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大事记
1914
上战场，不是为了金银财宝，不是为了祖国或荣誉，也不是为了杀敌，而是为了锻炼自己，为了强健自我，磨炼意志，砥砺操守。这是我想上战场的原因。
——克雷斯滕·安德烈森
6月28日 奥匈帝国斐迪南大公夫妇在萨拉热窝遇刺。
7月23日 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
7月28日 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
7月29日 俄国动员部队支持塞尔维亚，准备攻打奥匈帝国。
7月31日 德国要求俄国停止动员，但俄国置之不理。
8月1日 德国动员部队，俄国的盟友法国也跟进。
8月2日 德国部队进入法国与卢森堡。俄国部队进入东普鲁士。
8月3日 德国要求比利时允许德军穿越其国境，但遭到拒绝。
8月4日 德国入侵比利时。大英帝国对德国宣战。
8月6日 法国部队进入德国殖民地多哥兰。
8月7日 俄国入侵德属东普鲁士。
8月13日 奥匈帝国入侵塞尔维亚，但这场战役最后没有成功。
8月14日 法国部队进入德属洛林，但被击退。
8月18日 俄国入侵奥匈帝国的加利西亚省。
8月20日 布鲁塞尔沦陷，德军往南朝法国推进。
8月24日 协约国展开对德国殖民地喀麦隆的侵略行动。
8月26日 坦能堡战役展开。俄国入侵东普鲁士的部队被击退。
9月1日 兰堡战役展开。奥匈帝国在这场战役中打了一场大败仗。
9月6日 英、法在马恩河上展开反攻。德国进军巴黎的攻势遭遇阻挡。
9月7日 奥匈帝国第二次入侵塞尔维亚。
9月11日 所谓的“奔向大海”争先战在西线展开。
9月23日 日本对德国宣战。
10月12日 佛兰德斯系列战役打响第一枪。
10月29日 奥斯曼帝国以德国盟友的立场参战。
11月3日 俄国入侵奥斯曼帝国的亚美尼亚省。
11月7日 德国在中国占据的青岛被日本与英国的部队占领。
11月8日 奥匈帝国第三次入侵塞尔维亚。
11月18日 奥斯曼帝国在高加索展开进攻。
11月21日 英军占领美索不达米亚的巴斯拉。
12月7日 第二场华沙争夺战展开。
1914年8月2日，星期日
劳拉·德·图尔切诺维奇在奥古斯图夫一早被人吵醒
她能想象得到的最糟糕的事情是什么？她的先生病倒、受伤，甚或已经死了？还是他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
这是个完美的夏天。不但天气很完美——炎热、晴朗、夕阳美丽无比——而且他们还搬进了一栋刚盖好的夏日别墅，坐落在美丽的奥古斯图夫森林里的湖畔。孩子们已经在这里玩了好几天。在六月短促的白夜里，她和她的先生经常划船到湖上欣赏日出。“一切都极为平静优美……宁静的生活充满了简朴的乐趣。”
必须一提的是，所谓的简朴其实是相对于她以往的生活而言。那栋大别墅装潢得极为华丽，她身边随时都围绕着仆人与家佣，这些佣仆都住在另外建造的附属建筑物里。（两个五岁大的男孩都有各自的保姆，六岁大的女孩则有她自己的家庭教师。孩子们外出都搭乘一部特制的两轮轻便马车。）他们往来的对象都是那个地区里地位最崇高的贵族家庭，先前的冬天则是在法国的蔚蓝海岸度过。（回家的旅程又快又简单：欧洲各国的国界都可轻易跨越，不需要护照。）他们拥有好几个住处：除了这栋夏日别墅与位于苏瓦乌基的大房子之外，在华沙还有一间公寓。娘家姓布莱克韦尔的劳拉·德·图尔切诺维奇过着备受呵护而且舒适的生活。她看到老鼠会吓得尖叫，也害怕打雷声。她为人端庄，生性害羞，对于下厨一窍不通。
在一张拍摄于前一年夏天或更早的照片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位快乐、充满自信又满足的妇女，蓄着一头棕褐色的头发，身穿长裙与白色上衣，头上戴着一顶大遮阳帽。照片中的这位妇女习惯于富裕平静的生活，而且还是质量不断稳步提高的生活。她绝不是唯一有这种感觉的人。尽管有些动荡不安以及远方乱象的传言，但她都选择不予理会。她也不是唯一做出这种选择的人。
所以，这真的是个完美的夏天，而且距离结束也还有好一段时间。他们今晚原本要举办一场盛大华丽的晚宴。可是她的先生到底在哪里呢？他到苏瓦乌基去工作了好几天，本来昨天就该到家，以便准备宴会事宜。他们为他延后了晚餐时间，可是他却没有回来。他会到哪里去了呢？她等待着，眺望着。还是不见人影。她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不曾这么担心过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她一整夜翻来覆去，直到天快亮了才睡着。
窗户上传来一阵猛烈的敲击声，劳拉惊醒了。
这时是清晨四点。
她立刻跳起来前去响应，以免敲击声吵醒孩子们。她看到窗户下有个人影。在昏昏沉沉之间，她的第一个念头认为那是一个要去市场的仆人，也许需要什么东西——例如钱或是采购指示。等她走近，才讶异地发现那是她先生的男仆扬，他脸色苍白、表情严肃地站在外头。他递了一张卡片给她，上面是她先生的字迹。
她看了卡片内容：“宣战了。马上带孩子们过来。吩咐仆人打包你想带的东西，今天就赶紧出发。”
这天，弗朗茨·卡夫卡在日记中写道：
德国对俄国宣战了。午后，我还去伏尔塔瓦河畔游泳浴场。
1914年8月4日，星期二
艾尔芙莉德·库尔看着第一四九步兵团离开施奈德米尔
夏日夜晚，空气温暖，远方隐约飘来音乐声。艾尔芙莉德与她的弟弟待在他们位于阿尔特班霍夫大街17号的家里，但他们听得到外面的声音。声音慢慢变得愈来愈大，于是他们意识到有事发生了。他们冲出门外，沿着街道跑向有如堡垒般的黄色火车站。车站前方的广场上挤满了人，电灯也都点亮了——艾尔芙莉德觉得，栗树的叶子在那单调的白光照耀下，看起来仿佛是用纸做成的。
她爬上隔在车站大楼与广场之间的铁栏杆。音乐声愈来愈近。她看见一列货运列车停在3号站台旁等待着。她看见火车头冒着白烟。她看见车厢的门开着，从门口可以窥见车上那些仍然穿着便服的后备军人，正要搭车去参加动员会。那些人上身探出车窗外，笑着挥手。同时，音乐的声音也愈来愈大，回荡在夏夜的空气中。她的弟弟大喊：“他们来了！第一四九步兵团来了！”
所有人等待的就是这个：第一四九步兵团，这座城镇自己的部队。他们正要前往西部战线。“西部战线”——这是个刚出现的新词，艾尔芙莉德还是今天才第一次听到。这场战争的对手是俄国人，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德军的动员令是为了响应俄军的动员令，而且大家都知道俄国人很快就会发动攻击。这个来自东方的威胁在波美拉尼亚居民的心头上萦绕不去，而施奈德米尔的居民也不例外。俄国边境距离这里不到一百五十公里，而且从柏林通往柯尼斯堡的铁路干线也穿越这座城镇，所以恐怕这里会自然而然成为东方那个强大敌人的攻击目标。
正如那些在笨拙的摸索当中跌跌撞撞地把欧洲引入战争的政治人物和军事将领，施奈德米尔的居民也和他们面临着差不多的情况：信息虽然有，却几乎总是不够完整或来得太慢。因此，欠缺的事实只好由臆测、推断、盼望、恐惧、偏执、阴谋论、梦想、梦魇与谣言来填补。就像欧洲大陆上其他数以万计的城镇与村庄，这些日子以来，施奈德米尔对外部世界的印象，也是由这类模糊不清又不尽真实的元素所构成，其中尤以谣言最多。艾尔芙莉德·库尔今年十二岁，是个活泼好动而且头脑聪明的女孩，有着一头黄棕色的头发和一双绿色的眼睛。她听说法国飞机轰炸了纽伦堡，埃谦里附近的一座铁桥遭到了攻击，俄军部队正开往约翰内斯堡，俄国特务在柏林试图刺杀皇储，有个俄国间谍企图炸毁城镇边郊的飞机工厂，一个俄国特务企图以霍乱病菌污染公共水源，还有一个法国特务企图炸毁库朵河上的桥梁。
这些传言全都是子虚乌有，但这却是后来才知道的事情。就目前而言，大家似乎什么都愿意相信，而且愈是难以置信的谣言愈吸引人。
施奈德米尔的居民和大多数的德国民众一样，都认为这是一场防御性的战争，一场别人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战争。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把仗打完。如同其他城镇与村庄的居民，不论是在塞尔维亚、奥匈帝国、俄国、法国、比利时还是大英帝国，人们的心中一样充满了恐惧和希望，同时正义感爆棚，认为自己面临着一场与黑暗力量的重大较量。这种激昂的情绪席卷了施奈德米尔、德国与整个欧洲，无一事也无一人能够幸免。不过，我们眼中的黑暗，在他们眼中却是光明。
艾尔芙莉德听到弟弟的喊叫之后，接着就亲眼见到了一排接着一排的士兵健步走来，他们身穿灰色制服，脚上穿着未鞣皮的浅色短靴，背上扛着大背包，头戴包覆着灰色布料的尖顶盔。一支军乐队在前方带头。当他们走近车站前那一大群民众时，乐队随即演奏起所有人都耳熟能详的曲调。士兵齐声高唱，一到副歌部分，围观的群众更是立刻跟着唱了起来。洪亮的歌声如同雷声一般，在这个八月的夜里响彻云霄：
亲爱的祖国，请放心，亲爱的祖国，请放心，
看那挺立不懈的卫兵，莱茵河上的卫兵！
看那挺立不懈的卫兵，莱茵河上的卫兵！
空气中回荡着鼓声、踏步声、歌声与欢呼声。艾尔芙莉德在日记里写道：
接着，第一四九步兵团并肩列队涌上站台，像是一道灰色的大浪。每个士兵身上都有长长的花环，有的挂在脖子上，有的别在胸前。枪口上都插着翠菊、紫罗兰与玫瑰，仿佛他们打算用花来射击敌人。士兵的表情都很严肃。我本以为他们会欢欣鼓舞，满脸笑容。
不过，艾尔芙莉德确实看到了一名面带笑容的士兵——一个她认得的中尉。他名叫舍恩，她看着他向亲人道别，然后从人群中推挤而过。她看见旁观的众人拍着他的背，拥抱他，亲吻他。她想对他大喊：“你好，舍恩中尉！”可是她不敢。
乐声嘹亮，人们在头顶上方挥舞的无数帽子与手帕连成了一片海洋，载运着后备军人的那列火车响起哨声，缓缓开动了，围观众人欢呼着，呐喊着，挥动着他们的手。第一四九步兵团也将在不久之后离开。艾尔芙莉德从栏杆上跳了下来。她随即被淹没于人群里，觉得自己几乎无法呼吸。她看见一名哭红了双眼的老妇人，以撕心裂肺的嗓音尖叫着：“小保罗！我的小保罗在哪里？至少让我看看我儿子啊！”裹挟在无数条胳膊与大腿之间的艾尔芙莉德并不知道保罗是什么人。惊吓之余，或者纯粹只是庆幸自己在这片激动混乱的影像、声响与情绪当中总算有个能够集中注意力的焦点，艾尔芙莉德于是立刻祈祷起来：“神啊，求求您保佑这个保罗，让他回到那个婆婆身边！求求您，神啊，求求您，求求您，求求您！”
她看着士兵列队走过，她身旁的一个小男孩透过栏杆伸出手，以恳求般的声音说着：“士兵哥哥，士兵哥哥，再见！”一名身穿灰色制服的士兵伸手和他相握：“再会，小弟弟！”所有人都开怀笑了起来。乐队奏起《德意志高于一切》的旋律，群众中有些人跟着唱了起来。一列装点着花朵的长列车冒着烟驶入1号站台。随着一声号角响起，士兵立刻陆续上车，咒骂声、笑语声与命令声此起彼落。一名急着赶上其他人的士兵从站在栏杆后方的艾尔芙莉德面前经过。她鼓起勇气，对那名士兵伸出手，害羞地咕哝了一声：“祝你好运！”他看向她，微微一笑，在经过时握了一下她的手：“后会有期，小女孩！”
艾尔芙莉德的目光跟着他，看着他爬上其中一节货车车厢。她看见他转身望向自己。然后，火车颤动了一下，开始前进，先是缓缓移动，接着速度愈来愈快。
欢呼声震耳欲聋，士兵的脸都挤在敞开的车门口，花朵飞过空中，广场上的许多人突然哭了起来。
“后会有期！我们很快就会回家的！”
“别害怕！我们很快就会回来！”
“我们会回来和妈妈一起过圣诞节的！”
“好，好，好——要平安回来！”
前进的火车上传出激昂的歌声。她只听到了副歌的一部分：“……在家里，在家里——我们将会团聚一堂！”然后，火车就消失在夜色里，消失在夏夜那片温暖的黑暗当中。
艾尔芙莉德满怀感动。她走路回家，努力忍着不让泪水流出来。她一面走，一面把被士兵握过的那只手举在身前，仿佛那只手上有什么极为珍贵又脆弱的东西。她爬上灯光黯淡的阶梯，回到阿尔特班霍夫大街17号的门廊，在门廊上匆匆亲吻了一下自己的手。
萨拉·麦克诺坦在乡间度过一段开心的长假之后，于今天，8月4日，回到伦敦。今年的夏天异常炎热晴朗，而且她和她的朋友所享有的平静完全没有受到打扰。（他们在割晒牧草的时节听闻了巴尔干半岛上的刺杀案，但随即就把这件事情抛到脑后或是压抑在记忆里，不然就是纯粹把那则消息视为一件发生于遥远地区的不幸事件——虽然令人遗憾，却总是每隔一阵子就免不了发生类似的事情。）她写道：
根本没人相信有可能会开战，直到大家放完了8月份的银行假日回家之后，才看见士兵在车站和家人道别。即便到了那个时候，这一切仍然带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以致大家难以体悟到事情的真相。我们看见妇女对着离开的男人挥舞手帕，并且将婴儿抱到火车车窗前让爸爸亲吻……我们不禁屏住气息，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震惊。
1914年8月初
罗伯特·穆齐尔目睹战争热潮席卷柏林
他很快就注意到城里急速变化的气氛：民情激愤，群众开始集合起来，滔滔不绝的爱国演说，妇女简单、朴素的穿着。“被认定无法上前线服役的人们，以卧轨表示抗议。威廉皇帝纪念教堂的阶梯上，世俗教友在赎罪与代祷礼进行时，开始祷告起来。”
他是三十三岁的罗伯特·穆齐尔，身材矮小，身体稍微前倾，头发稀少，有点儿面无血色，眯着眼，眼皮厚重。他在半年多前和妻子玛尔塔搬到柏林，只为圆梦。一如其父，穆齐尔受过完整的工程师教育，拥有博士头衔，智力过人，极具天赋，却因为作家与自由写手领域诱人的条件，转而开拓这条未知道路。他的心性属于文学、艺术、心理学与哲学。然而，他的文学生涯实在不怎么突出。他的几篇短篇小说曾获得出版，现正着手撰写一部戏剧，但进展相当缓慢。穆齐尔搬到柏林，是因为文学杂志《新评论》的评论员工作。他也在为不同的报刊撰稿。夫妻俩住在夏洛特堡，摩森街64号。最近，他们才刚从叙尔特岛的海滩度假归来。
工作令人不满，文学生涯显然将停滞不前；他严厉、无情地检视自己的文章，觉得简直毫无可取之处。穆齐尔陷入了危机。或许，这就是战争对他具有吸引力的原因？一种解脱、逃离？
发生在他周遭的一切，令人既沉迷又恐惧。咖啡店的爱国歌曲只让他觉得厌烦。今夜，他目睹下列景象：
……街头，一个人朗诵着报纸的特别报道，一群人围着他，一辆有轨电车试图从中缓缓驶过。那位二十多岁的高大男子狂热地挥动手中的拐杖，大声吼道：“停车！我说，停车！”他的眼神俨然像个疯子。精神病患者简直如鱼得水了，过着比谁都充实的人生。
然而，再过几周，穆齐尔就要回到奥地利老家，志愿从军服役。即使他智力过人，天性冷静又懂得保持距离旁观，但面对扩散开来且日益高涨的情绪，他最后还是把持不住：“战争像疾病一样朝我袭来，比发烧还厉害……”
1914年8月5日，星期三
恩斯特·冯·莱韦措跟随“埃姆登”号前往青岛
昨天他们射出了最初的炮弹。更精确地说是十二发炮弹。今天一切又平静下来，至少表面看是平静了。那十二发炮弹，包括两发空弹，其精确落点是北纬35度5分，东经19度39分。所有最初的炮弹都是落在这个纬度上。这些炮弹的射击意味着欧洲大战的战火蔓延到了亚洲。
他们现在又调转方向，在朝鲜半岛和济州岛之间朝西航行。这段海域还是不平静，但是昨天的大雨和几乎风暴一样的强风已经停息了。
这艘军舰的名字叫“埃姆登”号，是一艘轻型巡洋舰，通常驻守在德国占领的山东青岛，隶属于德国海军东亚分舰队。这艘军舰漆成了很漂亮的白色，黄色的舰桥，三个高大的、漆成黄色的烟囱。两根主桅杆和六门小炮塔也都漆成了黄色。甲板上铺了红褐色的油毡布。因为船身优雅的线条，这艘快速的军舰得到了“东方天鹅”的美称。
昨天的炮弹射击在相当程度上是象征性的，但是对牵涉到的各方而言还是颇有戏剧性，但几乎不能称得上是一场战斗。既无人员伤亡也没有物质损失。实际发生的情况是他们追逐一条巨大但并无武装的俄国客轮“梁赞”号。借助警告性的射击，“埃姆登”号迫使这条客轮就范。“梁赞”号现在是和“埃姆登”号平行地航行，只是比后者靠前一点儿，并由登上这条客轮的一支德国部队控制。“埃姆登”号的舰长，卡尔·冯·米勒，已经决定要驰回青岛，一方面是因为在俄国客轮上还有平民，有妇女，必须尽快释放他们——理所当然的事情；另一方面，“梁赞”号客轮巨大而且快速，在这条船上安装几门大炮，就可以成为一条可用于海战的护卫舰。
第二天早晨，济州岛已经消失在他们的身后。上午十点左右，他们看到北方的地平线上出现了一团烟雾。（这团烟雾跟随着他们。）十二点左右的时候，他们与两条蒸汽船相遇。（后弄清楚对方是日本船，因其属于中立国船只，就相安无事地放行了——理当如此。）下午四点左右，他们看到东方又出现了一团烟雾，而且在他们的前方往西航行。（他们保持高度警戒状态。因为这可能是俄国或者法国的战舰。因此他们把自己的航线也稍微往南调整。）下午五点左右，先后两团烟雾都朝朝鲜湾的方向消失了。（他们把自己的航线改回往西直奔青岛。）然后就开始供应晚餐了。
“埃姆登”号餐厅里用餐的海军军官中，有一个军官浓眉大耳、下巴方正、嘴唇小而坚定，他的姓名是恩斯特·冯·莱韦措。他是一个二十七岁的职业军官，九年前就加入了德国海军，从去年12月开始就在“埃姆登”号上服役，负责指挥两门船尾炮塔。他出身于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而这在德国海军里恰恰不无优越之处，这里比陆军要更尊重传统和惯例。
这场战争的到来是件让人非常意外的事情。当然，自从萨拉热窝的那次暗杀发生以来，这几周里他们也收到了来自德国和海军司令部的很多电报，得到很多信息和指示，可这场危机从来没有很清楚的方向和很明显的内容——谁能相信这样的事情也真会发生呢？在青岛，这个夏天异常地温暖，令人愉快——气候宜人是这里的众多优点之一。填满夏天生活的是通常的混杂内容，有穿白色热带水兵服的舞会、射击练习、各种饭局、武器保养、补充给养、餐厅生活、赛马、机器保养、列队游行、内务检查、操练、招待会、宴会、集合、郊游、体育活动、洗海水澡和各种派对，很多很多的派对。而且，这一切丝毫都没有考虑到战争。
如果说对未来有什么考虑的话，那么多半是计划经过上海沿长江做一次例行巡航，或者就是如大家期望的回德国老家。不过，到了上个星期五，船上开始做作战准备，装载大量弹药和煤炭，还把所有人员召集到船上，把所有不必要的东西，比如礼物、家具、地毯、窗帘等都全部拆除，这个时候大家才完全清楚地意识到，真会发生什么严重的事情了。因为一般的总动员意味着和俄国开战，而东线与俄国开战也意味着西线和法国开战；这就是现在同盟国和军事时间表的逻辑：巴尔干半岛的一场地区性小型战争正在扩大成为欧洲的全面战争。就是那个晚上，他们熄灭了灯火，悄悄溜出还是灯火闪烁的青岛码头。
今天这个夜晚，船上的气氛很不错。他们充满自信，豪迈而又强大。他们会尽到自己的职责。晚饭之后，所有军官都在尾甲板集合，那里的甲板上撑起了一大块帆布做的遮阳篷。天气无比晴朗，大海平静无波。这是一个温暖、美丽的夏夜。（很容易想象那个场景：白兰地酒杯觥筹交错，雪茄烟香雾缭绕，服务生的高跟鞋敲打着甲板，一派完成了某种共同伟业之后的得意气氛。）
一个在无线电室里值班的中尉出现在甲板上。他刚刚接到通知：英国对德国宣战了。
聚集在尾甲板上的人顿时悄然无声。
尾甲板上弥漫在冯·莱韦措和他的同事们中间的这种沉默无语，也许既是一种诧异，又是一种困惑，但也是人在面对一种全新的形势，甚至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时，脑子和思想突然必须做重新调整而有时候会出现的那种停顿。
与英国开战？一方面看，这里面有一种明显的不可抵抗的逻辑：还有什么别的强权会如此尽力阻挡德国赢得她在“太阳中的位置”？这个位置首先是用殖民地、市场和帝国的特权拼写出来的。而从另一方面看，这是嫉妒——这是双方互相投射到对方身上的双重的嫉妒，从长远看就扩展成了对自己的镜中图像的一种恐惧，嫉妒的面具后面其实也隐藏了一种羡慕和佩服，一种争取和对方一样的要求。在德国公海舰队里，这种与英国寻求共性的渴望特别明显，在其他地方就没有这么明显。英国的皇家海军当然是德国海军军官的伟大楷模，一个被爱慕的敌人，一个比任何其他范例都更应该模仿、追求和战胜的榜样。他们和英国舰队里的同行关系良好，礼节性的互访非常频繁。这个军舰的舰长冯·米勒将军在英国皇家海军里有很多朋友，在六月中旬还有一艘英国装甲舰到青岛做客，那个时候只有宴会、足球友谊赛和开心的玩笑，说是在这样的客访之后，不可能再互相开战。哈哈哈，呵呵呵。
和英国开战？这就改变了他们的作战前提，完全改变了。德国东亚分舰队对付俄罗斯和法国的对手还有并非不明显的成功希望。但还要加上一支英国舰队？那获胜最终是不可能的，至少在东亚地区没戏。这个新的敌人不光在数量上就明显占优势，而且还部署了一个扩展到整个世界、完全占上风的海军基地系统，而德国只在这里拥有一个港口——青岛。冯·莱韦措和其他军官都是优秀的专业人士，知道得很清楚，良好的海军基地是海战中制胜的一个关键因素。
和英国开战？在亚洲这里也或多或少会自动触发和英国盟友日本的战争，而日本是另一个咄咄逼人的国家，不仅有自己建立帝国的勃勃野心，也有一支庞大的经过战争考验的舰队。一场欧洲大战因为英国登上舞台而即将扩大成为世界大战。一切都在加速。
暮色已经降临。“埃姆登”号穿越波浪和夜色朝青岛驰去。所有人的神经都已经完全绷紧。也许英国人已经在等待他们？在暗淡下来的军舰后方盘旋着绿色且闪烁荧光的水波的尾巴，这是奋力工作的螺旋桨激扬起来的。有些人认为他们看见了灯光或者流星——或许那里还有敌人的舰艇？还有人让大家警惕的鱼雷艇——但后来证实那些只是中国帆船。无线电收发室收到了来历不明的信号，但没法破译——这也许来自英国人？信号强度表明，不管是谁发出的信号，发的是什么，他们都在很接近的地方。
但没有发生任何事情。
他们在黎明时分到达青岛。
这个港口有一点儿难找，因为整个城市都隐蔽在黑暗中。
1914年8月6日，星期四
弗朗茨·卡夫卡在布拉格聆听爱国演讲
由马匹拖曳的加农炮座沿着宽阔的大街一路下行，行经轻轨电车。金属撞击的当啷声，伴随着好几种语言的欢呼声，且抛掷着鲜花。然而，卡夫卡没有随着众人高喊。他拒绝牵连其中。他为什么要被牵连其中？精神病奈何不了他，但力量仍然强大，无法使他完全不受影响。一如往常，他又被那诚实坦率的疑虑影响，不只质疑周遭环境，更质疑自己：
我觉得自己在碎裂中停置。像艘空船，虽然完整，却被放在碎片中；或是虽置于完整里，却已碎成片段。举目所见，净是谎言、仇恨与嫉妒。净是无能、愚蠢与狭隘。净是懒散、衰败与脆弱……我在自己身上只发现心胸狭隘与犹豫不决的特质，嫉妒、仇视参加战斗的人，全心全意愿他们不得好死。
家族中，已有多位男性受征召入伍。好处是：他终于可以搬出父母家，接收姐夫参军后姐姐被迫搬离的公寓。坏处是：大哥保罗也收到动员令了，所以他必须负责管理家中那小小的石棉工厂——“布拉格赫尔曼石棉工厂”。他已经受够波希米亚王国劳保局的工作了。通常，他早上八点上班，整个上午都坐在办公室里。他的职位很高，顶着“法学博士”与“主任秘书”的头衔，负责的工作可谓至关重要：制订风险溢酬金，解决与态度顽强的公司的法律纠纷，调查工伤事件，探访工作场所，撰写劳工保护报告书。他非常能干，备受夸赞，已升迁数次，在位于天花板挑高的二楼办公室上班，几乎就在主任办公室旁边。卡夫卡则将整个下午的时光都投入到他唯一感兴趣的事：文学。但是，现在该怎么继续下去？不过，他早已下定决心：“无论如何，我要不计一切代价地写作。这是自我保护的奋斗。”
使他对欢呼声免疫的，还不仅是演练到炉火纯青的疑虑而已；他的社交圈多是和他一样说德语的犹太世俗知识分子，几乎没人相信大战一触即发，不管他们认为战争是威胁还是某种宣誓。欧洲的和平已维持了四十多年，不断积累的财富、科学的发展与科技的进步，使大战看起来——套句卡夫卡最要好的朋友、文学家马克斯·布洛德的话说——“就像永动机或不老泉一样，根本是愚蠢的想法”。
这种态度，很容易使卡夫卡与布洛德物以类聚。并且使他们无法想象不可能的事；也让他们在各种口号与澎湃情绪即将喷发时，觉得若有所失。才几个星期前，卡夫卡还在浴场惬意地度假，他刚订婚，计划辞去职员工作，搬到柏林，专事写作。
现在，一切全化为泡影。
这些不可思议的事发生在他周边，他却能保持无动于衷，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他绝大部分的精力，都用来处理和菲丽丝·鲍尔的婚事，这些令人失望的个人琐事。这是他所选，却非他所愿。他想要有个家庭，却又视独处为最重要的东西。菲丽丝在柏林一家留声机公司工作，她有着太多卡夫卡所欠缺的特质：务实、开朗、外向、充满活力。但菲丽丝想为两人构筑布尔乔亚的生活，对此他却深感厌恶。打从一开始两人的关系就像支奇异的舞蹈。当菲丽丝后退、表示兴趣索然时，他却大献殷勤、坚持、渴念憔悴。她一响应他那含意复杂的姿态，他又立刻踌躇不前、暧昧着，甚至恐惧起来。此刻，这段感情再次破裂，婚礼的计划全盘取消。他的感觉，既像解放又像被击败。在清醒的大半时间里，他脑中只想着她。菲丽丝，菲丽丝。
当天稍晚，卡夫卡驻足观望一场爱国示威游行，在日记中写道：
市长在致辞。先是听不见，而后又出现，随后又是这句德语的欢呼：“吾皇万岁！”我站在那，眼中满是怒火。这种行伍，就是战争所造就的最恶心的结果。这些德裔或捷克裔的犹太商人都只是为了私利，才不是为了他们高声喊出的那位皇帝。他们当然能集结许多人，一切都计划好了，每晚都要重复，明天和星期日还要再来上两次呢。
1914年8月20日，星期四
理查德·施通普夫在“黑尔戈兰”号战舰上抄写一首诗
理查德·施通普夫深感心烦意乱。又是一次宣战，又一个国家与德国的敌人结盟，这次是日本。在当前这种变动不定的状况下，愈来愈多的战争投机分子纷纷把握机会为自己攫取利益，通常是借机占据领土，而东京的统治者正是率先这么做的一群人。日本已向柏林的外交部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将所有军舰撤出亚洲，并且将德国的殖民地青岛交给日本。
施通普夫怒火上冲，不禁涌出一串带有种族歧视的谩骂言语：“只有这些黄皮细眼的亚洲鬼子才敢提出这么无耻的要求。”不过，他确信驻扎在亚洲的德国部队会把这些“偷盗成性的黄皮猩猩”彻底教训一顿。
理查德·施通普夫是德国公海舰队里的一名二十二岁的水兵。他出身劳动阶级，入伍之前当了两年的铁板工人。不过，他也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一个基督教工会的会员，还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如同其他许多人，他对战争的爆发也感到喜不自胜，原因之一是德国终于能够与背信弃义的英国人好好把账算清楚：他认为英国在这场冲突中选边站的“真正原因”，是他们“嫉妒我们的经济发展”。“但愿上帝惩罚英国”是部队里有些人一进门的标准问候语；对方则必须响应：“他会惩罚他们的。”
施通普夫头脑聪明，怀有狂热的爱国心，对事喜欢追根究底，而且充满偏见。他擅长音乐，也热爱阅读。从他的照片中可以看出他是个皮肤黝黑、神情严肃的年轻人，拥有一张椭圆形的脸，两眼相距颇近，还有一张小而坚决的嘴。这一天，施通普夫在海上，在易北河口的“黑尔戈兰”号战舰上。他自从入伍以来，就一直在这艘船上服役。战争爆发的那一天，他也在这艘船上。
理查德记得他们入港之时，船上的气氛相当低迷，因为他们在海上航行的期间没有收到任何令人振奋的消息——他听到不少人埋怨着：“声势搞得那么大，结果什么都没有。”不过，没有人获准上岸，所有人都奉命忙着装载弹药以及卸除“非必要物品”。傍晚五点半，发出了“全员上甲板集合”的信号，于是所有人都列队站好。接着，船上一名军官手里拿着一张纸，语气严肃地宣布陆军与海军都必须在当晚动员：“你们都知道这代表什么意思——开战了。”船上的乐队随即演奏起爱国歌曲，所有人都“满腔热情地”跟着唱了起来。“我们的喜悦和兴奋之情无可遏抑，一直延续至深夜。”
在那欢庆的气氛当中，已明显有一种不对称感。一股巨大的情绪获得了释放，而且所有人似乎都不由自主地跟着那股情绪前进。举例而言，施通普夫以得意的语气指出，许多长期以来借着猛烈批判威廉二世时期而成名的激进作家，现在也写出了充满极度爱国精神的文章。被这股高涨的情绪所淹没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为什么要打仗。如同施通普夫，许多人都认为自己知道这场战争“实际上”是为何而打，也相信自己发现了“真正的原因”；然而，这个“实际”而且“真正的原因”却早已被开战的事实掩盖了。战争本身已然成为目的，而且也不再有人谈论萨拉热窝事件。
施通普夫认为有些抨击敌人的宣传未免过火，例如他刚在一家商店里看到一张品味低劣的明信片：画面中描绘了一个德国士兵把一个敌军士兵按在大腿上打屁股，而且那个敌军士兵还向后面排队的同志们说：“别挤了！每个人都轮得到。”此外，还有街上的孩童所编的热门歌谣，载运士兵的火车车厢都被人用粉笔写上了这首歌谣的歌词：“每颗子弹打中一个俄国佬，每把刺刀刺中一个法国佬，每一脚都踢走一个英国佬。”不过，另外有些宣传则是令他深觉感动，例如热门作家奥托·恩斯特在民族主义报纸《日报》上发表的一首诗，提及德国已与七个国家开战。施通普夫深为这首诗所吸引，而将其一字不漏地抄写在他的日记里。其中两节的内容如下：
啊，我的德意志，你想必极为强大，
极为健壮，
所以才会没有人胆敢独自向你挑战，
而必须另外再找六个帮手。
德意志啊，你的心性想必极为正直，
行事极为高洁，
所以才会受到最有权势的伪君子的痛恨，
英国人也才会气得脸色发白。
这首诗的结尾则是：
杀死恶魔，从上天摘下
人类的七个胜利花环，
七个不朽荣誉的太阳。
这些宣传性质的煽动言辞与过激语调其实不具备太多意义。实际上，尽管德国和其他国家之间无疑有些利益上的冲突，却没有任何一项问题真的必须借由战争才能解决，而且这些问题也绝对没有严重到非诉诸战争不可。这场战争之所以无可避免，纯粹是因为人们这么认为。不过，既然战争的原因模糊不清，也缺乏明确的目标，自然只能仰赖宣传伎俩里的那些迎合大众喜好的夸大言辞。
理查德·施通普夫对这些言辞照单全收并陶醉其中，体积巨大而且船身漆成灰色的“黑尔戈兰”号则在水上微微摇晃，等待着一展身手的时机。敌人连一个影儿都还没有，船上也因此弥漫着一股迫不及待的气氛。
1914年8月23日，星期日
恩斯特·冯·莱韦措在马鲁古海看见海豚
现在他们在路上了。大局已定。“埃姆登”号在九天前和东亚分舰队其他舰艇分开了。其他舰艇集结起来开足马力朝东航行，驶向南美，驶向合恩角，最终是希望到达德国；而“埃姆登”号单独朝南方驰去，经过马鲁古海开往印度洋。分舰队其他舰艇的目的是回到祖国去，而“埃姆登”号的目的是尽可能扰乱英国的海上运输，要尽其所能，也要尽量拉长时间。
这条船已经做好了作战准备。甲板上散乱地堆放了额外备用的煤炭。军官餐厅里也做了大清理，拆掉了所有美轮美奂的家具，不是扔进海里就是扔到锅炉里烧掉了。有一面墙壁上打出了一个洞，以便搬运大炮。在炮塔周围，还有后甲板上冯·莱韦措的作战岗位炮火指挥舱外面，以及其他一些地方，都挂上了厚厚的由棕绳编织而成的毯子，既是为了做额外防护，也是为了伪装。
天气很不错。昨天他们经过了赤道。自从俘获“梁赞”号以来，他们还没有发射过更多炮弹，甚至都没有看到过什么敌方的商船。
每天他们吃的东西都千篇一律：肉罐头和米饭。通常的早餐：牛奶汤。香烟已经抽完了，不过还有很多的葡萄酒。炎热有时也让人感到压抑。但甲板上的气氛始终不错。一种惊险刺激的感觉让他们全都感到眩晕。他们相信自己的军舰——“埃姆登”号作为分舰队速度最快的舰艇久已闻名，而且他们也相信自己的舰长，那个瘦瘦的、少言寡语的冯·米勒。大家都知道，他军纪严明，一丝不苟。每个星期日，还有随军牧师主持的祈祷活动。做完礼拜之后，军官们总是聚集在一起喝杯波尔特甜酒，在餐厅里打几圈桥牌。每逢德国法定节假日一定会认真庆祝，由乐队来演奏《德国颂》，大家一起为皇帝和祖国山呼万岁。仪表和清洁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次航行中他们雇了三个中国洗衣妇，一日不停地在甲板下劳作，保持所有官兵的制服整洁。船上的这三个中国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吗？这是大可怀疑的。
舰长冯·米勒也明显地严格遵守这场战争的规则。只有参战国家的船只，他才会拦截下来彻底检查。这样做，在这个早晨也使他们陷入了一种进退两难的困境。他们拦截住了一条来历不明的货轮。大家都希望有好的收获。等他们靠近了对方，才看清楚这是一条日本的蒸汽船，走马尼拉到澳大利亚这条航线的。今天当然也是日本就有关青岛问题对德国发出最后通牒到了期限的日子，所有人都知道德国不可能接受东京提出的条件，所以在中国土地上和日本开战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但纯粹从形式上看，这两个国家还未正式交战，也不会在几小时内就宣战，所以冯·米勒下令让这条船平安无事地通过了。这就是战争规则。一是一，二是二，不能乱来。
到了晚饭的时候，他们闯入了一大群海豚中间。“尽管海豚数量很多，也许有上千条，但他们排成一条笔直的线劈开水面，好像是在列队大游行。在不止一刻钟的时间里，我们尽情观赏了这些皮毛极具装饰性的动物大行军。”
当太阳就要落到地平线以下的时候，瞭望台上的水兵看到远处有轮船的灯火。“埃姆登”号小心地避开了。他们很快就能到达印度洋了，在这之前他们不希望被人发现。
负责炮火的官兵在甲板上睡觉，就睡在他们的大炮旁边的吊床上。
这是一个繁星满天的晴朗夜晚。
1914年8月25日，星期二
帕尔·凯莱门抵达哈利奇的前线
一开始，他一直难以摆脱错觉，总觉得只不过又是一次演习。这一切都始于布达佩斯，帕尔记得别人如何看着他把行李搬上出租车，以及他穿着轻骑兵的制服——红色长裤、蓝色上衣、淡蓝色刺绣短大衣与长筒皮靴，艰难地穿过东站密密麻麻的人群，好不容易挤上火车，在走道里找到了一个可供站立的空间。他记得那些哭泣的妇女，其中一人差点瘫倒在地，幸好有个陌生人及时搀住了她。随着火车缓慢开动，他看到的最后一幕景象是个老翁跟在火车旁奔跑，想再看他儿子最后一眼。
经过一段燠热但不算太难过的旅程，他抵达了塞本，一如往常，他先向他所属的轻骑兵团报到。接待他的那个人连看都没看他一眼，只对他说他该到哪里去。当天午后，在明亮的八月阳光下，他前往厄法卢的动员中心，被指定与一名农夫同睡一铺，一如往常。
接下来，又是一连串例行性的活动：领取装备，包括马匹与马鞍；领取薪资；还有一场冗长的日常事务简报，不但冗长得令人难以忍受，而且举行简报的房间也热得让不少人都昏了过去。
然后，情势开始出现了变化。
首先是一次夜行，登上一列等待着他们的火车。接着是一场缓慢的旅程，他们在每一个车站都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音乐、火把、葡萄酒、地区代表、旗帜、欢呼——军队加油！加油！加油！”然后他们下了火车，开始首次行军。尽管如此，还是没有任何真正的战争征象，远处没有传来枪炮声或任何别的声响。这场行动仍然有可能只是一场演习。温暖湛蓝的天空下，散发着马粪、汗水与牧草的气味。
帕尔·凯莱门，今年二十岁，生于布达佩斯，在那里上过拉丁文学校，还在后来成名的指挥家弗里茨·莱纳手下演奏过小提琴。就许多方面而言，凯莱门堪称是20世纪初期中欧都市里的典型人物：游历甚广，学识丰富，风度翩翩，玩世不恭，品味高雅，孤冷高傲，但对女人难以抗拒。他上过布达佩斯、慕尼黑与巴黎的大学，甚至还短暂就读过牛津大学。当他们策马进入奥属加利西亚的主要城镇史坦尼斯劳的时候，作为轻骑兵部队里年轻帅气的中尉（还有什么能够比一位匈牙利轻骑兵中尉来得更帅气？），他满脑子想的都是女人，而不是战争。只消看一眼当地的女人，他就可以知道这是一座乡间小镇：“皮肤白皙，非常白，而且眼神明亮如火。”（他认为自己看得出这项特点，是因为相比之下，都市女人的眼神都比较困倦、黯淡。）
直到他所属的骑兵师抵达哈利奇之后，认为这场行动可能只是演习的遐想才终于遭到了粉碎。
在前往哈利奇的途中，他们遇见了逃亡的农民与犹太人。镇上充满忧惧惶惑的气氛，而且据说俄国部队距离当地不远。凯莱门在日记里写道：
我们睡在帐篷里。半夜十二点半警报突响！俄军已来到城镇前方。我想大家都有点儿害怕。我匆匆套上衣服，冲出帐篷外集合。道路上，步兵都列队挺立着。炮声隆隆作响。前方约五百米处传来此起彼伏的步枪声。汽车沿着公路疾驶而过。车辆的乙炔灯在史坦尼斯劳通往哈利奇的道路上排成长长的队伍。
我从站岗的卫兵之间爬过篱笆，跨过路堤的沟渠。我所在的排等我到了之后，就立刻整鞍备马，准备接受进一步的命令。
天亮之后，镇上的人纷纷涌出，形成长长的人龙。有人搭乘板车，有人走路，有人骑马。所有人都各自设法逃命，也都尽力携带他们能带得走的东西。每个人的脸上都布满了疲惫、沙土、汗水与恐慌，举目所见尽是沮丧、痛苦、患难。他们的眼里满是恐惧，一举一动也都显得胆怯不已：巨大的恐怖压迫着所有人。他们扬起的尘土仿佛附着在他们身上，无法飘散。
我躺在路旁，难以入睡，眼睁睁看着这幅有如炼狱般的景象。甚至还有军用马车混在其间，原野上则可见到撤退的部队、打了败仗的步兵、与部队走散的骑兵。他们中没有一个人的装备仍然齐全。疲惫的人群涌过山谷，打算逃回史坦尼斯劳。
凯莱门躺在路旁目睹的景象，就是入侵的俄军与守军初次发生血腥混乱的冲突所造成的后果。如同身在其中的其他人，他对实际发生的事情也只有模模糊糊的理解。许多年之后，才有人将种种印象汇集起来，将之称为兰堡战役。不过，不需要参谋部提出完整报告，大家也看得出奥匈帝国的军队打了一场大败仗，不仅规模极为庞大，而且完全出乎意料。
1914年8月28日，星期五
劳拉·德·图尔切诺维奇在苏瓦乌基遇见一名德国战俘
劳拉根本不了解这场战争，更遑论对战争的爆发感到欣喜。她和其他许多人一样，觉得这场战争就像自然灾害，是一场无从理解的可怕悲剧，突如其来地降临在他们头上。
但她也注意到，原本的恐慌在不久后就转为一种古怪的兴奋情绪，甚至连她也受到了影响。波兰人与俄国人之间自古以来的纷争似乎消失得无影无踪。当前的气氛可从一件事情当中看出来：在八月初的某个夜里，有谣言称战争可能不会发生，结果竟然令人微微感到一阵失望。（大英帝国对于参战显然颇为迟疑，圣彼得堡的统治者因此惊慌不已。）
今天是劳拉·德·图尔切诺维奇的三十六岁生日。在这之前，她的人生一直有如一场世纪末的美梦。她出生于加拿大，成长于纽约，是一位天分过人的歌剧演唱家，曾在大都会歌剧院及其他地方演出过。她为了“读书、演唱……以及玩乐”而搬到欧洲，在拜罗伊特与慕尼黑获得成功（她精通德语），并嫁给了一位迷人的波兰贵族，一位蓄着两撇翘胡子、拥有教授头衔与庞大财产的男子。她的先生是戈兹达瓦伯爵，名叫斯坦尼斯劳·德·图尔切诺维奇。他们在奥匈帝国的克拉科夫结婚，她为他生育了三个子女。因此，就出生地来看，他们的三个子女是奥匈帝国皇帝的子民，她的先生是沙皇的子民，她自己则是英国国王的子民。在八月之前，根本没有人会注意这些区分；但现在，却有许多人满脑子想的都是这些事。
战争的气息正向人们逼近。战争爆发之后一个星期，有一天他们在清晨的微光下被一股隐隐约约的隆隆声吵醒，听起来像是瀑布的声响。那是成千上万名俄军步兵行进的脚步声，也就是保罗·冯·伦嫩坎普夫指挥的第二军当中的部分兵力，即将前去侵略邻近的东普鲁士。尽管才一大清早，小镇上所有的人却纷纷出门，以食物、饮水及其他礼物迎接疲惫的部队。劳拉与她先生所往来的许多俄国上层阶级家庭，都已离开这里返回家乡。已经有人见到来自前线的伤兵。苏瓦乌基遭到轰炸——一架德国飞机在几天前从上空飞过，随机抛下了几颗小炸弹，镇上激动不已的男人拿猎枪对着那架飞机射击，但毫无效果。从前线回来的马车上，偶尔可以看到载运着从德国人住宅劫掠出来的财物。
尽管如此，战争仍然只是一种抽象的概念，只是一件发生于远处的事情。至少对劳拉而言是如此。他们全家都回到了苏瓦乌基，住在公路附近的那幢大宅邸里，她自己也仍然过着地主贵妇的舒适生活，身边环绕着美丽的家族珍宝、取用不尽的美食以及一群恭顺的仆人。她在当地协助成立一所私人小医院，她的先生还没受到征召。
有位移动战地医院的护士在今天前来拜访她。他们刚从前线来到这里，药品已用罄，人员也都疲惫不堪。他们正常的医疗负荷量是一百五十张病床，由三名医生与四名护士照顾起来原本绰绰有余，但是近来发生于东普鲁士的激烈战斗导致伤兵大增，远远超出了他们的负荷能力——那位护士估计伤兵数约有七百人。劳拉可以帮忙吗？可以，当然可以。
劳拉前往战地医院所在的棚屋。她一走进门，即可听见好几百人焦虑的低语声。她四处观看，走进一间间挤满了伤兵的房间，那些伤兵都还没获得任何治疗。所有东西都用光了，不论是绷带还是消毒剂。
由于她会说德语，因此有人要求她看看一群受伤的德国战俘——他们全都被集中在一个角落里。其中一人不断前后摇晃，一面祈祷一面要水喝。劳拉与他攀谈，他于是请求她写信给他妻子：
他对我说他原本是个簿记员，今年二十六岁，家有妻子儿女，还有一栋小房子；而且他这辈子从没伤害过任何人，对工作和家庭以外的事情都不感兴趣，直到前一阵子才收到一纸通知，命令他三个小时内必须到他所属的军团报到，于是他只好抛下自己的生活。“那些王公贵族吵架了，所以我们必须以我们的鲜血、妻子和儿女付出代价。”
一会儿之后，劳拉从他们那所私人小医院带了大量的医疗用品过来。军医院那些护士收到这些用品时露出的喜悦之情，在她眼中看来几乎显得“可悲”。
劳拉在军医院走了一遭。她看见一幅景象，一开始还认不出是什么。那是床上的一个“东西”，应该是头的地方却只看得到“一团棉花和绷带，上头有三个黑黑的洞，仿佛有个小孩在那里画上了嘴巴、鼻子和眼睛”。这个“东西”突然发出声音，这声音不但一点儿都不诡奇怪异，而且还是一口受过教育的波兰语。单是这一点就令她震惊不已。劳拉仿佛天真得没想过这种事情会发生在和她一样的人身上。那声音请求面前的这个人——不论是谁——不要走开，麻烦给他一点水，一点水。劳拉走向那张床，然后又再次大吃一惊。成群的苍蝇突然从床上那团包裹上飞了起来。那人的双手完全烧掉了，绷带底下散发出脓与坏疽的浓重臭味。
劳拉不禁退缩，觉得恶心欲呕又惊恐不已。她差点昏了过去。她必须离开这里。
过了一会儿之后，她鼓起勇气，回到那张床前。她帮忙为他的床挂起蚊帐，也协助一名护士为他更换绷带。那人对她说，他因为一颗炮弹在他身旁爆炸而受伤，并且在战场上躺了四天。他问自己的眼睛是不是没了。答案是：“没错，眼睛已经没了。”他接着又问自己会活下去还是快死了。答案是：“快死了。”他接着又要求喝水。
劳拉后来得知她攀谈过的那个德国战俘，那个二十六岁的簿记员，本来要被运走，却在前往火车站的路途上就死了。
同时有最初一批人在青岛战死。昨天，一支庞大的日本分舰队进入了胶州湾，到达了岸上的人视野能及的范围内，但还在德军海岸炮兵的射程之外。海岸炮兵部队已经做好准备，进入了阴冷潮湿的混凝土碉堡。今天，有一支日本陆军部队在水湾另一侧的海角上登陆了，不过此时在一个要塞，即要塞A内严阵以待的炮兵可以开炮了。他们也果断地这样做了，一时间弹片横飞。炮弹爆炸后形成的富有特色的白色而细长的云雾，在夏日的天空里像花朵一样盛开。后来又有一支德军巡逻队被派到海湾那边去侦察。日本人已经从那个地方逃走了。他们留下的唯一痕迹，是一些被炸死的穿浅黄色军服的士兵。
1914年9月2日，星期三
安德烈·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在莫科托夫看着太阳失去光芒
现在轮到他们被派上战场了。回报的消息充满了矛盾。俄国入侵东普鲁士的行动似乎出了严重问题：伦嫩坎普夫的部队似乎正在后撤，亚历山大·萨姆索诺夫的部队更是四散奔逃。这应该不可能是真的吧？俄国侵略军在南方的加利西亚似乎比较顺利，兰堡应该也在这几天就会攻占下来。尽管北方的对德战事比南方加利西亚的对奥战事更需要援兵，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的步枪旅却奉命前往南方战线，共同攻打波兰边境上早已节节败退的奥匈帝国部队。
在当下这个时刻，他们正以预备队的身份驻在华沙，宿营于莫科托夫的一片原野上。安德烈·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是俄军里的地道工兵，也是近卫军里的中尉——后面这项职衔不是以才能获得，而是因出身而来。他其实是个心性敏感、颇有书呆子气息的二十二岁年轻人，总是卷不离手。他最喜欢法国小说，但也喜欢历史书。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受过良好教育（他不久前在彼得格勒修习法律，但在尼斯与巴黎时就学过），生性容易焦虑，体格也不是特别健壮。他的父亲是外交官。
战争的爆发是令人难忘的经验。他只要一有空，就随着其他激动不已的民众赶到城里各地的报社办公室去看公告与电报。贝尔格莱德遭遇攻击的消息传来之后，激动的情绪也升至高峰：在罢工者前几天才举行过自发性示威的街道上，现在却出现了支持战争的自发性游行活动。他看着群众挡住电车，将车上的军官们拉出来，在众人的欢呼声中将那些军官扛在肩上。他特别记得的是，一个喝醉酒的工人拥抱亲吻了一名路过的军官，而引得旁观人众忍俊不禁。整个八月尘土飞扬，天气也异常炎热，身为中尉的他在漫长的行军路途中虽然一直都待在马背上，却也差点因为中暑而昏倒。
他还没参与过战斗。截至目前，他目睹过最惨的景象，就是不久之前驻扎于一座波兰小镇时突然发生的一场大火：这些刚受到动员召集的士兵一时激动以及害怕遭到间谍渗透，杀害了八名犹太人，声称他们刻意阻挠救火的行动。整体而言，部队里弥漫着紧张的气氛。
下午两点，全旅在原野上的帐篷群前方集合。做弥撒的时间到了。仪式举行到一半的时候，发生了奇怪的事情——明亮迷蒙的太阳突然开始变暗：原来是一场日偏食。大多数的士兵都对这幅景象感到有点儿毛骨悚然，其中比较迷信的人更因此在心里留下“强烈的印象”。
仪式结束后，他们随即拔营，全旅的部队开始依序登上等待着他们的火车。一如往常，这整个过程花费的时间比预期还长，轮到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的部队时，天色早已黑了。出发之后，进展也没有变得更快。火车往南缓缓行驶，丝毫没有急迫的模样。在1914年，缓慢是火车的常态：这些载满士兵的车厢，有时候前进的速度甚至还比不上自行车。实际上，铁路线上满是火车，而且这些火车在战争刚爆发的这个时期都开往同一个方向，也带着相同的目的：滚滚向前！到前线去！
1914年9月某一天
芙萝伦丝·法姆伯勒在莫斯科首次目睹死亡
“我想要看他，我想要看死神。”她是这么说的。她以前从没看过死人，而且直到不久之前，甚至连卧床的病人都没看过。这点也许有些奇怪，毕竟她已二十七岁了。当然，原因是在1914年8月以前，她一直过着备受呵护的安逸生活。芙萝伦丝·法姆伯勒是在白金汉郡的乡下出生并长大的，但自从1908年以来就一直住在俄国。她在莫斯科为俄国一位心脏外科名医的女儿担任家庭教师。
她对发生于1914年夏末的国际危机基本上算是无所知觉，因为她在那段时间一直待在她雇主位于莫斯科市郊的别墅里。回到俄国首都之后，她也和其他许多人一样充满了“年轻人的热情”。她的新旧祖国互相结合，一致对抗德国这个共同的敌人，于是这名充满活力又积极进取的年轻女子随即开始思考自己能够为这场战争做出什么样的贡献。答案很快就浮现了——她应该去当护士。她的雇主，也就是那位心脏外科名医，说服了当时一家成立于莫斯科的私人军医院接受芙萝伦丝与他的两个女儿担任志愿者。“我们高兴得说不出话来。我们虽然能力微薄，却也为国家出了一份力。”
那是一段美妙的日子。过了一阵子之后，伤兵开始逐渐出现，一次就会来个两三人。大部分的工作在一开始都令她深感厌惧，她在面对特别骇人的严重伤口时，有时候也不免畏缩。不过，随着时间过去，她渐渐习惯了这样的工作内容，医院里的气氛也非常好。空气中那股团结一致的气息，不只弥漫在士兵之间：
他们之间总是有着一股强烈的同志情谊：白俄罗斯人与乌克兰人相处融洽，来自高加索地区与乌拉尔地区的士兵也是如此，鞑靼人与哥萨克人也是一样。他们大多数都很有耐心，虽然承受了许久的痛苦，却对他们获得的照顾与关怀深表感激，极少口出埋怨。
有不少伤兵都一心想要尽快回到前线作战。医院里充满了乐观心态，不论是士兵还是医护人员都是如此。伤口很快就会愈合，那些士兵很快就会回到自己的岗位上，而且他们不久就会打赢这场仗。这家医院通常只收治伤势比较轻微的伤员，所以这可能就是芙萝伦丝虽然在这里工作了三个星期，却连一具尸体都还没见过的原因。
一天早上，她抵达医院，遇上了一名值夜护士。芙萝伦丝觉得她看起来“疲累又紧张”，而那名护士则随口告诉她：“瓦西里今天一早去世了。”瓦西里是芙萝伦丝协助照顾过的一名伤员。他虽是士兵，实际上却只是一名军官的马夫。讽刺的是，他受的伤其实不是“真正”的战伤。瓦西里被一匹激动受惊的马踢中了头部，结果外科医生为他开刀的时候又发现了另一件讽刺的事情：他患有无药可医的脑瘤。过去三个星期以来，他苍白孱弱，一直静静躺在病床上，因为难以进食而变得愈来愈孱瘦，但他倒是一再讨水喝。现在他死了，没有掀起任何骚动，就像他活着的时候一样静默孤独。
芙萝伦丝决定去看看他的尸体。她偷偷溜进充当停尸间的房间，在身后关上了门。一片寂静。瓦西里——或者说瓦西里的遗体——躺在停尸架上。他看起来：
非常瘦小干瘪，比较像是小孩而不像是成人。他僵硬的脸庞呈现一片灰白色。我从来没在人脸上看过这种奇怪的颜色，而且他的脸颊都陷了进去，形成两个凹洞。
他的眼睛上放着两颗方糖压住眼皮。芙萝伦丝感到心神不宁，但不是因为那具没有生命的尸体，而是因为房间里那彻底的静默。“死亡是那么的寂静，一点儿声音也没有，感觉如此遥远。”她心想。她为死者做了个简短的祷告，然后赶紧离开了那个房间。
1914年9月10日，星期四
恩斯特·冯·莱韦措在孟加拉湾登上“印度河”号
大海无情，热带的风又热又闷。低矮的灰色云层遮蔽了天空。不时会有短暂的阵雨冲击这条船。但无论是下雨还是一阵阵的刮风都不会让闷热减轻。所有人都汗流不止。甲板下面的气息凝重而停滞。沿着吃水线下面的封闭舱壁滴着珠子一样的冷凝水。
“埃姆登”号现在有了两个随从。除了她的老支援舰“马库曼尼亚”号跟随在“埃姆登”号左舷，另外还有一条希腊蒸汽船“彭托珀罗斯”号，是他们昨天晚上缴获的。让他们感到幸运的是“彭托珀罗斯”号上满载着印度原煤，本来是要运到英国去的。（如果不牵涉到敌国，他们就不得不释放“彭托珀罗斯”号让其继续航行。这就是战争规则。）
煤炭。一切都取决于煤炭。
“埃姆登”号的锅炉吞噬大量的煤炭。它的煤炭储藏箱可容纳790吨煤，在紧急情况下也许还能在船上挤出装载约1 000吨煤所需的空间。即使在12节的正常巡航速度下，每小时也要消耗2吨煤，每天就是48吨煤。如果以23节的最高速度航行，那它每小时会消耗近16吨煤，每天约376吨。这意味着，在12节航速时足够用20天的煤，在最高航速时只够用2天多的时间。自从他们经过了马鲁古海继续往西北方朝印度洋航行，总算已经及时加过两次煤，第一次是在东帝汶北端，第二次是在苏门答腊的锡默卢岛西南。两次都是在海上装运，都是从支援舰“马库曼尼亚”号上运过来，使用的都是简陋的筐子。这是一件特别繁重且耗时的艰巨工作，特别是在闷热的热带高温下。“埃姆登”号已经变得越来越脏，锈迹斑斑，磨损得很厉害，尤其是因为这种即兴装煤的方式，还因为通常就把煤炭装在麻袋里堆在甲板上。他们也只有很少的时间再去更仔细地洗刷轮船的外表。
船上的生活遵循着那些例行常规。天天肉罐头和大米的单调饮食稍有改善，靠的是军官餐厅库房里的鹅肝酱罐头。在锡默卢岛又换成了椰子。吃饭时他们喝的多半是瓶装的矿泉水。船上的肥皂已经快用完了——尤其是因为装煤烧煤而导致的龌龊。三个中国洗衣工已经筋疲力尽，但没有足够的肥皂就很难把衣服洗干净：早先那么漂亮的白色水兵服，现在几乎都是灰色的了。（其实整条军舰都蒙上了一层薄薄的煤灰。）军官餐厅里的地板上有一个箱子，里面是五只眼睛还没睁开的初生小猫，是船上的猫五天前的一个晚上生下来的。
但船上的气氛还是不错的，依然对未来充满希望。
早上八点钟，瞭望台报警：在北方看见烟雾。“埃姆登”号现在朝东北方航行，经过锡兰北部，正在水上交通繁忙的孟买—加尔各答航线上。这里会有英国商船，但也有英国海军舰只。当然要向全船发出警报信号。于是一片喊叫声，警报信号声，皮靴踏地的嘈杂声。这艘军舰调整航向朝烟雾方向驶去，加速，速度越来越快，达到最高速，“劈波斩浪，穿越海水”。还飞散着火星的黑色煤烟像一片羽毛挂在他们的后面。
追击开始了。
他们越来越靠近目标。但他们接近的这条船并无任何迹象要做躲避的操作。冯·莱韦措和其他军官在望远镜里仔细研究这条来历不明的船。看起来这是一条普通的蒸汽船，挂的是英国商船队的蓝旗。但是甲板上不是能看到一些奇怪的白色设施吗？也许这是一条护卫舰，有隐蔽的大炮吧？即使“埃姆登”号上也有做了伪装的大炮，此外还用帆布做了一个假的烟囱，第四个烟囱，这样他们的船看起来就像一条英国的轻型巡洋舰“雅茅斯”号了。
他们赶上了那条船。一发警告性的炮声鸣响。德国公海舰队的旗帜升到顶，然后在“埃姆登”号前桅上打出旗语信号：“停止机器。不要使用无线电。”那条他们还陌生的船立刻就减速，停了下来。
登船部队立即准备就绪了。由恩斯特·冯·莱韦措领队。他佩带了手枪。他率领的水兵都带了子弹上好膛的毛瑟枪。他们爬下舷梯登上一条小船，然后朝那条还不明来历的船划过去。现在这条船已掉转了船头，船尾顶风，这样就可以完全不动。大海也稍微平静了一些。
恩斯特·冯·莱韦措爬上了那条船，水兵紧跟在后面。他很礼貌地通报姓名，询问一些问题，四处看了看，做了检查。当他往下看货舱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货舱里堆满了各种他能想到的货物。他用自己的信号灯给“埃姆登”号发了信号：“蒸汽船‘印度河’号，3 413吨，执行印度政府分配的任务从加尔各答前往孟买。已安装运送军队与马匹至欧洲的设备。”
又有一批水兵坐小艇登上“印度河”号，为的是把他们最需要的物资搬运到“埃姆登”号来。
搬运的工作进行了几个小时，是在笑声和欢呼声中进行的。大约到了下午四点，舰长冯·米勒下令停止全部工作。德国水兵既热情又缺乏经验，几乎把所有东西都搬运过来了。“我们的上甲板现在看上去就像一个巨大的百货公司。那里的仓库什么商品都有，或者至少是样品。有毛巾、肥皂、内衣、罐头、新鲜的肉、活鸡活鸭、酒、航海仪器、航海图、笔。”在尾甲板某个地方还有根绳子上吊了很多香肠和火腿。那里还有活猪，有一套无线电电台的设备，鸡蛋和牛奶，土豆和香烟，甚至还有晒干的烟叶、咖啡和巧克力，里面有白兰地夹心的巧克力。那里还有望远镜、油布雨衣、蓝色的丝绸做的日本和服，以及一捆捆的写字纸，是用粉红色的缎带捆在一起的。
因为这份巨大的战利品，特别是食物和肥皂，大家都喜气洋洋。船上的气氛好到了极致。
于是到了执行下一个步骤的时候。“印度河”号必须弄沉。
船上的气氛立刻就变了，笑声和欢呼声静了下来。
理所当然，“印度河”号上的船长和船员——大部分是印度人——都得到充裕时间收拾他们自己的私人财物，搬到了“埃姆登”号的支援舰“马库曼尼亚”号上。（这些也都是战争规则。一是一，二是二，对的就不能搞错。）不过，这样的事情他们过去从来没有做过，也就是说，把船弄沉这样的事，而且是这么漂亮的一条船。
一支负责把船弄沉的队伍坐小艇划到了现在空空的漂浮着的蒸汽船上，爬上了甲板，然后又回到“埃姆登”号上。船底的塞子现在都已经打开了。
大家都看着。起先好像什么都没发生。前甲板和尾甲板的炮塔得到命令朝“印度河”号开炮。冯·莱韦措也参加了，发布开火的命令。一炮，两炮，三炮，炮弹射进了那条空船的船身。显然也没有用。“埃姆登”号往前靠近，到了只有一两百米的距离，又发射了三发炮弹。“印度河”号慢慢地开始动起来：
她朝一侧倾斜，被灌入了大量海水。然后就船头朝下栽去，在一声轰隆隆的巨响中沉下了海底——真是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被压出来的空气发出雷鸣一样隆隆的声音，也有大量的杂物被喷射上来，桅杆折裂，倒在水面上的时候击打出巨大的水花。
“埃姆登”号上一时几乎无声无息，人人都感到震惊。没有人欢呼，没有人说句笑话。然后大家摇了摇肩膀。就是这么回事吧。这不就是他们的任务吗，是他们必尽的义务。“战争就是战争！”
“埃姆登”号和她的两艘随从舰继续航行，朝加尔各答驶去。太阳落山了。这个夜晚平安无事。
青岛和山东沿海一个多星期风雨交加的天气，在这天开始变得晴朗起来。在这个城市内部，大家都知道日本军队已经在龙口登陆，而龙口只在青岛北边一百多公里的地方。他们用船运来了成千上万的步兵、骑兵和重型装备——特别是重型火炮——现在这些将会使得他们的进攻明显容易得多。（至于这些军事行动是在一个中立国家的土地上，这点他们就根本不在乎了。他们只会把中国方面的抗议当作耳旁风。）很快，第一批日本部队就会在青岛附近露面了。当然，保卫青岛的德国军队也已经在碉堡里严阵以待，满怀自信，甚至几乎是期待敌人的到来。一个德国炮兵在日记里写道：“大家都松了口气，他们终于来了。”
1914年9月11日，星期五
劳拉·德·图尔切诺维奇逃离苏瓦乌基
天亮了。苏瓦乌基的街道两边是低矮方正的房屋，但街上却空无一人。会不会是虚惊一场？几乎所有人都在无望地祈祷着——其实更像是在自我欺骗：“不会发生在这里”，或者“他们会略过这个地方”，或者“我们大概不会受到影响”。那些无穷无尽的谣言有可能只是一厢情愿的想象，只不过经由口耳相传而变得像是真实故事一样。所以，近几个星期流传着形形色色的消息，有人说柯尼斯堡已被攻陷，也有人说俄军已进逼柏林，种种说法不一而足。
不过，一如往常，其实没有人真的知道前线的状况究竟如何。
一长列一长列的马车来来去去。增援部队从镇上穿行而过。不时也有飞机飞过上空，抛下炸弹或宣传单。有时候，还可看到成排身穿灰色服装的德军战俘拖着脚步行经这里。不过，交通量在这几天有显著增加，而且昨天首次出现了事情进展得不太顺利的征象。首先是一大群农民从东普鲁士边界附近的偏远地方逃到了这里来：“男人、女人、小孩、狗、牛、猪、马，还有板车，全部混杂成一团。”接着，他们开始听见一种先前没听过的可怕声音——远处传来的枪声。有人说那只是哥萨克骑兵猎捕叛逃军官的声音而已。人总是可以怀抱希望嘛，对不对？
当天晚上倒是一片平静，从乡下来的逃难者也都离开了。
从他们那幢大宅邸后方的窗户，可以清楚望见环绕在城镇周围的平原，还有通往东普鲁士的干道。早上六点，劳拉看见一大群马车缓缓驶来。马车上满是伤员，而且那些伤员对他们说，前线已经陷落，俄军正在撤退。他们该怎么办？离开苏瓦乌基，还是继续待在这里？
现在是上午十一点。劳拉迟疑不决，满心惶惑，觉得孤单无助。她的先生斯坦尼斯劳因为公务而身在华沙。她询问了几个高级官员。她想发电报，却发现电报线已经断了。在百般不愿的情况下，她终于决定他们应该在天黑之前离开苏瓦乌基。
午餐时间，她和孩子们一起坐下来用餐，并且环顾了餐厅一眼：
这个奇特的老房间看起来多么漂亮，楼梯通向高窗，地毯颜色柔和，餐桌上铺着精致的桌巾，摆放着精美的银器与玻璃制品。
接下来的事情发生得非常快。首先，他们听见步枪开火的声音，响亮而清楚，“仿佛就在房间里面”。然后是大炮的轰隆声响，一会儿之后则传来瓷器摔破的碎裂声。正要把汤端上桌的仆人因为惊恐而不小心把盘子与汤碗摔落在地上。一时之间，所有人都没有出声，接着小女孩哭了起来。
屋里一团混乱。劳拉不断下达指令——他们所有人必须在十五分钟内出门。家庭教师负责照顾孩子，劳拉自己则是忙着打包贵重物品——金币、卢布钞票，还有她的珠宝盒。屋外的枪炮声愈来愈大。所有人都漫无头绪地东奔西跑，抓取、撕扯、尖叫。劳拉发现自己跑来跑去，挥舞着一堆彩色丝袜，仿佛旗帜一样。
他们把所有东西装上两辆农场大车。街道上也是一片混乱。她看见运兵车；她看见手持武器的俄军士兵；她看见许多人尖叫着、推挤着、争吵着；她看见一个老妇人把一张小床顶在头上，身后拖着一只茶壶，茶壶在街道的圆石上不停跳动。“一切都乱了，如同原始人般的男男女女在无可阻挡的力量逼迫下不得不逃亡，一切礼仪习俗都遭到舍弃，仿佛那些规范从来不曾存在过一样。”
于是，他们出发了，投入那“洪流般的人潮里，许多人仓皇奔跑，身上背满了东西，像马儿一样，渐渐地，承受不了那些物品的重量了，于是把东西抛在地上，但还是不断往前走”。劳拉和孩子们以及大多数的仆人都搭乘第一辆马车，大部分的行李则是由第二辆马车载运。她回头望了屋子一眼。她认识的一位教士催促他们赶紧上路，并以十字圣号的手势为他们赐福。
他们赶往火车站。半途中，劳拉看见一个男人——他们家的一名旧识，爬上了第二辆马车，开始殴打车夫。接着，那个人把马车掉头，带走了他们所有的行李。孩子们养的白色狐狸狗达西站在行李上高声狂吠。马车与狗儿就这么消失在恐慌不已的人群当中。
那是个秋高气爽的日子。
1914年9月13日，星期日
弗朗茨·卡夫卡思索着前线传来的新闻
秋天来了。布拉格全城笼罩在一股诡异的气氛中。最初的欢呼声早已止息，化为静默与无物。城里大部分居民是捷克人，针对这场对东方为数众多的斯拉夫民族兄弟所发动的战争，他们的态度从一开始就有所保留。现在，这谨慎的态度转为面对敌人的沉静。大家引颈企盼势如破竹的大胜利，如今却一无所获。先前欢呼的群众已安静下来，陷入怀疑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关于东部与南方塞尔维亚战线上的动态，没人能得知较详细的信息；军方借由有效的检查措施，竭尽所能防止讯息流出。但传言、捷报的悄无声息，报纸文章被移除后留下的空白字段，以及大批涌入的来自加利西亚的难民，都间接描述着政府当局极力隐瞒的真相。
卡夫卡过着按部就班的生活。从早上八点到下午两点半，他就坐在劳保局偌大的新巴洛克建筑风格的办公室里。随后，他回到聂鲁达巷48号的公寓用午餐，再来到石棉工厂读报（卡夫卡家所订阅的《布拉格日报》，其当天的新闻标题如下：“兰堡之战打响”；“在德国有二十万战俘”；“德军轰炸机朝南锡投弹”；“华沙被合并”；“皇帝探视伤员状态”；“教皇呼吁和平”；位于策特纳巷20号、营业时间为八点到十二点的路德维格·克雷培塔克小店，则刊出“冬季入伍展售会”广告，睡袋、驼毛睡毯、马裤、棉袜特价），写信、工作一下，一小时后散步回到公寓，试着入睡，九点再到父母家吃晚餐，最后才回到聂鲁达巷。（他有自行车，但却一直手拄拐杖步行）那时，他真正的生活才开始，他尽己所能地写作。几星期以来，他一直在写一部小说。标题暂定为“审判”，写得不怎么样。他饱受失眠之苦，一心想远离、远离布拉格。
他试图将战争隔绝在外。“字面上来说，是个外在世界的梦游者”，将自己置于“内在放逐”中。他的男性友人绝大部分已入伍，他也被列入第二十八步兵团第三后备连的动员名单内。但他在劳保局的上司一再力保、强调他负责的职务“无可取代”，使他免受征召。于是他继续和布洛德及其他年轻文友到“阿寇咖啡馆”碰面，就在中央车站附近的希伯纳路上。他也继续想着菲丽丝。
这一天，卡夫卡在日记里写道：
又只写了两页。一开始我以为奥地利战败的愁云惨雾和对未来的焦虑（基本上就和愚蠢的焦虑一样荒谬可笑）会完全妨碍我写作。但这没有发生，我只是一再压制那一再出现的无感。反而在我停笔时，所有时间都被哀愁与伤痛占据。对战争的思绪，一再提醒我对F的忧伤。它们从四面八方，用最使人苦痛的方式，将我一点一点啃食殆尽。我无力承受忧伤，也恐怕将死于忧伤。不消多久，当我变得更脆弱时，即便是最微小的忧伤，也足以将我击碎。
1914年9月20日，星期日
萨拉·麦克诺坦正在前往安特卫普的路上
许多事物都变了。像交通就是一个例子。自从战争爆发以来，街道上就显得异常冷清，以前通常只有星期日才会看到这种景象。接着还有语言。各种军事术语，例如“配给”“起床号”“集合”与“动员”，都渗入到了日常谈话当中。［许多人说到“at the front”（在前线）一词时，都把那几个音混成一气，变成仿佛只有一个字：“atthefront”。］然后，还有时装的变化：突然间，女性都开始穿起军式、半军式或四分之一军式洋装，以富有想象力的方式模仿军服，例如一件过于宽松的大衣，“前襟敞开，后方还有一条大腰带”。不然至少也会戴上某种徽章或臂章，表示“我善尽国民义务”或者“我支持你”或者“我贡献己力不落人后”——就算只是为士兵编织袜子也没关系。
萨拉·麦克诺坦正是这样的一名妇女。但对她来说，光是象征性或草草应付的贡献是不够的。她真心想要参与其中，包括亲临“现场”。于是，麦克诺坦采取了许多和她相同阶级与处境的其他女性所采取的方式，在8月初以来大量涌现的无数私人医疗机构当中，为自己找了个位置——她服务的机构是圣克莱尔·斯托巴特夫人的救护团。他们在伦敦的一座公园里练习，在小男孩身上仿造出几可乱真的伤口，然后他们便手脚利落地把伤口包扎起来。麦克诺坦对于自己即将离开伦敦感到很欣慰，终于能够真正把言语落实为行动。这点并不容易，因为英国军方至今为止都一再坚拒让女性接近前线。尽管有许多像萨拉·麦克诺坦这样的女性纷纷投入了志愿工作，她们鼎力支持的军队却是以勉强或冷漠的态度对待她们。近几个月来，面对种种混乱与官样文章（不论出于真实还是想象），女性们愈感受挫，而且从她们所遭到的拒绝来看，人们根本不了解当前的情势有多么严峻。
萨拉·麦克诺坦是位严肃的女性。对于参与这场战争而言，其实她有点太老了，她再过一个月就年满五十，而且身材娇小瘦弱，在有如洋娃娃般的体型相较之下，头则显得太大，这显然也是不适宜于参与战争的因素。不过，她完完全全是个维多利亚时代的产物，最重视的概念就是义务还有原则。她的生活方式、她的表情以及她的态度当中，不可或缺的就是——认真。她头脑聪明，信仰虔诚，不苟言笑，秉性忠诚，脾气乖戾，要求严格，慷慨大方，恪守道德，勇敢无畏。她一人独居，没有结婚也没有生小孩，是个经济与情感双双独立的女性。她游历甚广，其中不乏艰困行程，而且她也写书。毫不意外地，她致力主张妇女拥有参政权；同样不令人意外的是，她也已准备要全心全力投入这场战争，尽管她一开始对战争爆发的反应是深感讶异，近乎震惊。不过，既然事已至此，她对投入战争的工作就不再有所迟疑。毕竟，这已成了个人义务与原则的问题。
她去车站搭乘前往海岸的火车，却因为过于激动而忘了带护照。所幸火车误点，所以她还有时间派女仆搭出租车回家去拿。她对自己犯的这个小错误深感难为情，而刻意掩饰不让其他人知道，“因为他们都是很严肃的人”。他们的目的地是安特卫普，他们打算在那里设立一家战地医院。
火车把他们载到提尔伯里，然后在那里延误了更久的时间。天露曙光后，他们的船才起航。英吉利海峡波涛汹涌。所有人都晕了船。“我想我晕船晕得最严重，惊动了我周遭所有的人。回程时我得再经历一次，以后我就不打算再离开陆地了。”她在横越英吉利海峡的航程上全程晕船不止。
1914年9月22日，星期二
恩斯特·冯·莱韦措参与对金奈的炮击
天气温暖而美好，阳光普照，大海一望无垠，波光粼粼。虽然不是星期日，“埃姆登”号甲板上挤满了赤裸或半裸的男人，都忙着把自己洗干净，换上新的白色水兵服。总算是第一次，他们可以让战争稍等一会儿了。办事仔细的舰长冯·米勒希望以这种方式让那些迟早可能会负伤的官兵减少感染的危险。
他们刚度过一段不可思议的特殊时期。在差不多两个星期的时间里，“埃姆登”号围绕着孟加拉湾航行，俘获了十艘商船。有两艘是中立国家的（“丹多洛”号和“多夫勒”号），所以被释放了；一艘中立船（“彭托珀罗斯”号）转而为德国海军服务；其他六艘船是英国的（“印度河”号、“洛瓦特”号、“基林”号、“外交官”号、“特拉波克号”以及“马西森家族”号），因此都被炸沉，当然在此之前船员及其财物都已经被转移到了安全地点；还有一艘船虽然是英国船，但也被释放了（“卡宾加”号），首先是因为船长带着家眷，其次也因为船长要奉命将所有被俘的水手送到安全地点。（这也都是战争规则，一是一，二是二，对的就该是对的。）当“埃姆登”号把船开走的时候，被释放的英国船上的水兵为他们这艘德国船喝彩了三次。
这些被俘获的船，恩斯特·冯·莱韦措个人大多数都曾经登上过，而且还执行了把其中一艘船炸沉的任务（“特拉波克”号）。这样的事情当然总是让他感觉有点儿不舒服。
除了别的渠道之外，通过扣留的报纸，他们也知道印度洋上的英国商船运输实际上已经瘫痪了，而这都是因为他们，一条单独行动的德国轻型巡洋舰。已经有越来越多而且吨位越来越重的军舰——不仅有英国的，也有法国的、俄国的以及日本的军舰被派来追捕“埃姆登”号，但是至今为止，他们一直都躲避开了所有的危险。通过同样的渠道，他们也知道，他们这艘军舰在印度洋上的横行霸道已经非常引人注目，即使在英国也如此，而且不仅仅是那种负面的报道。
显而易见，战争应该是什么样子，“埃姆登”号和她的舰长对所有的期望做出了应有的回答：一场紧张但诚实的决斗，对手值得尊敬，也旗鼓相当，所有文明的规则都严格遵守，而某个个人的勇气和计谋能够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不择手段和不惜一切代价的胜利，对于舰长冯·米勒和他具有贵族气质的军官同事们而言是无稽之谈。因为这样的胜利，会有什么价值呢？
最近几天，“埃姆登”号笔直地往西方航行，横穿了整个孟加拉湾，朝金奈开去。目标首先是缅甸石油公司在金奈港口里的大型油罐——这是一个合法的军事目标，因为英国舰队依赖这些油罐——再加上可能在港口停泊的舰艇。除了给敌人造成物质损失，冯·米勒也期望达到一种心理战的作用，不仅是制造出一般的恐惧感和不安全感，更重要的是为了在印度人面前羞辱他们那些英国殖民主子。（冯·米勒的最大梦想是用某种方式在这个英国殖民统治的地方引发老百姓的起义。）
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埃姆登”号独自在海上破浪前进，笔直地驰向金奈，而且熄灭了所有灯火，还把伪装的第四个烟囱也竖立起来。他们毫无疑问就能找到这个目标。港口和城市都沐浴在一片灯火里，灯塔在闪烁，港口入口处的浮标都点上了灯。航线是仔细地计划好的，所以这条船也都设定在了特定角度，这样大炮炮弹会直接落向目标，而不会飞到城市里去伤害平民。这也是战争规则。
恩斯特·冯·莱韦措站在船尾小小的炮火指挥台上，已经准备就绪。站在他身边的，是他的好朋友弗朗茨·约瑟夫·冯·霍亨索伦。气氛很紧张。他们知道金奈的港口有设防：这里有比“埃姆登”号轻型的10.5厘米大炮威力要大得多的海岸炮。而谁知道敌方是否在等着他们，又是在哪里等着他们？
在距离陆地还有差不多三千米的地方，冯·米勒下令停机。“埃姆登”号朝左舷方向转了一点儿。位置经过细致调整。朝向城市方向开炮必须避免。大炮的炮管都转向了陆地。大家都沉默不语，只有波浪涌动的声音。空气很闷热。莱韦措和其他人都紧张地用望远镜瞭望着。然后这条军舰前面的两个探照灯就打开了。两道光柱切开了夜晚的黑暗，在波浪上、在海滩的草丛中和防波堤上迅速搜索，找到了他们要搜寻的目标——油罐那巨大的圆形。时间是九点半。
大炮仔细调整了位置。第一批炮火射出。炮火忽暗忽明好像闪电，在一闪一闪之间点亮了这条船的船头斜插向天空的形状。烟雾。黑暗。空弹壳叮当落地的声音。填装新炮弹时的嘎嘎声、摩擦声和咔嚓卡到位的声音。短暂的停顿。冯·莱韦措可以在他的望远镜里看到第一批炮弹射得太远。射程做了调整。新的一批炮火射出。闪光。烟雾。黑暗。炮弹落地的叮当声音。远处有压低了的爆炸声。从一个油罐喷出了巨大、红色的火焰。胜利的吼叫声在他们的船上升起，“仿佛他们最喜欢的球队踢进了决胜的一球”。
新的一批批炮弹射了出去。又一个油罐被击中起火了。红色的火焰冲天而起。而让冯·莱韦措不放心的还是英国的海岸炮兵。为什么他们不开炮？冯·莱韦措可以听到炮弹发射的爆炸声，也可以看到大约一百米外的水面有炮弹溅起的水花，但是谁在开炮？
一批又一批炮弹朝陆地飞去。港口里的一条蒸汽船被击中起火了。这时传来了舰长的命令：“停止射击！”大约一刻钟已经过去了。“埃姆登”号已经发射了一百二十五枚炮弹，有两个缅甸石油公司的油罐起火，火势凶猛。这就够了吧。
显然他们自己也遭到了炮击，即使从陆地射出的几发炮弹没有一发打到“埃姆登”号的附近，但是他们现在已经经过了正式的炮火洗礼。冯·莱韦措的朋友弗朗茨·约瑟夫有点儿失望：“我还以为会有什么生命危险呢。”
“埃姆登”号又启动了发动机。船身开始抖动。这条军舰掉转船头，加速，迅速消失在黑夜里。在黑暗中航行了几个小时之后，他们依然还能清楚感觉到来自金奈港里油罐燃烧的红色反光。
同一天，有一支英国海军小舰队到达了青岛东北边的崂山湾。这只小舰队包括一艘上了年纪的战斗舰“胜利”号、驱逐舰“尤斯克”号、快速的俄制巡洋舰“阿斯克尔德”号以及三艘匆忙雇用的运输船——“广平”号、“绍兴”号和“顺天”号。在这些运输船上有一个营的来自南威尔士边防军团的英国步兵，共885人，包括指挥官和所有官兵，以及雇佣来管理饲养所有随军骡马的292名中国人，而那些骡马是用来运输装备、给养和弹药的。英国士兵的士气非常高昂。现在正是他们在这场战争里建功立业的好机会，否则，就跟很多人料想的那样，还没等立功，战争就很快结束了。
当这支英国舰队进入崂山湾的时候，里面已经停满了日本舰艇，岸边聚集了成群的人和牲畜。日本军队正在全力备战，准备进攻那个德国占领地。一位英国舰长虽然很不情愿说日本人好话，但还是服气地写道：
各种各样的军用储备，从11寸口径的大炮到军用饼干都同时运到了岸上，还有骡马和运输用的大胶皮车，甚至有可以分段拆装的轻型铁轨。那些浮动码头是建造在木桩上的，实际上整个海湾看上去就像一个蜂巢，然而一切东西都明白地分别码开，而且晾干了。这里有大量中国苦力，由几个手持棍棒的日本兵控制着，排成了一长串持续不断地移动着，把物资从海滩搬运到深入内陆一英里的大货堆处。榴弹炮、野战炮和其他武器一到达海滩上，就被推到前线来。
英国人已经明白，他们在这里的努力也只会是象征性的了。
1914年9月26日，星期六
理查德·施通普夫协助“黑尔戈兰”号进行作战整备
在这个秋日的凌晨四点，起床号吹响了。战舰上的船员们醒来，然后就是一整个上午的忙碌。最主要的工作是必须尽快卸除三百吨煤。一如往常，军官不对士兵透露任何消息，但传言称英军舰队已经出海，有人说它已经在航向波罗的海的途中，还有人说它已经抵达了大贝尔特海峡。施通普夫看见第一与第三分队也已入港。“有大事发生了。”
施通普夫认定卸除煤的目的是要减轻船的重量，以便能够尽快通过基尔运河。他在日记里写道：
全体人员一整个上午都在认真工作。到了午餐时间，我们才卸除了一百二十吨煤，分队旗舰却发出信号：“停止准备工作。”又一次大失所望。该死的英国人！不过，我们显然充分掌握了他们舰队的动向。
他接着又写道：“接下来的几天以及后续的几个星期，都没有发生任何值得一提的事情。”
《新评论》在这期间刊登了一篇由罗伯特·穆齐尔所写的文章。这位奥地利作家撰写的是一种需要投入高度智力与理解力的文类：歌咏战争。穆齐尔谈到战争的美好，“四海之内皆为兄弟”的结合力，激发人类至善至美天性的能力——“忠诚、勇敢、服从、尽责、简约”。而战争的反面一点儿都不可怕：
死亡本身没有什么好畏惧的；生命毫无意义，一点儿都不吸引人。可以献出生命或家产的人，其实才是真正拥有生命与最富足的；这一点都不是夸大，而是一种深切的体验，难以坐视不管的原动力。爱情只是这种原动力的一小片段罢了。
这篇文章付印时，穆齐尔正跟着所属的连队，部署在意大利平静无战事的边界上，防守山区一处险要据点。他至今一声枪响都还没听过。
1914年9月28日，星期一
克雷斯滕·安德烈森在弗伦斯堡学习如何包扎枪伤
那天很快就会来到。也许还剩一天，也可能两天，或者三天，但总之离他们上路的时间不会太久了。不过，这不只是平日在军营里经常可以听到的那种传闻。当然，军营里充满了谣言、臆测、徒劳的希冀，以及由恐惧生发的妄断。战争的本质就是不确定性，不可知则是不确定性的媒介。
不过，另外也有些明确的征象与证据。休假已完全被取消，所有人也都不得离开军营。如今，饮食规定这类无关紧要的训练与指导被缩短了时间，而改为训导当下真正必要的项目——如何包扎枪伤、野战军粮的使用规则、火车载运期间的行为准则，以及当逃兵的下场（死刑）。扼要言之，这就是义务役士兵生活的四大基石：战斗、军粮、运输与强制性。
克雷斯滕·安德烈森感到烦恼、担忧又害怕。他一点儿都不渴望到前线去。他属于这个国家的少数族群，无缘无故被卷入了自己根本无意参与的大战。面对战争散发出来的黑暗能量，他们只能满怀疑虑地呆呆望着；造就了这场战争的民族主义言论以及战争所造就的狂野欲望，他们都冷眼旁观。在这个时候，许多人都不惜为了自己仅在名义上有归属关系的国家而杀人或者被杀：阿尔萨斯人与波兰人，罗塞尼亚人与卡舒比人，斯洛文尼亚人与芬兰人，南蒂罗尔人与锡本布尔根人，波罗的人与波斯尼亚人，捷克人与爱尔兰人。安德烈森即属于这么一种族群：他来自日德兰半岛南部，那里原是古代的丹麦领土，但现在已纳入德意志帝国五十多年，所以他的母语虽是丹麦语，但他却是德国公民。
所有包含了大量少数族群的国家，都强烈意识到少数族群在战争期间可能造成的问题。处理这些问题主要是警方的责任，在德国的丹麦语地区即是如此。动员令才刚发布，丹麦人族群当中就有数百名被视为领袖或可能成为领袖的人物遭到逮捕。其中一个遭到逮捕的对象就是安德烈森的父亲，他在夜里被人拖上车带走了。战争初期几周的气氛就是那样：欢腾混杂了恐慌，期待掺和了害怕，恐惧转变成了攻击姿态。此外，当然还有谣言、谣言以及更多的谣言。
对于安德烈森而言，战争的爆发也是个特别的经验。他刚完成了一份手稿，“一本关于春天与青春的书”。这部作品其实是一首长篇散文诗，内容描写民间生活、自然与青春之爱（或者该说是对青春之爱的渴望）。这份手稿本身就算是爱的结晶，有着淡蓝色的封面、色彩高雅的装饰花样与精美彩绘的起首字母——全部出自他的手笔。他在这部作品的结尾是这么写的：“一座钟沉静了下来，接着又一座，接着又是另一座。愈来愈多的钟沉静了下来，钟声愈来愈微弱，逐渐淡去，直至寂静无声。死神，你的战利品在哪里？地狱，你的胜利在哪里？”就在他写下最后这段文字的时候，他的父亲走进房间里，告诉他说战争动员已经开始了。因此，在手稿最后的一页空白上面，安德烈森加上了这句话：“神啊，请保佑我们当中即将上战场的人，谁晓得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回来！”
现在已是安德烈森穿上德军制服的第七周了。他一抵达弗伦斯堡人满为患的军营，就听闻他们将接受四周的训练，然后被派往法国。那天晚上，有一个营集体行军离开，他们全副武装，高声唱着《莱茵河上的卫兵》。接下来的几天，他们在炙热的太阳下接受了仿佛无穷无尽的操练——天气实在好得令人吃惊。在这里，安德烈森过得比他胆敢盼望的还好。他的连队虽然只有少数几个说丹麦语的士兵，但他并没有格格不入的感觉。此外，士官虽然会欺负人，军官却对他们看管得相当严格。最令他难以忍受的是，即便在休闲时间，所有人谈论的唯一话题仍是“战争，以及更多的战争”。现在，就连他也开始习于自己即将步入战争的想法，尽管他深切地想要逃避这样的命运。他的射击表现相当不错——最初几次测验的成绩分别为两次十分与一次七分。
到了这时候，已有几支分遣队动身出发，一面高唱军歌，一面迈步走向未知的命运。安德烈森之所以还待在军营，其中一个原因极为平常，就是因为装备短缺；另一个原因则是志愿者优先出发。由于他根本无意涉入这场战争，所以从头到尾都不曾加入志愿者的行列。今天，他的连队在操练完毕之后，长官把他们集合起来，提出了这个问题：又有一支新的分遣队即将被派往前线，有谁要志愿加入？
所有人都争相举手——只有三个人站着没动，安德烈森正是其中之一。长官问了他为什么不举手，但没有强迫他。后来，他和另一个丹麦人造访了一个朋友，他们“庄重肃穆”地吃了安德烈森的母亲送来给他的一只鸡。那天晚上，他在日记里写道：
我们都已麻木不仁，在出发前往战场的途中没有流泪也没有恐惧，但我们其实都知道自己是朝着地狱的大门走去。然而，身体一旦穿上僵硬的制服，心也不再能够依照自己的意愿跳动。我们已经不是自己，甚至也不再是人，顶多是功能完善的机器人，毫不思索地做着种种事情。神啊，我们要是能够再次恢复为人该有多好。
战争爆发以来的炎热晴朗天气，已经为凛冽的秋风取代。一股寒冷的西北强风吹过弗伦斯堡，吹得树叶沙沙作响，树上的栗子也如下雨般缤纷洒落。
今天，萨拉·麦克诺坦在安特卫普，这里遭到德军围攻已经有两天了。炮火声不再遥远，德军的齐柏林飞艇也从上空飞过并投掷了炸弹。萨拉服务的战地医院位于市区内的主音乐厅，现在已迅速涌入了许多受伤的比利时士兵。她在日记里写道：
一百张病床上躺满了身受痛苦折磨的伤员，令人感触良多。而他们入睡时的痛苦姿态更是引人注意。有些人把头埋在枕头下方，就像被射伤的鹧鸪把头埋在秋叶下一样，另外有些人则是僵直地躺着，但所有人都显得极为孱瘦憔悴。我不禁注意到，这座支柱林立的音乐厅有着装饰华美的白色舞台，与现在充斥其中的这幅苦难景象恰成鲜明对比。
凌晨两点，又有更多士兵从战场上被送到这里，所有人身上都满是泥土，于是我们又忙碌了起来。这群伤兵呆呆地眨眼望着这座音乐厅以及护士与医生，但我认为他们没有任何质疑。他们只想睡觉而已。
同一天，包围青岛的舰艇开火了。一个德国军官兼飞行员叙述道：
这天清早，我正坐在我的澡盆里让自己清醒，精神到了极佳状态，准备迎接一次长久的大战，这时我听到了最让人惊心动魄的噪音。因为我们的炮兵日夜都在积极备战状态，我对着这种额外的喧闹声没有特别在意，而是把它当作了我们的卑斯麦工厂制造的28厘米口径榴弹炮开火的炮声。这些大炮就布置在我住的房子的墙角，而且至今都一直为了节省弹药而保持沉默。我派我的勤务兵去看看我的飞机是否已经保持在待命状态。但是只过了几分钟他就气喘吁吁跑回来了，而且脸色有些发白，他报告说：“长官，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这个房子，我们遭到了四条大型军舰的炮击。有一个很重的弹壳就落在飞机棚附近。不过，感谢上帝，飞机没有损伤，也没有人员受伤。不过我后来烧伤了手指。我看见那么漂亮的一大块碎弹片，忍不住就想拿来做纪念：没想到弹片那么热。不过我反正还是拿到了！”他笑嘻嘻地给我看他烧坏了的手帕，里面包着一块30厘米口径炮弹的大弹片！
1914年10月4日，星期日
安德烈·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参与奥帕托夫战役
大炮在天色灰暗的破晓之际再次开火。撼动大地的隆隆炮火声吵醒了安德烈·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但他仍然昏昏沉沉，因为他只睡了几个小时而已。他踉跄着脚步站了起来。从他们扎营的高地上，他可以看见炮弹在远方炸裂所冒出的白色烟雾。他看着一朵朵的白烟在南方与西方的低矮丘陵上散播开来。他看到闪烁着亮光的一团团烟雾，像岩浆一样不停地流淌蔓延。他看着火舌逐渐逼近城镇，然后城镇里的房屋随即起火。惊慌失措的平民在街道上惶急奔逃。最后，奥帕托夫几乎被炮弹爆炸与房屋着火所冒出的浓烟完全淹没，只有一座教堂的高塔仍然突出于那团黑色的云雾之上。
炮火愈来愈猛烈。震耳欲聋的声波从两方传来：炮弹的炸裂声、步枪的噼啪声、机关枪的嗒嗒声。他们看得见的东西不多，也没有遭到战火波及，但从声音判断，一场激烈的战斗显然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一片半圆形地带”。这支连队驻守在高地顶上不动，因为他们收到的命令就是“原地待命”。新的命令在十一点下达：他们必须撤退一小段距离。
半个小时后，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回头眺望。他在十月的天空中看见一丛高高耸起的浓烟——奥帕托夫已经被大火吞没了。而且，还不只是奥帕托夫：他们所在地两侧的村庄也都已经着火。连队在道路上移动的速度愈来愈慢，因为路上满是惊慌不已的男女老幼，随着战斗的声响逐渐逼近而毫无头绪地到处逃窜。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的连队就在这里突然停住不动。
发生了什么事？原来俄军在克拉科夫南部追击奥军的行动已经取消。这是因为秋季道路泥泞，后勤保障存在问题（原本顺利而迅速的推进一旦陷入停滞，几乎总是因为后勤出了问题），以及德军意外出现。
十二点左右，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的连队被包围在“一道完整的火力网内”。这时仍然没有人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按照声音判断，就连他们后方通往桑多梅日的道路上也有部队交火。他们本身还没遭受攻击，但炮弹炸裂的声音已距离他们愈来愈近。一队机枪骑兵部队从他们旁边经过。和一位不知姓名的参谋官短暂商讨之后，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接到命令，要求他接手指挥连队里载运炸药及其他装备的二十一辆马车，跟着机枪部队回头冲出重围。上头指派了二十名士兵给他，连队其他人则在原地待命。
他随即动身出发。他骑着马，率领搭乘在二十一辆马车上的二十名士兵，而且令人意外的是其中还有一头牛。那头牛原本会被宰了当成晚餐，却因为出乎意料的情势发展而暂时保住一条命。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深感担忧，因为机枪骑兵部队的行进速度相当快，才一会儿工夫就把他们抛在后面。他后来记述道：“我没有地图，对于我周遭的地域以及我所在的地点也一无所知。在一座三叉桥上，他们卡在大量的难民、牛、马匹与满载伤员的救护马车之间动弹不得。有一辆载满难民的车驶出了桥面，两个轮子悬在水上，堵住了桥梁交通。就在士兵奋力把那辆车抬回桥上的时候，榴霰弹又开始在他们头顶上爆裂。
发生在那群农民间的混乱情形实在令人难以描述。妇女和儿童害怕地尖叫，男人们努力拉住惊慌恐惧的马儿。一名歇斯底里的妇女抓着我的马大喊：“军官先生，哪边是安全的逃生路线？”面对这个问题，我自然只能指个大概的方向。有个男人推着三头不肯走的牛，好不容易把它们推上一条小路，结果炮弹就刚好落在那里。他赶紧转向另一条路，炮弹却又跟着落在那边。最后，他在惶急无措的情况下回头冲向他那座烈焰冲天的村庄。
终于过桥之后，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发现道路上满是逃亡的百姓和他们的推车，于是只好率领他的小分队穿越田野。机枪骑兵消失于远方，他又再次不晓得自己身在何处。他试图借着枪炮声辨认自己的所在位置。炮弹不时掉落在他们四周，远处也不时传来机枪开火的声音。他只能猜测着方向前进。
他们接近了另一座桥梁。这时候，有些榴霰弹正在他们的队伍上空爆开。带头的士兵因为害怕，而将马匹与马车驶下通往桥梁的陡坡。为了避免恐慌的情绪扩散开来，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策马追上那辆马车，并且做了一件他从来没做过也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做的事——他用马鞭将那个惊恐不已的士兵抽了一顿。他重整了队伍，顺利跨越水道，并且在一道深谷里继续前进。
深谷里一片混乱。有些炮兵努力想要拉出陷在泥里的三门大炮。愈来愈多的受伤士兵不断从斜坡上方涌下来寻求掩蔽。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问那些伤兵发生了什么事，以及他们属于哪个部队，但那些满身血污的士兵都惶惑不已，根本说不出像话的答案。一名军官把自己抢救下来的团旗横放在马鞍上，鞭策着马匹全力奔驰——由此可以窥见1914年的某些复古现象：不但部队在飘扬的旗帜下作战，而且旗帜绝对不能落入敌人手中，因为这点关乎最神圣的荣誉。一路上，不少人都高声鼓舞那个带着旗帜的军官：“好好保重！”炮弹在深谷两侧不停爆炸，空气中弥漫着沙尘以及燃烧与火药的气味。
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手持指南针在深谷里前进，身后不仅跟着自己的部下，还有三四百个伤兵。走了一阵子之后，他才惊觉他们被困住了。顺着这条路线继续往前走，他们就会走出深谷，踏上通往桑多梅日的主要公路——但这是个问题，因为那条公路附近有一支德军炮兵连。他们一出深谷，那群炮兵就会立刻对他们展开轰击。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和其他人必须赶紧掉头。在公路右侧更远处，他们瞥见了更多的德军炮兵连队。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深感沮丧，不晓得该怎么办。
这时发生了一件事，虽然令人意外，却不是太罕见。
最靠近他们的德军大炮被误认为是俄军大炮，公路另一侧的德军部队因此开始对这一侧的德军炮兵开火。德军的炮兵连队之间展开了一场自己人打自己人的猛烈炮战，于是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和那些跟着他的俄军士兵便趁机溜了过去。德军炮兵在不久之后发现了自己所犯的错误，但那群俄军在这时已经逃上通往桑多梅日的公路，脱离了险境。撤退的部队不断从分支的小路加入他们，结果他们成了“一条黑色长龙，有载满了伤员的马车、炮兵连队的残兵败将，以及其他各种部队的逃散士兵”。这时又可见到另一种复古现象：一支骑兵团排成整齐划一的队伍驰向公路——看起来犹如拿破仑战争时代的美丽油画。是德军吗？不对，是俄国轻骑兵。那群骑兵的军官策马上前。他们脸上是平静的微笑，与那些撤退士兵的惶惑恐慌形成强烈的对比。原来这支骑兵团属于另一军，所以根本不晓得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在接近黄昏之际，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和他那一小支队伍抵达了桑多梅日，这时看来，最糟的状况似乎已经过去了。一支刚抵达而且充分休息过的步兵师正在公路两侧挖掘战壕。即将进入城镇之时，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才发现那里的街道太窄，他们的队伍人又太多，于是命令手下的二十辆马车停在路边等候。他注意到那头牛还跟他们在一起，而且对于这段艰苦的路程似乎适应得相当好。天空布满了乌云。
那群撤退的士兵从他身边蹒跚走过。他认出其中一支部队，就是昨晚遇到的那支步兵团，当时他们正在奥帕托夫的街道上露天躺着休息，只见地上一堆的头、腿、手臂、身躯，一动不动，在明亮的月光映照下显得一片白皙。昨天他们原本有四千人以上，现在却只剩下三百人，连同六名军官。那支步兵团虽然近乎遭到歼灭，却没有被击溃：因为他们仍然擎着团旗，队伍也井然有序。
黄昏时下起了雨。到了这时候，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才想到自己一整天都没吃东西。在兴奋与紧张的情绪下，他根本不觉得饿。到了晚上十一点左右，连队的其他人抵达了。他们虽然疲惫不堪，却还是努力撑住。幸运的是，他们带着伙房马车。所有人总算可以用餐了。远方的炮声愈来愈稀疏，最后终于完全沉寂了下来。后来被人称为奥帕托夫战役的这场战斗就此结束。
雨仍然下个不停。这时已经将近午夜。
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和一些人钻进停放在路边的马车底下睡觉。这方法一开始有效，但雨水在不久之后就开始渗入车下。
既然不得安睡，他和连队的其他人只好默默坐在路边，怀着几乎像是动物一样的耐心等待黎明来临。
1914年10月6日，星期二
萨拉·麦克诺坦目睹安特卫普陷落
湛蓝的天空，树叶已转变了色彩，秋高气爽的天气。炮声愈来愈近，现在他们除了听到爆炸声之外，还能感觉到大地的震动。她偶尔走到门口，向看似无穷无尽的逃亡士兵与平民询问战况，得到的都是一样的答案：“很糟糕。”汽车行驶缓慢，并对着移动缓慢的人群、牲畜与马车一再按着喇叭。谣言说这座城市很快就会遭到直接炮击。麦克诺坦和她的同伴已把食物和饮用水搬进地窖里，以备到时候可能得把伤员带到地底下避难之需。
萨拉的许多工作都是寻常的例行公事：铺床、洗地板、切面包、倒啤酒、分配食物。但有些工作却是一点儿都不寻常，例如照顾伤员以及抚慰濒死之人。萨拉·麦克诺坦实在不晓得该有什么样的感觉或想法：
每送进来一批伤残人员，就让人忍不住纳闷：“这一切有可能完全是一个人造成的吗？这么多人把铅弹打进彼此的心肺，年轻男孩尸横遍野，不是头被轰掉，就是内脏流得满地，难道都只是为了一个人疯狂的虚荣心吗？”尽管如此，身在这么多死者当中，却也有一种美妙的自由——一种说不上来的荣耀。
这时也开始能够见到英国的士兵与海军陆战队员，包括伤员以及撤退人员。他们一被问到战况，回答也同样是：“很糟糕。”战地医院的一名妇女带着几个受伤的英军士兵回来——她开着自己的车直驱前线，在一条战壕里发现了这几个人。她说：“他们全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在战壕里，也不晓得该往哪边开枪——他们只是躺在那里，中弹之后就被抛下不理。”
所有人对于当前的状况似乎都一无所知。
他们在下午五点开始供应晚餐，比平常还早。随着秋季来临，天黑的时间已开始提早，拥有高挑天花板的音乐厅很快就陷入了黑暗。不久之后，她就一再听到锅子掉落地上以及人在黑暗中行走而不慎踢倒椅子的声响。到处都躺满了伤员，连地板上也是。音乐厅里的气氛很紧张。“现在，由于隆隆的炮声，任何突然发出的声响都不免令人神经紧绷。”七点左右，他们听到了另一种不同的声音——一种双重爆裂声。有人说那是英军的长程大炮。
我们不能说麦克诺坦开始产生了疑虑，但事情的发展确实不如她所预期的。她自己也和她原本预期的不一样。她写道：
我到小礼拜堂去祷告，只觉得圣母、圣婴以及那神圣的氛围充满了慈爱。我开始感到自怜自艾，不晓得为什么；然后，我去搬了几张床，觉得好了一点儿。可是我发现表现出教养良好的言行举止最有助于提振我的心绪。我原本以为国旗或宗教会是最能鼓舞我的力量。
夜深之后，她原本打算出去透透气，但一名护士拦住了她，问她能不能帮忙照顾一个伤员。当然可以。于是，她坐下来眼睁睁看着一个二十一岁的男子断气。她觉得他好像露出了一丝微笑。更多伤员被送到这里，却在门口被挡了下来。音乐厅里没有空间了。如雷的炮响一整夜连绵不断。
1914年10月10日，星期六
艾尔芙莉德·库尔在施奈德米尔的一场咖啡聚会上聆听有关战争的故事
秋色，十月的天空，冷冽的空气。老师带了一份电报到教室里念给全班听：两天前德军已经攻陷安特卫普，最后一座堡垒现在也已经被攻下，也就是说漫长的围城战役已经结束，因此德军沿着海岸迈向佛兰德斯的攻势也就可以继续推进。艾尔芙莉德根本听不到报道的末段，因为全班同学都开心地高声欢呼。
在她的学校，教室里的学生在听到德军打了胜仗之后发出欢呼声，已经成了一种固定仪式。艾尔芙莉德认为许多学生之所以欢呼，纯粹只是因为他们盼望学校会以放假来庆祝德军在战场上的胜利，或者他们的校长——一位高大严厉的绅士，戴着夹鼻眼镜，蓄着一道尖尖的白色胡须——会对他们的爱国表现深觉感动，而至少让他们提早放学。（开战的消息刚宣布的时候，他们的校长就激动得流泪，而且还因此数度哽咽。他禁止学生在学校里使用外文词汇，违反规定的学生就必须缴交五芬尼的罚款：“母亲”要说“Mutter”，不能说“Mama”；“再见”要说“Auf Wiedersehen”，不能说“Adieu”；“日记”要说“Kladde”，不能说“Diarium”；“有趣”要说“fesselnd”，不能说“interessant”；以此类推。）听到德军攻陷布伦东克堡垒的消息，艾尔芙莉德也和别人一起同声欢呼，但不是因为她认为他们可以因此提早放学，只是因为她觉得这样很好玩：“能够在这个我们平常必须随时保持安静的地方尽情大声尖叫，我觉得是一件很棒的事情。”他们的教室里挂着一张地图，只要德军在什么地方打了胜仗，他们就会钉上黑色、白色与红色的小小旗帜。学校里和整个德国都弥漫着一股好战、傲慢、盲目爱国而且扬扬得意的情绪。
放学后，艾尔芙莉德参加了一场小小的咖啡聚会。她的父母离异，她和父亲没有联络。母亲是职业妇女，在柏林经营一家规模不大的音乐学校，所以艾尔芙莉德与她弟弟才会和他们的外婆住在施奈德米尔。
一如往常，战争是聚会上的谈话主题。有人在车站又看见了另一部载满俄军俘虏的运输车。以前，“他们的褐色长大衣与破旧的长裤”总是会引起注意，但现在大家都已经见怪不怪了。随着德军继续推进，报纸也不断报道战俘的最新人数，有如战争的股市一样。今天的报道指出，苏瓦乌基的战俘人数达27 000人，伊万哥罗德以西的战俘人数为5 800人。（更遑论打胜仗的其他具体象征：本月的报纸报道指出，德军打赢了坦能堡战役之后，载运战利品的货运车厢就多达1 600节。）可是，他们该怎么处置这么多的战俘呢？埃拉·贡普雷希特是一名中年单身女教师，她有着坚定的主见、圆润的脸颊与一头梳理整齐的波浪卷发，她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为什么不把他们枪毙掉就算了？”别人都认为这个想法太过残忍。
成人之间经常互相讲述与战争有关的故事。贡普雷希特女士提到有个男人被哥萨克部队抛进一幢着火的房屋里，他却换上女人的服装，骑着自行车逃跑了。艾尔芙莉德姐弟则是转述他们的母亲从柏林写信告诉他们的故事：
德国后备队有个一等兵，他在参战之前曾是哥廷根大学的罗曼语教授，负责从莫伯日将法军战俘押送回德国。远方不停传来隆隆的炮声。突然间，率队的中尉注意到这名一等兵和一个法国俘虏陷入了激烈争吵。那个法国人激动地比画着手势，那名戴着眼镜的一等兵则是眼神中充满了怒火。中尉怕这两人打起来，于是策马过去，咒骂了一声，然后把他们两人推开。接着，那个愤愤不平的一等兵说明了他们争吵的原因：那个法国战俘，穿着破烂得只能用绳子绑起来的靴子，原本却是索邦大学的教授。他们两人因为对古普罗旺斯语诗歌中的虚拟语气用法意见有分歧而吵了起来。
大家都笑了，包括贡普雷希特女士在内。她笑得太厉害，以致被一颗杏仁巧克力卡住了喉咙。不过，外婆却转向艾尔芙莉德和她弟弟说：“孩子，你们不觉得很可惜吗？两个教授竟然必须拿枪互相残杀。那些士兵应该把枪丢在地上，说：‘我们再也不要蹚这个浑水了。’然后各自回家。”这段话惹恼了贡普雷希特女士，她尖声质问道：“那我们的皇帝怎么办？还有德国的荣耀呢？还有我们德国士兵的名誉呢？”外婆也提高嗓音回应道：“每个母亲都应该去对皇帝说：‘我们现在就要和平！’”
艾尔芙莉德深感震惊。她知道她的外婆只要听到动员的消息就会相当难过。实际上，这已经是外婆这辈子遭遇的第三场战争了：第一场是1864年与丹麦人的战争，接着是1870年与法国人的战争。尽管外婆和所有人一样，也深信德国一定会再次获得胜利，而且这次的战争同样也会很快结束，但她还是不认为打仗有任何好处。不过，说出这样的话还是太令人讶异了。艾尔芙莉德从没听过有人说出这样的话。
1914年10月13日，星期二
帕尔·凯莱门在伍兹纳附近的一座山隘过夜
前进，接着后退，然后又再次前进。首先，在战争开打之初的几个月里，为了抵御入侵的俄军，加利西亚出现了许多狂热的进军行动，从而造成血腥的激烈交战（“捍卫兰堡之役”，或者也许该单纯称为“兰堡战役”）；接着则是撤退——一场混乱慌张的逃亡，越过一条接一条的河流，直到他们突然发现自己已来到匈牙利边境上的喀尔巴阡山脉。真可怕！在那之后，他们停顿了一会儿，一片沉寂，什么事情都没有。接着，上头又下令再次前进，翻越喀尔巴阡山脉的山隘，下山到东北方的平原，再前往遭到围攻的普热梅希尔。损失巨大。
冬季来得异常的早。一开始就下了一场大雪，随即导致所有道路都无法通行，因此奥匈帝国的部队无法前进——想后退也同样不能。帕尔·凯莱门所属的师被困在山上的一道被雪覆盖的隘口。寒冷刺骨的雪被风吹得四处飘散，在马匹周围形成厚厚的积雪。冻得难以忍受的士兵都蹲伏在火光微弱的火堆旁，不然就是跺着脚、拍打着手臂。“没有人说话。”
帕尔·凯莱门在他的日记里写道：
隘口上只有一栋房屋仍然完好，也就是边界上客栈老板简朴的小木屋。他们在第一个房间里架设了野外电报基地台，第二个房间是骑兵军参谋官的宿舍。我在晚上十一点抵达这里，向指挥部发送了一份电报，称目前不可能前进。然后，我在角落的一块草褥上躺了下来，盖着我自己的毛毯。
呼啸的寒风不断从屋顶瓦片的缝隙钻进室内，吹得玻璃窗哐啷作响。屋外一片漆黑，屋里也只有一盏不停摇曳的烛光。电报机的运作没有停过，一再传来针对明天的攻击行动所下达的各项命令。在行军途中落后的几十个人，则躺在门厅和阁楼里——都是衰弱、生病以及身受轻伤的人员，他们在明天出发的时候会排在队伍末端。
我疲累不已，半睡半醒地躺着，周围还有其他几个军官睡在小堆的干草上。小屋周围那些冻得发抖的士兵，用邻近马厩的木板生了一堆火，于是火光又引来了更多零零散散的士兵。
一名中士走了进来，向一名战友请求允许他进入屋里。他已神志不清，要是继续待在屋外一定会冻死。他们让他躺在门边的一堆干草上，只见他全身缩成一团，半翻着白眼，脖子缩在肩膀之间。他的大衣上有几个弹孔，边缘也有被营火烧焦的痕迹。他冻得双手僵硬，饱历艰辛的枯瘦脸庞上蓄着一丛凌乱的胡须。
睡意征服了我。电报机“嘀嘀嗒嗒”的信号声成了远方的细微声响。
破晓的时候，我被士兵准备继续行军的声响吵醒，于是睁着惺忪的睡眼环顾了我们昨夜这个凄凉的寄宿处所。透过结霜的矮窗，灰黄色的黎明光线已照亮了屋里的每个角落。只有昨晚进门的那个士兵仍然躺着不动，面向着墙壁。
内室的门打了开来，其中一名副官——舍瑙—格拉茨费尔德亲王——走了出来，胡须剃得干干净净，身上穿着睡衣，还抽着一根土耳其长烟管，不断将白烟吐向寒冷污浊的空气中。
他看见那个躺在角落一动也不动的士兵，于是走了过去，却嫌恶地吃了一惊。他愤怒地下令，要求把那个显然死于霍乱的士兵的尸体立刻移走，并且带着惊恐的神情走回内室。他进去之后，两个士兵跟着拖了一个携带式橡胶浴缸进去。那个浴缸饰有纹章，里面装满了热水。
1914年10月24日，星期六
劳拉·德·图尔切诺维奇返回苏瓦乌基
这趟旅程不但不舒适，也极为缓慢。至少，在从阿利图斯出发的最后一段路程上，劳拉不必再搭乘牲畜车厢，但火车上仍然没有暖气。此外，在过去的二十四小时里，火车前进得比蜗牛还慢，而且总是一再走走停停。有几段铁轨虽已修复，但仅是勉强可通行的程度而已，车厢在这些路段上摇晃得“有如大海上的船”。
上午五点半，他们终于抵达了苏瓦乌基车站。
她在这个冷冽阴暗的秋日清晨徒步走出车站，由镇上的一名友人陪伴，一位医生的妻子。道路上一片混乱，到处都是障碍。天色慢慢亮了。她看见俄军士兵行军经过，其中有些人喝得醉醺醺的。她看见毁损的建筑以及被夷平的围墙。
孩子与家仆们仍待在维捷布斯克，在那里暂时住了下来。斯坦尼斯劳接到了军队的召集令，前往俄军刚占领的兰堡担任卫生工程人员的主管。不过，在他离开之前，他还先到俄军刚收复的苏瓦乌基走了一趟，带回了两箱衣物以及他们的房子并未遭到摧毁的消息。他不想谈房屋损坏的情形，只说她最好自己回去看看。
所以她现在才会在这里。德军既然已经退回了东普鲁士，她很想尽早把孩子们带回来这里。
他们抵达医生的住处之后，劳拉进去休息了一会儿，同时也做好心理准备。她对自己即将见到的情景深感害怕——身为一个在纽约长大的妇女，她从来不曾经历过这样的状况。有人招待她喝了杯咖啡，于是她在七点半左右再次动身。
最后，她终于抵达了她的家，那幢房屋矗立在晨光下等待着她。
她走进门内，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被撕毁的，被砸碎的，被挖出来的，被倾倒的，被抛掷的，被撞翻的，一切都脏污不已。每个抽屉都被拉了出来，每座衣柜都被掏得空无一物。这些曾经为她构成了家的物品，现在全成了散落一地的残骸。她走在这团混乱当中，只觉得屋里的气味臭得难以言喻。劳拉一一打开每扇窗，每打开一扇就深吸一口气，然后屏住气息走到下一扇窗前。图书室彻底遭到破坏。书架上空无一物，地板则完全淹没在破损的书籍、纸张、散落的文件以及版画下方。当初仆人掉落的汤碗仍在餐厅的地板上，四周铺满了厚厚一层碎玻璃，还有肮脏的瓷器与衣物——它们全都遭受过粗暴的践踏。几个星期前在这里住过的德军士兵与军官，都是把杯盘用过之后就砸在地上，再拿新的来用，用完之后又同样顺手砸碎。
劳拉走进其中一间食品储藏室。一排排玻璃瓶仍然整整齐齐地排列在架上。不过，玻璃瓶里原本装满了果酱、蜂蜜与瓶装蔬菜，现在那些内容物却已不翼而飞，取而代之的是人的粪便。
她命令一个名叫雅各布的工人以及他的妻子和女儿开始清理房屋，自己则是打算把所有损失列出一份清单，拿去报警。
1914年10月25日，星期日
米歇尔·科尔代搭火车返回波尔多
有时候，他走在人群之间总不免觉得自己仿佛身在一个不同的星球上，四周满是他无法理解的荒谬事物。这真的是他的世界吗？就某方面而言，答案是否定的。米歇尔·科尔代是一名四十五岁的公务员，任职于商务部，但他也是社会主义者、文人以及和平的拥戴者。他为报纸撰写文学及政治评论文章，甚至还出版过几本小说，其中有些还颇为成功。［他一度在军中服役，他有几部作品，例如《内政部官员》（1894）与《战士之心》（1897），反映了这项背景，而其他作品则是探讨社会的苦难或情感的伤痛。］
米歇尔·科尔代原本是他的笔名。就某些方面而言，这个蓄着小胡子的腼腆男子算是一个过着双重人生的典型19世纪末知识分子：他无法单靠写作过活，因此需要商务部的那份工作。不过，他这两种人生之间的差距其实没有那么大：他已经为自己改名，所以即便在他的公务生活中，他现在也一样叫科尔代。所有人都知道他是个作家，也知道他是小说家阿纳托尔·法朗士的好友。
9月初，由于德军看似无可阻挡，法国政府于是撤离巴黎，商务部的人员也全都跟着离开。他们在慌乱的情况下搭车出城（“车站里的难民互相推挤践踏，仿佛遭遇火灾的戏院观众一样”），然后在波尔多找到了一个安全的避难所。科尔代的单位安顿在圣塞尔南街一个聋哑人的机构里。不过，德军现在被挡在马恩河已经超过了一个月，因此有愈来愈多人都说政府与各机关应当迁回巴黎。科尔代自己的家人被撤离到圣阿芒隆普雷，他刚去探望了他们，今天晚上正在返回波尔多的途中。
在科尔代眼中，战争的爆发是一件可耻的事情，也是一大挫败，他至今仍然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他先前在一处海滨度假区病倒了，因此他所知的一切消息都是通过报纸与电话取得的。他过了好一阵子才逐渐认知到事情的全貌。他试图借着阅读转移注意力，但是没有用。
由战争的爆发所引起的每个念头与事件，都像是一道痛苦而且致命的打击，粉碎了我内心的深切信念，亦即对于人类持续不断进步、不停迈向更大福祉的信念。我从来没想过这样的事情竟然会发生。我是说，我的信念彻底破灭了。自从我懂得思考以来，就一直怀抱着和平繁荣的理想，但战争的爆发却让我从这场美梦中惊醒了过来。
海滩上的儿童玩着战争游戏：女孩扮演护士，男孩扮演受伤的士兵。他在窗前看着一支炮兵部队高唱着军歌行军而过，不禁为此流下了眼泪。
在那个炎热八月的欢腾与混乱当中，一个新而陌生的世界确实浮现了。
一部分是眼睛看得到的表面变化：许许多多基于“爱国原因”而不再使用化妆品的妇女；随处可见的军服（军服已然成了最热门的时尚）；愈来愈多人排队参加弥撒与告解活动；扛着大包小包家当的难民如潮水般涌入；因为灯火管制而一片漆黑的街道；遍布各地的路障由过度狂热而又盛气凌人的军人所把守；还有一辆辆的运兵车，不是把健康的兵员送往前线，就是把伤兵运回来。
除此之外，也有眼睛看不见的内在变化：到处都可以听到公式化的爱国语言，这种语言极为激切，也成了必要的义务；还有一种新出现的强硬态度——“和善、人性——这一切都已被扫除一空”；不论是政府宣传品还是民众谈论战争的话题，都纷纷表露出狂热的语气（有个妇女对他说，我们不该为那些上前线的士兵哭泣——应该受到怜悯的是那些无法上战场的人士）；慷慨与自私混合成了一种令人费解的态度；此外，众人也突然间无法再从事细腻的思辨——“没有人敢说战争的坏话，战争已然成了个神。”不过，科尔代仍然在工作中善尽他的公务职责。
在前往圣阿芒的途中，火车上满是兜售物品的妇女，只要看到身穿军服的人就上前强力推销水果、牛奶、咖啡、三明治、巧克力与香烟。在一座城镇里，他看见男童戴着警察头盔负责抬担架。现在，车站都没有候车室了：所有候车室都被改成医治伤员的临时医院或者是存放军事装备的储藏室。在回程途中，他在圣皮埃尔与图尔之间听到两个家庭之间的谈话，“他们双方都以令人惊恐的认命语气谈及自己家中丧失的男性成员，仿佛他们所谈的只是自然灾害的受害者”。
在昂古莱姆，一个躺在担架上的男人被人抬上火车，放在了隔壁的包厢里。那个人被炮弹碎片击中背部而瘫痪，在这趟旅途中有个护士随行照料。那名伤员身边还有个金发女子，科尔代猜测应是那人的妻子或情妇。他听到那名女子对护士说：“他就是不肯相信我还是爱他。”那个护士检查了伤口之后出外洗手，金发女子和担架上的伤员随即开始激情相吻。护士回来之后，假装没注意到，只是望着车窗外的黑夜。
有个身材矮小的士官和科尔代搭乘同一个包厢。他刚从前线回来。他们两人闲聊了起来。凌晨四点，火车停靠在一座车站，那名士官下了车。一个女孩扑到他身上，紧紧抱住他。“想想看，这么多的爱——所有的母亲、姐妹、妻子与女友的爱——竟然至今为止都阻止不了这一切仇恨。”科尔代心想。
在他们经过的车站里，报摊上都陈列着一排排色彩鲜艳的报纸，出刊日期全是8月初。自从那时以来，就再也没有新的报纸了。现在仿佛已是一个全新的时代。
今天，劳拉·德·图尔切诺维奇和一名友人在苏瓦乌基附近的奥古斯图夫森林里找寻遭遗弃或失去父母的儿童。（他们已经找到了好几个，包括一个四岁幼儿，他怀里还抱着一个六个月大的婴儿，两人当时正饿得吃土充饥。）她遇到一个男人，那人对她说他们的夏季别墅已经被德军摧毁，但他发现孩子们饲养的那条白色狗儿达西还活着。她写道：
每一栋小屋都被烧毁了，这是一件折磨人心的工作。我们看到了许多死人。在这么多人丧生的情况下，我不晓得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努力挽救我们的性命。傍晚，我们在森林里听到一个孩子的哭声，却找不到那个声音来自何处。在我们找寻的时候，一匹受伤的马儿突然从矮树丛里钻了出来。它就从我们身旁走过，我差点碰到了它。我吓得紧紧抱住一棵树。
1914年10月29日，星期四
恩斯特·冯·莱韦措在尼科巴群岛外的海上看两名战死的法国人被海葬
是谁死了？会是那个吊上船的时候肠子都从肚子里掉出来的人吗？或者是那两个腿都被炸断了的人？或者也许是那些越南司炉工里的某一个，在蒸汽罐被击中的时候也被严重烧伤？这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尸体必须从船上弄走，而且要快。否则在热带高温下尸体会非常迅速地开始腐烂。当然，必须处理得很完美，必须充分尊重死者。
自从对金奈展开攻击以来，“埃姆登”号又击沉或者俘获了十六条商船，而她自己完全靠运气和才智机巧的结合，躲避开了成群结队的密集舰艇的追击。航行路线十分复杂：锡兰、米尼科伊岛、迪戈加西亚岛（那里的人甚至还没听说战争已经爆发）、马尔代夫，然后又是锡兰、安达曼—尼科巴群岛，昨天到了槟城。他们备受缺水之苦，主要是缺少清洁和个人卫生用水。不过，当他们进入突然有热带阵雨的海域，所有船员通常都会立即脱光衣服在雨中洗澡。
冲进槟城港口的大胆突袭是“埃姆登”号和她的船员们的另一个胜利。他们进入港口内，用鱼雷击沉了一条在那里停锚的俄国巡洋舰“泽姆舒格”号，并在退出来的路上，在海港入口处意外地与一艘轻型法国驱逐舰“火枪”号发生遭遇战，也把这艘法国军舰击沉了。不过，事实上到了这个时候，经过了对槟城的这次突袭，“埃姆登”号上的官兵才充分意识到这场战争游戏玩的是什么。因为这是自开战以来他们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看到战死的、炸成残废的和重伤的人，所以船上的气氛也不再那么兴高采烈了。因为击沉“火枪”号之后，舰长冯·米勒当然下令停下来救起所有幸存的人。这也是战争规则。
被俘虏的法国人和越南人得到了船上可能提供给他们的最好治疗。“埃姆登”号上的两名军医已经做了多个截肢手术。然而，舰长冯·米勒还是希望能够尽快俘获一条商船，把受伤的俘虏送到岸上去。那些法国人在被俘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恐惧，让冯·莱韦措和其他军官感到困惑，事实上还有一点儿让人感到羞辱。他们给了那些受伤的人香烟和巧克力。
第二天早晨八点，全体官兵在尾甲板上集合。德国水兵都穿上了阅兵时的军装。恩斯特·冯·莱韦措和其他军官则佩戴正规军衔领章和勋章。人人表情严肃。一个仪仗队持枪等待着。那些没有受伤的法国战俘也集合在甲板中央。于是死者就被抬了出来。尸体已经用帆布严实包裹起来，甚至还罩着法国国旗。舰长冯·米勒用德语做了简短致辞，称赞两位死者是“为了祖国战斗之后而死去的”英雄。然后他又用法语重新说了一遍。随后是大家一起唱了《我们的父亲》这首歌。
这艘军舰的发动机停止了轰鸣。“埃姆登”号慢慢停了下来。两具尸体被沉入了闪烁着阳光的大海。仪仗队鸣枪三响表示致敬。
这一天剩下的时间平静过去了，没有发生什么值得一提的事情。船员们大多忙着做昨天的战斗之后的清理工作。“埃姆登”号又一次安然无恙，毫发无损，甚至在船身上没留一条划痕。在前甲板和尾甲板上再次用帆布搭起了巨大的遮阳棚。船上的情绪这才轻松起来。
“埃姆登”号继续朝着东南方向航行，驶向爪哇岛。
同时在青岛，包围这个城市的日本和英国军队挖掘的战壕正越来越逼近德军的防线。但因为互相语言不通，又缺乏经验，进行得也不是那么顺利。天气也一直不好，而直到前几天，英军士兵还只穿着单薄的夏季军装。一名英国官员在他的日记里写到那天晚上的情况：
我把伪装诱惑物放到离他们的防线125码的开阔地面上，还在一块豆田里堆出两排装满沙子的沙袋，然后开始工作。起先往下挖很容易，因为地面很松软。探照灯扫过我们身上，不过我们趴在很低的地方，他们看不见。我们可以听见德国人在碉堡里用斧子砍木头的声音。他们朝我们右侧一帮在干活的日本人发射了蓬蓬弹。到晚上十一点半我才回营。
1914年11月4日，星期三
帕尔·凯莱门在图尔卡以北受伤
这是一个美丽的夜晚——满天星斗，空气冷冽，还有一轮明月。帕尔·凯莱门的马极不情愿地勉强离开了温暖的马厩，走入刺骨的寒风中。军队又再次撤退了：前进，后退，再度前进，又再度后退。由于目前正在建立一道新防线，因此他们收到的命令就是确认撤退的部队不会卡在中途不动。新的防线应该在凌晨两点左右就会设立完成，届时希望可由已在前往山隘途中的新进步兵驻守。凯莱门和他手下的轻骑兵所接获的任务近乎不可能完成，因为在黑暗中实在很难对整体情势有任何掌握。道路上一片混乱。夹杂于道路上缓慢蠕动的士兵、马匹、货车、枪炮、弹药车与驮骡间，他们简直如逆水行舟。
月光下，白雪间，他依稀看见几条长长的黑色条纹，那是刚挖好的战壕。他可以听到步枪声——俄军已从那里开始向前推进。他注意到撤退的士兵人数渐稀，但还是有一群群四散逃难的部队。凯莱门与他的部下帮他们指引了方向。路面结了冰，像玻璃一样滑溜，因此他们只得下马，牵着马徒步前进。凯莱门在日记里写道：
这时候，俄军的大炮已开始对整个前线区域开火。我再次上了马，朝那个方向前进。月亮已经西沉，空气寒冷刺骨，天空又蒙上了一层乌云。手榴弹与榴霰弹的黑烟悬浮在云层底下。
有些军用马车就遗弃在路边，没有士兵也没有马匹。经过那些马车的时候，突然间我的左膝感到一阵剧痛，同时我的马也不肯再继续前进。我猜我的腿可能是在黑暗中撞上了什么东西。我摸了摸疼痛的部位，然后本能地将戴着手套的手举到面前。手套上有一股温暖潮湿的感觉，这时我的膝盖开始传来一阵阵的抽痛。
我对身边的莫戈尔说，我认为自己中弹了。他骑上前来，发现我的马臀部也有一个小伤口。不过，我和我的马还是跟得上队伍的步伐。我不可能在这里下马，这附近根本没有急救站。此外，到前线的步兵护理站则更加危险，因为那里现在正遭到炮弹的猛烈轰击，我们目前只能尽可能地走远一点儿。
莫戈尔以各种简单而体贴的方式努力转移我的注意力。他安慰着我的心绪，向我保证我们一定很快就会遇到行军部队，部队里必然会有随行的医生。
天色愈来愈亮。太阳从东方升了上来，射出刺眼的光芒。天空一片明亮，被白雪覆盖的高山与深绿色的松林形成强烈对比。我觉得我的腿似乎在不断长大，变得愈来愈长。我的脸仿佛有火在烧，只能用僵硬的手紧抓着缰绳。我的马实在是一匹聪明的好马儿。它的脚步仍然平稳，在满地的雪块当中择路前进。
最后，我们终于抵达了隘口的南坡。在这里，山壁遮挡了寒风，道路也不再那么难走。等到太阳完全升至我们前方的山谷上空，我们已经可以看见一座村庄零散分布的房屋了。
我们在市集遇见沃什，他焦急地询问了我们迟到的原因，听了莫戈尔的说明后又显得更加惊慌。村庄的学校已在夜里被匆匆布置成护理站，于是我在沃什与莫戈尔一人一侧的护送下骑马进入了学校大门。
我眼前的景象开始模糊了起来。我下不了马，我的左腿已经没有知觉。两名急救人员把我从马鞍上抬下来，莫戈尔随即把我的马带开。他们小心翼翼地把我放了下来。我的左脚一碰到地面，积在靴子里的血便泼溅了出来。年轻不懂事的沃什竟在这时将他的随身镜举在我面前，于是我看见了一张老迈又蜡黄的陌生脸孔，一点儿都不像是我自己的脸。
这天，弗朗茨·卡夫卡聆听了东部前线生还者的亲身经历。
布拉格已是深秋。弗朗茨·卡夫卡继续将战事隔绝在外。最好的情况下，它只是平添几许恼怒而已；旅行变成了苦差事，车次延误、检查及挤车。所有信件都会被检查；这不只意味着写信必须注意措辞，更代表着信件需要更长时间才能送达收件人手中。粮食愈来愈贵，有些物资难以获得。许多朋友与熟人都被征召入伍，消失了。在街上，他像其他人一样，开始“又惊又怜”地注意到一种前所未见的新景象：前线送回了在战场上残障或受伤的士兵。
卡夫卡前一阵子有些不错的时光。10月大部分的时间，他都请假没到劳保局上班。同时他尽力压制那些让他苦恼、侵占他生命与时间的一切事物，包括战争、工厂与菲丽丝。他要全心全意投注自己唯一感兴趣的事——写作。他已经完成短篇小说《在流放地》，而《审判》的写作也有所进展，还写了另一部小说《美国》的初稿。他常独坐在聂鲁达巷公寓的书桌前，直到清晨五点钟。这期间，他也开始睡得比较好了。然而，他却开始受头痛之苦，感觉近似偏头痛。头痛没发作时，他还提心吊胆，生怕会再次发作。
另外，他又重新联系菲丽丝·鲍尔了。这像一把双刃剑，有利有弊。
这天，他见到妹妹瓦莉的丈夫约瑟夫·波拉克。妹夫深受战场所经历的一切的冲击，最后获准离开前线，返家休养。在日记里，卡夫卡如此描述波拉克：
他尖叫着，勃然大怒，像疯了一般。关于鼹鼠在他下方挖战壕的故事像天启一样，告诉他要从下面移出来。他才刚爬出战壕，一颗子弹就正中在他后面爬行的士兵，那士兵趴在鼹鼠上面。还有他的小队长。大家清楚看见小队长被俘。然而，隔天他就被人发现全裸倒在森林里，全身被刺刀刺伤。这可能是因为小队长身上或许有点钱财，敌人打算搜身抢劫他，但“身为军官”的他拒绝就范，不让敌人动他。波拉克从车站出来的路上遇见自己的老板（过去，他对老板崇拜至极，近乎荒谬），见他盛装、全身散发着香水味、颈上挂着剧院用望远镜，准备去看戏，顿时惊怒地号啕大哭起来。老板给了他一张票；一个月后，他就依样画葫芦，上剧院看戏。他看的是《不贞的埃克哈特》，一出喜剧。
1914年11月6日，星期五
萨拉·麦克诺坦在弗尔讷找寻友伴
他们在早上七点起床，到浴室门前排队等待使用洗手台。这是一栋小房子，而且处于愈来愈脏乱的状态。他们总共十八个人住进这栋空屋的时候，发现有一些玩具遗留在一张床垫上，炉子上有个平底锅，而且屋里只有三张床——床上都一片凌乱，因为屋主离开得相当匆忙。（除此之外，还有一条活蹦乱跳的狗，身上穿着红色外套，取名珍妮，是他们其中一人外出工作时发现的。）他们大多数人都睡在地板上，房间里没有暖气，而且非常拥挤。这一切都没有萨拉·麦克诺坦所预期的那么难熬。她是个非常孤僻的人，习于独自一人过着安静的生活。因此直到目前为止，她都觉得在群体中吃饭、睡觉以及工作是很辛苦的事情：“我觉得自己没有群体精神。”不过，她近来却出乎自己意料地开始找寻友伴，甚至还会跟在别人身边，让人不禁觉得有点儿尴尬。尽管如此，她却阻止不了自己这么做。接着，轮到她使用浴室了。她必须用泵抽上许久才有水可用。她盥洗了一番。水很冷，而且她注意到排水孔似乎堵住了。
之后，他们到隔壁肉店的一个大房间里一起吃早餐，接着再步行到一座废弃的神学院，因为战地医院已搬迁到了那里。自从安特卫普陷落之后，麦克诺坦就跟着其他人一起沿着海岸往西南方撤退。她原属的单位，圣克莱尔·斯托巴特夫人的救护团已返回英国，但她顽固地留了下来，并且加入了另一个志愿团体——赫克托·芒罗医生的行动救护团。她在一个星期前刚过了五十岁生日。
安特卫普的陷落令她深感震惊，一部分是因为战败这件事情本身；另一部分是因为她目睹的可怕事物，那样的事物似乎无穷无尽，而她其实没有真正做好面对这种景象的心理准备；还有一部分则是因为许多、许多，唉，许许多多的男人（其中有不少是英国人）所表现出来的言行都完全不如她的预期。有人撒谎，有人逃跑，有人躲起来，有人流露胆怯，有些人甚至还成了逃兵。英国媒体把英国海军陆战队撤出安特卫普的行动渲染上胜利的色彩，这令她深觉反感：“我觉得这种说法让人非常难以忍受。比利时落入了敌人手中，我们不但狼狈逃离，还一面高声称赞自己。”
她产生了一个念头，不只要写下自己的经历，还打算在返回家乡之后举行某种巡回演讲。她的听众将主要是军火工业的从业人员，目标在于促使他们认识到当前的情形有多么危急。她听闻了许多松弛懈怠、粗心大意以及自利贪婪的可耻案例。他们很有可能会输掉这场战争。
早上八点，第一辆漆成褐色的救护车隆隆驶离，但大多数人还是逗留在“一座庭院里，满是汽车、担架员以及身穿军服的士兵，还有穿着灯笼裤且打着绑腿的女人，全都点着烟，谈论维修工作、装备以及绷带”。直到十点，十辆车中的最后一辆才出发前去载运新出现的伤兵。一如往常，他们仍可听到隐隐约约的炮火声。前天，德军撤离了艾泽尔河上的部分据点，但不是被比利时军队击退（比利时军队的总部设在此处的城镇里），而是因为洪水的关系。昨天，东南方与伊普尔镇上都传出了异常激烈的枪声。
她现在负责的工作仍是例行性的琐事：清理环境、供应餐点、发放衣物。麦克诺坦希望自己能够和救护车一起出去，但她大概也知道自己的体力负荷不了那种工作。
天气很好。下午她决定回到屋子里。她打算写写日记，然后休息一下。不过，事情却无法按照计划进行。她静不下来。她觉得焦虑又紧张。她努力镇定下来写作，但却觉得什么地方怪怪的。“我感觉自己好像一直活在某种令人毛骨悚然的鬼故事或是可怕的噩梦里。我每天都想要克服这种感觉，却总是做不到。”昨天有个伤员不断对她大喊，要她杀了他。今天，那个性情开朗、有着一口漂亮牙齿的法国孩子（在午餐时间为他们煮咖啡的那一个）被按在一棵树前枪决，原因是他在前一夜手持左轮手枪威吓了一名法国军官——那个孩子当时显然喝醉了酒。终于，她再也受不了自己的焦虑情绪，于是站了起来，把日记夹在腋下，走回了神学院。她需要同伴：“我发现我需要有人陪在身边，不然我就会陷入恐慌。”
到了晚餐时间，褐色的救护车一一回来。疲累不已又浑身脏污的驾驶员与担架员们下了车。他们彼此打完招呼，然后互相问道：“今天救到的人多不多？”
黄昏降临。天色在六点就黑了。
同一天晚上，包围青岛的部队开始对德军的第三道也是最后一道防线强行突破。除了别的行动外，有一支四十人的日军小队在一个陆军中尉率领下突袭了一个重要的小型要塞。一名在场的英国军官讲述了自己看到的情况：
这个陆军中尉开始行动的方式是先对他的士兵训话，他让士兵们面对东方排成一排，向天皇展示他们的武力。然后，在天黑之后他们就开出了一条路穿过沟渠和那些障碍物，闯进了敌人的战壕。他们遇到了为数不多的敌人的抵抗，而这些敌人在战壕里被他们忽左忽右地赶来赶去。那个下级军官只带了几个人，就冲到了那些地下室的门口，阻止了里面的敌人出来增援。他宣称他有战胜一切的力量，所以德国人（有200多人）就投降了。日本的增援部队也来了，这个要塞在晚上十点被占领。
不过在其他的地方，日军的进攻遭受了巨大损失——有些日本部队甚至已经没有了军官，百分之八十的兵力被消灭——不过，很显然，防守方的位置现在也守不住了。第二天，即11月7日，早晨太阳升起的时候，在德军防线上也打出了投降的白旗。青岛已经被攻陷。
1914年11月8日，星期日
艾尔弗雷德·波拉德在拉巴塞外围挖掘战壕
这里其实不需要他们，上头指派他们挖掘战壕，只是为了让他们在收到新的开拔令之前有事可做而已。没有人嘱咐他们要用心挖掘。
这里毕竟有许多新颖陌生的事物。现在，西部前线的战事已陷入停滞，只有佛兰德斯还有真正意义上的交火，也就是第一次伊普尔战役。除此之外，交战双方大致上都在忙着挖战壕。这项工作其实没有表面上听起来那么容易，因为事前没有人预见到这种古怪的阵地战，所以这方面他们都没有接受过多少训练，更遑论实际经验。后来，波拉德提到“1914年的战壕非常可怕”：排水与垃圾收集设施都毫无作用，也没有遮蔽或碉堡，只有少数段落搭有屋顶，但顶多只遮蔽得了雨水。这种阵地战的景象前所未见——而这种表面上的空洞平静也是一样。敌人究竟在哪里？这里完全看不到敌人的身影。此外，在这片静谧当中，战争本身又在哪里？
于是，他们跋涉到这个距离前线一公里左右的地方，确认了四周没有敌军的踪迹，认定他们在这里不太可能遭受威胁后，便开始挖起战壕来。第一天，德军任由他们在毫无掩蔽的情况下（反正那里也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提供掩蔽）尽情挖掘，不但在视线之内，而且还是在明亮的阳光下。不过，到了第二天，德军显然忍无可忍了。
这是波拉德入伍服役的第三个月。他原本在圣詹姆斯街上的一家保险公司担任职员，但在8月8日下午五点，他走出公司大门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去了。对他而言，这是个相当容易的决定。一两天前，他和一大群人站在伦敦一座大军营外，看着一队卫兵行军开赴战场。所有人都欢呼大叫，他也一样。不过，看着那些士兵踏着整齐划一的脚步从他面前走过，手臂规律地前后摆荡，他不禁觉得有一阵感动哽住了他的喉头。他没有像许多人那样因为心中充满自豪而落泪，也不是为当下那一刻的沉重肃穆所感动——毕竟，他的国家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被卷入了一场巨大的战争，这可不是一次远方的殖民地探险，而是足以将全世界搅得天翻地覆的大战。这场战争不仅威胁要将世界搅得天翻地覆，而且是承诺要这么做，而这也正是有些人欢呼的原因：因为这场战争代表了一项承诺，承诺巨大而激进的变化将会发生。不过，波拉德之所以感动流泪，却不是因为这个。他的泪水是羡嫉的泪水。他满心想要加入那群士兵的行列。“我怎么能够被抛下来？”
在许多人眼中，这场战争乃是一项宏大的变革承诺，并且也在不少方面深深吸引了波拉德。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已受够了自己的工作，甚至有过移民的念头。不过，现在战争降临了。他今年二十一岁。
他和其他人排了将近三个小时的队。等到募兵中心的大门终于打开，他和另外一人，一个他在网球俱乐部认识的友人，奋力推挤穿越人群，然后死命冲向募兵中心的大楼，以便抢先登记。毕竟，要是人数有限该怎么办？况且，他们动作要是不快一点儿，搞不好还来不及上前线，战争就已经结束了。（他的哥哥原本也应募成为同一支部队的志愿兵，但后来又以假名加入了另一支部队，只因为那支部队预计会先被派上战场。）
波拉德热爱操练，觉得长途行军“很好玩”，而且领到步枪时兴奋得难以自已。“我有武器了。这是一把杀敌用的武器。我想要杀敌。”他私下经常偷偷把玩自己的刺刀，摩挲着刀锋。“上前线的渴望已经成了一股执迷。”他们在军乐队的伴奏下行军穿越伦敦。武器训练包括击发十五颗子弹。出发的命令下达得极为突然，以致他根本没有时间通知父母。他在搭乘火车前往南安普敦的途中，趁着火车经过一座车站的时候，从车窗里丢出一份短笺，上面标注了他母亲的姓名与地址。那份短笺竟寄到了她的手上。
经过长久的等待之后，波拉德终于到了前线，在这里挖战壕，连续挖了两天。空气中弥漫着泥土与腐叶的气味。突然间响起了一阵声音，“听起来像是一列特快列车以不可思议的速度飞快行驶”，接着是一道震耳欲聋的金属爆炸声。在他们前方的地面不远处，他看见了榴霰弹爆破后飘浮在空中的烟雾。波拉德倚身在他的铲子上，看得“着迷不已”：
我真的身在战火当中了。我兴奋得心跳加速。第二颗炮弹跟着爆炸，接着又是第三颗。战壕前方不远处有一阵骚动。许多人奔跑着。有个人从一旁冲过，呼唤着医生。有人直接中弹。我们中出现了第一个伤亡人员。
1914年11月9日，星期一
恩斯特·冯·莱韦措在科科斯群岛外战死于“埃姆登”号上
“埃姆登”号上，这一天的开始就和平常完全一模一样。黎明时分，他们可以看到两个覆盖着椰树林的海岛。大海平静无波。在六点半换岗的时候，他们停机熄火，把“埃姆登”号的锚穿过蔚蓝的海水沉入海底。远远地他们可以看到一片宽阔的水湾，那里有几艘渔船，一个小小的港口，木头搭的码头，还有些低矮的建筑。有一根高大的电线杆从一片绿色椰树林后面冒出了顶，而电线杆的顶部飘扬着一面英国的国旗。
他们到这里来的部分原因正是这根电线杆。他们的想法是摧毁这根发射无线电信号的电线杆，同时剪断这里发电报的电线，借此就可以切断英国在印度洋这个地区的交通线。此外，这里也是一个获取煤炭的好地方。
他们一面派出五十人组成的全副武装的登陆部队，全都带着钢盔，穿着白色的裤子和白色的短袖衬衫，分坐三条小艇登陆，很快消失在树林里，一面也开始进行装煤的准备工作。这种时候总是允许船员随便穿任何衣服——反正穿什么最后也总是又黑又脏，一塌糊涂。装煤的时候，船上的乐队也总是会演奏些音乐。可运煤的船“布勒斯克”号在哪里？所有人一边听着不同的快乐的进行曲曲调，一边等着运煤船。而椰树林后面的那根高大的电线杆也轰隆一声消失了。
在九点换班的时候，他们看到了北边有烟雾。他们猜想那是运煤的“布勒斯克”号。一刻钟之后，这艘来历不明的船已经非常近了，现在他们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这艘船有四个烟囱，两根高大的桅杆。这肯定是一条敌人的军舰，不会是别的了。
舰长立刻发布了做好战斗准备的命令。警钟当当当地敲响起来。水兵和军官四处奔跑。运弹药的升降机咯吱咯吱地响个不停，把一箱又一箱的弹药运到甲板上。箱子被拖到各个地方，打开来，炮弹都上好膛，随时准备发射。他们也给岸上的登陆部队发出了信号，要他们立刻回到船上来。
要让“埃姆登”号的发动机获得充足的蒸汽是需要时间的。当她笔直朝北开去的时候大约是九点半。这是很热、阳光很强的一天。
恩斯特·冯·莱韦措站在他通常的岗位上，也就是尾甲板上那个小小的炮火引导台上，就在他指挥的两门大炮后面。透过望远镜他可以看到，那条来历不明的船也沿着和他们平行的航线航行。因为“埃姆登”号在慢慢加速，所以水手们脚下的船身也在抖动。海水也溅过了船头。
十分钟之后，他们得到了开火的命令。两条船之间的距离到了射程的极限，大约有一万米。三批密集的炮火发射了出去。最后这批炮火看起来是击中了。同时，那艘来历不明的军舰也回应了。敌方的炮弹起先射得太远了，然后又射得太近了，像一把两股叉。当冯·莱韦措和其他人看到炮弹落在水里的情形，他们马上明白，这不是和他们自己的船同一个级别的轻型巡洋舰。因为根据炮弹溅起的水的高度来判断，这起码是15厘米口径的大炮，也就是说，比“埃姆登”号上的火炮要威力大得多。
这两条船继续平行着航行。两边都不停地相互射击。烟雾在海面上滚动，扭曲，翻卷，又在海风中飘散开。来自“埃姆登”号的炮火看起来击中了对方，但是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效果，只引起了很小的一团火。而他们不知道来历的这个对手正减速靠近他们。
一个最初的痛苦的真相已经大白：战争并非一场紧张而诚实的决斗，最有谋有勇的一方可以取胜；战争最要紧的就是压倒对手，把对手逼到不可能在物质上取胜的地步，借助自己占优势的重量去压倒和粉碎对方。消耗对方。消灭对方。就像现在这样。
到了十点钟，“埃姆登”号第一次中弹了。有一发炮弹在一声巨大的轰鸣声中射进了无线电舱。这个舱室就被完全炸毁了。下一发炮弹击中了驾驶舱的附近。再下一发炮弹炸飞了前炮塔，当烟雾飘散开的时候，这门大炮的大部分炮手都被炸飞了。
情况变得更加糟糕。一发炮弹穿过“埃姆登”号没有装甲的那部分船身射进了船舱里，他们所有的电力突然都丧失了。运送弹药的升降机停了下来。炮火指挥中心和各个大炮之间的联系电话线也被切断了。另一发炮弹击中了前烟囱，这个烟囱就朝左舷倒了下来。在灰色烟雾中喷起来的白色雾气说明，一个最重要的蒸汽管道破裂漏气了。
“埃姆登”号的速度立刻降低了，同时她的大炮发出的射击也越来越稀疏。这样就让对手更加容易击中目标。甲板上一片狼藉：扭曲的金属片，燃烧着的材料，还有血淋林的被炸得四分五裂的尸体混杂在一起，一切都被蒙上了炮弹爆炸出来的令人窒息的黄色粉尘。有几门炮都只剩下一个炮兵还在填炮弹、瞄准和开火。在一门大炮的旁边，有一个水兵尽管被炸飞了右胳膊，还是继续。到处是爆炸声、烟雾、尖叫声、刺耳的声音、熊熊的火焰。
十点过后的几分钟内，连续有三发炮弹击中了“埃姆登”号。第一发在舰桥附近爆炸，炸掉了测距仪。第二发击中了前炮塔边的区域，炸死了那些本来还活着的炮兵。第三发炮弹落在后甲板炮塔的下面，点燃了那里堆积的弹药。一声巨大的爆炸声震撼着整个“埃姆登”号。
恩斯特·冯·莱韦措死于这次爆炸。
那么，他能来得及感觉到什么呢？声音？火光？压力？高热？或者是所有这些惊人感觉被结合在一起了，成为因为高速和压倒一切的力量，人的感官实际上已经无法感觉到的东西。于无声处的惊雷？于黑暗处的闪电？
一个小时之后，“埃姆登”号就在一个小珊瑚礁上搁浅了。
英雄的冒险业绩结束了。
1914年11月13日，星期五
威廉·亨利·道金斯在“奥维多”号上写信给他母亲
高温与海风。运兵船上的生活很奇怪。他可能从来没有享受过这么舒适的生活。威廉·亨利·道金斯虽然只是个刚授衔的中尉，但毕竟已是军官，因此在船上享有自己的头等座舱。而且，这艘船在一个月前还是东方航运公司最顶级也最现代化的船只。因此，他的座舱不但有淋浴间和热水浴缸，而且距离装潢华丽的餐厅也不远。船上的餐厅每天供应三顿美味的餐点：“我们的餐点比墨尔本最高级的饭店所供应的餐点还棒。”船上也有一个交响乐团为这些身穿军服的乘客演奏音乐。
这种美妙生活唯一美中不足之处，就是货舱里飘散出来的马匹臭味。此外，还有炎热。“奥维多”号连同这支巨大舰队的其他船只一起往北航行穿越印度洋，在艳阳高照的天空下只能承受着炙人的高温。夜里，许多低阶人员都睡在甲板上，希望这样会凉爽一点儿。从澳大利亚动身出发之后，道金斯已经在船上度过了他的二十二岁生日。在一张登船之前所拍的照片里，可以看出这个年轻人有着一抹亲切的微笑、一张鹅蛋脸、一只窄鼻以及开朗而且充满好奇的眼神。他刚蓄起髭须，而且他的军服领带打着四手结。
不过，尽管他和其他军官在船上过得相当奢华，生活却一点儿都不悠闲。他们通常早上五点四十五分起床，然后展开一天的活动，包括体能训练、指挥士兵、举行体育竞赛以及教导课程，科目包括拳击与法语等。（因为他和舰队里的两万名澳大利亚人以及八千名新西兰人预计将会被送往西部战线。）“Le prochain train pour Paris part à quelle heure?”（下一班前往巴黎的火车几点发车？）
在旅程展开之初，战争距离他们非常遥远。一开始，船只在航行时仍会点亮和平时期航行时会点亮的所有灯光——以“奥维多”号这么一艘美丽的远洋客轮而言，到了夜里就会点亮数以千计色彩缤纷的灯。不过，现在船上已实施了严格的灯火管制：一旦到了日落以后，他们连在甲板上抽烟也不可以。他们害怕德军的巡洋舰，因为据说那些军舰在印度洋上从事着海盗活动：它们在印度洋各处如鬼似魅的瞬间突袭行动，已经击沉了将近二十艘协约国商船。道金斯所属的舰队，就是因为接获情报称有一支德军巡洋舰的分队在这片海域，而延后了从澳大利亚出发的时间。现在，他们朝西北方向航行，由协约国战舰护送。道金斯从右舷栏杆往外望，可以看到日本巡洋舰“伊吹”号，其宽大的烟囱不晓得为什么冒出了比英国及澳大利亚舰船都还要浓的黑烟。舰队里的三十八艘船形成一幅壮观的景象。今天，道金斯坐在他的船舱里写信给他母亲：
英国的海上势力实在令人叹为观止。这支巨大的舰队就这么沿着自己的路线，按照自己的速度前进，一路上都没有遭到任何阻碍。但话说回来，像“奥斯特利”号那样的邮轮也总是独自往返于英国与澳大利亚之间送信。挂着我方旗帜的巡洋舰再次于意想不到的时刻，从意想不到的地方冒了出来。这一切都代表了英国对海洋的完全宰制。今天，我们听到了我方占领青岛的消息，于是我们与日本战舰相互传达了一番彼此恭维的信息。
威廉·亨利·道金斯原本想要成为教师。他的家庭没有钱，也没有接受教育的传统（出生时，他的母亲是裁缝师，父亲是工人），但他的父母认识到他是个聪明的孩子。于是，借着奖学金的资助，他能够到墨尔本的一所寄宿学校继续接受教育。虽然才十六岁，但他已开始在离家将近四十公里的一所学校担任实习教师。他如果就这么以教书为业，说不定会过得很快乐，因为实际上他也很喜欢这份工作。不过，他却无意间在报纸上看到有一所实习军官学院即将在邓特伦成立的消息。他去申请入学，接受了考试，结果出乎意料地被录取了。
他和第一批学员住进那所学院的时候，学校里的大楼都还没建好。校园的模样令人有点儿失望：学院的所在地干燥、寒冷又偏僻，而且住的还是外墙包覆石棉的预制板平房。不过，学院里提供的教育相当好，怀有雄心壮志的道金斯在理论与实操课上都拿到最高的成绩。尽管如此，他却个子很小，身高只有167厘米左右，体格也相当纤瘦。因此，在这样的身体条件加上杰出的智力表现之下，他的专长也就偏向于心智能力而不是体力。在1914年毕业的37人当中，大多数人都成了步兵或骑兵，但他和其他课业表现优异的学生则进入了工兵部队。军队中的这个部门也许正适合他的个性；尽管道金斯很乐于成为澳大利亚远征军的一员，也和其他人一样对英军获得的胜利欢庆不已，但他显然没有感染到最极端的战争狂热。他的书信所呈现出来的形象，是个胸怀抱负、沉默寡言又稍嫌拘谨的年轻人——一个身穿军服的小学教师。他是个定期去教堂做礼拜的虔诚教徒，并且是另外五个弟妹的长兄。他特别喜欢最小的两个妹妹，一对名叫泽尔玛与薇妲的双胞胎，他把许多注意力都放在她们身上。
战争的爆发对他而言并不特别意外，因为事先就已有不少谣言。尽管如此，当时没有几个人认真看待那些谣言：如果真的会有战争，反正也只会发生在地球的另一端，影响的那些外国地区不但没几个人听过，甚至也更少有人懂得那些地名该怎么发音。等到消息终于抵达澳大利亚，而且得知自己的国家也因为某种令人难以理解的原因被卷入这场战争之后，道金斯和其他学生也在起初那些令人困惑的日子里处于惶恐不安当中。他们会怎么样？他们还有四个月的教育和训练没完成。接着，他们听闻自己必须提早接受考试，以便加入目前正在筹备的远征军。他们因此开心地打包了行李，并且将一切多余的物品送人或卖掉，然后学校又为他们举行了一场盛大感人的晚宴。现在，他们已经出发上路了。
即使欧洲仍然遥远，道金斯也已见识过了一点战争。当他们由军舰护航的船队于四天前经过科科斯群岛的时候，他们没有走通常的西侧航线，而是走东侧的航线，其原因就是害怕“埃姆登”号。他们的船队接到了来自科科斯群岛某一个岛的警报，说是有一艘来历不明的军舰在停锚，于是护航舰队里最大的军舰，澳大利亚皇家海军的装甲巡洋舰“悉尼”号，就被派去查看。上午十点二十五分“奥维多”号得到一条消息：“对敌舰已发起攻击。”“奥维多”号上有些人觉得他们好像听到了远处的炮击声，这次是明显处于劣势的“埃姆登”号被击毁了。
现在也有传闻说，在这次几乎长达两小时的海战中受伤和被俘的德军官兵，很快要被送到道金斯他们的船上来。这让道金斯感到好奇，他期待看到这些战俘。他们已经接近锡兰了，他希望在那里可以寄出给母亲的信。他在信的结尾写道：
希望您身体健康。我人很好，身体很健康。但愿玛丽阿姨早日康复。请代我向所有关心我的人问好。我这封信就写到这里了——希望在科伦坡能够收到您的信。我爱你们大家，威廉敬上。向妹妹们献上我的吻。
1914年11月19日，星期四
克雷斯滕·安德烈森检查自己的装备，准备奔赴法国前线
安德烈森的朋友都一个个离开了。由于他一直没有自告奋勇要先上战场，因此得以暂时待在军营里，过着刻意低调又充满不确定性的生活，等待着那无可避免的结果。不过，随着其他人一一离去，比如最近的一位是与他同姓的瑟格·安德烈森，他也不禁受到了影响。不同于克雷斯滕，瑟格是志愿前往前线的。为什么？因为瑟格想要“在战争中接受成年的洗礼”。克雷斯滕·安德烈森完全能够理解瑟格以及其他像他一样的人内心的感受。他在日记里写道：
上战场，不是为了金银财宝，不是为了祖国或荣誉，也不是为了杀敌，而是为了锻炼自己，为了强健自我，磨炼意志，砥砺操守。这是我想上战场的原因。但我拒绝自愿学习这一课，因为我相信这个目标也可以由其他方式达成。
安德烈森知道自己再过不久终究还是要上战场，但他仍为自己赚得的这点儿额外时间深觉感激。
他们昨天接种了斑疹伤寒与霍乱的疫苗，今天又要接种白喉疫苗。他将自己的装备检查一遍，现在已经全部齐备了：
带有红色绲边与铜纽扣的灰色制服
军队配发的深色斗篷
附有绿色帽套的尖顶盔，R86
灰色军礼帽
自己在瓦埃勒买的靴子
军队配发的黄色系带靴
小牛皮背包
黄色武装腰带
同样颜色的弹药袋
同样颜色的皮革配件与扣带
帐篷与帐篷桩
铝制餐盒
铝制钢杯
铝制水壶
铁锹
灰色手套
面包袋
两个咖啡罐头
一罐步枪润滑油
野战军粮，包括两包饼干、一个肉类罐头与一包豆子
两条急救绷带
九七式步枪
枪筒刷
两件毛衣
两件衬衫
两条内裤，一件为蓝色
藏青色厚上衣
灰色围巾
暖手筒
两条腰带
一双保暖护膝
一双手套
身份辨识牌：ANDRESEN, KRESTEN K.E.R.R.86.
四双袜子，其中一双带有刺绣（爱人所赠）
兜帽
夜间战斗使用的白色臂章
一包用丝带捆着的盐
半公斤火腿
半公斤牛油
一罐果酱
《圣经·新约》
《雄鹿奔逃》
战地明信片三十张
书写用纸
“为部队准备的东西”：大茴香油
熟石膏
缝纫包
地图
三本笔记本
一面丹麦国旗（现缺）
刺刀
一百五十颗实弹
半公斤培根
一根腊肉香肠
一块军用面包
整体而言，他的行囊重约三十公斤。这样的重量（正如安德烈森在日记里所写的）“可以说是够重了”。报纸上提到一些由年轻学生组成的部队，在兰格马克高唱着《德意志高于一切》而投入攻击行动。冬天的脚步近了。
1914年11月28日，星期六
米歇尔·科尔代在波尔多与两名内阁高官共进午餐
一起午餐的有六个人，他们谈论着各式各样的话题。不过，由于战争的主题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因此他们的谈话总是不免回到这个主题上。举例而言，虽然有个名词可以称呼失去了丈夫的妇女（“寡妇”），却没有类似的名词能够称呼失去了孩子的母亲。还有，可以确定德国的齐柏林飞艇绝对有可能飞到巴黎投弹轰炸。还有，伦敦的路灯已经开始装上特制灯罩，而且那种灯罩的发明人是著名编舞家洛伊·富勒。还有，现在开始流传一种内容含有祈祷文的奇特连锁信：信中要求收到信件的人应当把这封信抄写九份寄给别人，否则“厄运就会降临在你以及你爱的人身上”。
战争的确是一个难以回避的话题，尤其是围坐在圆桌旁的这群人当中又有两人是内阁高官。
其中一人是阿里斯蒂德·白里安，他是司法部部长，也是个经验老到的政治动物。这个机灵的务实主义者（有些人也许会说他是投机分子）观点有些激进，他还是个态度明确的反教权主义者。口才流利的白里安在政治界的地位愈来愈重要，许多政府高层官员都颇为嫉妒他，因为他到过前线。他在这个月想出了一个主意：既然西部的战事似乎陷入了停滞，那么何不派遣一支英法联军到其他地区去呢？例如巴尔干半岛？另一个政治人物是马塞尔·桑巴，他是公共工程部部长，也是一名律师兼记者，同时还是法国社会党的领导人物。现在，这两人都任职于战争爆发后成立的联合政府当中。白里安加入联合政府并不令人意外，因为他是个众所周知的野心家，醉心于权力以及它所带来的各种条件与前景。不过，桑巴同意在联合政府中出任官员却让许多人大感意外，尤其是在激进人士之间：激进阵营里有许多人都把他这项选择视为一种背叛，相当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员投票支持战争信用法案。
在谈话过程中，众人逐渐发现就连这两位内阁高官也无法确切掌握军中的士兵人数。之所以会这样，一方面是因为经常对文官公然表达不屑的军中高层，做起事来是出了名的保密到家；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经过夏末的大动员以及秋季损失惨重的马恩河战役（究竟有多少人阵亡是机密信息，直到战争结束后才获得公开），应征记录与兵员名册仍然一团混乱。文官都不敢对军方将领有所质疑——在所有交战国里，军事将领都具有天神般不容置疑的地位。不过，文官还是借着军方每天的粮食配给数量大致推算出了损失人数。基于这项信息，政府正在估算圣诞夜必须给部队发放多少瓶香槟。
午餐过后，科尔代看到自己以往深感崇拜的桑巴对其部长新职如此乐在其中，对那个头衔如此钟爱，不禁觉得颇为懊恼。科尔代在他的日记里写道：
当前的特殊状况，令他得以享有一种他以前基于原则而拒却的权势地位；不过，现在看到这些人，看到他们乘坐着自己的专车，看到他们搭乘自己的火车专列，看到他们如此欣然并且公然地耽溺于自己的权势里，实在令人感到悲哀。
1914年12月11日，星期五
克雷斯滕·安德烈森见证屈伊被洗劫
他们离开弗伦斯堡的时候，那座城镇刚覆上一层潮湿的新雪。送别的仪式一如往常。红十字会的妇女为他和其他士兵献上无穷无尽的巧克力、蛋糕、坚果与雪茄，另外也在他们的步枪枪口中插上花朵。他接受了她们的礼物，但坚决拒绝在枪口插花：“我还不打算为我自己举行丧礼。”搭乘火车的旅程历时九十六个小时。他一路上没怎么睡，一部分是因为紧张，一部分是因为好奇。大部分的时间他都是坐在车窗边（他们很幸运，不像很多人那样搭乘牲畜车厢），贪婪地望着窗外的景象：列日周围的战场经过8月的激烈战斗（西部最早的一场大战）之后，几乎所有房屋都已遭到烧毁或严重摧残；默兹河河谷有着壮观的景色与众多隧道；比利时西北部的美丽平原上长满了冬青；远方的地平线因为枪火与炮弹爆炸发出的闪光而显得崎岖不平；尚未遭到战火波及的村庄与城镇在深沉的和平当中安然休憩；另外有些村庄与城镇则惨遭战火蹂躏，留下了许多挥之不去的伤痕。他们最终在法国西北部的努瓦永下车，然后在月光下沿着一条道路往南行进，一路上不断有大炮、马车与汽车从他们身旁经过，远方传来的爆炸声则是愈来愈清晰。
在皮卡第省的拉西尼，安德烈森所属的军团沿着紧邻这座小镇的铁路路堤设置了阵地。他松了一口气，因为除了一些烦人的、整体而言缺乏效果的炮击之外，这个地方其实颇为平静。他们的任务也不太繁重：在泥泞的战壕里值勤四天，接着即可休息四天。他们的工作就是监视与等待，还有偶尔必须在夜里到战线之间的监听哨站岗而已。法军就据守在三百米外的地方，双方之间仅隔着几道简单的带刺铁丝网以及一块平坦的农田。这块农田上堆着一捆捆已经腐烂的黑麦——那是1914年的收成结果。除此之外，并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景象。不过，各式各样的噪音倒是从来没有停过：步枪子弹的“咻咻咻”，机关枪的“嗒嗒嗒”，以及炮弹的“砰——咻噫呜噫呜——砰”。餐点的质量非常好，他们一天能够吃到两餐热食。
有些情形没有他所惧怕的那么糟糕，有些则是没有他预期的那么好。圣诞节即将来临，安德烈森心中充满了思乡的情绪，而音信杳无又导致这种思念更加强烈。除了去前进线值勤，他们其余时间都驻扎在小镇里，但小镇几乎无时无刻不遭受炮火攻击，以致镇上的人口都逐渐迁离。今天有一则消息流传了开来，称镇上最后仅剩的法国居民也抛下他们的家宅离开了。那些平民才刚走，德军士兵就随即对他们的房屋展开劫掠。
规则是你可以从人去楼空的空屋里任意拿取你想要的东西。在前线后方的营地以及战壕里的掩体中，都装点着从法国民众家中劫掠而来的种种廉价俗丽的物品——柴火炉、软床、家用设备乃至华美的沙发和椅子。（碉堡内经常挂有语带讽刺的口号条幅，其中广受喜爱的一句话是：“我们德国人什么都不怕，只怕上帝和我们自己的大炮。”）现在，镇上最后仅剩的居民既然已经离开，接下来便依照惯例行事——军官先拿走他们想要的东西，然后再轮到士兵。
安德烈森连同十个人左右，在一名士官长的率领下一起行动。拉西尼的景象看起来令人不胜唏嘘：原本窗户上挂着百叶窗的高大白色房屋，现在已沦为一堆被雨水淋湿的瓦砾、砖块与碎木。街道上到处散落着榴霰弹的铅弹与炮弹碎片。这座小镇慢慢被夷为平地。教堂弹痕累累，只剩下一座空壳，里面的老钟搁在几根断裂的横梁上，必然会在不久之后掉落地面。一个被炮弹炸裂了的大十字架挂在教堂正面。安德烈森内心感到一阵激动：
战争是多么残忍无情！最崇高的价值都被践踏在脚下——基督教、道德、温暖的家。尽管如此，我们这个时代却还是有那么多人把文明挂在嘴边。看到文明及“其他”价值观如此不受尊重，实在让人丧失信心。
他们走向最近刚被抛下的房屋。原本在民间担任教师的士官长在前领路。他急切地翻找着橱柜，不放过任何一条隙缝，却找不到什么值得拿的东西。屋子里的物品大多数都被劫掠一空，屋内的混乱状况实在难以言喻。安德烈森站在其他人后面，双手插在口袋里，只觉得愈来愈反感，但什么话也没说。
在一间刚被洗劫过的商店门口，他们遇到了一名衣着光鲜但没有戴帽子的妇女，她穿着一件毛领大衣。她转向这群士兵，问他们知不知道她的先生在哪里。安德烈森答说不知道。他与那名妇女四目相对，只见对方的目光一片黯淡：他难以确认那名妇女脸上的神情究竟是绝望还是鄙夷，但自己却不禁感到一阵羞愧，羞愧得只想“跑得远远的”去躲起来。
1914年12月15日，星期二
艾尔芙莉德·库尔在施奈德米尔帮忙为车站里的部队发放餐食
霜雾，白雪，刺骨的寒冷。因为太冷，许多小孩已不想再玩扮演士兵的游戏。不过，其中年纪最大的艾尔芙莉德认为这种假扮游戏有其效用，重点在于学习忍耐：“毕竟，前线的部队所处的环境比我们这里还要冷得多。”不过，小弗里茨·韦格纳真的冻坏了。艾尔芙莉德不得不每隔一阵子就帮他擦拭鼻涕，但她觉得这么做实在有损她身为部队军官的尊严。
之后，她来到了火车站。她的祖母是红十字会的义工，几乎每天都会去车站帮忙。艾尔芙莉德通常负责的工作是帮忙为靠站的士兵发放餐点。不论日夜，总有运送兵员的火车从这里经过：朝东行驶的火车满载着活力充沛、高唱着歌曲的士兵，他们即将投身东部战线上那些仍然激烈不休的战役；回程的火车则是满载着静默不语、浑身是血的伤兵。这一天，将会有几班救护列车抵达，所以无疑会有许多事情要忙。
尽管这是不允许的，车站的义工还是向三百名从东普鲁士搭乘火车进站的平民工人发放了餐点，而且艾尔芙莉德也帮了忙。那群工人原本在东普鲁士挖掘战壕以及建造其他工事。艾尔芙莉德看着那些饥肠辘辘的工人进食——所有人都没有出声，就怕被人逮到：餐点内容包括热汤、面包与咖啡。他们很快就吃掉了七百个三明治，然后悄悄回到等靠于站台边的火车上。艾尔芙莉德匆促地帮忙制作新的三明治。切片香肠都已用完了，所以他们改为在面包上涂抹香肠的肉汁，而且豌豆汤也必须加水稀释，但载运伤兵的火车进站之后，他们并没有听到任何埋怨的声音。
傍晚时分，她被派去购买更多香肠。她跑了两家肉贩，才买齐了所有东西。在回程的路上，她遇见了她的朋友格蕾特尔：
为了御寒，她全身上下裹得严严实实的，只露出鼻子和一双蓝眼睛。我把一整串洋葱香肠挂在她的脖子上，对她说：“帮我一点儿忙，这样你才不会被叫作懒虫。”
她们两人都在火车站帮忙，提着一大壶咖啡来来回回。就在晚上十点之前，她们获得了奖赏——一个香肠三明治和一碗豌豆汤，然后便回家休息。虽然累得筋疲力尽，却深感充实。外面开始下起了大雪。“看着雪花从煤气灯的光芒中旋转而过，那实在很美。”
1914年12月19日，星期六
萨拉·麦克诺坦在弗尔讷开设食物救济站
雨，又是雨。潮湿黑暗。日子已开始混为一团，一天接着一天，每一天都和前一天一模一样。工作内容一成不变，四周的景象也完全相同。前线传回的消息不再有任何变化：这里失守了一小块领土，那里攻下了一片象征性的区域。战争仿佛陷入了停滞，没有任何进展，困在空转的循环当中，却又天天不断需索着人命与血肉之躯的献祭。每天，萨拉站在车站的食物救济站里，无穷无尽的伤员就这么不停从她身旁流过。
唯一的新事物，就是长期待在积水战壕里的士兵开始罹患一种令人费解的疾病：他们的脚变得冰冷、肿胀、麻木又发青，有时甚至严重到除了截肢别无其他治疗方法。对于病情尚未恶化到那种阶段的患者而言，穿上干燥的鞋袜可让他们觉得比较舒适，因此麦克诺坦准备了成堆的袜子发放给有需要的人。（那些袜子全是手工制作，在英国国内搜集而来；有些是织补而成的，有些用不同种类的羊毛编织而成，有些还在里头装有巧克力与香烟等小礼物。）尽管当时已近12月底，有些士兵却是光着脚来到这里的。她看得出自己所做的事情深受那些士兵的感激，但还是挥不去内心的疑虑：“我没办法真正改善他们的处境。我只是为他们供应食物，然后他们就离开了。”
麦克诺坦仍然住在那栋小房子的潮湿阁楼里。屋主回来了，女主人花了一个星期清理最早的那批寄宿人员制造出来的脏乱场面。现在，萨拉总在八点半与那家人在厨房里共进简单的早餐，然后在十点左右前往车站。
第一班载运伤兵的列车通常在十点半左右进站。萨拉的食物救济站只不过是拱门底下的一个小空间，钉几块粗麻布充当帘幕。她所有的设备和锅碗瓢盆都放在那个八英寸见方的小空间里。她最熟悉的东西是一部小小的咖啡磨豆机，机身上有个蓝色风车的图案。那部磨豆机经常整天研磨不停，以致她对那部机器“产生了强烈的厌恶感”。有时候，她会把咖啡、热汤和面包放在一部红色的小推车上，推出去发放给火车上的士兵。
她在战地医院吃午餐，然后回住处小憩一会儿。她的心情不太好。小房子里的生活极为单调。那家人总是围坐在一间房间里的暖炉旁，父亲偶尔会播放自动钢琴，女儿们则拿着旧报纸做剪报。麦克诺坦对于那家人都不看书深感讶异。她觉得很寂寞。街道潮湿又泥泞，海上不停吹来刺骨的寒风。
麦克诺坦注意到伤员受到的照护已逐渐得到了改善，令人不满的地方已较先前少了许多。但另一方面，众人的脾气却也变得比较暴躁。她在日记里写道：
这里没有人态度是和善的，除了刚从家乡出来的人以外。各种请求经常遭到拒绝，不然就是被人回以“请不要再问了”。新来的人都被当成局外人，而且大家都对工作斤斤计较。奇怪的是，在这个人性的光明面最应展现的时刻，却似乎没几个人展现出自己最佳的一面。这无疑是紧张焦虑造成的结果，所以也算是情有可原。护士和外科医生没有这种问题，因为他们原本就对忙碌的工作以及目睹苦难现象习以为常，但业余工作人员都不免有些仓皇。我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一大原因，是他们原本满心期待各种刺激的经历（却经常不免失望）。“为了刺激而来”的人，通常都得等上很长一段时间，于是无处发泄的精力也就不免在意想不到的地方以不太愉快的方式宣泄出来。
夜晚漫长又漆黑，她头痛得很厉害。她觉得雨水打在窗棂上的声音听起来颇为凄楚。
罗伯特·穆齐尔成为奥匈帝国国军的一员，已有四个月之久；他官拜少尉，指挥国防军第二十四营第一连。直到现在，他还没听过实战里的枪声。他于8月20日正式在林兹入伍，9月20日启程前往南蒂罗尔与意大利边界。众所皆知，号称保持中立的意大利形式上是盟友，但长期以来，这个邻国一直高声叫嚷着要“收回”以说意大利语为主的而且现归维也纳皇帝管辖的两个北部省份。所以担任这项边防任务，其实不是全无意义的。
不过好在什么事都没发生。最戏剧性的，倒是比他年长七岁的妻子玛尔塔在他休假离营见面时告诉他，她怀孕了。这消息不只始料未及，还来得不是时候。罗伯特·穆齐尔强调自己的生命中容不下孩子，要求她堕胎。不过，在一切争执达到极点以前，玛尔塔就流产了。另一件称得上值得纪念的大事是：他在11月1日晋升为中尉。
此外一切无事。
这阵子大部分时间，他和他的人马驻扎在一处建于19世纪30年代、名为“戈马戈伊”且配有环状瞭望塔的堡垒。兴建这座堡垒，是为了封阻一条穿越深谷可长驱直入意大利境内的道路。周围群山环绕，景色美不胜收。但窝在湿冷、有如迷宫的炮台与通道内执勤，这样的日子很快就让人感到单调；开始降雪后，他们只能待在室内，生活也更无聊了。
更糟的是，无论是连长职务，还是在军中服役，穆齐尔显然都不称职。一方面，他太过个人主义、苛刻且刚愎自用；另一方面，他不知变通、不切实际、冷淡疏离。他那微微保持冷静、旁观的态度很容易被误解为傲慢。周围都是些无法分享他对知识的爱好、永远不想读书、更不可能写书的人们，他发现自己处在痛苦爆发的临界点上。几个月过去了，他愈发兴味索然，几近麻木、冷淡。他大量地抽烟，也常常滑雪，却没写下什么东西。
对穆齐尔而言，战争的美丽、提升人心的力量与梦想早已四分五裂；最讽刺的是，他甚至还未能目睹战火。当然，他还是会尽忠职守，不过能完全远离前线，他也心满意足了。从加利西亚与塞尔维亚的战争还能得到什么称之为好消息的新闻，似乎只是无止尽的死伤名单，“……阵亡……阵亡；……阵亡。他感觉到那无法承受之重，即便他的感受还是一贯的抽象。
不久前，他所属的营部中，大部分的部队都被调往东线，但他却不想上前线。这天，他写信给女性朋友黑德维希·菲舍尔：
你的友善捐献，使我在目前田园牧歌般愉快的生活中充满感激与甜蜜。我置身之处，举目所见尽是白雪，滑雪早已成为我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先前就认为这种与世隔绝的状态——我开始意识到这跟我对幸福的概念完全相符——不会再持续很久，现在看来似乎的确是如此。无论如何，我的营队已经部署在战场上，只剩我们连队还得以喘息，只有上帝知道是什么原因，以及我们究竟还能休息多久。
1914年12月22日，星期二
米歇尔·科尔代在巴黎目睹下议院召开议会
政府与各部都回到了首都，下议院也重新召开议会。身为其中一部的资深公务员，他得以在楼座上观看会议进行。举行这场会议并非全然顺利：其中一项在政府官员间引发激烈争论的问题，就是议员是该身穿军服出席，还是必须全部身穿平民服装。拥有军职的议员都想穿军服。最后，他们终于决定，强制所有议员穿上长礼服。
科尔代对于议员的发言以及那些言论对听众造成的影响深感惊惧：“老天，语言是多么能迷惑人啊！”他发现发言者愈是声称自己决心“奋战到底”，其嗓音和姿势就愈是夸张。
会议结束后，他在走廊上遇到了一名旧识。那人原是巴黎喜歌剧院的总监，现在则担任一位高阶将领的副官。他对科尔代说，民间对戏剧表演的需求非常大，每天晚上都有1 500名左右的观众根本进不了场。此外，包厢的观众主要都是服丧的妇女：“她们到剧院来哭。只有音乐能够安抚和缓和她们的伤痛。”
那个人向科尔代述说了他这几个月来担任参谋所听闻的一件事情。有个妇女拒绝和她担任上尉的先生分离，于是在他被派赴前线的旅途中一直伴随在他身边。他们原本该在贡比涅分手，因为那名上尉必须从那里上前线，但他的妻子仍然拒绝和他分开，而且态度非常顽强。禁止平民进入战区的禁令当然也适用于军人的配偶——实际上，这项禁令就是特别为她们订立的，因为军方认为官兵的妻子在战区会对她们的先生造成干扰。（唯一的例外是妓女：妓女可以领取特殊通行证而在战区执业——据说有些思夫心切的妇女不惜利用这个渠道与丈夫保持接触。）指挥高层表示他们对于这种情况无能为力，只能宣布那名上尉已经完成了前线的勤务，将他送回动员中心。眼见自己恐怕上不了前线，那个上尉怎么做呢？他杀了自己的妻子。
1914年12月26日，星期六
威廉·亨利·道金斯坐在金字塔旁写信给他母亲
从期待到反感到失望，然后又再度回到期待。那支巨型舰队上的澳大利亚官兵在前往欧洲的途中（至少他们认为是欧洲），就不断处于这种反复循环的心情当中。在海上航行一个月之后，这些年轻士兵原本的热情已然消退不少，思乡情绪更是在心中迅速成长，因为他们许多人从来不曾与家人分离过这么久的时间。（可想而知，邮递服务相当不规律，也一点儿都不可靠。）船上的气氛愈来愈低迷，饮用水在愈来愈炎热的天气下也已逐渐耗竭。后来，上头宣布他们在亚丁也不得上岸，不满的情绪便弥漫开来。几天之后，他们的失望情绪又得到了进一步加深，原因是他们得知这支舰队的航程必须缩短，目的地从欧洲改为埃及。船上有许多人都和道金斯一样，原本满心期待要在英国庆祝圣诞节。
计划之所以会出现改变，主要是因为奥斯曼帝国参战了。协约国担心这个新敌国会攻击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的苏伊士运河。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部队改在埃及上岸之后，就算真的发生最糟的状况，协约国也会有一支实力可观的后备部队能够立即赴援。伦敦当局也打算趁着这场战争的机会，将名义上属于奥斯曼帝国的埃及纳为英国的保护领地，而此举若是引发埃及的动乱与反抗，这支为数两万八千人的部队即可派上用场。
得知将在埃及上岸的消息，道金斯也同样颇感失望。不过，他很快就调适了心情，开始在这样的情势发展当中看出优点。他们搭设帐篷的大营地就位于金字塔旁边，不但井然有序，还有充足的粮食以及专属的水源、商店、电影院与戏院。就一年里的这个时节来说，他们面对的气候可说是好得令人意外，道金斯认为这样的天气让他想起了澳大利亚南部的春天，只是这里的雨比较少，也比较没有风。此外，当地还有一列火车驶往开罗——而且那座繁忙混乱的城市距离这里也才十五公里左右而已。那列火车通常满载着外出休闲的士兵，经常可以看到连车顶上都坐了人。夜里，那座大城市的街道上满是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与印度的士兵。
道金斯与另外四名低阶军官共同住在一座大帐篷里。他们在沙地上铺了色彩鲜艳的地毯，帐篷里不但有床，还有椅子和一张铺了桌布的桌子。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专属的衣柜和书架，而且帐篷外面就有一个浴缸。在炎热的夜晚，帐篷里由一根蜡烛与一盏乙炔灯提供照明。这时候，道金斯正坐在帐篷里，再次写信给他母亲：
昨天是圣诞节，我们的心思都在澳大利亚。我这支分队里有些人享用了非常丰盛的晚餐——大约六道菜。他们说只要闭上眼睛，就可以想象自己回到了家。我们这里有很多乐队，昨天破晓的时候还演奏了我们的圣诞歌曲。妈妈，谁想得到我们会在金字塔底下过圣诞节？想起来实在是非常奇特的经验！
没有人知道他们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遭遇。他们整天都忙着接受教育和训练、训练和教育。道金斯与他的工兵战友正在练习挖掘战壕以及埋设地雷的地道——这样的工作在沙漠这种不稳固的沙地里并不容易。他经常骑着他的马四处走动。那匹马虽然在漫长的旅途中掉了些鬃毛和皮毛，但整体上还是相当健康。道金斯在信件结尾写道：
妈妈，我现在必须停笔了。希望您的圣诞节过得很快乐，也收到了我的电报。爱您的儿子威廉敬上。向妹妹们献上我的吻。
这座私人浴场是在河边用浮木桥围起木造码头建成的，旁边还有一座建筑物，内有更衣室、餐厅与其他房间。从卡夫卡父母家就可以望见这座浴场。孩提时代，父亲就常带他到此游泳。他热爱游泳，泳技极佳。
确实如此，在月底之前，就已经有两支俄国部队踏上了德国领土。（若无特别注明，注解均为作者注。）
自从19世纪中叶以来，《莱茵河上的卫兵》这首歌曲就有如德国的非正式国歌。
穆齐尔的才能还包括洞察与发掘他人的文学天赋。当年稍早，他认识了一位来自布拉格的年轻劳保局职员，名叫弗朗茨·卡夫卡。穆齐尔尝试说服该杂志的编辑部刊登这位默默无闻的文人所写的一篇中篇小说，名为“变形记”。故事内容围绕着一个年轻人发展，他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
该客轮后来确实被装备成了军舰。五天之后，“梁赞”号改名为“鸬鹚”号离开青岛，但在穿过中国南海而并无什么战功的巡航之后，终于因为燃煤紧缺而被迫让美国当局扣押在关岛。1917年美国参战时，客轮被它自己的船员故意弄沉。沉船残骸现在是相当受欢迎的潜水目标。
也许这样就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英国参战的消息在德国引发了巨大痛苦，这也是一种感到被英国背叛了的情绪。
写过关于20世纪早期各国海军装备的复杂问题的书籍多到可以放满几层书架，但可以肯定地说，很少有其他的事情会像德国建立新式而强大的公海舰队那样，在英国这边制造出了如此多的敌意和怀疑。理论上有可能德皇威廉二世自己也相信，一个强大的海军会有威慑作用，因此能维护和平。但一切都指明，德国海军发展计划收到的是一种直接抵抗的效应。同时，德国的殖民野心不可否认要以一支公海军队为前提。
大约在同一时间，一支英国护航舰队也访问了德国北部海港基尔，而威廉二世本人亲自迎接。除别的原因外，他自然也很愿意让人想到他实际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外孙。
这家工厂名称虽响亮，实际上只是位于自家后院的小工坊，员工约有二十人。然而，家族一开始还是对发展抱有愿景；20世纪初叶，石棉曾被称为“神奇的纤维”，一度出现小幅度的荣景。
就在这一年，卡夫卡所撰写的关于促进矿场工作安全的报告出版。以他的才能、责任感与负责的职务内容，他其实应该获得更高阶的职位；但极有可能因为他的犹太裔背景，他无法获得拔擢。那段期间，能在半私人性质的劳保局工作的犹太人其实屈指可数。奥匈帝国的犹太人假如不愿放弃自己的宗教而改信基督教，基本上无法在政府部门任职。
由于菲丽丝住在柏林，两人的关系更容易变得如此。两人在两年前初次邂逅。
青岛位于山东半岛沿岸，在19世纪末被割让给德国，作为数名德国传教士在中国境内遇害的赔偿。（直到今日，德国在青岛留下的影响仍然明显可见，因为中国质量最佳的啤酒就酿造于这里。）日本对亚洲大陆怀有无穷无尽的帝国主义野心，不但早就对俄国与中国发动过战争，而且这项要求更标志了日本进一步扩张的计划。但日本在表面上借口声称，此举乃是为了善尽该国于1902年与大英帝国建立英日同盟的义务。日本部队早在1914年8月中旬就已准备对青岛发动攻击，这比该国发出最后通牒还早了一周。
1909年于基尔下水的“黑尔戈兰”号，是战前海军军备竞赛的产物，因为这是一艘直接对应英国的“无畏”号而建造的船只。“无畏”号在当时是全世界体积最大、威力最强的战舰，其蒸汽涡轮、装甲与重武器乃是划时代的创举：一夕之间，先前所有的铁甲船都因为它而沦为过时的产物，全世界的海军战略家也因此将预算限制抛在脑后。“黑尔戈兰”号的装备与“无畏”号同级，装甲甚至还比“无畏”号重了一点。（这是因为德国战舰的预期航行范围不像英国船只那么远，因此节省下来的燃煤重量即可用来提供额外的保护。配备了12门30.5厘米口径大炮的“黑尔戈兰”号，是德国公海舰队中最现代化的船只，并且和其姐妹舰“奥斯特弗里斯兰”号、“图林根”号与“奥尔登堡”号共同将众人的期望提得极高——不论是一般民众、海军将领、“黑尔戈兰”号本身的船员，还是德皇威廉二世，尽皆如此。所有人都知道昂贵（而且愚蠢）的公海舰队计划是德皇最心爱的计划，而且这项计划在战争爆发前几年已开始推行，这是导致德国与大英帝国走向武装冲突之路的原因。
这首歌谣还有另一句歌词：“每一巴掌都扇到一个日本鬼子。”当时出现了许多这种愚蠢的歌谣。
这完全取决于补养问题，更准确地说，是取决于煤炭供应情况。预计青岛港会很快被封锁，在没有其他基地的情况下，德国东亚分舰队开往南美是为了到那里的中立港口购买煤炭，然后回德国。这也是“埃姆登”号被单独派往印度洋的原因：在该地区不同支援舰上的煤炭资源仅够供应一条军舰。
实际上，俄国军队作战的几个战线都是独立战区，分别拥有自己的后备队、火车、补给品与作战目标，因此要临时转移资源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至少在俄军将领紧紧把持着自己的地盘不放的情况下是如此。
他们提出一项没有证据的含糊推论，称那些人借着放火向德军示警，让他们知道俄国部队已来到此处。
这是后勤的问题。所有部队都按照仔细规划且复杂得难以置信的时间表移动。为了计算成千上万的火车开动与交会的时间，前提就是火车的行驶速度必须在原则上固定不变，同时又因实际上的需要而不得不开得相当缓慢。有些人说在火车上常能够摘采铁轨旁的花朵，但这种说法可能是夸大其词。尽管如此，大概可以确定的是一定有些人这么尝试过。
在一项重大的军事现代化方案当中，俄国到了这个阶段已开始改善其铁路网，而真正令德国参谋本部感到害怕的，正是俄属波兰境内的铁路扩张。一支军队集结参战的速度越快，获胜的概率就越高——其理不证自明。德国的施利芬计划（实际上不是一项正式的计划，而只是一份简单的备忘录，依照俄国在1905年被日本彻底击败之后的情势所拟定）乃是基于一项前提，亦即德国能够在俄军做好作战准备之前先攻陷法国。铁路是达成这项目标的重要因素：直到1910年，俄军能够用来调动部队的火车尚未超过250列。（值得一提的是，相较之下，这个时期单是科隆地区的区域性交通就已有多达700列火车。）不过，俄国的现代化方案让他们有更多火车可供使用，而且也能够把部队载运到距离德国边界更近的地点。如果没有这项方案，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的旅程必然还会更加缓慢。
在处理这条扣押船只时，舰长冯·米勒也坚持严格遵守战争规则。船上的希腊船长和船员现在正式被德国公海舰队雇用，可以为各自的职务而获得报酬。
这个现象其实相当寻常，各个主要参战国的民心都有这样的期待。
一如恩斯特·帕维尔所描述的，奥匈帝国的新闻检查是军方唯一能有效执行的业务范围。
倾向自由主义的《布拉格日报》是奥匈帝国最具公信力的日报之一。稍后成名的埃贡·埃尔温·基希与卡夫卡的挚友马克斯·布洛德，皆为该报写手。后来，卡夫卡自己也有文章登在这份报纸上。
这是出自恩斯特·帕维尔的说法。
此事发生于1914年8月。
F为菲丽丝·鲍尔（Felice Bauer）的缩写。
“在音乐厅与剧场中，到处都可看见打扮成海军将官或陆军上校模样的女孩，以极为标准的动作相互敬礼。”大约一年之后，萨拉·麦克诺坦写道：“我觉得当今的女性都带有异常浓厚的军事色彩。”
当时有个初具雏型的女性志愿者组织，是半官方的前线伤兵急救志愿分遣队。这个组织在军队规划当中虽然占有一席之地，却不受军队的预算挹注，而是完全仰赖私人资金。当时英国军方对这个组织仍然深怀疑虑。
莎伦·奥狄特分析过这种态度背后的想法：“若是征召女性，就等于是在紧急状态下赋予她们平等的地位，如此将不免打破传统上将女性呈现为战争的‘他者’的刻板印象，而此刻板印象乃是‘照顾家园’这种迷思赖以成立的基础。”
她的父亲是苏格兰的航运业保安官，为她留下了丰厚遗产。
除了某些情况外，英国海军部自1914年9月14日起在几乎仓皇失措的情况下停止了新加坡至科伦坡的全部航运。
在英国报刊上，舰长冯·米勒还被称为一个真正的运动员，有“公正比赛”的精神。“埃姆登”号甚至被用于英国的肥皂广告中。因为他们从俘获的“印度河”号商船上搬走了如此大量的肥皂。
这次攻击达到了舰长冯·米勒期待的心理战效果，在金奈引起了巨大无比的惊恐。这种惊恐一方面表现在第二天早晨成千上万金奈居民往内地逃难——火车上挤满了逃难的难民，甚至有人坐在车顶上；另一方面表现在印度人开始对英国人赢得战争的可能性产生了怀疑，当然也是对英国人的殖民政权的质疑。这次进攻的消息还在德国的外交部引起了巨大亢奋，使得煽动一般印度人叛乱的陈旧想法死灰复燃。大约一个星期之后，从柏林发出一条指令，要“埃姆登”号前往安达曼群岛，用一次突袭解放英国人关押在那里的数千名印度政治犯，将他们武装起来，送往印度大陆，希望他们在那里发动武装起义。同年10月7日这个命令被撤回。值得一提的是，这条军舰的不同军事行动在塔米尔语里也留下了痕迹，塔米尔语里“埃姆登”这个词用来表示狡猾、富有计谋和江湖智慧。
值得一提的是，有些少数族群欢迎战争的到来，因为他们认为效忠国家并入伍服役是赢得尊重的一种方式。这正是许多犹太人选择的策略，尤其是在德、俄等国里已经高度同化的犹太人；这种策略在德国比在俄国有效得多，因为德国人的反犹太心态比俄国人（或法国人）轻微得多。根据德国报纸的报道，在战争爆发之初，不少德国犹太人为了志愿从军而不惜克服重重险阻从巴勒斯坦返国。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与劳恩堡等公国在1864年的丹麦战争之后被纳入普鲁士。即便在当时，这些地方也拥有大量的德语人口。
如同初期认为到处都可能有间谍与叛徒的歇斯底里态度，这种恐慌也随着时间过去而逐渐消散，尤其是后来事实证明像安德烈森这样的说丹麦语的士兵在德国军队里服役并没有造成任何问题。于是，大多数当初遭到逮捕的人士都获得释放，包括安德烈森的父亲在内。关于德国在1914年8月间的兴奋氛围与间谍恐慌，克拉拉·约翰松在《战俘》一文里根据她自己的亲身经验写下了一段饶富趣味又深具洞察力的描述。
借由铁路，兴登堡、鲁登道夫及其他德军将领又再次达成了一项俄军指挥部仅能梦想的战略行动：德军从一个已经牢固掌控的区块（东普鲁士），将部队迅速转移到另一个遭受威胁的区块（波兰南部）。不过，这次并未引发另一场坦能堡战役，因为双方的部队都漫无头绪地四处移动，不是没有掌握到敌军的位置，就是彼此错身而过。两军只是在奥帕托夫外围无意间相遇了，德军扮演了猛烈进攻的角色，俄军则以顽强的姿态缓缓撤退。这场战役不论就其本身或是对整场战争而言都毫无意义，后来双方也都各自声称打了胜仗。
在战争开始之初，榴霰弹是各国军队当中最常见的野战炮弹。这正是一种典型的在理论上看似绝佳但实际上没那么理想的武器。每一颗榴霰弹都含有数百粒硬铅子弹，由弹身基部的少量黑色火药引爆之后喷出，运作起来就像是一颗超大型散弹枪子弹。这种武器的效果取决于一种特殊定时引信，可让炮弹在目标面前的半空中爆炸，但这点没有说起来那么容易。榴霰弹如果在目标头顶上引爆，那么里头的子弹就会飞过目标。此外，榴霰弹的攻击目标也必须位于地面上，所以敌军士兵一旦躲进战壕里，这种炮弹就失去了大部分的价值。榴霰弹引爆之后，会冒出一种微微向下扩散的烟雾，这是黑色火药造成的结果。
库尔记载的日期是10月11日，但这个日期很可能有误，部分是因为她提到的投降发生于10月10日，此外也因为即便是德国儿童也不会在周日上学。
芬尼是德国货币单位，100芬尼等于1马克。——译者注
这个时候，东部战线的战俘受到的待遇正如阿隆·拉恰米莫夫所指出的，远比“二战”期间好上许多。“二战”时期，交战双方都有过许多侵害战俘人权的行为，也明显存在着刻意的虐待。“一战”期间战俘的处境较为人道，而且超过90%的战俘都在战后活着回家。（由于粮食短缺，特别是斑疹伤寒的侵袭，因此俄国战俘营里的德国与奥匈帝国战俘处境最为凄惨。）
至今未能确知究竟有多少人在这场战役中丧生，但可能有40万人左右，而且是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史学家诺曼·斯通写道：“这场战争的模式就此定型：西部是僵局，东部则是奥匈帝国多多少少持续不断的危机。”
这里指加利西亚与匈牙利的边界。
这个日期是推估而来的结果。在科尔代写于1914年至1918年的日记里，日期标记得相当不规律：日记内容虽是按照时间先后顺序记载的，却不一定看得出日期之间的分隔。他到圣阿芒隆普雷探望家人是10月22日至26日之间的事情。由于他在星期一至星期五必须上班，因此认定他在10月24日至25日的周末前去探望家人应该算是合理的推测。
他之所以取了“科尔代”这个姓氏，原因是他的家族与1793年刺杀法国大革命领袖人物马拉的夏绿蒂·科尔黛有远亲关系。该起刺杀事件因为大卫的画作《马拉之死》而永传后世。像科尔代这样一个坚定的共和主义者，竟然会为自己取了科尔黛这个吉伦特派成员的姓氏，实在颇为耐人寻味。他这么做也许是出于虚荣，不然至少也是想要为自己的身世背景增添一点儿狼藉的声名。
这条俄国巡洋舰上的戒备显然不是最好的：舰长给自己放假上岸去了，弹药也都被锁起来且没有人看守，而船员们甚至被前一夜他们偷偷弄上船的六十多个中国妓女弄得神魂颠倒而分散了注意力。这些妓女的命运如何无人知晓。幸存下来的船员很少。
冯·米勒也特地找出时间通过另一条船解释为什么他没有停留下来捞救“泽姆舒格”号上逃生的人（这条军舰毕竟停靠在港口内，周围有很多船可以实施援救），另一方面也解释为什么他们离开港口的时候对另一条民用船只开火（由于灯光刺眼，他们误以为这条船是一艘军舰）。
有不少军官还是认为他们这艘军舰应该得到“一点伤痕作为光荣的纪念”。在德国军队里击剑决斗而留下的伤疤是光荣的标记，这种文化在当时依然普遍活跃流行。
这是一种37毫米口径的自动火炮，可发射小而爆炸性的开花弹（“蓬蓬弹”这个拟声昵称，得自炮弹发出的声音类似小手榴弹爆炸的蓬蓬声），最初是由英国设计的，但在战前就在德国获得了生产许可，它也是最早投入使用的火炮之一。
家族经营的小型石棉工厂愈来愈难以获取原料，很快就不得不关厂歇业。卡夫卡对此可是一点儿都不心痛。
托尔斯滕·艾克布姆的理论是：这并非偏头痛，而是被称为“丛集性头痛”的症状。
实际上的日期可能早一天或晚一天。
负责指挥这个地区的军官原本期待一支炮兵部队前来支援，但由于一个简单的错误，被派到这里来的却是波拉德所属的步兵营。
经过岛上的英国人很有礼貌的指点之后——这些英国人完全没有做出任何抵抗的姿态——登陆部队也很小心，没有让桅杆倒在那些人的网球场上。
这条他们不知来历的军舰是澳大利亚皇家海军的“悉尼”号，一艘刚刚造好的新型装甲巡洋舰，就速度、装甲强度和武器装备而言，战胜“埃姆登”号轻而易举。一发15厘米口径大炮的炮弹，重量是一发10厘米口径大炮炮弹的3倍，而且射程要远得多。在这次海战中，“悉尼”号朝“埃姆登”号一共发射了670发这样大口径的炮弹。
“HMAT”意为“英王澳大利亚运输舰”（His Majesty’s Australian Transport）。
德国与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初次交火其实发生在澳大利亚，当时一艘德国商船在1914年8月4日企图溜出悉尼港，结果被警告枪声拦了下来。
那是马克西米连·冯·施佩的太平洋分舰队，不久就在往东航行的过程中打出了名号，并且散布恐慌和实施破坏行动。这时候，这支分舰队正在南美洲西岸的智利外海，于同年11月1日发动奇袭，击败了科罗内尔的一支英军小舰队。英军的重装支持部队正在前往南大西洋的途中，打算报一箭之仇，并且不惜代价阻止施佩与他的分舰队。
澳大利亚采取一种学徒制的方式培育教师，由取得资格的候选对象（“小老师”）在资深教师的指导下于课堂上教学。
士兵带在身上的帐篷被军人戏称为“英雄的棺材”，因为这些帐篷经常在战地葬礼上被用来当作死者的裹尸布。
这是用苹果与橙子混合制成的果酱。
《雄鹿奔逃》是丹麦作家克里斯蒂安·温特的一部热门小说。
大茴香油是一种抗菌剂。
后来他确实带着一小面丹麦国旗上战场。他认为这面国旗与温特的小说代表了“一切对丹麦人而言最珍贵的事物”。因此，安德烈森绝非面对民族情感不为所动，只不过他认同的民族并非德意志。
尤其是桑巴又与让·饶勒斯密切合作，饶勒斯是一位社会主义领袖，曾经为了阻止战争的爆发而发动罢工，后来在1914年7月31日被一名年轻的法国民族主义者刺杀。不只如此，桑巴甚至还是一份广为流传且广受讨论的和平主义宣言的作者。
安德烈森和许多人一样发现了这件事：榴霰弹这种当时最常见的炮弹，对于掩蔽于战壕里的部队产生不了多少作用。
我们当今所知的这种带刺铁丝网发明于美国，旨在农用。这项发明彻底改变了畜牧业的规模。带刺铁丝网被当作阻挡敌军攻击的障碍物而用于军事，最早留下的记录是在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美军部队曾在1898年的美西战争中使用带刺铁丝网保护营区。英国的军需条例虽然早在1888年就提及带刺铁丝网，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交战双方直到1914年却都没有带着铁丝网上战场，原因是双方都认定这场战争将会极具机动性，而且很快就会结束。部队在1914年初秋开始挖战壕，顶多只有临时编制的带刺铁丝网可以使用，材料从邻近的村庄搜集而来。（当时这种做法显然还相当罕见，原因是“带刺铁丝网”一词并未立刻出现在文字记载当中，例如有些记述就提及“带刺围篱网”。而且，部队在初期都是有什么材料就用什么材料，包括不带刺的铁丝网。）此外，这类防御设施通常颇为薄弱，大致上都只有单独一排桩柱，由三四股铁丝网连接起来。不过，交战各国很快就开始生产专为军事用途而设计的带刺铁丝网。截至当时为止，农业用的带刺铁丝网通常每米只有七对钩刺，但军用的则有十四对以上。不仅如此，由带刺铁丝网构成的障碍也变得更长更密集：1915年的法国军需条例提及障碍物至少需由两排间隔三米左右的桩柱构成，1917年的英国军需条例则是规定带刺铁丝网障碍至少需有九米深。不久之后，就出现了许多不同变化，有些还可以移动，例如“西班牙拒马”“方块”“刺猬”“醋栗”与“刀架”。先前提到的英国军需条例也提及数种不同的固定式带刺铁丝网障碍物，诸如天幕型铁丝网、屋顶型铁丝网、围篱天幕型铁丝网、松垂绊网、蛇腹形铁丝网、对角交叉型绊网、简易屋顶型铁丝网、低绊网、法式简易铁丝网、高低网组合（单是最后这一型就有六种不同变化）。另外，还有部队试验过以通电围篱构成的障碍物，但结果发现不实用。法国人奥利弗·拉扎克写道，带刺铁丝网虽然不曾被当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象征，在艺术作品中却可说是扮演了重要角色，因为艺术家纷纷试图借此“为现代战争释放出来的那种无与伦比的毁灭力量赋予形象”。
这些拟声词是安德烈森自己的描述。
不久之后，即可见到碉堡内的天花板上装有电灯，地上铺设地毯，墙面也装饰了镶板，这种精心装潢战壕的做法是西线的德军已开始着眼于长期防御的结果。法军则是纯粹因为意识形态的缘由，不愿呈现出他们打算长期待在战壕里的形象，因此法军的战壕在战争期间都保持着颇为简陋的模样。不令人意外，东部战线的奥匈帝国部队也很快为自己布置了颇为舒适的环境，甚至据说还有装设了玻璃窗的碉堡，尽管这点听起来不免有些矛盾。
这座食物救济站是麦克诺坦自掏腰包建立的，目的在于为伤势比较轻微的士兵供应饮食。这些士兵因为伤势较不危急，所以经常必须等上许久才搭得上后至的火车。她有三名比利时妇女担任助手。
1英寸等于2.54厘米。——编者注
“国防军”的名称，和一般民兵组织毫无关系，结构上完全由国防部后备军人所组成。
穆齐尔早年曾在陆军任职多年，不过皆担任工程师职务，而非战斗单位的指挥职务。
一如卡尔·科里诺所指出的，穆齐尔似乎乐于暂时摆脱自己那过于苛求、渴望他人注意的妻子。
尽管如此，他的一位堂兄在1914年8月底就阵亡了。穆齐尔却一如往常，难以用言语针对发生的不幸表达强烈的情感，这使父母大为光火。穆齐尔形容自己是“没有情绪的人”。
促成这项决定的原因，是对于军中阶级服从的考虑：如果有个中尉起身对他的上级长官国防部长提出尖锐的问题，那该成何体统？
埃及自从1882年以来即受到英国的实质控制。在这个阶段，协约国甚至已在英国开始计划分割奥斯曼帝国，如此一来协约国在中东即可达到前所未有的扩张幅度：举例而言，俄国将可分到君士坦丁堡。
这种问题并没有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