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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家天下谁掌权

四处撒钱为自己增加名望的同时，朱棣还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应该如何治理国家？

朱元璋于洪武十三年（1380年）除掉宰相胡惟庸之后，顺手把延续千余年的宰相制度也一同给废掉了。从那以后，朱元璋化身工作狂，所有工作几乎都是一肩挑。到了朱允炆执政时期，他可没有朱元璋这样的能力，所以总会由六部牵头帮着处理政务，再加上朱允炆执政仅一年朱棣就起兵造反了，朱允炆要忙着应付战事，政务工作自然就落下不少。

现在朱棣登基了，他肯定不能像朱允炆那样放任自流或找六部帮忙，这毕竟“名不正，言不顺”，人家六部本来就不是管这一块的。再者，六部本就是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如果让规则的执行者兼任规则的制订者的活，那么六部的权力就未免有些太大了。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朱允炆等于一下子弄出来六个宰相，哪有这么办事的？可要让朱棣像朱元璋那样事必躬亲，其实也不太可能，朱元璋虽然出身穷苦，但他聪明好学，在争夺天下时没少补课，他虽然没有太高的治学水平，但处理政务还是驾轻就熟的。反观朱棣，这位爷出身富贵，从小不说锦衣玉食，但至少吃得饱也穿得暖，如果想要习文练武，只要张嘴说一声，优质的教育资源肯定不会短缺。可朱棣从小就喜好舞刀弄枪，看到书本就头疼，现在当了皇帝，要被逼着处理政务，这可有点伤脑筋，怎么办呢？

姚广孝提议，不如恢复宰相制度，朱棣有些意动，但他很快又否决了。还是那句话，朱棣起兵靖难的理由就是朱允炆任用奸臣，妄改祖制，而朱元璋明令禁止后世子孙恢复宰相制度，并将相关条文写进了《皇明祖训》，朱棣哪敢擅自改动呢？姚广孝认为，现在天下已定，大家都知道所谓的“靖难”就是个借口，咱们没必要被这些条条款款束缚住，可朱棣不希望自己的身后名有污点，所以他始终不同意恢复宰相制度，为此哪怕自己累一点也行，天下都打下来了，处理政务未必有多难，或许练上几年就会有成效。

应该说，朱棣精神可嘉，但有些事情不是他想做就能做到的，对朱棣这种没太多学识的皇帝而言，处理政务远比行军打仗困难得多。朱棣或许可以熟读兵书，但要他品读政论，那不是要他的命吗？果然没过多久朱棣就病了。看着朱棣躺在床上蔫了吧唧的惨样，姚广孝再次进言：“这样下去不行，您的身体吃不消啊，还是想办法找点儿帮手吧。”姚广孝这回没说恢复宰相制度，只说找帮手，这倒不算违背朱元璋定下的规矩。可如果操作不好，同样会落人话柄：“不挂宰相的名，却做着宰相的事，咱们这位皇帝可真是个大孝子啊，就这样糊弄他九泉之下的老爹吗？”

于是，朱棣和姚广孝这对君臣就在病床前反复磋商，算是初步定下了基调。皇帝日理万机，需要有一些高级秘书来帮忙处理“琐事”，在皇帝做出决断后，他们还要做皇帝与六部之间的纽带和润滑剂，从决策层面落实到具体执行层面。

建文四年（1402年）八月初七，在朱棣正式颁布继位诏书的一个多月后，他宣布设立文渊阁，并任命黄淮、解缙、胡广、杨荣、杨士奇、金幼孜和胡俨等七人以“大学士”的身份入阁，协助自己处理政务，这就是大明内阁的第一批成员。

对于朱棣设立内阁的行为，后世有一种观点，认为朱棣这是不信任建文旧臣，急切间又不敢大搞人事变动，所以用内阁来架空六部，把自己信任的人全部塞进内阁。这种说法并不正确，因为朱棣在设立内阁时，他真的只是希望自己能在不违反朱元璋规定的前提下轻松一点。要知道，朱棣也是个强势的君主，他在内心深处肯定也是恨不得把全天下的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中，怎么可能弄出一个内阁来制衡皇权呢？内阁建立之初，内阁大学士不但品级不高（多为四品或五品），而且还没有实权，并不负责具体事务，主要就是给皇帝跑腿。再看第一批入内阁的七人，全部都是建文旧臣，也全部都是南方人，他们与登基之前的朱棣毫无瓜葛，怎么能说朱棣是在提拔亲信呢？

无论是南方官僚集团还是北方官僚集团，首先他们都是官僚集团的一分子，然后才是某人的亲信，如果朱棣敢擅动他们的利益，他们肯定会站在官僚集团一方摇旗呐喊，而且表现的一定是忠臣的形象，他们决不会让皇帝瞎改政策，危害社稷，为此他们不惜付出自己的生命。对于官僚的这种德行，朱棣心里一清二楚，他决不会把原本属于皇帝的实权下放给他们，哪怕是亲信也不行，因为阶级属性摆在那里。这类人永远不可与之交心，朱允炆的前车之鉴就摆在那里。

从历史事实来看，朱棣设立内阁是为了缓解皇帝的政务压力，如果他能力强一些，或许就不会有内阁的出现。可如果我们从历史角度来看就能明白，设立内阁几乎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与朱棣政务能力强不强没有必然联系。朱元璋是打天下的皇帝，能力可谓是一等一的强，他废掉宰相制度，就相当于废掉了三大府之一的中书省，把所有政务压力全部转嫁到了皇帝身上，这是一种无限集权的表现，更是一种战争思维的体现。

在争霸天下的过程中，领袖可以光明正大地集权，因为不这样做，就很有可能被其他集权程度更高的利益集团所淘汰。开国皇帝朱元璋之所以会这么玩，就是因为他的思维模式还没有完全转变过来。汉高祖刘邦建立西汉王朝之后，曾说过一句得意忘形的话：“我在马上得天下，要诗书何用？”站在一旁的儒生陆贾听到后便立刻反驳：“你能在马上得天下，还能在马上治天下吗？”刘邦瞬间被问得哑口无言。

这可不是什么理论之争，而是利益之争。打天下时，“擅管理，能统筹”的大管家才是最重要的，“能冲杀，能布阵”的将军也是很重要的，读书人反而派不上什么用场，他们只能在占领区干点文书工作，帮助大管家统筹后勤，或者凭借自己的人脉做点外交工作，然后憋着一股劲等建国之后堂而皇之地屹立于朝堂之上。

这其实是历朝历代的规矩，武将打天下，文臣治天下。刘邦的战争思维没能及时转变，立刻便遭到了陆贾的批评；朱元璋的战争思维没能及时转变，李善长和胡惟庸本来想试着提醒他，最终却被朱元璋打翻在地。

朱允炆完全没有打天下的经历，最初也不认为自己应该集权，因为史书也好，儒生也罢，都在教导他要“选贤任能”，而不是事必躬亲，就算要事必躬亲，那也是由诸葛亮一般的臣子去做，哪有皇帝事必躬亲的道理呢？就这样，一切开始朝着历史既定的方向行进，朱元璋那一套逐渐被抛弃。

但朱允炆毕竟是朱元璋亲手调教出来的接班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南方官僚集团那种吃相难看的嘴脸逐渐被朱允炆认清，于是他也开始尝试走上朱元璋曾经走过的路——集权。朱允炆最终失败了，从表面上来看，固然有他因年轻而导致的一系列失误，但从根本上讲，还在于朱元璋那套“战争思维”早就该摒弃，如今大明的天下已经容不得独断专行的皇帝了。

由于朱棣是通过非法手段继位的，所以他总喜欢以“小号朱元璋”自居，在脾气、秉性方面处处模仿朱元璋。但事实上，朱棣和朱元璋的差异十分明显，朱棣能坐稳皇位最关键的一点在于，他根本不像朱元璋。

朱棣的心里十分清楚，在没有大规模战争时，皇权肯定斗不过官僚、士绅集团，即便强如朱元璋，也被后人污蔑为“权力野兽”“禽兽皇帝”。明白了这个道理后，如果是朱元璋，那他肯定得隐忍十几二十年，培养出一批新人后再开始大刀阔斧地砍人头，或者再搞出几个甚至几十个大案来，可朱棣不会这么办事。

朱元璋是贫苦农民出身，他从无到有打出一个大明，他相信自己有能力逆天而为；朱棣是大明王爷出身，他通过合纵连横的手段把朱允炆踢下台，他更相信权谋、诈术的作用。内阁设立之初，谁也没把这个机构当回事，但朱棣作为政策的制定者，自然会有自己的思量。

在初期，内阁的作用很纯粹，就是帮皇帝跑腿、干活，但并不干脏活。他们有顾问和拟定旨意的权力，却没有监督执行的权力，因为这帮人并不是国家体制内的一员，只能算作皇帝单独的一个“小幕府”。

在中期，内阁的作用开始变得复杂，他们拥有直接与皇帝对话的权力，又需要直接把皇帝的相关旨意传达到各个部门，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自然能轻易看破双方决策的顾虑所在，甚至找出弊端，然后进行劝诫和规范。从积极的角度来看，这有助于提高大明朝廷的办公效率；但从消极的角度来看，这更容易助长内阁的气焰，使得他们不再安心于只做一个传声筒。

在后期，内阁开始变得肆无忌惮，他们频繁影响弱势皇帝的决策，在朝堂上造成一家独大的假象，六部众多高官在面对内阁时也会变得唯唯诺诺。可直到某一天，某个高官“幡然醒悟”：内阁这帮家伙并没有监督、执行的权力，他们凭什么来干涉我们的工作呢？我们凭什么要看他们的脸色行事？这样一来，内阁就会和朝臣形成对立，皇帝则可以躲在幕后操纵官僚互斗，这可不是“拉一派，打一派”的简单权谋手段，而是合理合法地将内阁绑在皇权的战车上。说得再简单点，朱棣打着朱元璋不许擅改祖制的幌子，给内阁的权力并不充分，这使得内阁可以在必要时为皇帝背黑锅，而不会成为皇权的障碍。当皇帝与官僚集团斗争时，内阁无可避免地要被皇帝拿在手里当肉盾。

朱棣不允许内阁直接参与政事，只能为皇帝跑腿、提供意见，但他刻意加强了六部的权力，相当于把内阁不具备的参议权也下放给了他们，皇帝只留下最终的决策权。在随后的数年里，朱棣不断提高进入内阁的门槛，最后甚至发展为“只有从翰林院出来的人才有资格进入内阁”，这话虽然没有明说，但大家默认事实就是如此。

入阁人选的要求越来越高，整日里接触的都是国家的最高机密和最高政策，却偏偏不准这些高素质人才直接参与，那不就是吊着一条鱼天天让猫看，却不让它吃吗？朱棣这样做的用意其实很简单：自己或许用不上内阁这块“肉盾”，但大明的后世子孙肯定用得上，等内阁的馋猫们开始按捺不住准备偷偷吃鱼时，就是他们被皇权绑上战车的时候。私以为这才是朱棣建立内阁最为重要的原因，也是内阁必然会出现的真正原因。

且不说后世的内阁会怎样，至少朱棣时期的内阁还属于初级阶段，没什么搞事的机会，也没有搞事的必要，因为朱棣对南方官僚集团的既得利益在大体上还是尊重的。靖难成功之后造就了一大批靖难功臣，他们才是朝堂上树大招风的存在，南方官僚集团有了新对手，自然也不会没事找朱棣的麻烦。

朱棣在位二十二年，任命过四位内阁首辅，他们分别是黄淮、解缙、胡广和杨荣，其中除了解缙的下场不太好，其他几位在仕途和身后名上都有不错的收获。黄淮历事五朝四代，还曾以七十高龄主持会试；胡广去世后获得了“文穆”的谥号，这也是大明文臣中获得谥号的第一人；杨荣与杨士奇、杨溥并称为“三杨”，去世后获得了“文敏”的谥号，更在清朝康熙时期获得了从祀历代帝王庙的殊荣。

如果我们把范围扩大到整个大明，就会发现内阁首辅的命运基本都还不错。整个明朝（包括南明）共有九十人出任首辅，其中有二十人死于任上，三十九人正常退休，二十七人被罢官、降职，只有四人最终被皇帝所杀，照这个比例来看，可以算是古代官场中危险系数较低的职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