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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撒钱

自建文四年（1402年）六月登基之后，朱棣一直忙得脚不沾地，毕竟他不是合法上位，所以整天都在制造舆论，宣扬自己继位的合法性和神圣性。在编造了一大堆神话故事，并顺带把史书给改了个面目全非之后，朱棣觉得自己这个皇位似乎是坐稳了，可好像又缺了点什么。想当初，朱元璋在开国之前，那可是发动了一次北伐为登基造势的。

其实朱棣也想找到这样一个令自己名望大增的机会，但此时的北元太不争气了，他们分成两派互相征伐，根本顾不上南下侵略大明。应该怎么做呢？朱棣先是检查了一下国库，据说当初朱允炆打算增兵时，户部告诉他没钱了。可当朱棣详细盘查后发现，国库不但有钱，而且据户部官员估算，此时的大明国库远比朱元璋时期更加充盈。

既然有钱，那么事情就好办了。永乐元年（1403年）正月，日本、琉球、暹罗、占城、爪哇、剌泥、安南等国先后来到大明，恭贺新皇登基。朱棣非常开心，他不但对各国使臣大加赏赐，同时还对他们说，自己会在近期出台一系列有利于边境诸国的政策。

同年五月，朱棣命福建都司造海船一百三十七艘；同年八月，又命京卫及浙江、湖广、江西和苏州等府卫造海运船二百余艘，并命令福建都司广设造船厂，以后大明所有大规模的海船、战船建造任务都由福建承担。与此同时，朱棣下令复置广州、泉州、宁波三市舶司，负责查验来华贡使的身份，以及安排贡使食宿和管理口岸等工作。

如此兴师动众，朱棣是要干什么呢？自然是准备驾船出海、恢复边贸，摆在台面上的理由是“扬我国威”，实际上朱棣只是为了增强自己的名望。

永乐二年（1404年）初，朱棣分别遣使前往琉球、暹罗、占城、爪哇、剌泥、安南等国进行外交活动，以示友好。在这个过程中，朱棣刻意忽略了日本。就在朱棣与各国大搞外交活动时，倭寇频繁侵犯苏州府和松江府一带，杀伤军民多人。接到奏报后，朱棣一方面严令沿海居民响应官府号召，从即日起进入戒严状态，抵御倭寇的袭扰，另一方面又命郑和率楼船水师十万出使日本，向其颁发贸易许可证，这就是著名的“郑和下东洋”。

自明朝建立以来，大明和日本的往来一直是断断续续，因为倭寇袭扰沿海地区、肆意杀人抢劫财物的恶性事件几乎每年都会发生，但那时的日本正在内战，也没有一个足以服众的领袖出来主持国政，所以日本的南北双方都以此为借口搪塞朱元璋，纷纷把派遣倭寇的罪名栽到对方头上。

可在1392年，足利义满结束了日本南北分裂的局面，成为日本名义上唯一合法的政府，在此之后倭寇依然继续袭扰大明沿海地区，这就有些说不过去了。从名义上讲，朱棣只是派郑和前往日本发个贸易许可证，哪需要带十万人呢？郑和摆明了就是去耍威风的。到了日本之后，室町幕府第三任将军足利义满以最高规格迎接了郑和，同时一口一个“上国天使”地叫着，给足了大明面子。

面对足利义满的低姿态，郑和并没有掉以轻心，他知道这类人都是典型的“面善心狠”，要是喝了他们的迷魂汤，后面的事情估计就不好谈了。念及于此，郑和立刻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请出朱棣的圣旨向足利义满宣读，大意是说：朕肃清国内祸乱，初登大宝，你们日本及时表示臣服，这种做法值得肯定（日本于永乐初年就派使者前往大明进行朝贡）。既然你们愿意臣服，自然也算是我大明的子民，对待子民，朕一贯的态度都是惩恶扬善，可你在这方面做得并不好，倭寇日日扰边，朕宽大为怀并不计较，但你应该明白什么叫“上朝威严”。接下来，你应该赶快立法，好好解决倭寇的问题，不要再让朕为这种小事分心，一旦把朕惹怒，那可不是什么好事。

在圣旨的最后，朱棣册封足利义满为日本国王，并赐予他金印一枚，同意日本以属国的名义对明朝进行“朝贡贸易”。

这封圣旨的要点不多，但文字很多，郑和又刻意放慢语速，足利义满摆出一种极为恭敬的姿态，跪伏在地上听了老半天，头上大汗淋漓，面色阴晴不定。日本的实力远不如大明，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双方之间隔了一个日本海，使得日本也不太怕大明。在冷兵器时代，渡海作战并不容易，只适合小规模袭扰，但这对大明或日本而言，其实都不会伤及根本。足利义满担心的是，大明的新任皇帝似乎是打算长期与外国进行贸易往来，不像朱元璋那样保守，但万一他真被倭寇惹急眼了，又开始大搞闭关锁国，那日本每年就会损失很多贸易额，这是非常不划算的。

现在的日本已经统一，无法再拿“国家分裂”和“反对派嫁祸”等借口糊弄大明了，此时摆在足利义满面前的是一道选择题，是想继续派倭寇打秋风，还是想老老实实做生意？这没有什么可犹豫的，扰边只是小打小闹，如果自己能给大明新任皇帝一个面子，他肯定也会给自己好处，通过合法贸易就能赚到更多的钱。想通这一点，足利义满很快就有了决断，他拍着胸脯向郑和保证，自己从小就心向东方大国，现在有机会能与大明交好，那是几辈子修来的福分，怎么能不珍惜呢？自己以后会加大对倭寇的打击力度，决不会令大明皇帝陛下失望！

一番大义凛然的话语说完，足利义满还命人把被俘的倭寇首领带到郑和面前，表演了一个“清蒸活人”，场面极其残忍，但郑和看得津津有味，觉得足利义满倒是很识趣，如果此人能管好倭寇，大明每年多跟他们做点生意，手指缝里漏点东西，就够他们干嚼一阵子了。

郑和下东洋的主要目的还是想办法缓和与日本的关系，进而解决倭寇问题，当足利义满做出表态后，郑和觉得自己完成了任务，于是在转悠了一圈后选择了返航。

倭寇之乱从元初忽必烈时代就已经存在，一直延续到明初朱元璋时代都无法解决，而朱棣继位之后，这个问题就这样被轻描淡写地解决了。这里面固然有日本结束乱世、民心思定的原因，却也有大明国力增强、积极外交解决问题的因素在内。郑和下东洋之后，大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再受倭寇的袭扰。从这个角度来看，朱棣看似耍威风的行为，却阴差阳错地为大明解决了一个麻烦。

对于郑和此次出行的成果，朱棣还算满意，但一个小小的日本显然无法满足他的胃口，福州的造船厂日夜轮班开工，为的就是造出一支规模空前庞大的舰队。终于，在永乐三年（1405年）六月中旬，舰队建成，郑和受命下西洋。

提及郑和下西洋的原因，一些野史笔记喜欢将其宣扬成是去寻找下落不明的朱允炆，但我认为这种说法靠不住。朱允炆是否还有存活的意义，要看朱棣是否能与朝堂上各大利益集团谈妥“分蛋糕”的条件，只要能谈妥，朱允炆是不是活着都无所谓，反正大家都不会把他当成活人；如果谈不妥，朱允炆是不是死了也无所谓，反正大家都不会把他当成死人。

我始终认为，郑和下西洋并不是去寻找朱允炆，也不是去寻找盟友夹击北元，而是承载着朱棣“扬名万方”的梦想，前往世界各国宣扬“德化”。这支舰队经过苏门答腊、南浡里和锡兰（今斯里兰卡），最远到达了左里（今印度科泽科德），郑和在此地立碑留念，宣称自己已经到达了离大明十万公里的地方。

从实验性质的下东洋，再到规模庞大的下西洋，这本来只是朱棣四处撒钱、寻求认同感的一次大规模行动，为的是能够带给他极大成就感和满足感，可对我们后世读者而言，意义却要大得多。从永乐三年（1405年）到宣德八年（1433年），郑和七次带队下西洋。《剑桥中国明代史》认为，这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船只最多、海员最多、时间最长的海上航行，也是十五世纪末欧洲地理大发现之前，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系列海上探险。

郑和能够先后七次下西洋，至少说明了五个问题。

一是明初的外交环境非常宽松，大明根本找不到一个可以称之为“对手”的国家，所以朱棣可以轻松地把大量金钱花费在物质回报极少的航海行动中。要知道，郑和下西洋并不是商业活动，而是政治行为。郑和不需要考虑收支平衡，更不用背负大量资金可能会“有去无回”的压力，他只需要带着一支庞大的舰队四处彰显国力即可。

二是朱元璋在位的三十一年励精图治，朱允炆上位后不断讨好南方官僚集团，这使得大明积累的财富达到了一个惊人的数字。在郑和下西洋之前，大明的农业和手工业一片欣欣向荣，朱元璋规定职业世袭之后，大明迎来了第一个高速发展的红利期。

更重要的是，大明并不是在废墟上重建的国家，元朝统治中原近百年，整个江南获得了经济腾飞的机会，中国制造的丝绸和瓷器成为全世界的紧俏商品。

三是在元末明初，中国并不是故步自封的国家，在科技创新方面同样有着极高的水平。朱元璋曾编制过《大明混一图》，这是中国最早绘制的世界地图，它没有现代的世界地图那样清晰，但大体轮廓基本准确。我们完全可以合理推断，在元末明初，中国的造船技术、航海经验和器械使用都是世界一流，否则绝对无法制作出《大明混一图》这样的奇物。

四是发达的舰船制造技术给了朱棣“布威于四海”的信心。

早在唐朝时期，中国船工就已经拥有了制造防水舱、开孔舵和平衡舵的能力，福船、沙船和广船三大船型也在宋、元时期被定型。在经历过元末明初的数次大规模水战之后，朱元璋虽然大搞海禁，但他从未有一日放松对舰船的改良工作。在朱元璋的重点关照下，明初的舰船制造技术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巨型海船的数量极多，载客量均超过千人，船上各类生活设施齐备，海员甚至可以在船上养牲畜，种蔬菜。

五是郑和能够一路顺遂，先进的航海技术居功甚伟。

郑和将下西洋的航路尽数记载，汇成了一本《郑和航海图》。据记载，郑和在经过伊朗霍尔木兹海峡时，曾使用过“过洋牵星术”，这是当时最先进的天文导航技术。在海图中附有109条针路（航行线路），这对海员了解航行方向、水文及地形资讯有极大的帮助。

郑和在下西洋的过程中大量运用了航海罗盘、计程仪和测深仪等航海仪器，据说航海罗盘的误差不超过2.5度，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中国科技史》的作者李约瑟表示，已经有数位了解马来半岛的航海家进行过反复对比和研究，他们认为《郑和航海图》的精确度极高，这对十五世纪的人而言可以称为奇迹。

除了出海扬名，朱棣还准备修一部巨著，其目的据说是“彰显国威，造福万代”，可实际上还是为了增加自己的名望，希望能给后世留下更多好印象。

永乐二年（1404年），朱棣下令编纂《文献大成》。他认为《文献大成》必须是“经史子集，百家之书”，同时还要包含“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编纂工作由翰林侍读学士解缙带领一个一百四十余人的团队进行，成书之后朱棣并不满意，觉得内容过于简略，于是又令姚广孝担任监修，重新编纂，并将编纂团队扩充至三千人，最终于永乐五年（1407年）定稿。

定稿之后，朱棣进行了简单的翻阅，对姚广孝和解缙等人的工作成果十分满意，并且认为这部书包罗万象，中华文明的精华皆蕴含其中。这样一部巨著，朱棣自然要留下自己的印记，于是他大笔一挥，将《文献大成》更名为《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的内容包括经、史、子、集、天文地理、阴阳医术、占卜、释藏道经、戏剧、工艺和农艺等多个领域，涵盖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知识财富。《不列颠百科全书》在“百科全书”条目中称中国明代类书《永乐大典》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并认为这是一部震古烁今的旷世奇书，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这个说法自然是正确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永乐大典》却也是一部“无用之书”，之所以要加引号，是因为这部书并非真正无用，只是在现实社会中，《永乐大典》有些华而不实。

《永乐大典》全书共计22937卷，11095册，约3.7亿字，汇集了古今图书八千余种。听到这些数字大家就能明白，正常人哪怕是读一辈子，也读不完《永乐大典》。这是一部类书，它既不适用于启蒙，又不适用于钻研，只能像百科全书一样作为其他图书的备份。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你想找治疗伤风感冒的古方，估计《永乐大典》里面也会有，但你肯定不会去翻这部书，而是去找一本医书来查。要知道，《永乐大典》光是目录就有六十卷，逐字逐句读完至少也得一年半载，有那翻目录的工夫，恐怕早就把治疗伤风感冒的方法倒背如流了。或许有人会说：“虽然个人读不完，但群体的力量是强大的，《永乐大典》的研究价值也是无可比拟的。”这话倒是不错，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并不缺乏研究材料，缺的只是研究材料的人。

《永乐大典》的正本已经不知去向，估计在明世宗朱厚熜的永陵里，副本大多毁于火灾和战乱，我国目前所保存的副本残篇约有八百余卷。可就是这么点数量，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也谈不上丰富，未解之谜照样一抓一大把。如果《永乐大典》的22937卷全部存世，难道我们就一定能研究出个子丑寅卯来吗？恐怕没人敢打这个包票。

我们来随便列几本经典：《群书治要》《四库全书总目》《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国丛书综录》《贩书偶记》《书目答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清史稿·艺文志》《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元代杂剧全目》《中国历代年谱总录》……有谁敢说这些书目已经被研究透了？这还只是文史类，如果把哲、理、工、农、医等各科的古书全部摆在面前，估计很多人连翻看一眼的勇气都没有，还谈什么治学和研究呢？

朱棣编纂《永乐大典》其实就是一个工作量超大的工程。对现代人而言，我们或许能从中找出一些有利于当下时局的依据，在文化输出或法理辩论等方面动动脑筋、做做文章，但这些都与治学研究没有任何关系。名义上是一部鸿篇巨制，实际上最大的作用却是装点门面和政治背书，这恐怕就是《永乐大典》的悲哀之处吧？

对于朱棣而言，豪华舰队出海也好，编纂典籍也罢，其实都算不上多么重要的为政举措，因为他的工作重心肯定还是在如何解决朝堂派系平衡问题上。但对我们而言，只有将这些对当时不太重要的事件排列、组合后细细琢磨，才能真正客观地勾勒出那个“世界第一”的大明盛世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