望子树。
贝特曼—霍尔维格的提议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未能被把握的机会之一。他之所以提出和平倡议，部分原因是他体认到，在德国打败罗马尼亚且英国的索姆河攻势也宣告失败之后，德国的地位虽然在表面上看似比先前更稳固，但德国取得无条件胜利的机会已然降低。这项提议其实也是个迫切的举动，目的在于抗拒德国鹰派与军国主义者最喜爱的念头——发动无限制潜艇战。德国首相和他的许多支持者都担心发动无限制潜艇战将会激使美国参战，结果事实也证明他们的担忧确实没错。尽管如此，他的提议却缺乏具体内容：他没有规划任何条件，也没有给出任何承诺，更遑论应允让比利时从这场战争中安然脱身。这不是德国第一次的和平提议：德国也曾在1915年试图向俄国递出橄榄枝，但由于巴黎与伦敦提供的条件更丰厚（例如君士坦丁堡），因此彼得格勒当局对德国的提议也就置之不理。
即使在德国，也有高调而且颇具影响力的舆论反对任何形态的妥协，并且认为比利时在某种意义上理所当然属于德国。持这种意见的人同样也认定德国的殖民地扩张必不可免。
卡夫卡文学遗产中一大部分的短篇小说，就是写作于战事方酣、严酷冷冽的1916年至1917年的冬天（他在术士巷22号进行密集、近乎疯狂的写作）。这个月初，他所写的其中一篇短篇小说获《布拉格日报》刊登，该报是各个家庭获取外界信息的最主要途径。
多亏这栋房子非常小（十五平方米），仅由一个房间所组成，要让房间保持温暖并非难事。根据卡夫卡的说法，只需几根薪柴、一些废弃的草稿纸，就能使房间保持温暖。
在库特阿马拉投降之后被俘的低阶人员约有70%未能存活下来。这样的死亡率和纳粹以及苏维埃最严苛的劳改营不相上下。
一个历史花絮：这些被弃用的88毫米口径机炮，在岸上却成了非常有效的防空炮。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令人畏惧的一种火炮，即德军的88毫米口径大炮，也是从这种机炮发展而来。
这起谋杀案本身虽然没有改变任何事，但原本针对这位深受沙皇皇后宠幸的古怪人物的厌恶与批评，却因此转向了皇室家族。
抗议活动背后的真正原因是广泛的不满情绪，但这些活动之所以会在这个时候爆发，至少有一部分是因为天气。一段极度寒冷的天气在3月8日左右缓和下来，气温大幅上升，于是也就有更多人加入示威活动。
奥兰多·费吉斯已证明指出，把1917年3月的革命视为一场和平运动其实是种迷思。实际上，在这些动乱中丧生的人数远多于布尔什维克在同年10月发动的那场更为知名也更加重要的政变。
当时一项估计指出，1个月40支补给队足以供应1个1.6万人的步兵师，但是为同样数目的骑兵供应所需，却需要多达4倍的补给队。另一个缺点，则是又宽又长的骑兵队伍极易挡住重要通道。
兴登堡防线是介于阿拉斯与兰斯之间的一条壁垒严密而且准备完善的防线。构筑这条防线的目的在于将德军前线缩短五十公里，以便腾出十个师左右的兵力。德军在1917年3月发动战略性撤退，撤至这条防线后方。
这型飞机极为耐用，在若干国家的空军当中扮演各种不同角色，许多战区里都使用过——从西部与东部战线乃至巴尔干半岛、意大利与美索不达米亚。根据肯尼思·芒森的说法，这种飞机之所以取了“1½斯塔特式”这个古怪名称，原因是其“内翼支柱长度颇短，从机身上侧向外倾斜，并且呈对角线交叉”。这是第一架能够穿越螺旋桨进行射击的英国飞机，原因是其制造商意外获得了一架在浓雾中迷失方向而降落于英军区域中的德军战机，于是仿造了那架战机上的同步机制。1½斯塔特式双翼机是协约国在1916年夏季取得制空优势的决定性因素。
庞大的伤亡以及缺乏成果所带来的失望，不久之后即在法军当中引起了一波士兵哗变潮。不过，就当下而言，这两场战役正处于停顿喘息的状态，也就是这类战役经常可见的典型现象。进攻方正在补充弹药与物资，并以生力军接替疲累而且损失了不少兵员的部队。防守方当然也从事着同样的工作，因此这种消耗战不久之后就会再度从头来过。这种模式经常会一再重复，令人厌倦不已。
即便在合适的降落伞出现之后，大多数空军也还是禁止使用，原因是他们认为使用降落伞恐怕会鼓励飞行员在不必要的情况下弃机逃生。战机上也没有提供救生衣。有些飞行员设法自力救济，将旧车胎的内胎充气，套在腰间充当救生衣。
英国当时的情势从数字上来看显然相当不错。在双方开始交战之际，英军拥有385架战机，德军只有114架。不过，统计数据并不代表一切。
“人形四分音符”是一名俘虏的绰号，也许是针对他的相貌而取的。
当时护航船队制度尚未完全建立。
在派往东非的2万名南非士兵当中，半数都因重病而被后送回乡。
这次是意大利的西方协约国盟军坚持发动攻击，希望能够分散对法国的攻势。
在这场战争里，中尉或少尉的存活率远低于一般士兵。根据估计，基层军官的死亡率是其他军人类型的6倍。
这个数字严重夸大。士兵哗变发生后成立的军事法庭判决有罪的人数约为2.3万人，其中有500多人被判死刑。不过，死刑的目的只是为了杀鸡儆猴，结果真正被枪毙的人数还不到50人——而且通常执行于他们的战友面前。所谓整支部队被赶到无人地带，再由己方的炮兵开火屠杀的说法，只是没有根据的流言。
参见第393页，1916年9月16日，注*（脚注1）。
德军经常提到“蓝点”。他们的地图上都以蓝色数字标示敌军的战壕线。
在战场上进行有效通信的科技在当时根本还不存在。新式的无线电机庞大、笨重又不可靠，以致并不实用。有线电话适合永久性通信网络，在炮击不太猛烈的情况下也相当有效；不过，一旦遭遇密集炮火，电话线就很容易损坏。到了战争的这个阶段，电话线都已经埋在地下数米深，可能的话还会包覆在管道里，但如此周密的做法只有在前线僵滞不动而且相对平静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所有参战部队都采用了各式各样的视觉通信方式（照明弹、日光反射、灯光、旗号），但这些方法都需要良好的能见度——而这点在猛烈的战斗中根本是奢求。另一种可能的做法是实体传递命令与回报。交战各方都尝试过利用狗担任传令员，但这种方法在猛烈炮击下行不通：狗和马匹一样，在猛烈的炮火中通常会因害怕而发狂。此外，交战各方也都使用信鸽——单是德军就使用了30万只——有时候这是最可靠的通信方式。根据一项估计，十分之九的信鸽都飞抵了目的地。信鸽甚至还获颁勋章及其他荣誉。其中最著名的一只，是1916年6月的凡尔登战役当中受到围困的沃堡所送出的最后一只信鸽。那只信鸽飞抵了目的地，却因伤死亡，目前在沃堡仍有一块铭牌纪念那只鸽子。另外，还有著名的信鸽“挚友”：在1918年10月发生于阿戈讷的战斗期间，一支遭到包围的美军部队送出这只信鸽，结果它虽胸部受伤，还被打掉了一条腿，却仍然飞抵了目的地。后来，这只鸽子获颁军功十字勋章，死后并被制成标本展示于华盛顿的史密森尼博物馆。如果别无选择，部队就会使用传令兵，通常一次派出两人，指望至少有一人能够活着送达信息。这种任务无疑非常危险。（希特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经常担任传令兵，并且因此两度获颁勋章。这样的经历使他对军事事务获得了有限但具体的了解，后来即借此击败不少将领，原因是那些将领的经验都仅是来自于作战指挥室里的纸上谈兵。）
这是《马赛曲》的歌词。——译者注
士兵哗变臻于巅峰之际，共有54个师涉入其中，以致西部战线有许多地区根本毫无防卫。（德军不晓得为什么竟然没有发现此一现象，绝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最重大的情报纰漏——尤其是德国一直极具技巧地善用和支持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想借此削弱俄军的战力。）哗变的法军士兵中，有些要求立即实现和平，另外有些人威胁进攻巴黎，但大多数人都仅是拒绝发动攻击，并且针对餐点、医疗、休假等各种福利提出简单而具体的改善要求。因此，后来被判处死刑的人数非常少，而且部队的物资情况也获得大幅改善。
这是《马赛曲》的歌词。——译者注
意大利军队在战争期间处死了1 000多名本国军人，远多于英军（361名），更遑论德军（48名）。超过15 000名意大利士兵因为违反军纪而遭判无期徒刑，其中许多人在战争结束后许久仍然身在牢狱中，有些人甚至一直被关到1945年。意军总司令路易吉·卡多尔纳坚持必须要建立“铁的纪律”。
1917年1月间，德国潜艇击沉了35艘船只，吨位合计109 954吨；到了4月，这些数字已提高到155艘船，合计516 394吨。不过，开始采用护航船队制度并更加积极布雷之后，损失情形已有所减缓。此外，空军飞行员也愈来愈善于击毁德国潜艇。（第一艘在海中遭到飞机击沉的潜水艇，是法国的“傅科”号，在1916年9月15日于亚得里亚海被奥地利水上飞机击毁。）
许多士兵都对遭受榴弹枪及迫击炮的攻击深感厌恶，因为这两种武器和其他类型的大炮不同，其射弹飞过空中的时候声音很小，无法让人事先获得听觉上的警告。（不过，其飞行速度倒是相当慢，因此经常可以看见它们飞来。）
受过教育的非洲人已开始认为这场战争将会造成殖民主义的自我毁灭。
现在普遍称为“克伦斯基攻势”，因为这项攻势是当时在任的俄国临时政府总理亚历山大·克伦斯基在国防部长任内下令发动的。
此人即玛莉亚·“雅什卡”·巴卡洛娃。她后来因为与白俄军的关系，在1920年被指为人民公敌并遭到处死。她的部队被称为“俄国第一妇女死神营”。
患有抑郁症的卡夫卡，长期以来对现代医术的效力始终心存疑虑。
问题不只是英国的封锁行动阻断了进口贸易，政府在前一年也下令禁止进口橘子、葡萄干、菠萝、姜与香草等“异国”食物。
他觉得这样的反应有其道理。法朗士在写给另一名友人的信里指出：“这场战争造成如此可怕的苦难仿佛还不够，又把那些尚未发疯的人都变成了白痴。”
其中前两项倡议在那时已经不再受到讨论：美国的版本之所以取消，原因是美国已经参战；德国的版本之所以取消，则是因为提出这项倡议的贝特曼—霍尔维格已被柏林的鹰派斗垮下台。1917年7月，德国国会以212票对126票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在没有领土得益也没有赔偿的情况下终结战争；这项决议彻底违反了德国当时实际掌权人士的野心——也就是以兴登堡与鲁登道夫为首的军事最高司令部。由此可见，1914年的所谓“国内休战”已然被打破，因此贝特曼—霍尔维格致力于维持双方平衡的立场也就无以为继。
卡波雷托（Caporetto）其实是这个地区在战后成为意大利领土之后所取的名称；这里在1917年仍是奥地利的领土，当时这座小镇称为卡夫利特（Karfreit）。这场攻势的名称稍有误导之嫌，因为真正的突破其实发生在卡波雷托／卡夫利特以北。这个充满田园气息的地点现在位于斯洛文尼亚境内，名为科巴里德（Kobarid），设有一座纪念这场战役的博物馆，虽然规模不大，但内容非常充实。
突击战术首度使用于1917年9月初，当时德军没有花费太多力气，就突破了里加的俄军阵线，迫使俄国第十二军仓皇北逃。同一个月，受过新式渗透战术训练的德军部队（参见第534页，1917年12月20日，注*）又在法国康布雷击退了英军在坦克支援下达成的突破。
关于意大利军队在卡波雷托的溃败，最著名的描写是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不过，这部小说虽然具有高度的文学价值，却不是第一手的记述。海明威到了次年才抵达意大利，也不曾置身于战斗现场。这本小说大部分的内容，都是他备妥了各式地图以及历史文献之后，才在1928年夏季期间于美国堪萨斯市的家中写成的。另外一份记述是《步兵攻击》，虽然名气远远比不上海明威的小说，作者却是后来声名远播的埃尔温·隆美尔。年轻的隆美尔中尉随着他所属的德军阿尔卑斯山兵团参与了这场战役，后以略带抽象的文字详尽记述了战斗过程，并且佐以丰富的地图资料。他因为这场战役而获颁功勋勋章。
由于美军部队也严禁饮酒，因此这类警告通常强化了美国人的清教徒形象，让人觉得他们恪守道德教化。
细心的读者也许不免纳闷，这么语焉不详的一句话怎么可能呈现出那一天的战斗状况。所幸，除了其他参考资料之外，摩内利的战争经验回忆录（写于1928年4月）第四版的序言也详细描写了这场战役的过程。
那个上校是亨利·德库安；他宣布成立的共和国叫作“科尔察阿尔巴尼亚自治共和国”，后来在1920年回归阿尔巴尼亚。
古斯塔夫·李柏（1877—1957），是一名比利时演员。
至少当时的情况对他们颇为有利。春季期间那种屠杀协约国飞行员的行为已经成了往事，敌我双方的空中战力也已平衡了许多。实际上，甚至还有迹象显示德国空军成了备感压力的一方。如同其他地区，这里的协约国生产设备也开始发挥了功效。
渗透战术的意思是，与其以连绵不断的漫长阵线展开进攻，企图一举打垮敌军的整条防线，攻击部队反倒不如分散成一支支的小型机动部队，针对敌军防线中的弱点进行攻打，避开防守较为强固的地点。然后，这些小型机动部队再尽可能朝着敌军防线后方推进，最好能够击垮敌军的炮兵部队。一旦没有炮火支持，即可轻易拿下前方难以攻克的据点。
自从1916年以来，墨西哥就陷入反抗人士潘乔·比利亚与总统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他的名字“贝努斯蒂亚诺”是个颇为耐人寻味的基督教名字）之间的内战。美国境内的协约国宣传致力将比利亚塑造成一股受到德国控制的威胁力量，而他也因为从德国使者手中接受了一小笔金钱资助而多多少少证实了那种宣传的正当性。比利亚对于美国支持卡兰萨深感气愤，于是开始在墨西哥北部攻击美国公民，并且在1916年3月袭击新墨西哥，攻打哥伦布这座小镇，并杀害了20名左右的美国民众。美国立刻反击，入侵了墨西哥北部。（美国在这段期间曾经数度恣意进军多多少少具备独立主权的国家。美军在1898年与西班牙打仗，1899年至1902年在菲律宾打了一场殖民地战争，在1912年进军尼加拉瓜，并且在1915年与1916年分别派遣海军陆战队进入海地与多米尼加共和国。这场入侵墨西哥的行动已是短短几年内的第二次：美国曾在1914年发动军事干预，目标在于推翻当时的政府。）由于比利亚及其党羽的行踪飘忽不定，以致美军有好一段时间都只能毫无头绪地追着他们跑。到了这个时候，比利亚穿越边界侵袭美国领土的行动仍然持续不断。
此处所指的是1917年9月9日至12日发生于埃塔普勒［Étaples；英军士兵称之为“吃苹果”（Eat-Apples）］的士兵哗变。邻近海岸的埃塔普勒设有一座训练营，其中的纪律要求异常严苛。士兵哗变的导火线是一名新西兰士兵未经请假就离营，结果遭到备受众人怨恨的宪兵逮捕，并且被控以逃兵的罪名。他的战友以及其他心怀不满的士兵于是集结起来要求释放他；冲突因此爆发，有人开枪，造成一名示威者丧生。愈来愈多士兵聚集于那个地点，随即将宪兵逐出营地。后续几天持续出现骚乱情形与自发性的示威活动。9月12日，波拉德所属的营与另外两支可靠的部队奉命带着木棍前往镇压，结果成功平息了这场士兵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