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释梦过程中，我们如此频繁地碰到梦的荒谬性，以致我们不能不对其起源和意义加以研究。因为如前所述，对那些否认梦的价值的人而言，正是梦的荒谬性为他们的主要论据，即把梦当成微弱而支离破碎的心灵活动的无意义产物，提供了论证的基础。

我先提出若干梦例，表明其荒谬性只是表面现象，一旦梦的意义被仔细研究，其荒谬性便烟消云散，下面是几个（看起来好像是偶然地）涉及到梦者已故父亲的梦。

（一）

这是一个6年前丧父的患者做的梦：他父亲遇到一次严重灾祸，所乘夜班火车脱轨了。车座挤压到一起，他的头被夹在中间。梦者看见他躺在床上，左眉上方有一条纵向伤口。他父亲会遇上车祸使他惊奇不已（因为他已经死了，他在叙说梦时补充道）。他的双眼是那么明亮！

根据梦的流行理论，我们或可解释此梦内容如下。首先我们可以假设，梦者在想象这一车祸时必定忘记其父已故数年；但是，随着梦的进行，这一记忆必定重现，使其对梦的内容自感吃惊。然而分析告诉我们，寻求这种解释显然无济于事。梦者已委托一位雕塑家，为他父亲制作一座半身塑像。塑像于做梦前两天雕好，其时梦者第一次看了一眼。他认为这件事正是灾祸。雕塑家从未见过他父亲，便只得根据照片进行雕塑。就在做梦前一天，出于孝道，他派了一位老管家去雕塑室，看他对大理石头像是否有同样的看法，即头部是否雕得太窄了。现在，他又从记忆中想起构成梦的诸多材料。他父亲每当受困于商务危机或生计困难时，总是习惯于用双手挤压前额两侧，好像他的头太宽了，想把它压缩些。——患者4岁时曾看到一次手枪走火事件，弄黑了父亲双眼（“他的双眼那么明亮！”）——他父亲生前每当沉思或悲伤时，前额总会形成一道深深的皱纹，位置就在梦中出现伤口处。皱纹在梦中被伤口代替这一事实，又引出梦的第二个诱因。梦者曾为小女儿拍照，底片从他手中滑落，捡起来时，小女前额眉上被纵向划了一道裂痕。他不禁对此产生迷信，因为他也曾弄碎母亲的一张照相底片，之后不几天，母亲便去世了。

因此，此梦之荒谬，不过是言语表达上的一个疏忽所导致的结果，它未能把半身塑像及照片与真人区分开。我们每个人［在看一张照片时］都有可能说：“你不觉得父亲出了什么问题吗？”

梦中出现的荒谬其实很容易加以避免；若仅就这个梦而言，则我们会认为，其荒谬性是可接受的，甚至是有意设计的。

（二）

以下是我自己做的一个几乎完全相似的梦。（我父亲故于1896年）我父亲死后在马扎尔人（匈牙利的主要民族）中起着重要的政治作用，使他们在政治上团结一致。这里我看到一幅不甚明确的小画：有一群男人，好像是在德国国会大厦；有人站在一两只椅子上，其他人围在周围。我记起他去世时躺在床上极像加里波第，并因诺言的实现而感到高兴。

有什么比这更荒谬的呢？此梦做于匈牙利因国会作梗而陷入混乱和危机之时，其后苛洛曼·泽尔[176]拯救了他们。梦中呈现为一幅小画的细节情境与梦的解释并非不相干。梦念往往被表现为同真实情况一样大小的视觉图像。但我在梦中看到的那幅小画，是一本奥地利史书中一幅木刻插图的再现。那幅木刻描绘的是在那著名的“Moriamur prorege nostro”[177]事件中，玛丽亚·特里萨在普雷斯堡议会上。和画中玛丽亚·特里萨一样，梦中我父亲被一群人围着。但他是站在一两张椅子上［“椅子chair”=“Stuhl”］。他把他们团结在一起，因而是主裁判［“Stuhlrichter”，字面意为“主席裁判”］。（德文习语“我们不需要裁判”为此提供了一个联系纽带。）——我父亲去世时，我们围坐在床边，确曾说过他看起来很像加里波第。他死后体温回升，脸颊越涨越红，……每忆起这些，我就不禁想到：

Und hinter ihm in wesehlosem Scheine Lag，was uns alle Böndigt，das Gemeine.[178]

这些振奋人心的思想还在另外一层意义［为分析理解］“共同命运”［“gemain”］上做好了准备。我父亲死后体温回升高与梦中“他死后”的说法相对应，他死前几个星期内最大的痛苦是由肠道完全麻痹（梗塞）引起的。各种不敬的想法均由此而出。我的一位同龄人在读中学时便失去了父亲——那次我自己也深受感染，并向他伸出友谊之手——有一次，他轻蔑地告诉了我他的一位女性亲戚的一次痛苦经历：她父亲死于街头，抬回家解衣时发现，他在临死或死后排了大便［“Stuhl”］。

他女儿对此很悲伤，以至于这一丑陋的细节损坏了她对父亲的记忆形象。此处我们找到了表现于梦中的愿望，“死后应在孩子面前保持伟大和圣洁”——谁会不这么想呢？梦之荒谬情况又怎样呢？其表面的荒谬仅在于它给一个比喻以字面的形象。虽然比喻本身是合理的，但我们总是习惯于忽视比喻中各部分之间的矛盾所包含的任何荒谬性。此例使我们又一次感到，其表面的荒谬是有意而精心制作的。[179]

梦中经常出现死人[180]，他们好像活人一样和我们发生联系并一起活动，这引起了种种不必要的惊奇，并导致一些颇有影响的解释。这些解释使我们对梦的意义之不可理解为一些坚定的信念所取代。其实这些梦的解释是非常明显的。我们经常会想，“如果我父亲还活着，他会怎么说呢？”

梦表达不了这种“如果”，而只能把他表现于某一具体情境之中。例如，有位继承祖父大笔遗产的年轻人，一次因花钱过度而感到自责时做了一个梦：他祖父又活了，并要他作出交待。

如果我们知道并且断言，他祖父毕竟是死了，那么我们就会认为，此梦之批判性，事实上不过是一种安慰的想法，即他祖父不可能看到他花钱过度；或者是一种满足感，即他祖父再也不可能干涉他的花钱了。

遇见已故亲属的梦还另有一种荒谬性，它表达的不是滑稽或嘲弄[181]，而是一种极端的否认，并由此使梦有可能表达梦者认为不可思议的、被压抑的思想。除非记住梦对所希望的事和真实的事不加区分这一事实，否则我们无法阐明这种梦。例如，一位在父亲病危时照料他、并对父亲的死深感悲伤的男士，在父亲死后不久做了一个毫无意义的梦：他父亲又活了过来，并以惯常的方式同他谈话，但（明显的事实是）他真的已死了，只是他不知道而已。只有我们在“他真的已经死了”后面加上“是梦者愿望的结果”，并把“他不知道”解释成梦者已怀有父亲之死的愿望，这个梦才可理解。他在照料父亲时曾反复希望父亲死去，即是说，他确曾有过一个仁慈的想法，认为死亡可以结束父亲的痛苦。甚至在父亲死后哀悼期，这一同情的愿望仍然是他潜意识自责的主题，好像真的因为他的愿望而过早结束了父亲的生命。这种自责在梦中得以表达，是因为梦者早年反抗父亲这一幼儿冲动的复活；但促成梦之荒谬性的，正是梦的刺激因素与日间清醒思想之间的巨大差异。[182]

梦见生前为梦者所喜爱的死人，确实为释梦带来困难，而且很难得到满意的解释，原因在于支配梦者与死者关系的特别强烈的情感矛盾。在这种梦中经常出现的梦境是，死者最初像是活人，后突然变成死人，后又变成活人。这使人迷惑不解。我逐渐明白，梦中死、活的交替，意在表现梦者对梦见者死活之无所谓。（“他是死是活，对我都一样。”）当然，这并不是真的无所谓，而只是一种愿望，意在帮助梦者否认他那强烈而往往是对立的情感态度，从而构成其矛盾心理的梦的表征。——对其他与死人发生关系的梦而言，如下规律有助于我们的理解。如果梦中未提及死者已死的事实，那么梦者便是把自己等同于死者：即他是在对自己的死亡做梦。如果在做梦过程中，梦者突然惊奇地对自己说：“嗨，他已死许多年了”，那么他便是在否认这一等同，即否认梦意味着自己的死亡。[183]——但我愿意承认，释梦还远未揭示这类梦的全部秘密。

（三）

在下面这个梦例中，我抓住了梦的工作蓄意制作荒谬的活动，这种荒谬从梦的材料是绝难理解的。它是我准备度假遇见图恩伯爵后不久做的。［参见第208页以下］我租了一辆马车，令车夫送我去火车站。道上，他提出一些反对意见，好像我已使他疲惫不堪，我便说，“我当然不会与你一起驾车沿火车道走。”我好像和他驱车走过了一段通常要乘坐火车的旅程。对这个混乱而没有意义的梦的分析，得出如下解释。前一天，我租了一辆马车去多恩巴赫[184]的一条偏僻街道。

但车夫不知道这条街在哪里，便自作聪明地驾车兜来兜去，直到我最后发觉并告诉他正确路线，同时说了他几句。在后来的分析中，有关车夫的一缕思绪转向了贵族。当时，我们中产阶级百姓对贵族的印象是，他们喜欢坐在车夫的位子上。图恩伯爵其实就是奥地利国家这部大车的御者。

梦的第二句是指我的哥哥，我因此也把他当成御者。那年我取消了一次和他同去意大利的旅行。［“我不会与你一起驾车沿火车道走。”］这个取消是对他的一种惩罚，因为他总是抱怨我在这种旅行中惯于使他疲惫不堪（这一点未加改变地呈现于梦中），说我坚持要马不停蹄地从一处赶往另一处，在一天内看完太多的风景。做梦当晚，我哥哥陪我去火车站，但尚未到站时，他就在郊区站跳下车，要乘郊线车去伯克斯多夫[185]。我跟他说，他可以和我多呆一会儿，乘干线车去伯克斯多夫，而不是乘郊线车。这就引起梦中我坐马车走过的那段通常要乘坐火车的旅程。这是对事实的一种颠倒——是那种“你也一样”的争辩。我对哥哥说的是：“你坐郊线车的那段路，可以相当于陪我一起坐干线车的路程。”全部混乱就产生于我在梦中用“出租马车”来代替“郊线车”（但这一代替却大大有助于把御者和我哥哥的形象联结起来）。于是我成功地在梦中形成一些看似难以理解的事情，而且与我在梦中说的话（“我不会与你一起驾车沿火车道走”）直接矛盾。然而，由于我没有任何必要混淆郊线铁路和出租马车，所以我必然是在梦中有意安排了这整个谜一般的事情。

但目的是什么呢？现在我们必须探明梦之荒谬的意义以及允许甚至有意制造荒谬的动机是什么。此梦获解如下。对我来说，此梦必须具有某种与“fahren”[186]一词有关的荒谬或不好理解的内容，因为梦念中含有一个要求表达的特别判断。有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在一位好客而风趣的女士——她在同一个梦的另一部分呈现为“女管家”——的家里，我听了两个猜不出的字谜。由于在场其他人都熟知谜底，所以当时我企图瞎猜一定显得荒唐可笑。两个字谜依“Nach-kommen”和“Vorfahren”二字的语意双关形成，谜面是：

Der Herr befiehlt’s，［御者遵照了，

Der Kutscher tut’s主人的吩咐：

Ein jeder hat’s，它躺于坟墓，

Im Grabe ruht’s为所有人拥有。］

（谜底：“Vorfahren”［“驾驶到”和“祖先”；更接近字面的意思是“来到……之前”和“前辈”。］）

尤其迷惑人的是，第二个字谜的前半部分与第一个字谜完全相同：

Der Herr befiehlt’s，［御者遵照了，

Der Kutscher tut’s主人的吩咐：

Nicht Jeder hat’s；它躺于摇篮，

In der wiege ruht’s不为所有人拥有。］

（谜底：“Nachkommen”［“跟随”和“后裔”；更接近字面的意思是“来到……之后”和“后继者”］。）

当我看到图恩伯爵庄严地驾驶在前面，并因听他赞誉伟大绅士不避其烦地被生出（或变成后裔）而陷入费加罗式的心境时，这两个字谜便被梦的工作采纳为中介思想。由于贵族很容易被混淆为御者，而且我们又曾一度称驾车人为“schwager”［“车夫”和“堂兄弟”］，所以凝缩工作便能将我哥哥介入梦中。然而，运作于这一切背后的梦念是，“为祖先而自豪是荒谬的，倒不如自己就是祖先。”正是以为某事“是荒谬的”这一判断，才导致了梦中的荒谬。这同时也澄清了梦之其余不明处，即为什么我会认为我已与车夫驾过一段路程了［vorhergefahren（“已驾过”）——vorgefahren（“驾到”）——Vorfahren（“祖先”）］。

于是，如果梦念中包含有某事“是荒谬的”成分，即如果梦者任一潜意识思想是以批判或嘲弄为动机，那么所做之梦便为荒谬的梦。因此，和在显梦中将某种梦念关系加以颠倒［第326页以下］或利用运动抑制的感觉［第337页以下］等方法一样，荒谬也是梦的工作用以表达矛盾的一种方法。然而，梦之荒谬并不能简单地译之为“不”，它意在重现梦念的心境，正是梦念把嘲弄与矛盾结为一体。梦制作任何荒谬之事，目的就在于此。通过这种方法，隐梦的一个部分又被赋予显梦的形式。[187]

事实上，关于这种意义的荒谬梦，我们已碰到过一个令人信服的实例，即那个我未经任何分析便解释了的梦：梦者梦见一出瓦格纳歌剧演至早晨7点45分，指挥站在塔上指挥乐队等等［参见第342页以下］。其意义显然是：“这是一个混乱的世界，一个疯狂的社会；该有所得的人却无所得，而不想得到的却得到了。”——梦者在梦里将自己的命运与表妹相比较。——前述梦例与已故父亲发生关系亦绝非偶然。在这些梦例中，制作荒谬的条件具有共同的特征。早在梦者童年时，父亲行使权威就引起梦者的反感；而从梦者说，父亲要求的严格使他们细心注意父亲的任何弱点。但是，特别是在父亲死后，他的形象引起的是孝心，从而加强了稽查作用，使任何这种反感不得以意识的形式加以表现。

（四）

以下又是一个有关已故父亲的荒谬梦。我收到故乡市政务会的一封信，说的是1851年某人在我家突然发病而住院的医护费用问题。我对此颇觉蹊跷，因为第一，1851年我还未出生，第二，此事可能与我父亲有关，但他已去世。我走到隔壁房间把此事告诉那人，他正躺在床上。令我吃惊的是，他想起1851年，有一次他喝醉了酒而被禁闭或拘留。那时他正在公司工作。我问他：“那么你是常喝酒了？你是否不久后就结婚了呢？”我算了一下我的生日，当然是1851年，那好像就是紧接信中提及年份后的一年。

从前述讨论我们当可推论，此梦一定要展现荒谬，只能是暗示着梦念中某一特别痛苦且强烈的争论。更为奇异的是我们发现，梦中的争论是公开进行的，而我父亲正是嘲弄的直接对象。这种公开性似乎与我们关于稽查作用与梦念关系的假设相矛盾。但是，只要我们认识到，此梦中，我父亲的出现只是一个假面形象，而争论的对象实际上只是一个在梦中以某种引喻表现出来的人时，问题就变得更清晰了。虽然在通常情况下，梦表现着对其后隐藏的是梦者父亲的人物形象的反抗，但在此梦中，情况正好相反。此梦把我父亲当作一个稻草人，来掩饰另外一个人；梦因此能够以这种不加伪装的方式来处理一个通常被认为是神圣的人，因为这时我肯定无疑地认识到我父亲并不是此梦真正意指的对象。之所以如此，乃在于梦的有趣起因。我听说，对于我的一位患者的精神分析治疗已进入第五个年头[188]这一事实，我的一位年长同事表示惊讶和不相信，随后便做了这个梦。梦的最初几句以明显的伪装方式暗指了一个事实，即这位同事一度曾接替了我父亲未能完成的职责（“住院的医护费用”），而且，当我们不再友好时，我陷入了一种情感冲突，正如当父子之间因误解以及父亲的地位及其以前所提供的帮助而必然导致的情感冲突一样。梦念是强烈抗议那位同事指责我进展太慢，他的指责先针对我对病人的治疗，后又泛及他事。我倒想，难道他知道有谁比我的疗效更快吗？难道他不明白，这种病患是很难治愈且持续终生吗？四五年与终生相比又算得了什么，何况病人在治疗期间还觉得生活好转了许多呢？

此梦之荒谬印象，大多起源于把不同梦念部分的句子不经任何转换过渡地拼凑到一起。例如，“我向隔壁房间的他走去”诸句与前面句子的主题相脱节，并准确地再现了当初我未经征求父亲的意见而告知他我准备结婚时的情境。所以，这句话向我表达的是我那位老父亲的宽宏大量，并与另外某人的行为形成对比。必须指出，此梦之被允嘲弄我父亲，是因为在梦念中他被敬为他人的楷模，而稽查作用的本质在于允许对被禁止的事物说谎，而不许说出其实情。往下一句，即他想起“一次因喝醉酒而被禁闭”，在事实上不再与我父亲有任何关联。这里，他所代表的人物是权威梅纳特[189]而不是别人。我曾满怀敬意地追随他的足迹。而他对我的态度除初期有过一段赏识外，一转而为赤裸裸的敌意。此梦使我忆起，他自己告诉过我，他年轻时曾一度耽于氯仿中毒并因而住进疗养院。它还使我忆起他临终前的一件事件。关于男性癔症问题，我曾和他进行长期论战，论题是是否存在男性癔症[190]，对此他一直是否认的。在他临终住院期间，我去探视过他。

他详细说明了他的病情，最后说：“你知道，我真算是男性癔症最典型的一个病例。”他于是承认了自己一直固执反对的事，这使我惊喜交加。此梦之能够用我父亲作为梅纳特之屏蔽，并不在于他们之间有任何相似之处，而是对梦念中一个条件从句简洁而充分的表达，即“如果我是第二代，是一位教授或枢密顾问官的儿子，那么我肯定能进展得更快。”所以在梦中我把父亲当成是枢密顾问官或教授了。”——梦中最显眼、最迷惑人的荒谬，是1851年这个年份，它似乎与1856年无甚差异，好像5年的差异不算什么似的。这正是梦念所要寻求表达的。四五年时光正是上文提及之梅纳特支持我的时间，也是我让我未婚妻等待我们结婚的时间，而且说也奇巧，这也是梦念急切利用的使患者完全治愈的最长时限。“5年算什么？”梦念问道。“对我来说，它算不了什么，可以忽略不计。在我面前还有足够的时间，而且，正像我最终实现了你所不相信的那件事一样，我也同样能实现这件事。”此外，除了表示世纪的数字，51本身是在另一种对立意义上决定的，这也是其为什么在梦中多次出现的原因。51是一个对男性特别危险的年龄数字；就我所知，有好几位同事突然死于这个年龄，其中一位是在被晋升为他期待已久的教授头衔后不几天去世的。

（五）

这又是一个与数字有关的荒谬梦。我的一位熟人M先生受到一篇文章的过激抨击，我们都认为抨击者是歌德。M先生自然是被击垮了。对此，他在餐桌上大加抱怨；但是，他对歌德的尊敬并未因个人经历而受到影响。我想弄清年代，又似乎不可能。歌德死于1832年。由于他的抨击自然是在此之前，所以当时M先生一定很年轻，我想很可能是18岁。然而我对我们自己的年代却不很确信，从而使整个计算变得模糊不清。顺便指出，抨击见于歌德《论自然》那篇著名文章中。

我们很快便会发现了此梦为其荒谬加以辩护的方法。我是在一次就餐时认识M先生的。不久前，他为他那位有全身瘫痪迹象的弟弟做检查。他的怀疑是正确的。检查过程中发生了一次尴尬局面，因为患者无缘无故地谈起他哥哥的幼时蠢事。我问起他的生日并要他做些简单的算术以测验其记忆力的缺陷，但他却很好地完成了作业。我已看出，我自己的行为就像是在梦中的一个瘫痪病人。（我对我们处在什么年代都不很确信。）梦的另一些材料取自另一个新近来源。我的一位医学杂志的编辑朋友，对我的柏林朋友弗利斯的近著发表了一篇很不友好的“毁灭性”批评文章。文章出自一位缺乏判断力的年轻评论家。我想我有权对此加以干预并要求编辑消除影响。编辑对发表这篇批评文章深表遗憾，但无法做出任何更正。我于是断了与这家杂志的联系，但在断交信中却表达了一个希望，即我们的个人关系不应受此影响。此梦第三个来源，是我的一位女患者对她弟弟精神疾病及其如何在狂乱中呼喊“自然！自然！”的描述。医生们相信，这种呼喊缘起于他阅读歌德那篇《论自然》的抨击文章，并表明他在自然哲学研究方面的过度劳累。但在我看来，即使对未受教育者而言，此词之使用也带有性的意味。至少有一个事实不能否认我这个想法，即那位不幸的患者不久就割下了自己的生殖器。发作时他正18岁。

此外，我朋友那本受到严厉批评的著作（另一位评论家说，“不知是作者疯了，还是读者自己疯了。”）是关于生命之编年资料的，并表明歌德漫长的一生对生物学具有重大意义。所以很明显，我在梦中是把自己放在我的朋友的位置上了。（我想弄清年代）但我却像一个瘫痪病人，且梦中充满了荒谬，所以梦念是在说反话：“自然啦，疯狂的傻瓜是他［我的朋友弗利斯］，你们评论者才是博学的天才。但为什么不能是相反呢？”这种颠倒在梦中有大量例证，例如，歌德抨击年轻人是荒谬的，但一个年轻人抨击不朽的歌德则是正常的。又如，我从歌德的卒年算起，却使那位瘫痪病人从他生年算起。［此梦前已述及，参见第327页］然而我也已表明，没有哪个梦不受利己主义动机的驱使，所以，对于梦中我把朋友的事业当成自己的事业并代替他的位置，我还必须做出解释。我在清醒生活中的批判力不足以对此加以解释。但那位18岁患者的故事以及医生们对他呼喊“自然！”的不同解释，都是暗示我关于精神神经症的性的病因论与大多数医生之间的对立。我可能是在对自己说：“你朋友遇到的那种批评对你也可能发生——事实上已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了。”因此，梦中的“他”可以用“我们”来代替：“是的，你对了，我们才是傻瓜。”此梦还以暗示歌德那篇短小精悍的论文使我想起“我正在思考”，因为我在中学毕业时对职业选择犹豫不决，正是在一次公众演讲中，我听到有人大声朗读这篇文章，才使我决定研究自然科学[191]。

（六）

前面我曾提到过一个梦，其中并未呈现我自己的自我，然而它仍然是自我主义的。第269页的短梦中，M教授说：“我儿子是近视眼……”，我将此解释为一个序梦，意在引出一个我在其中扮演一个角色的梦。以下就是当时未述的主梦，它将荒谬和不好理解的言语形式引入梦中，对此需加以解释。

罗马城由于发生了某些事件而必须把孩子们转入安全地带，并顺利完成了。随后，梦境变成了在一个古式双扇大门（梦中觉得是西恩纳的“罗马门”）前，我坐在一个喷泉边，十分忧伤，几欲落泪。一位妇女——侍女或是修女——带来两个男孩并交给他们的父亲，这位父亲并不是我。其中大孩子显然是我的长子，但没看清另一孩子的脸面。带来孩子的妇女要他与她吻别。她的鼻子红得十分显眼。孩子拒绝吻她，却挥手相别，并对她说“Auf Geseres”，然后又对我们两人（或一人）说“Auf Ungeseres”。我觉得这最后一个短语表示了一种偏爱。[192]

此梦建构于我看过一出叫《新犹太人区》的戏后所产生的纷乱思绪。犹太人问题关系着他们子女的未来命运，他们不能拥有自己的国家，又关系到他们对子女的教育方式，使他们能自由地跨越国界——所有这些，都易于在有关梦念中加以识别。

“我们坐在巴比伦河边哭泣。”和罗马一样，西恩纳以其美丽喷泉而闻名。要使罗马在我的梦中出现，我就必须选择一个熟知的地方来代替它（第193页以下）。在西恩纳罗马门的附近，有一座巨大而明亮耀眼的建筑，那是曼利柯米欧疯人院。做梦前不久，我听说有个宗教信仰和我相同的人，被迫在一个国立疯人院辞去辛苦得到的职位。

短语“Auf Geseres”（梦中情况使我们联想到“再见Auf Wiedersehen”）及其无意义反义词“AufUngeseres”引起了我们的兴趣。我从语言学家那里获知，“Geseres”是一个真正的希伯来词汇，由动词“goister”派生而来，最好译成“受苦”或“厄运”。从俚语用法来看，它的意思好像是“哭泣和哀悼”。“Ungeseres”是我自己杜撰的一个词，最初引起我注意的就是这个词，但起初我不明白其意如何。然而，梦的结尾处那句说“Ungeseres”表明比“Geseres”更加偏爱的短语激起了我的联想并同时澄清了此词的意义。这种关系亦产生于鱼子酱，不咸的［“ungesalzen”］鱼子酱比咸［“gesalzen”］鱼子酱更受人喜爱。“将军的鱼子酱”是贵族的虚荣，这背后潜藏着我对一位家庭成员的玩笑性暗喻，因为她比我年轻，所以我希望她将来能照看我的孩子。这也符合以下事实，即我家另外一位成员、我们精干的保姆，在梦中呈现为那位侍女或修女。而且，在“咸——不咸”和“Geseres-Ungeseres”之间没有任何过渡观念，这可以从“发酵——不发酵”［“gesfiuert-ungesfiuert”）关系中得到理解。在逃离埃及时，以色列人来不及使生面发酵，他们便于复活节这天吃未发酵的面包来纪念这件事。这里我想插叙我在这部分的分析过程中突然产生的联想。我想起去年复活节，我和柏林的一位朋友来到陌生的小镇布累斯劳。我们在街上散步时，有一位小姑娘问我去某条街怎么走，我只好说不知道。随后我对朋友说，“但愿这小姑娘长大后能获得敏锐的眼力来选择指路人。”不久，我看见一个门牌上写着“海罗德诊所。就诊时间：……”我说，“但愿这位同行不是儿科医生。”同时，我的朋友谈起了他关于两侧对称的生物学意义的观点，并说道：“如果我们能像独眼巨人那样在前额中央有一只眼睛……”这便引起了序梦中那位教授的话“我儿子是近视眼……”，于是我就理解了“Geseres”的主要来源。M教授的这位儿子现在是一个独立的思想家。多年以前，当他还是中学生时，他患了一种眼疾，医生说正是这种眼疾引起了他的焦虑。他解释说，只要眼疾只限于一侧便无关紧要，但若波及另一只眼，那就严重了。患病那只眼很快治愈了，但不久另一只眼却出现了感染的迹象。这下孩子的母亲急了，便把医生请到他们乡下的偏僻的住所。但医生这次却转向另一边，他对孩子母亲大声喊：“你怎么说这是‘Geseres’［‘厄运’］呢？如果一边好了，另一边也会好的。”结果他说对了。

现在我们对这一切与我和我的家庭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M教授儿子上学时的课桌后来由他母亲作为礼物送给了我的长子。我在梦中正是通过他道出告别词的。由这一转换所产生的愿望不难猜出。但梦建构桌子也意在防止孩子出现近视和单侧视力，因此梦中才出现“近视”并提及两侧对称。我对单侧性的关注不止有一种意思，它同时意指身体的单侧性和智力发展的单侧性。梦中出现的情境不正是以荒谬的形式与这一关注相矛盾吗？孩子转向一侧说完告别的话后，又转向另一侧说相反的话，好像是要保持一种平衡。他的行为方式好像是要对两侧对称加以注意！

所以，表现得最荒谬的梦同时也是寓意最深刻的梦。每一历史转折时刻，那些想说些什么但又不能说的人总是自称自己是蠢人。对于那些犯禁的话，听众若能认为那只是胡言乱语并能一笑置之，那么他们就会很容易宽恕这些冒犯了。那位不得不装疯的戏中王子，其行为正像现实生活中的梦一样，所以我们可以将哈姆雷特的自白用之于梦，在机智和晦涩的外衣之下掩盖着真相：

“只是刮西北风时我才发疯，当风向南转时，我就能分清苍鹰与手锯！”[193]

至此，我已解决了梦的荒谬问题。梦念决不是荒谬的一无论如何，正常人的梦念决不是荒谬的——当梦的工作面临着表达呈现于梦念之中的各种批判、滑稽或嘲弄的任务时，它便制作荒谬的梦或包含荒谬成分的梦。”[194]

我下一步的任务在于揭示：梦的工作不过是将我们已经提到的三个因素[195]——以及下面将要提到的第四个因素［第488页］加以组合而已；它的功能无非是按它所服从的四个条件对梦念加以翻译；以及心灵是以其全部官能还是以一部分官能参与梦的活动，这是个不参照事实而错误地提出的问题。然而，因为在大量梦中，其内容包含作出判断、提出批评、表示赞赏，对梦的某些成分表示惊讶，还出现企图解释和争辩等，所以，下面我必须通过例证来答复由这些事实所导致的各种反对意见。

［简而言之］我的答复如下：任何在梦中呈现为判断功能的显在活动，都不能被看作梦的工作的理智结果，而只能被看作梦念的材料，它是作为现成的结构而从梦念进入显梦之中。我甚至还能对此做进一步引申，即使在醒后对梦之回忆所做的判断，以及因梦的重现而引起的情感等，也都在很大程度上构成隐梦的一个部分，并都应包括在对梦的解释之中。

（1）关于这种梦，我已引用过一个显著例证［第332页以下］。[196]有一个女患者拒绝告诉我她所做的一个梦，是因为“它不够清晰”。她梦见一人，但弄不清是她丈夫还是她父亲。随后又梦见一只垃圾箱［Misttrügerl］，这引起了下列回忆：有一次她刚收拾好屋子时对一个来访的年轻亲戚说，她下一步工作是要弄到一只新垃圾箱。第二天早晨她收到一只，但里面却装满了山百合。梦的这一片断是用以表达一个常见的［德国］谚语“不是长在自己的粪便上”。[197]分析表明，梦念与梦者小时候听过的一个故事有关，说是有个姑娘生了一个小孩，却不知这小孩的真正父亲是谁。因此，此梦之表现已渗入清醒的思想，即一个梦念成分在对整个梦的清醒判断中得到了表现。

（2）这里是一个类似的梦例。我的一位患者做了一个他认为很有趣的梦，醒后即对自己说：“我必须将此告诉医生。”分析表明，此梦明显地是对一种通奸关系的暗指。这一关系开始于治疗初期，他还决定不告诉我。[198]

（3）以下是我自己做的一个梦：我和P一同去医院，途经一片房屋和花园，同时产生一个想法，即我经常梦见此地。这条道我并不很熟。他指给我一条道，一拐弯便到了一个餐厅（在室内而不在花园）。其时我又问及多妮夫人，得知她带着三个孩子住在后面一间小屋里。我走过去，但到达之前看见一个不太清晰的人影带着我的两个女儿；我和她们在一起站了一会便把她们领走了。

我因妻子把她们留在那里而责备了几句。

醒后我有一种极大的满意感，因为我觉得通过这一分析便能理解“我经常梦见此地”的意义。[199]然而事实上，分析并未告知我这种原因，它向我揭示的是，这种满意是隐梦的一部分，而不是对梦的任何判断。我所满意的是我的婚姻为我带来了子女。P的生活经历起初和我十分相似，后来无论是社会地位还是物质条件都远远超过了我，但他婚后却没有子女。引起此梦的两个事件，虽不能对梦做出完全分析，却指出了它的意义。做梦前一天，我在一份报纸上看到多娜·A-Y（梦中改为多妮）夫人死于难产的讣告。妻子告诉我，为多娜接生的，正是为我们最小两个孩子接生的那个人，多娜的名字引起了我的注意，是因为不久前我在一本英语小说中才第一次知道这个名字。此梦第二个原因是做梦的日期，那正是我大儿子生日的前一夜——他似乎有点诗人的气质。

（4）在做完关于我父亲死后在马扎尔人中起着政治作用的那个荒谬梦醒来后，我有过同样的满意感，而且自认为它是梦中最后一幕伴随而生的情感在醒后的继续。［见第426页］我记起他去世时躲在床上极像加里波第，并因诺言的实现而感到高兴……（梦还有一个后续部分，但已忘了）。分析使我能够弥补梦的这一空白，它是对我二儿子的述及。我以一个历史伟人［克伦威尔］的名字为他取了教名，这个伟人从童年时起，特别是从我访问英国后，一直强烈地吸引着我。

在孩子尚未出生前，我就已决定，如果是个男孩，就给他取这个名字。出生后果真是个男孩，使我有一种高度的满意感（由此显见，身为人父的那种被压抑的自大狂倾向是如何以思想的方式传递给子女的。很可能，当在现实生活中成为必要时，这就是那种感情的压抑得以实现的途径之一）。

小孩之能够呈现于此梦，源于以下事实，即他具有和濒死老人同样可以原谅的同样不幸——在床单上拉屎撒尿。从这方面看，可以将Stuhlrichter［“主裁判”，字面意义为椅子+裁判］比之为要在子女面前保持伟大和圣洁的愿望［参见下文第478页］。

（5）下面我要转而考察在梦中表现的判断，而不是醒后继续或进入其中所做的判断。为了对此提供例证，我可以使用我为其他目的而记录的梦例。在歌德抨击M先生的梦中［第439页以下］，似乎含有大量判断活动。“我想弄清年代，又似乎不可能。”从各方面看，这都是对歌德竟然会对我所认识的一位年轻人发动文字抨击这一荒谬观念的批判。“我想他很可能是18岁”，这尽管糊里糊涂，但听起来也极像是一个计算的结果。最后，“我对我们自己的年代却不很确信”，也像是梦中的一次疑惑不定。

所有这些，乍看起来都像是梦中作出的判断活动。但分析表明，这些话都可另作解释，从而为释梦所不可缺少，并消除梦的任何荒谬迹象。“我想弄清年代”一句将置于我的朋友［弗利斯］的位置，而事实上他正试图弄清人生的编年资料。这就剥夺了它作为反对前面数句之荒谬的判断意义。插入成分“又似乎不可能”应属于下面“我想很可能是18岁”的句子。对那位向我诉说其弟弟个案史的妇女，我用了几乎同样的字句。“要说他呼喊‘自然！自然！’与歌德有什么联系似乎不可能。在我看来，更有可能的是它具有大家熟知的性的意义。”这里确实有一个判断——但不是在梦里，而是在现实中，且被梦念忆起并利用。显梦利用这一判断与它利用其他梦念片断并没有什么两样。梦中判断赖以呈现的“18”这个数字，却还含有来自真实判断的痕迹。

最后，“我对我们自己的年代却不很确信”，其意旨不过是要进一步将我与那位瘫痪病人相等同。

在我对他检查时，这一想法确曾出现过。

对梦的表面判断活动的解析，可以使我们想起本书卷首［第103页以下］为释梦工作所立下的原则，即我们必须把梦的表面连贯性看成是非本质的假相，分别追溯梦的不同成分的各自起源。

梦是一个聚合物。为了加以研究，我们必须再把它分解成各片断［参见第419页］。但另一方面又必须指出，梦中有一种精神力量在起作用，正是这种精神力量造成了其表面的连贯性，亦即把由梦的工作提供的材料加以“润饰”。这又为我们提供了另一重要力量的表现证据，下文［第488页以下］我们将把它作为建构梦境的第四个因素加以研究。

（6）下面又是一个我已记录过的梦中发生判断过程的例证。在那个关于市政务会寄来信件的荒谬梦［第435页以下］中，我问道：“你是否不久后就结婚了呢？”我算了一下我的生日，当然是1856年，那好像就是紧接信中提及年份后的一年。这一切似乎都是一套逻辑的结论。我父亲是在他发病后不久于1851年结婚的。当然，我是家中长子，生于1856年，这些都是事实。我们已知，梦中错误结论源自愿望满足；其主导梦念是：“四五年不算什么，可以忽略不计。”

上述结论，不管其内容和形式多么像是逻辑的，都可以按照由梦念决定的另一种方式进行解释。正是我的同事认为治疗时间太长了的那位患者，决定在治疗结束后立即结婚。我在梦中与父亲交谈的方式很像是问讯或考试，也使我想起一位大学老师，他总是习惯于记录下每位选他课的学生的详细细节：“生日？”——“1856年”——“父亲名字？”对于这一项，学生要给出自己父亲带拉丁文字尾的教名。我们学生认为，这位教授从学生父亲教名中作出某些从学生本人姓名中不可能作出的推论。所以梦中的作出推论无非是对作为梦念材料的做出推论的一个重复而已。这里出现一个新的问题：梦中出现的结论无疑是梦念派生的，但在梦念中，它既可以表现为一段回忆材料，也可以逻辑的形式把若干梦念联结起来。但不管如何，显梦中的结论都代表着梦念的结论。[200]

由此我们可以继续分析上述梦例。那位教授的问讯使我想起大学的学生注册表（我上大学时要用拉丁文填写），并进一步想起我主修的课程。医科需5年才能毕业，这对我来说又太短了。

我于是又默默地学了几年。熟人当中，我被认为是个混子，他们还怀疑我是否能及格。其后我立即决定参加考试，而且尽管耽搁了，我还是考及格了。这是对梦念的崭新强化，从而使我以挑战的姿态面对我的批评者：“虽然你们因为我浪费了时间而不相信我，但我还是及格了。我的医学训练最终也会得出一个结果，过去的事实表明，事情总是这样。”

此梦开头几句显然具有论证的性质。这一论证甚至不是荒谬性的，在清醒生活中亦完全可能发生：我收到故乡市政务会的信而颇觉蹊跷，因为第一，1851年我还未出生；第二，此事可能与我父亲有关，但他已经去世。这些陈述不仅本身是正确的，而且，如果我真的收到这样的信，我也会提出与此完全相同的论证。前面的分析已揭示，此梦产生于内心深处痛苦和嘲弄的梦念。

如果我们同时假设，稽查作用完全有理由运作起来，那么我们就会理解，梦的工作自有其动机以梦念所包含的模式来制造一个对荒谬暗示完全有效的否决。然而，分析表明，梦的工作不能随意制作这种对应，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利用梦念材料。这就好像有一代数方程式，其中（除数字外，还）含有加、减、根、幂等符号，而有人要抄录这个方程式却不懂其意义，结果把数字和符号完全混淆了。［显梦中的］两个论证可溯源如下：我关于精神神经症的心理学解释的某些基本前提，总是遭到那些初次听说的人的怀疑和嘲弄，每想起这些，我就非常痛苦。例如，我不得不假定，对那些后来发病的人而言，他们人生第二年甚或第一年的印象，对他们后来的情感生活产生着持久的影响；而且，这些印象——尽管被记忆以各种方式加以歪曲或夸大——可能构成了癔症症状的最初且最深刻的基础。当我就此选取适当时机向患者做出解释时，他们总是以嘲弄的口吻模仿说，可以去寻回他们尚未出生时的记忆。我关于父亲在女性患者早期性冲动中起着意想不到的作用的发现，自然也完全可能遭到同样的冷遇（见第257页以下的讨论）。然而，我有充分的根据深信这两个假设是正确的。作为证据，我想起了几个实例，其中，孩子在非常幼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但后来的事件却表明，他仍潜意识地保留了很早就去世了的父亲的种种记忆。这种现象非精神分析无法解释。我知道，我的这两个论断所依据的推论，其有效性难免要受到争议，因此，梦的工作利用的恰恰是我害怕受到争议的结论的材料，来得出一个无可争议的结论，乃是愿望的一个满足。

（7）在一个到目前为止我还很少论及的梦［见第413页］的开头部分，明显地有对突然出现的问题的惊讶表示。布吕克老先生一定给我安排了什么任务；真奇怪，这与解剖我自己身体的下部有关，解剖我的骨盆和大腿。我好像在解剖室看到了我的骨盆和大腿，但却没感到自己身体的缺失，也没感到丝毫的恐惧。路易斯·N站在我身边和我一起坐着。骨盆已被取出，现在既可看到它的上部，又可看到它的下部，两部分合为一体了。还可以看到厚厚的肉色凸起（梦中，它使我想起痔疮）。它背面覆盖着某种像皱折的锡箔[201]似的东西，也必须小心剔出。其时我重获双腿，并在城里走路。但（由于劳累）我要了一辆马车。令我吃惊的是，马车冲向一处房屋的大门，而大门居然开了，使马车能够通过并在另一端转了一个弯后又出来了。[202]最后我做了一次旅行，穿越一片变幻不定的风景区，有一位阿尔卑斯山向导帮我拿着随身物品。由于体恤我的双腿，他有时还背我。道路泥泞，我们靠边行走。地上坐着许多人，像是印第安人或吉普赛人，其中有个女孩。此前我一直感到惊奇，在解剖后我还能在泥滑的路上走得这么好。最后我们来到一座小木屋，后面开了一个窗户。向导把我放下，并将原有的两块木板搭在窗台上，作为跨越窗台后的深沟的桥梁。其时我真的担忧起我的双腿来。我们没有跨越木板，相反，我看到两个成年男人躺在墙边的木凳上，旁边好像还睡着两个男孩。好像帮我们跨越深沟的不是木板，而是两个小孩。我在恐惧中惊醒了。

任何对梦中凝缩作用程度稍有了解的人都不难想象，此梦的全面解释必将占用大量篇幅。幸好此处我只需论其一点，为梦中惊奇提供一例，如插入成分“真奇怪”所展现的那样。梦的起因如下。梦中协助我工作的路易斯·N女士有次来访时说：“借我点东西看看。”我把赖德·哈加德的《她》递给她，并解释说：“这是本奇书，但充满了隐意，永恒的女性，不朽的情感……”她打断了我，说：“我知道。就没有你自己的东西吗？”——“没有，我的不朽之作尚未写成。”

——“那么你什么时候才能把你的那些所谓终极解释写出来呢？你说过要写一本甚至我们都能读懂的书。”她带着讽刺的口吻问道。其时我发现，这不过是有人借她的口向我发出警告而已，于是我就不说什么了。我想，即使我要出版有关梦的书，也必须付出极大的代价，因为在书中我必然要将自己的大量隐私性格公之于众。

Das Best was du wissen kannst，Darfst du den Buben doch nicht sagen.[203]

因此，梦中要我解剖自己身体的任务，实际上就是对我自己的梦进行自我分析。布吕克老先生在梦中的出现是恰当的；甚至在我刚开始科学研究工作时，就曾有一个发现，但被搁置起来，直到他有力督促，我才予以发表。和路易斯·N谈话所引起的深层想法由于太深了而不能进入意识，却分散于由赖德·哈加德《她》一书所引起的各种材料之中。“真奇怪”这一判断不仅适用于这本书，也适用于同一作者的另一本书《世界之心》。此梦的大量成分都来自这两本富有想象力的小说。泥泞小道和道上深沟取材于《她》；印第安人、女孩和木屋取材于《世界之心》。那个向导在两本小说中都是女性，都涉及到一次危险的旅行。《她》描写的是一条过去无人问津的冒险旅途，结果通向一片新天地。梦中的双腿疲劳感，是白天的一种真实感受，它可能还伴有倦意和疑惑：“我的腿还能走多远！”《她》的冒险旅程的结局是，向导不仅未能为自己和他人找到永生，却葬身于神秘的地下火海。这样的恐惧肯定在梦念中起着作用。木屋也无疑是一副棺材或一座坟墓；但这一最不期望的梦念通过梦的工作而表现为一次愿望满足，因为我曾进过一次坟墓，但那是奥尔维托附近的一座伊特拉斯坎人的空墓，是一个狭窄的小室，墙边放有两条石凳，上面躺着两具成年男人的骷髅。梦中木屋的内部恰似这个墓穴，只是用木头代替了石头。梦好像是在说：“如果你必须留在梦中，那就但愿是一座伊特拉斯坎人的墓穴吧。”通过这一置换，梦便把最伤感的期待变成最令人向往的了。[204]不幸的是梦虽然可以把伴有某种情感的观念转变成对立面，但却不能转变情感本身。下文［第460页以下］将对此加以揭示。因此，尽管子女能够获得父亲所失败了的成就这一观念——这就是对小说中关于一个人的身份可以世代相传两千余年的离奇情节的一个新的引喻——成功地呈现后，我还是在“恐惧”中惊醒了。[205]

（8）在我的另一个梦中，也包含了对梦中出现的事件表示惊奇。此梦的惊奇还伴有一种非常明显、牵强附会甚至很明智的解释企图，仅就这一点而言，即使梦不具有另外两个吸引人的特征，我也抑制不住要对整个梦加以分析。在7月18日至19日的夜间，我乘坐南线火车旅行。睡梦中我听到“霍尔松[206]（Hollthurn）站到了，停车10分钟。”我立即想到海参类动物（holothurian），又想到一个自然历史博物馆；又想到，这就是那些勇敢的人们徒劳地反抗国家统治权力的地方——是的，奥地利的反改革运动——好像是斯蒂里亚或蒂罗尔的一个地方。随后我看见一个模糊不清的小博物馆，里面陈列着这些人的尸骨和遗物。我想出去，但又犹豫不决。站台上有妇女在卖水果，她们蹲在地上，举着篮子叫卖。——我犹豫着，怀疑是否有时间，但火车仍未启动。

——我突然又置身另一车厢。里面座位非常狭窄，使得人的后背紧贴车厢壁。[207]这使我大吃一惊，但又想，我可能是在睡眠状态中换了车厢。这里有人，其中还有一对英国兄妹。书架上有一排书清晰可见，我还看到了《国富论》和（克勒克·马克思韦尔的）《物质与运动》，那是一本棕色封皮的厚书。那个男的问起他妹妹是否还记得席勒的一本书。这些书有时像是我的，有时又像是他们的。我想以一种证实的口气介入他们的谈话……我浑身冒汗地醒来，因为所有窗户都紧闭着。火车停在［斯蒂里亚的］马尔堡站。

我在记录过程中，又想起此梦的一个新的片断，我的记忆企图要把它忘掉。我就一本书（用英语）对那对兄妹说：“这本书是某某的，”但又改口说，“这本书是某某写的。”那男的对他妹妹说，“他说得对”。[208]此梦始于一个站名，站名肯定把我弄得半醒。但我却用霍尔松代替了马尔堡站名。我听到的站名肯定是马尔堡，这可由梦中提到席勒为证，因为席勒生于马尔堡，虽然不是斯蒂里亚的那个马尔堡。[209]那次旅行我虽然买的是头等车票，却很不舒服。火车里挤满了人。在我乘坐的那节车厢里，有一对很有贵族派头的妇人和绅士，他们显得没有教养，对我的进入显示出不加掩饰的不悦。我很有礼貌地向他们打了招呼，但他们却没有回答。虽然这对夫妻是并排坐着（背对车头），但她却在我的眼皮底下抢先用雨伞占着对面靠窗户的座位。车门很快关上了，他们交谈了几句，说是要把窗户打开。他们可能已看出我正渴望着新鲜空气。在这炎热的夜晚，车厢完全封闭，很快就令人窒息。旅行经验告诉我，像这种冷酷和傲慢的行为，表明他们必定是那种免费或半价乘车的人。当检票员走过来，我向她呈示我以高价买的车票时，这位女士用嘲讽甚至带有威胁性的语气说：“我丈夫有免费通行证。”

她外表庄重，神情不满，已近红颜将逝的年纪。那男的则肃然安坐，一言不发。我困得几欲入睡。梦中，我对讨厌的旅伴采取了可怕的报复；谁都不会怀疑，在梦的前半部分不连贯的片断的背后，隐藏着强烈的羞辱。这个需要满足后，又产生了第二个愿望——更换车厢。梦境经常会完全不受阻碍地发生变换，所以，如果我迅速在记忆中找到更为可爱的人来替换旅伴，一点也不稀奇。但此处却有某事在抵抗梦境的改变而需要解释。我为什么突然到了另一节车厢呢？对此我并没有任何记忆，因此只能有一种解释，即我必定是在睡眠状态中换了车厢——这种事情虽少见，但作为一个神经病理学家，我可以找到例证。我们知道有这样的人，在恍惚状态下乘火车旅行而不表现任何病态迹象，直到突然完全清醒过来而对记忆的缺失茫然不解。因此，梦中我是在宣布自己就是这种“自动漫游症（automatisme ambulatoire）”之一例。

分析还可以得出另一种解决办法。对调换车厢做出解释的企图，在我看来似乎明显是梦的工作之事；但事实上它不是源于我自己，而是源于我的一位患者的神经症。我在别处［第260页］曾提到一个教养良好又在现实生活中心地善良的人，他在父母死后开始谴责自己具有谋杀倾向，并因而在生活中采取各种防御措施而成为神经症的牺牲品。这是一例完全具有自知力的严重强迫症。起初他不敢上街，因为在街上一碰到单身行人，他就抑制不住要弄清他在何处消失；如果有人突然从他的视野中消失，他就会感到不安，并觉得可能正是他使这个人消失掉。除去别的不谈，这背后还隐藏着“凯恩幻觉”——因为“人皆兄弟”。（圣经中凯恩杀死了其兄弟阿伯尔即谋杀者之意）由于执行这种任务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便足不出户，闭门度日。但报纸却不断地把外界谋杀案件的消息送到他家，于是他的良心便开始怀疑，他可能就是谋杀案的凶手。如果他确信，事实上，自己几个星期以来从未离家外出，这会暂时使他稍安，但终有一天他又想到，他可能在一种潜意识状态下离开家并犯了谋杀罪而毫无自知。从那以后他便锁起大门，把钥匙交给管家并严格吩咐，即使他要钥匙，也绝不给他。

这就是我企图将调换车厢解释成发生于潜意识状态下的起源：它是将梦念材料现成地搬入梦中，其意旨明显地是要在梦中将自己的形象等同于那个患者。我对他的回忆起源于随便的联想。

我最后一次夜间旅行发生于数周以前，正是与此人同行。他已痊愈，陪我去外省访问他那些请我去看病的他的亲戚。我们同坐一个车厢，整夜都把窗户全打开，而且只要不睡觉，我们就玩得很开心。我知道，他的病根始于童年并与某种性情境有关的对他父亲的敌意冲动，所以，只要我把自己认同于他，便是在承认某种类似的情感。事实上，梦的第二幕以某种夸张的幻想结束，即认为那两位年长旅伴以那种冷淡方式待我，是因为我的存在妨碍了他们事先计划好的夜间调情。然而这种幻想却起源于儿童早期生活之一幕，其中小孩可能是受性好奇心的驱使而闯进父母卧室，结果被父亲赶了出来。

我想，提供再多的梦例，也不过是证实我从前述梦例中所取得的结论——即梦中的判断活动不过是对梦念中某些原型的复现而已。一般而言，这种重复往往不甚贴切，并被放入不恰当的背景之中，但偶尔也会像最后一个梦例那样被使用得十分巧妙，并首先给人留下一个印象，似乎在梦中有独立的理智活动。从这一点看，我们下面应将注意力转向精神活动。它虽然并非固定不变地伴随梦的建构而呈现，但只要它呈现，它就负责把同一梦中具有不同起源的各成分融为一体，从而使梦显得有意义而不自相矛盾。然而在研究这一主题之前，我们必须先考察梦中出现的情感，并将梦中情感与由分析而揭示的梦念中的情感加以比较。

八、梦中情感

斯泰克尔［1879，第51页］的敏锐观察使我们注意到梦中表达的情感，我们不能像通常习惯的那样，清醒以后便轻易地忽视其内容。“如果我在梦中害怕盗贼，那么盗贼当然是想象的——但害怕却是真的。”［第74页］梦中的高兴当然也如此。我们的感觉表明，梦中体验到的情感强度绝不逊色于清醒生活中所体验到的情感强度；与其观念性的内容相比，梦投入更大的能量使其情感成为我们的真实心理体验。当然，在清醒状态下我们不可能这样体验情感，因为，如果一种情感不与某一观念性的材料相结合，我们便无法对这种情感进行精神性的评估。清醒生活中，情感如果与其相应的观念内容在性质或强度上不相一致，我们也会感到茫然。

观念内容在梦中往往不伴有我们在清醒生活中必然伴有的情感结果，这总是一个令人惊奇的问题。斯图吕贝尔［1877，第27页以下］声称，梦中的观念被剥夺了精神价值［参见第53页以下］，但梦中相反情况并非少见，其中强烈的情感与某一主题内容相联，虽然这一主题内容似乎不应该引起这种情感。在梦中，我可以处于一种可怕、危险或讨厌的情境之中却没有恐惧感或厌恶感，或者相反地，对无害的事情表示恐惧或对幼稚的事情表示高兴。

梦生活的这一特别之谜，一旦我们由显梦进入隐意，便会比其他任何梦的难题更突然、更彻底地消逝。在隐梦中，我们无须去理会它，因为它已不存在了。分析表明，在梦的形成过程中，观念材料经受移置和替换，而情感则保持不变。正因为观念材料经受了梦的伪装作用，它与未加改变的情感不相和谐也就不足为奇了；若分析发掘出原先的正确材料，这种奇怪亦自然消解。[210]

对接受稽查作用的抵抗影响的精神情节而言，情感就是其构成成分之一，它几乎不受影响，且仅它本身就能指导我们如何补上缺失的思想。这在精神神经症中比在梦中更显而易见。神经症的情感，至少在性质上是妥贴的，虽然其强度可能会因神经症注意的移置作用而增大。若一个癔症患者惊奇于为什么对微不足道的小事担惊受怕，或一个强迫症患者对自己无中生有的痛苦自责感到惊异，那他们就错了，因为他们把观念内容——微不足道或子虚乌有——看成是基本的东西。而且，由于他们把这种观念内容作为其思想活动的起点，他们的抗争亦徒劳无益。精神分析通过向他们指出，情感是合理的，并通过被压抑或置换了的替代物找回原来属于这一情感的观念，把他们引向正确的道路。这一切的必要前提是认识到，和我们通常习惯认为的相反，情感和观念内容并不构成有机统一体，相反，它们是两个分离的实体，只是被糅合在一起，因而精神分析又可以把它们相互分离开。梦的解释表明，事实确实如此。

下面先给出一个例梦，其中观念内容本应引起的情感，都在表面上缺失了。分析对此做出了解释。

（一）

她在沙漠里看到三只狮子，其中一只正在大笑，但她并不害怕。其后，她肯定离开了狮子，因为她在往一棵树上爬；但她发现她那位当法文教师的表姐已经在树上了，等等。

分析发掘出以下材料。此梦之无关诱因是她英文习作中的一个句子：“鬃毛是狮子的饰物。”

她父亲留着的胡须看起来很像鬃毛。她的英文教师是莱昂斯小姐（Miss Lyons）。一位熟人送了她一本洛伊［loewe，德文字意为“狮子”］的民歌集。这就是梦中三只狮子的来历，她有什么可怕的呢？——她曾读过一本小说，说的是一个黑奴因鼓动同伴造反而遭猎犬追捕，并爬到树上逃命。在极度兴奋中她又继续想起一些记忆片断，如《飞叶》这本杂志中描写如何捕捉狮子的方法：“把沙漠放在筛子上筛，就会筛出狮子。”还有一则极有趣但并不十分恰当的轶闻，说是有人问起一位官员他为什么不巴结顶头上司，他回答说已尽力了，但上司已经高高在上了。做梦当天，这位女士拜访了她丈夫的上司，这一事实使整个梦变得好理解了。丈夫的上司对她彬彬有礼并吻了她的手。虽然他是一个“名人”［“big bug”，德文为“grosses Tier”=“大动物”］，并是她故乡首府的“社交名流”，但她对他丝毫没有害怕可言。所以，这只“名流”狮子和《仲夏夜之梦》中的那只狮子一样，揭示的是志同道合。所有梦中出现的、梦者又不害怕的狮子均如此。

（二）

作为第二个实例，我可以引证那位梦见其姐的儿子死了并躺在棺材里的年轻女子的梦［第152页以下及第248页］。这里要补充的是，她对此既无痛苦又无悲伤。分析揭示了为什么会如此。此梦不过伪装着她想再次见到那位恋人的愿望，而情感又必须与愿望而不是与其伪装协调一致，因此才不会有悲伤。

在某些梦中，情感确实至少与置换它最初产生于其中的事件的观念材料保持着某种关联，但在另一些梦中，情结的分离则更深入，从而与它相属的观念完全脱离，而与梦境因素的新成分相配合。这种情况与我们对梦中判断活动［第445页以下］的发现完全相似。如果一个重要的结论是在梦念中得出的，那么这种结论也被梦所包含；但梦中的结论却被置换于完全不同的材料。这种置换往往遵循着反题对立原则。

下面的梦例体现了这种可能性，我已对这个梦做过最彻底的分析。

（三）

有一座城堡，先是靠近海岸，随后又不是直接靠海，而是靠近一条狭窄通向海的运河。城堡司令是P先生。我和他一起站在大接待室里，——接待室有3个窗户，窗前有雉堞般的扶垛。我属于驻防部队，类似志愿海军官员。由于处在战争状态，我们害怕敌舰的到来。P先生正要离去，并就如果出现敌舰我们应如何应付做了交待。他那伤残的妻子也带着孩子们住在危险的城堡内。

一旦轰炸开始，就必须把大厅撤空。他呼吸沉重，转身要走；我问他在必要时如何和他联系。他说了几句后突然倒毙地上。我的问题无疑增加了他不必要的负担。我对他的死印象不深，其后我在考虑是否将其遗孀留在城堡内，是否将他的死报告上级，以及作为第二长官，我是否接管城堡司令。我站在窗前，看着过往船只。这都是些商船，在深色水面上疾驰，有的竖有烟囱，有的筑有甲板（与序梦中的车站相似——此处对序梦未作报告）。其时我弟弟站在我身边，都看着窗外的运河。有一只船使我们惊慌地叫道“战舰来啦！”结果却只是我们自己船舰的返航。又过来一只小船，从中间被截断，显得滑稽。船上装着奇怪的杯形或箱形物体。

我们同声说道：“早餐船来了！”

船舰的疾驰，海水的深蓝色，烟囱的浓烟——这一切交织起来，给人以紧张和不祥的印象。

梦中的地点由我在亚得里亚海上几次航行目的地（米拉梅、杜伊诺、威尼斯、阿奎雷尔）混合而成。我还清楚记得几个星期以前和我哥哥一起去阿奎雷尔的那次短程但愉快的旅行。[211]关于美国与西班牙之间的海战以及因此而引起的对我的那些美国亲戚命运的担忧，在梦中亦有暗指。

梦中有两处情感值得注意。一处是本应出现情感的却没有出现，即我对城堡司令之死没有印象。另一处是我以为看见战舰时吓坏了，并在睡眠中一直有恐惧感。此梦建构完善，情感的分布没有任何冲突。我没有理由对司令之死表示害怕；而作为城堡总指挥，在看到战舰时我自然会感到害怕。分析表明，P先生只是我自己的替身而已。（梦中我成了他的替代者。）我就是那位突然死亡的司令，梦念关涉着早亡之后我家人的未来命运，这是梦念中唯一使人痛苦的事情。梦中的害怕肯定是被从此事中分离出来，并转而与我看到战舰发生联系。分析在另一方面表明，战舰得以产生的梦念处所却充满了欢乐的回忆。一年前我们去过威尼斯，住在奇尔沃尼河岸。

一天，风和日丽，我们凭窗远眺湖面，那里比往常热闹很多。英国的一个舰队即将到来，为此准备了盛大的接待仪式。突然，我妻子像小孩似的惊讶：“英国舰队来了！”这同样的话在梦中却使我大为惊骇。（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梦中言语来源于现实生活［参见第418页以下］；下文即将表明，我妻子惊呼声中的“英国”一词亦未逃脱梦的工作。）因此，在将梦念转换成显梦的过程中，我已将欢乐转为恐惧，而且，这里我只想指出，这一转换本身也表达了隐梦的一个部分。此例表明，梦的工作可以随意地把情感从它与梦念的联系中分离出来，并随意地安插于它们所选择的任何显梦内容之中。

在此，我想对“早餐船”做一详细分析，因为它的出现使一直保持合理连贯的梦境以毫无意义的方式结束。后来我更详细地回忆起梦的对象，并惊奇地发现，船是黑色的，而且，由于它从最宽的中部被截断，它与伊特拉斯坎博物馆里的一些引起我们兴趣的东西十分相似，即具有两个把柄的黑色长方形陶制托盘，上面放有像咖啡杯或茶杯之类的东西，跟我们现代餐具有点相似。

我们打听得知，这是伊特拉斯坎妇女的梳妆盒（toilette=toiletset），带有装胭脂和香粉的小盒。当时我们还打趣地说，要能带回去给太太用就好了。因此，梦中餐船意指黑色的“礼服”即丧服（toilette=衣服），直接表示死亡。它还使我想起葬船[212]，古代用这种船装运死尸以进行海葬，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船在梦中返航：

老人安坐船头，静静地驶回海港。[213]

这是失事后的返航［“Schiffbruch”，字面意为“ship-break，船断裂”］——餐船从中部断裂了。但“早餐船”的名字源起何处呢？它来自“英国船舰”中的“英国”（又“英语”，English），因为英语“早餐”（breakfast）一词意为“打破斋戒”（“breaking fast）”，而“打破”又与船只失事（“船只破裂”）发生联系，斋戒则与黑色礼服或丧服相联。

只有早餐船这个名字是由梦念建构出来的，而梦中的事物则早已存在，并使我想起最近一次旅行中最愉快的事情。我们因不相信阿奎雷尔的饮食，便自己从格里齐亚带着食品，又在阿奎雷尔买了一瓶伊斯特里安名酒。当小邮船经过德拉密运河和咸水湖缓慢驶向格拉多时，游客中只有我们兴味甚浓地在甲板上吃早餐。我们很少吃得那么开心。这便构成梦中的“早餐船”，正是在这最高兴的生活乐事的背后，梦隐藏着对变幻莫测的未来的最忧郁的思想。[214]

虽然在梦的形成过程中，情感与产生它的观念材料相分离是十分显著的，但这并不是从梦念向显梦过渡时唯一且最核心的变化。如果我们把梦念的情感与梦中情感加以比较，那么很清楚，凡梦中情感均为梦念所有，但反之则未必。梦与作为梦的源泉精神材料相比，在情感方面要贫乏一些。当我重新建构梦念时我总是发现，其中最强烈的精神冲动一般都企图压倒其他相对立的冲动而力求进入梦境。再回过头来看梦，它就显得不那么鲜明，且缺乏任何强烈的情感色调。梦的工作不仅把梦的内容而且也把思想的情感色彩降至平淡无奇的程度。也许可以说，梦的工作造成了对情感的压制。试以那个植物学专著的梦为例。与梦相对应的思想，包含着对行动自由和命运自主权的强烈激动的要求，但由此而产生的梦却使这一要求显得平淡无奇：“我写了一本专著，就摆在我面前。里面有彩色插图，且每册都夹有植物标本。”这使我想到在尸横遍野的战场上突然降临的和平，战斗痕迹丝毫不见了。

事情亦非尽然如此，梦本身也可以有生动的情感表现，但这里我想说明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即虽然梦大多显得平淡无奇，但若深受感染，则很难进入梦念之中。

关于梦的工作过程中情感压制问题，这里还不能给出全面的理论解释，因为这需要首先对情感理论和压抑机制做最艰辛的研究［参见第604页以下］。我只想指出两点，由于其他一些原因，我不得不把情感的释放描绘成是向身体内部的输出过程，与运动和分泌的神经发动过程相类似[215]，专向外部世界发送的运动冲动在睡眠中受到阻抑一样，由潜意识思想在睡梦中唤起输出的情感，可能也更困难。这种情况下，发生于梦念过程中的情感冲动可能原本就很微弱，因而进入梦中的情感也就微弱。由此看来，“情感压制”（suppression of affect）并不是梦的工作的结果，而是睡眠状态造成的。这可能有正确的一面，但不可能完全正确。我们必须同时记住，任何相对复杂的梦，都是各种精神力量相互抗衡的妥协产物。因为一方面，构成愿望的思想不得不同稽查作用的对立面做斗争；另一方面，我们经常发现在潜意识思维自身内部，各种相互对立的思想亦相互抗衡。因为所有这些思想都可能各伴有某种情感，如果我们把情感压制看成是对立各方交互抑制以及稽查作用对各种冲动进行压制的结果，大概不会有错。所以，我们必须把情感抑制看成是梦的稽查作用的第二结果，正如梦的伪装是其第一结果一样。

下面给出一个梦例，其内容平淡可由梦念之间的反题对立加以理解。此梦是每一读者都会感到恶心的一个短梦。

（四）

一个小山丘上有看似露天厕所的东西：一条很长的座板上有一个很大的洞，座板的后缘厚厚覆盖着一层大小不等、新旧各异的小粪便堆，背侧长满草丛。我对着座板小便，长长的尿流把一切冲得干干净净，粪堆很容易被冲入洞内，只是座板末端好像还残留一些。

做梦过程中我为什么丝毫不感到恶心呢？

这是因为，正如分析所示，此梦是由一些最愉快、最惬意的思想产生的。分析中，我立即想到奥基斯王的牛厩被海格立斯冲洗得干干净净。这海格立斯便是我，山丘和草丛来自奥塞湖，当时我的孩子们正住在那里。我既已发现神经症的幼儿期病因学，让他们住在那里是为了避免他们患病。我的一位女性患者为表示谢意作为礼物送给我一件家具，座板（当然没有那个孔洞）便是对这件家具的精确复制，因而使我想起这位患者是如何地尊敬我。甚至大便的呈现亦能做出令我高兴的解释。不管在现实中我会对此多么的恶心，但在梦中它却是意大利美丽国土的回忆。我们知道，在意大利小镇，厕所设施与此完全一样。把一切冲洗得干干净净的尿流，无疑是伟大的象征，格利佛正是以这种方式扑灭了利利普特的大火——尽管这使他在那个小人国王后那里失宠。

大师拉伯雷笔下的超人高康大也是用这种方式对拜火教徒实行报复的，他跨在巴黎圣母院上，把尿流灌向这座城市。只是在做梦前一天晚上，我临睡前翻阅了加尼尔为拉伯雷作品作的插图。说也奇怪，这里有证据表明我就是那位超人。巴黎圣母院的平台是我最喜欢的巴黎风光。每天下午只要有闲，我总爱上大教堂的塔楼，在妖魔鬼怪之间上下攀爬。尿流将粪便冲洗殆尽使人想起如下格言：“它们正在消失。”我想，将来有一天我会把这一格言作为癔症治疗著作某一章的标题。

下面是引起此梦的真正令人兴奋的原因。在夏天一个炎热的下午，傍晚我就癔症与性倒错的关系做了一次讲演。讲演的每件事都使我深感不快，并对我而言似乎毫无价值。讲演使我疲劳，也对我的困难工作一点也高兴不起来。我渴望着摆脱对所有这一切有关人类龌龊之事的絮叨，而和孩子们在一起，并去欣赏意大利的美景。带着这种仙境，我从讲堂来到一家小餐馆吃了点露天快餐，因为我没有胃口吃别的什么。但是，有一位听众跟随着我，正在我就着咖啡吃卷饼时他要和我坐到一起，并开始奉承起来，说从我的讲演中学到多少东西，他现在开始以新的眼光来看每件事物，以及我如何通过这种神经症理论清洗了奥基斯王牛厩式的错误和偏见。总而言之，他说我是个伟人。我的心境和他的赞美很不协调；在厌恶中我努力使自己不作呕，并早早回家以摆脱他。临睡前，我翻了一下拉伯雷的书，并读了康拉德·费迪南·迈尔的短篇小说《一个男孩的悲哀》。

梦就是从这些材料中呈现出来的，迈尔的小说还勾起我一段童年往事的回忆。（参见关于图恩伯爵的梦的最后一个片断。）白天的苦恼和厌恶的心境在梦中持续着，并为梦的显意提供了几乎全部材料。但晚间产生了一种相反的心境，即强烈甚至夸张的自我肯定，并取代了前者。显梦必须找到一种在同一材料中同时表达出自卑和自大妄想的形式，二者的妥协使显梦模棱两可。但这些对立冲动的相互抑制，也产生了一种淡漠的情感基调。

根据愿望满足理论，若作为反题的自大妄想（虽然被压制着，但却有一种愉快的情调）又与厌恶感同时呈现，那么此梦便不可能形成。因为，令人痛苦的事情不大可能在梦中得到表现；而梦念中的痛苦，若不同时披上一层愿望满足的伪装，便难以进入梦中。

对于梦念中的情感，梦的工作除了承认或将之化为乌有外，还有另外一种处理方式，即把它们转化为其对立面。为释梦起见，我们已建立了一条解释原则，即梦中的每一成分本身都可以尽可能代表其对立面［见第318页］。至于它代表着什么，只能依其上下文背景来决定，我们事先一无所知。对此，一般人有一种怀疑意见，认为“梦书”在释梦时总是采纳对立原则。事实上，由于我们的思想很容易在一事物与其对立面之间形成密切的联想，将一事物转化为其对立面是完全可能的。

它和其他移置作用一样，也可为稽查的目的服务；但它经常也是愿望满足的结果，因为愿望的满足无非只是将一个令人不快的事物用其对立面来取代。正如有关事物的观念可以通过转化为对立面而呈现于梦中，梦念的情感亦如此；而且很可能，情感的倒转总是由梦的稽查作用实现的。在社会生活中，主要是为了伪装的目的，我们也使用情感的压制和反转，和梦的稽查作用十分类似。在和别人交谈的过程中，如果我想说一些对他怀有敌意的话，却又不得不在表面上表示恭维，那么最重要的是不向他泄露出我的情感，其次才是选择表达思想的言语形式。如果我用并非不恭的话和他交谈，同时却表达出仇恨和轻蔑的神情和姿势，那么其效果与我当面表示轻蔑并无不同。所以，稽查作用要求我首先压制情感；而且，如果我善于伪装，那么我就会表现出相反的情感——发怒时假装微笑，想损害他人时却好像情意绵绵。

情感的这种倒置，我们已经遇到过一个精彩的梦例。在“我叔叔的黄胡子”的梦［第137页以下］中，我觉得对朋友P情深意浓，同时我的梦念把他看成是傻瓜。正是从情感倒置的这一梦例中，我们得到了梦的稽查作用存在的第一个证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无须假设是梦的工作凭空制造了对立情感；一般地说，梦的工作只是发现了现成地存在于梦念材料中的对立情感，并利用产生于防御动机的精神力量使之强化，直到为了梦的形成，它们占有了支配的地位。在上述关于我叔叔的梦中，反题对立的绵绵情意可能产生于某种幼儿期材料（正如梦的后半部分所示），因为我在儿时最早体验到的叔侄关系的性质（参见第424页以下［以及下文第483页以下］的分析）已经成为我所有友谊和仇恨的源泉。

费伦茨（1916）所记录的一个梦为情感的这种倒置提供了极好的例证[216]，“一位年长绅士在夜间被妻子唤醒，因为他在睡梦中大笑不止，使妻子感到十分惊恐。他随后说他做了这个梦：我正躺在床上，一位熟识的绅士走进卧室。我想开灯，但怎么也开不了。于是妻子起床帮我，但也未能打开灯。妻子因在那位绅士面前半裸着身体而觉得尴尬，便终于放弃了，又钻进被窝。这一切显得那么滑稽，使我忍不住尖声大笑起来。虽然妻子问我：‘你笑什么？你笑什么？’但我还是笑个不停，直到醒来。——次日，那位绅士很沮丧，并开始头痛：他想，大概是笑得太多而累着了。

“从分析的角度看，此梦就不那么滑稽可笑了。进入卧室的那位‘熟识的绅士’，在隐梦中是作为‘伟大的未知’的死亡形象——这一形象是前一天在他心目中唤起的。这位老绅士患有动脉硬化，因而在前一天完全有理由想到死亡，梦中放声大笑便是代替对死亡念头的悲伤和哭泣，他所打不开的灯正是生命之灯。这种忧郁心情可能还与他的阳痿有关。不久前他曾想性交，但尽管有妻子半裸着身体的帮助，性交还是失败了。他认识到自己正日暮西山了，梦的工作成功地把他的阳痿和死亡念头转变成一幕滑稽剧，并将哭泣转为大笑。”

有一类梦完全可以被称为“伪善的（hypocritical）”，并构成对愿望满足理论的严峻考验。[217]

当希尔费丁夫人把有关彼得·罗塞格下列梦的记录提交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讨论时，就已引起我对这类梦的注意。

罗塞格在小说《解雇》中写道：“我一直是个酣睡者，但有很多夜晚却失去了安宁——因为多年来，在作为一个文人的平凡生涯中，裁缝的生活阴影一直纠缠着我，使我失去安宁。

“在白天，我好像并没有太多或太强烈地反省过往事。一个摒弃世俗外衣而试图征服地球和天国的人尚有其他事情要做，甚至作为精力充沛的年轻人时，我也没有思考过夜间做的梦。只是到后来，我形成了凡事必思考的习惯或世俗习气稍有抬头时，我才开始反问自己，为什么只要一做梦，梦中我便是一个受人雇佣的裁缝，并花费那么多的时间在师傅的店里无报酬地工作。当我在他身边裁缝洗熨时，我充分地认识到，作为一个城里人，我不该这样坐在他身边，而应寻求别的什么工作。但我总是在度假，总是有暑假休闲时光，并因而总是坐在他身边充当他的助手。这常常使我恼怒，使我感到浪费时间的悲哀，我应该有更好更有用的事情可做。有时工作出了差错时，我还必须忍受师傅的斥责，尽管从来没有报酬可言。当我弯腰躬背地在黑暗的店里工作时，我常想引起他的注意并提出要离去。有一次还真的这么做了，但师傅却毫不在意，我又只好坐在他身边开始裁缝了。

“在这样令人厌烦的梦中醒来是一件多么高兴的事啊！于是下决心，如果这种挥之不去的梦再出现的话，我便用力摆脱它并大声呼叫：‘这只是骗局，我正躺在床上要睡觉……’但第二天晚上我又梦见坐在裁缝的店里。

“事情就这样持续了好几年，而且还不可思议地具有规律性。一次，我和师傅在阿尔贝霍夫（我第一次当学徒时在他家干过活的农民）家工作，师傅对我的活特别不满意，脸色阴沉地说，‘我倒要看看，你心不在焉地想些什么。’我想，最合理的事情莫过于站起来对他说，我和他在一起只不过是取悦于他，然后离开。但我没这么做，当师傅领来一个学徒并要我给他让出地方时，我并没有反对。我走到一个角落继续缝纫起来。同一天师傅又雇了一位短工，是个伪君子——他是波西米亚人——他19年前曾在我们这里干过活，并且曾在从小旅馆回家的路上掉进小河里。

当他想坐下来时已没有座位了。我疑惑地看着师傅，他说，‘你没有天赋，你走吧，你被解雇了！’

我听了这话就惊醒了。

“黎明的曙光透过未拉窗帘的窗户射入我熟悉的房间。我置身于艺术品之中，我那精致的书架上矗立着永恒的荷马、伟大的但丁、无与伦比的莎士比亚、光辉灿烂的歌德——他们都是流芳百世的人物。隔壁传来孩子们清脆的声音，他们刚醒来正和母亲玩耍。我似乎又重温了那田园般的甜蜜，那宁静的富有诗意的生活，我常从中深深地感到一种沉思的人生乐趣。然而，不是我先向师傅提出辞呈，而是师傅解雇了我，这又使我深感懊恼。

“我又是多么的惊喜！自从师傅解雇我的那天晚上起，我就开始享受宁静，我再也没有梦见那长长的裁缝生活了——那种朴实无华的生活确实令人快乐，但也给随后几年的生活投上了长长的阴影。”

在这位年轻时曾是雇佣裁缝的作家所做的这一系列梦中，我们很难看出愿望满足的主导地位。

梦者的全部乐趣都在于他白天的存在，而他在梦中却被不幸生活的阴影所困扰，虽然他最终摆脱了这种生活。我自己做的一些类似的梦使我能够对这一主题做出若干说明。作为一个年轻医生，我曾长时间在化学研究所工作，却未能掌握这门科学所要求的娴熟技术；正因为如此，在清醒生活中我从来不愿想到这种贫瘠而真正使人丢脸的初学时期；另一方面我却经常梦见在实验室里工作、进行分析及其种种经验。这些梦和考试梦同样使人不快且从来不甚清晰。在我对其中之一进行分析时，我的注意力逐渐集中于“分析”一词，它为我理解这些梦提供了一把钥匙。从那时起我就变成了一位“分析家”；现在我从事的正是被给予很高评价的分析，尽管这当然是“精神分析”。现在很明白，如我对白天进行的这种分析工作感到自豪并自我吹嘘我是多么的成功，那么我的梦便是在提醒我那些无从自豪的不成功的分析。它们是对暴发户的惩罚梦，就像那位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雇佣裁缝所做的梦那样。但是，在暴发户的自豪和他的自我批评之间，梦如何能够与后者站在一边，并选择理智的警告而不是非法的愿望满足作为其内容呢？我已提出，这个问题的回答具有若干困难。我们可以认为，梦的基础首先形成于一种夸大了的雄心幻想，但那些给这一幻想泼冷水的各种谦卑思想亦进入梦中。我们当记得，心灵中有受虐狂冲动，可能正是这些冲动造成了诸如此类的倒置。我并不反对把这类梦与“愿望满足的梦”区分开来，称为“惩罚梦”，也不意味着我所提出的梦理论有什么欠缺，它只不过是一种语言学上的权宜措施，以应对某些人认为对立面可以聚为一体实在奇怪的问题。[218]但对若干这种梦的仔细研究有助于我们的理解。在做的一个实验梦的一个不甚明确的背景部分，我处于医学生涯中最忧郁和最不成功的年龄，我仍没有获得一个职位，也不知道如何获得生计，但同时却突然发现我可以在好几个女性中选择婚姻对象！于是我又一次年轻了，更主要的是她又一次年轻了——这位多年和我共患难的女性。于是此梦的潜意识诱因被揭示为一个步入暮年的老人的痛苦愿望。虽然发生于心灵其他层次上的冲动也确实决定着梦的内容，但惟有更为根深蒂固的愿望，即向往年轻，才使这种冲动有可能呈现为一个梦。甚至在清醒时我们有时也对自己说：“今天事事顺利，往事不堪回首；然而那时也很好——我是那么年轻。”[219]

我自己经常做的另一类梦也可以看成是伪善的[220]，其内容为与多年断交的朋友言归于好。

但分析却表明，总有些原因使我与这些往日朋友彻底断交，并把他们当作陌路人甚或敌人，但梦表现的却宁愿是相反的关系。［参见第145页注］要对富于想象力的作家记录的梦做出判断，我们完全可以假设，他在记录过程中也已省略了他自己认为不重要的内容细节，由此造成某些问题。只要梦的内容被详加报告，那么这些问题自然会很快得到解释。

奥托·兰克曾向我指出，格林童话《小裁缝》中含有一个完全类似的暴发户的梦。那个裁缝现已成为英雄，并且是国王的乘龙快婿。一天晚上和公主同床就寝时梦见过去所学的手艺。这引起公主的怀疑，便于第二天晚上派武装警卫窃听他的梦话并要逮捕他。但这位小裁缝却在梦中受到警告，便注意改正自己的梦。

梦念中的情感要变为梦中情感，需通过删除、减缩和倒置这些复杂过程。这些过程可以在详尽分析后适当加以合成的梦中看出。对此，我再引几个梦中情感的例子加以验证，人们将发现我所列举的几种可能性在其中得到了实现。

（五）

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那个关于布吕克老先生要我解剖自己骨盆的奇怪任务的梦［第452页］，我们应当记得，在梦中我没有本来应该有的恐惧感。现在看来，这在若干意义上是一种愿望满足。

解剖意味着我在出版本书时所进行的自我分析——这种分析实际上对我来说是如此痛苦，以致我将书稿付印推迟了一年多。于是产生一种愿望，即能够克服这种厌恶感，因而在梦中我没有恐惧感。但我已因头发不再变得灰白而感到高兴——这是就“Grauen”一词的另一意义而言。我的头发已变得相当灰白，这也提醒我不能再拖延了，而且在梦的结尾处还呈现了这一思想，即我必须让孩子们来达到我艰苦旅程的目标。

下面我们再考察两个梦，其中满意感一直持续到醒后。在第一个梦中，满意的原因是我预感到，我现在该知晓“我以前就梦见过这个”意味着什么，而满意实际上指的是我第一个孩子的出生［第446页以下］。在另一个梦中，满意的原因是我认为“被预兆”的事情正在实现的信念，而实际指的与第一个梦十分相似，这种满意与我第二个儿子的降生相一致［第447页以下］。这里，梦念的主导情感在梦中持续着，但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任何梦都不会如此简单。如果我们对这两个分析稍加细究，便会发现，这种逃脱了稽查作用的满意，还受到另一来源的加强。这另一来源有种种理由害怕稽查作用，如果它不以产生于某种可能允许的来源、并因而是合法的类似情感作为伪装，并以此为庇护，悄悄溜入梦中，那么它本身的情感在梦中出现肯定要遭到反对。

对此，遗憾的是我不能用实际梦例加以证实。但是，我可以用其他生活领域的事例来说明我的意旨。假设有一个熟人，我很恨他，因此，如果他有什么不幸，我会很高兴的。但我的道德本性又不容许这种冲动的流露，因而不敢表达希望他不幸的愿望，压制着对他的不幸的满意，并装出遗憾的样子。每个人都会遇到这种情况。现在的情况是，假若被憎恨的人因自己做的坏事而遭到不幸的报应，那么我就可以充分地表示满意，认为他是遭到了应有的惩罚，这样就可以和其他不抱偏见的人保持一致了。这里可以指出，我的满意感也许比别人更强烈，因为我的满意感还受到另一来源的加强，即我对他的憎恨。社会生活中，当受到反感的人或某个不得人心的少数群体的成员犯有某种过错时，这种情况亦普遍发生。他们遭受惩罚一般说来不仅是因为他们的过错，而且还因为人们对他们的反感，这种反感在他们犯过之前是无从产生作用的。毫无疑问，执行惩罚的人在这样惩罚他们时是不公正的，但他们由长期以来所保持的压制被解除所带来的满意而对此不自知。这种情况中的情感在质的方面是正当的，但在量的方面则不公正。自我批评在一个问题上的松懈只能导致它疏忽对另一个问题的考察，宛如大门一经打开，便有比原计划所允许的更多的人蜂拥而入。

对神经质的人的一个显著特征——即能够引发某种情感的原因，在他们身上所引发的情感虽然在质上适当、但在量上却过度的事实——在心理学解释许可的范围内也可以作出同样的解释。

量上的过度起因于这种情感的原因过去一直处于潜意识压制（suppression）状态。这些来源成功地与真正的释放原因建立起联想关系，从而通过情感的其他原因而获得正当的表现途径。这是不受反对的和合法的。因此我们应注意到，在考察被压制的和起压制作用的各动因时，不能把它们之间的关系看成是对立的相互抑制，正如有时它们因相互合作而得到加强，从而产生某种病理效果一样。

下面我们就可以把关于精神机制这些启示应用于对梦中情感表达的理解。梦中呈现的、并很容易在梦念中找到适当位置的满意情感，往往不能仅从这种关系中得到充分的说明，而需要从梦念中找出它的另一个来源，而这一来源正处稽查作用的压力之下。作为这种压力的结果，这一来源在正常情况下所产生的不是满意，而是对立情感。但是，由于满意情感的第一个来源的出现，这第二个来源就可以把自身的满意情感从压抑中解脱出来，并强化着第一个来源所产生的满意情感。因此，梦中情感是由若干来源共同决定的，即从梦念材料看，是多因素决定的。在梦的工作中，能够产生同一情感的来源，往往联合在一起共同产生这一情感。

从那个以“Non vixit”（已经死的）为中心的绝妙梦例［第421页以下］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对这些复杂关系有所洞见。在那个梦中，不同性质的情感集中于梦的两点上。当我用两个词使我的对手和朋友消失——梦本身使用的语言是“被奇怪的情绪所压倒”——时，敌对和痛苦两种情感汇聚在一起。在梦的结尾，我非常愉快，并继续相信那种在清醒生活中认为是荒谬的可能性，即存在着仅用愿望就可以被消灭的亡魂。

对这个梦的有趣原因我尚未述及，这个原因十分重要，且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梦的意义。

柏林的朋友［弗利斯］告诉我，他正要进行一个手术，有关病情可以问他住在维也纳的亲戚。手术后的头几个消息不确切，使我感到不安。本想亲自去看他，但那时我已疾病缠身，不能启程。

梦念告诉我，我所担忧的是朋友的生命。他只有一个妹妹，虽然我不认识，但知道她在年轻时的一场小病中丧生。（梦中，弗利斯谈论着他的妹妹，并说她在45分钟内就去世了。）我肯定想到，他的体质不会比他妹妹好多少，如果接到不好的消息，我无论如何也要前去看他——但去得太晚了，对此我将永远不能原谅自己。[221]因来晚了而遭受的这种谴责成了梦的中心主题，但却被表现为这样一幕情境，即我学生时代所尊敬的老师布吕克通过可怕的蓝色眼神责怪了我。造成这幕［关于弗利斯］的情境变动的原因很快就清楚了。梦不可能以我所体验的方式来再现［关于布吕克］的情境，却由另一人物保持了蓝眼睛，而消灭的角色却由我来承担——这显然是由愿望满足工作所造成的倒置。我对朋友康复的挂念，我对未去看他的自责和羞愧——他毫未兴师动众地来到维也纳（看我）——我借口自己生病——所有这一切汇聚在一起，形成了梦中我所清晰感觉到的情感风暴，并在梦念的这个区域激荡不已。

但是，梦还有另一起因，对我却产生了相反的效应。在手术后最初几天接到不好消息的同时，我被告诫不要和任何人谈论此事。对此，我很不高兴，因为这表明对我的谨慎的不必要怀疑。我很清楚，这些告诫绝非来自我的朋友，而是出自传递消息者的笨拙和谨小慎微。然而它所伪装的指责却使我很不快，因为它并非完全没有道理。我们知道，只有实质性的指责才有伤害性，也只有这种指责才使人不安。我所想的事情其实与这位朋友无关，而涉及到我早期生活的一个阶段。有次我在两个朋友之间引起了麻烦（他们两人都很尊敬我），是因为我在一次谈话中把一个朋友说的话不必要地告诉了另一个朋友。当时我也遭受了谴责，而且现在还记忆犹新。这两个朋友之一便是弗莱契尔教授，另一个朋友的教名为约瑟夫——也就是我梦中的朋友和对手P。

不能保密的谴责，在梦中由“毫未兴师动众地”的成分以及弗利斯问我告诉了P多少有关他的事情所证实。但是，正是这个［关于我早年的不慎及其后果的］记忆的介入，才使我目前因来晚了而受到的责备，转变为在布吕克实验室工作时受到的责备。而且，通过把第二个人变成梦中消失一幕中的约瑟夫，梦境中的指责就不仅是指我来晚了，而且也是指不能保守秘密。这样，梦中的凝缩作用和移置作用过程及其原因都变得清晰可辨了。

我目前关于被告诫不要谈论［关于弗利斯病情］的愤怒，虽然轻微，却受到内心上的其他原因的强化而膨胀为对我实际上喜欢的人的一股仇恨。这一强化的原因来自我的童年期。我已说明［第424页以下］，我与同龄人之间的友谊或敌意，是如何地起源于童年期与我那位比我大一岁的侄儿的关系；以及他如何地优越于我，我又是如何地很早就学会反抗他以自卫；我们既是密不可分的朋友，同时据长辈的说法，又互相打斗、互相埋怨。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所有的朋友都是这第一个人物的化身：他们都是亡魂。在我的孩提时代，我的侄儿重又出现，并和我一起扮演恺撒和布鲁特斯。我的情感生活总要求我同时有一个亲密朋友和一个敌人。我总能得到新的朋友和敌人，而且，我童年时的理想情境又总能完全重现，使朋友和敌人集于一人之身——虽然不能像我童年早期那样同时发生或不断交替。

关于引起某种情感的近期原因，如何能够回复到某一童年情境并为这一情境所取代，这里我不想加以讨论［见第546页］。这属于潜意识思维心理学问题，应在关于神经症的心理学阐释中得到说明。就释梦而言，我们可以设想，童年期的回忆可以在下列内容中唤起或以幻想形式加以重构。两个小孩争执某件东西（这东西是什么无关紧要，虽然记忆或虚假记忆中很明确），每个小孩都声称是先到并应该拥有它。他们于是打了起来，结果强权战胜了公理。由梦的证据看，我可能自己意识到错了（我自己注意到错了），但这次我是强者并占领了场地。那失败的对手便跑向他祖父——我的父亲——去抱怨我。我的父亲告诉我，我却以“我打他，因为他打我”这句话来自卫。这一记忆也许是幻觉，是在我分析此梦时想起的，它构成了梦念的一个中介因素，将梦念中的各种情感汇聚起来，就像一口水井把流入其中的水蓄积起来一样。梦念以此为出发点，按下列方式进行：“你对我让步是活该，你为什么要推开我？我不需要你，我可以找到别的玩伴”，如此等等。这些思想于是就获得了进入梦中的途径。我也曾用这种“叫人让开”的态度而责怪过我的朋友约瑟夫，他接替我在布吕克实验室做了演示员。但这里的晋升十分缓慢而令人厌烦。布吕克的两个助手在这个位置上都不像有提升的可能，年轻人是不那么耐心的。我的朋友自知命数将尽，又与上司关系不那么密切，于是不时地公开表示不满；又因为他的上司［弗莱契尔］病重，所以P希望他离开，其意恐怕不仅在于希望他晋升，不免还有更丑恶的意味了。并不奇怪，我自己在几年以前也曾强烈希望填补这个空缺。只要有晋级的机会，那些应受压制的愿望就不免抬头。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王子，即使在他父亲的病床边，也抵挡不住试戴王冠的诱惑。可以料想，梦因为这个无情的愿望所惩罚的是我的朋友而不是我。[222]

“因为他野心勃勃，我就杀了他。”他因等不及别人的退位，便自己退位了。这就是我在参加另一次大学揭幕仪式后立即产生的想法。因此，我在梦中体验到的满意可部分地解释为：“这个惩罚是公正的！你活该！”

在我的朋友P的葬礼上，一个年轻人说了些似乎不大合时宜的话，意思是说，主持人的悼词好像是说，这个人死了，世界将不复存在。这话表达了一种真实的感受，即他的悲痛心情被夸大的言辞所扰乱。但他的话也激发了我如下梦念：“的确，没有谁是不可替代的。我已送走了多少人！但我还活着，我比他们都活得长，只有我才拥有这个位置。”我害怕，如果我去探望朋友［弗利斯］却发现他死了，这一想法只能被解释为我很高兴，因为我比别人活得更长，因为死的是他而不是我；而且，和我幻想中的童年景象一样，我独占了这块地方。这一起源于幼儿期的满意感构成了梦中情感的主要部分。我因为活着而高兴，并以传说中那对夫妇似的素朴的利己主义把我的高兴表达了出来，这对夫妇一方对另一方说：“如果我们之中有谁死了，我就要去巴黎。”在我看来很显然，我不会是将死的那一个。

不容否认，一个人在解释和报告梦时需要高度的自制力。他在与他同享生命的一群高尚的人之中，必然把自己呈现为唯一的坏人。所以在我看来，很自然，一个人可以随心所欲地使亡魂存在或消失。我们已看到，我的朋友约瑟夫都是我儿时朋友的一系列再现。我能够不断地以替身来再现这一朋友，也是我满意情感的来源之一；而且我觉得，对于我现在正要失去的朋友，我也应该能找到替身：没有谁是不可替代的。

但梦的稽查作用又是什么呢？它为什么不对这种麻木不仁的利己主义思想加以最有力的反对呢？它为什么不把与这一想法相关的满意转变为极度的痛苦呢？我想原因在于，针对同一个人的其他无可反对的思想同时也得到满足，并由他们的情感来隐蔽被压制着的童年体验的情感。在揭幕仪式上，我在思想的另一层次上想：“我已失去了多少珍贵的朋友！他们有的死了，有的断交了。幸运的是我能为他们找到一个替身，这一替身比他们所有人都更重要，而且，在这种不易建立新的友谊的年纪，他的友谊永远不会失去，这又是多么值得庆幸！”我因能够为这些失去的朋友找到一个替身而产生的满意感，可以不受干扰地进入梦中。然而，随之进入梦中的还有由童年原因所产生的敌对满足。毫无疑问，童年期的情感强化了我现在的正当情感，但童年期的仇恨也趁机进入了梦中。

此外，梦还包含着对另一思绪的明确暗指，而这一思绪却可以产生正当的满意情感。不久前，我的朋友［弗利斯］在等待许久之后终于有了一个女儿。我深知，他对妹妹的早逝悲伤不已，便写信劝慰他，说他一定能将对妹妹的爱转移到女儿身上，而且，他的幼女一定能使他忘怀妹妹之死所造成的无法弥补的损失。

因此，这一组思想与隐梦的中介思想［参见第483～484页］又发生了联系，而联想的道路却走向反面：“没有谁是不可替代的！惟有亡魂是真的：所有失去的都将回来！”这样，梦念之对立成分之间的联想链就由下列事实建立起来，即我的朋友为幼女取的名字恰好与我儿时经常在一起玩耍的女孩的名字相同，她与我同龄，而且是我最早的朋友和对手的妹妹［见第425页注］。当我听说朋友为幼女取名“保琳”时，我感到极大的满意。作为对这一巧合的暗指，我在梦中以一个叫约瑟夫的人来代替另一个同名者，并觉得无法压制“弗莱契尔”和“弗利斯”这两个名字的头几个字母的相似性。由此，我的思绪转向自己孩子的名字。在给孩子们取名时，我坚持不流于俗套，而要以他们的名字来纪念我曾爱过的人们，因而孩子们的名字便使他们成了亡魂。总而言之，我是想，难道生儿育女不正是我们走向永恒的唯一途径吗？

关于梦中情感这一主题，我还要从另一个角度稍做补充。睡者心灵的支配因素之一可能就是我们所谓的“心境”——或某种情感倾向——而它可能又对睡者的梦产生决定性影响。这种心境可能起源于前一天的体验或思想，也可能起源于躯体因素［参见第237页以下］。这两种起源都可以伴生其他的相关思绪。不管是梦念的这些观念内容以原始的方式决定了心境，还是以某种躯体因素为基础而解释的情绪倾向次生地唤起了这些观念内容，从梦的建构这一角度看，这种分别是无关紧要的。在两种情况下，梦的建构都服从一个条件，即梦只能表现那些作为某一愿望之满足的事情，而且，只有从愿望中，梦的建构亦无区别（参见第235页）。从愿望满足意义上讲，这种差异既可忽视，亦可做新的解释。睡眠中的痛苦心境，可以通过产生梦所要实现的强烈愿望而成为动机力量。至于心境被附以何种材料，则取决于材料能否表达愿望的满足。梦念中的痛苦心境越是强烈并处于支配地位，那么最强烈地被压制着的欲望冲动就越要利用这一机会试图在梦中得以表现。因为，本来不愉快的情感已经存在，欲望冲动的表现所要完成的艰苦工作亦已完成。

这里，我们又碰到了焦虑梦的问题，我们不久将于下文［第579页以下］看到，这些焦虑梦构成了梦活动的边缘性质。

九、润饰作用[223]

现在我们开始讨论有关梦的建构的第四个因素。如果我们继续延用前面的方法来研究梦的内容——即将梦内容的显在事件与其梦念来源加以比较，我们就会碰到另外一些因素，其解释需做出一个全新的假设。我指的是这样一些梦例，其中梦者感到惊奇、痛苦或厌恶，而且是由梦内容本身的某一片断引起的。我在上一节的许多梦例中已表明，梦中的这些不满情感，大多不是针对显梦内容，而是梦念的构成部分，并被用来服务于某一适当目的。但其中某些材料还不能做出如此解释，我们不能在梦念中找到其对应物。例如，梦中经常出现的一句批判性的话，即“这不过是一个梦而已”［第338页］意味着什么呢？这里，我们发现了梦的一个真正的批判性，恰如在清醒生活中我们也这么说。通常，这也是从梦中醒来的序幕，而且还伴有某种痛苦的感觉，直到明白它是个梦。当梦中出现“这不过是一个梦而已”的想法时，与奥芬巴赫滑稽剧中美丽的海伦所说的话[224]具有同样目的：即减低刚刚体验到的情感的重要性，以使之可以忍受。它的功能是平息某一完全有可能激动起来的动因，并阻断梦的继续——或阻断剧中一幕。但是，继续睡眠或做梦会更舒适，因为毕竟“它只是一个梦而已”。在我看来，“它只不过是一个梦”这一带有轻蔑意味的批判性判断，只有当稽查作用发现不小心让一个梦发生之后才能做出。因为梦已经发生，再抑制它是来不及的，于是稽查作用便以这种话来平息由此导致的焦虑或痛苦情感。这只是精神稽查作用的马后炮式的表现。

这一实例为我们提供了确凿的证据表明，并非梦中所有事情都来源于梦念，与我们的清醒思想难以区分的某种精神活动亦可以为梦提供内容。这里引起的一个问题是究竟这种情况只发生于少数特殊梦例之中，还是起着稽查作用的动因也在梦的建构中起着某种一贯的作用。

我们可以肯定地采取后一种观点。虽然在前面我们只述及稽查动因对梦的内容的限制和删除作用，但它无疑也对梦增加或插入某种内容。我们不难在梦中发现这种插入的内容。梦者对这些内容的报告往往迟疑不决或说成是“好像什么什么”；这些内容本身也并不特别鲜明、生动，并且往往作为联结成分介于梦内容的两个部分之间，或用来填补梦的两个部分之间的空当。与梦念材料的派生成分相比，这些内容不易记忆；在梦的遗忘过程中，这一部分最先消失。人们常说做了很多梦，但大多已忘记，只记住了某些片断［第279页］。我总觉得，这种说法正是基于这些中介思想的迅速消逝。在一例彻底的分析中，如下事实揭示了这些插入内容的存在，即梦念中根本没有与之相关的材料。但进一步的细致分析使我相信，这种情况并不常见；一般而言，中介思想最终都可以追溯到梦念材料，只是这样的梦念材料或者是由于其自身的缘故，或者由于它被多种因素决定，因而，很难进入显梦。似乎只有在极端情况下，我们现在正要考察的这种精神功能才在梦的形成中进行新的创造。只要有可能，它就会利用在梦念中发现的适当的任何材料。将梦的工作这一功能区分并同时揭示出来的，是梦的工作的目的。[225]这一功能的活动方式，正像诗人恶意地形容哲学家那样：“用笨拙的碎片来弥补梦在结构上的漏洞”。[226]其结果是，使梦不显得荒谬和不连贯，并与理智的经验模式相近似。但它的努力并非总能成功，因为从表面看，梦的发生似乎是合理的而不出现逻辑错误，它们从某一合理的情境开始，经过一系列连贯的变化——虽然这并不常见——然后引向一个合理无奇的结论。这种类型的梦经受了与清醒思维十分类似的精神活动的广泛修正；它们似乎具有意义，但这种意义却与梦的真实意义相去甚远。如果进行分析，我们便可坚信，正是在这些梦中，润饰作用最为随心所欲地对梦的材料加以润饰，并使其关系丧失殆尽。我们可以认为，这种梦在做清醒解释之前，在梦中已被解释过一次了。[227]在另一些梦中，这种有意的润饰只获得部分的成功，其连贯性似乎能保持一段时间，但随后梦就变得混乱而无意义了，尽管它往后可能又一次表现出合理性。还有一些梦，其中润饰作用完全失败，致使我们直接面对着一大堆毫无意义的材料片断。

关于梦的建构中的第四种力量，我并不想绝对地加以否认，不久，我们将发现对它早已熟悉。

因为事实上，从其他方面讲，它是四种力量中我们唯一熟知的一个。我也不想否认，这第四种力量也能够对梦做出新的贡献。当然，和其他几种力量一样，它也主要是通过对梦念中已经形成的精神材料的偏好和选择而发挥作用的。有一种情况，即梦的门面工作已在很大程度上被省去了，因为这种工作在梦念材料中已被完成而只待使用。我习惯于将这种梦念成分看作“想象构成物”[228]。如果我指出，清醒生活中的“白日梦”与此相类似，这或许可以避免误解。[229]关于这些结构在我们的精神生活中的作用问题，精神病学家们尚未充分认识到并加以阐明，虽然M·本尼迪克特（Benedikt）打开了一个在我看来是很有希望的开端[230]。白日梦的重要性也被富于想象力的作家们所洞察，例如，阿尔冯斯·都德在小说《富豪》中对一个小人物的白日梦有一段著名的描述［参见第535页］。精神神经症研究的一个惊人的发现是，这些幻想或白日梦是癔症症状的直接前兆。癔症症状虽然不依附于真实的记忆，但却依附于以真实记忆为基础的想象构成物。[231]自觉幻想的频繁出现使我们认清这些结构；但除了这些自觉的幻想外，还有大量潜意识幻想，它们仍处于潜意识之中是由于其内容及其起源于被压抑的材料。对这些白天的幻想的深入研究表明，它们应被赋予与夜间思维的产物即“梦”以同样的名称，它们与梦拥有大量共同特征，事实上，对它们的研究可以作为理解梦的最便捷、最理想的途径。

和梦一样，这些幻觉也是愿望满足，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以童年经验的印象为基础，它们也会因稽查作用的松懈而获益。如果我们考察其结构便可发现，影响到它们的形成的愿望，是如何地混合了它们赖以形成的材料，重新加以组织并形成种新的形式。它们起源于童年期记忆，它们与童年期记忆的关系，似若罗马的巴洛克式宫殿与古代废墟的关系，正是古代废墟的石径和圆柱为其现代结构提供了材料。

我们把润饰作用作为形成梦的内容的第四个因素，它在不受任何抑制地创造白日梦的活动中亦发挥作用。我们可简单地说，它把那些提供给它的材料塑造成类似白日梦的东西。但是，如果这种白日梦在梦念范围内已经形成，那么，梦的工作的第四个因素便直接采用现成的白日梦，并试图使之进入梦的内容。有些梦，其内容仅仅是白天幻想的重复[232]，如那个小男孩所做的与特洛伊战争的英雄们同坐一辆战车的梦［第129页以下］在我那个“自学者”梦［第298页以下］中，第二部分完全是白天幻想的重现，说的是N教授的质朴对话。从梦的产生必须满足的复杂条件来看，更常见的是，现成的幻想只构成梦的一个部分，或者只是幻想的某一部分才能进入梦。

其后，幻想便受到普遍与隐梦其他材料相同的处理，尽管它在梦中仍然可以被识别为一个实体。

在我的梦中，经常有一些部分突显出来，让人产生一种与其他部分不同的印象。我觉得这些部分比同一梦的其余部分更流利、更紧凑。同时也消逝得更快。我知道，这些都是进入梦中的潜意识幻想，但我从未成功地阻止过这种幻想进入梦中。此外，和梦念的其他成分一样，这些幻想也要经受精练、凝缩并相互叠置。但是，虽然幻想既可以原封不动地进入显梦内容，在另一极端上也可以只以其成分之一或以关系遥远的暗指在梦中表现，其间也有各种过渡情况。存在于梦念中的幻想将如何变化，显然也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满足稽查作用和朝向凝缩作用的要求。

在选择解释梦例时，我尽量避免那些潜意识幻想在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梦，因为对这一特殊精神因素的介入，必然要求对潜意识思维心理学的长篇大论。但就此而言，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完全回避对幻想的考察，因为它经常完整地进入梦境，而且更常见的是，我们从梦中可以清楚地窥见它的存在。于是，我想到引证一例，它似乎由两个想象物构成。这两个想象物虽不同且相互对立，但在某些方面上却相互吻合，而且其中之一浮于表面，另一个幻想则是对它的解释［参见上文第490页］。[233]

这是我唯一未做细致记录的一个梦例，内容大致如下。梦者是一个未婚男青年，梦见他坐在一个经常光顾的餐馆。随后出现了几个人，想带他走，其中有个人甚至想逮捕他。他对同伙说：“我一会儿就回来，我来付账。”但他们嘲弄道：“我们都知道，人们总是这么说。”一个顾客在他身后叫道：“又走了一个！”他随后被带到一个小屋，里面有一个女人带着小孩。与他同来的一个人说：“这是缪勒先生。”一位警官或类似的官员一边翻着一堆卡片或文件一边说着：“缪勒，缪勒，缪勒。”最后他向梦者提了一个问题，梦者回答说：“我愿意。”他又回头看一眼那女人，却发现她长着大胡子。

此梦不难分出两个成分。其表面成分是逮捕想象物，似乎是由梦的工作新制作的。但在它的背后可以看出一些仅被梦的工作稍加修改的材料，即结婚想象物。两个想象共同具有的特征非常明显，类似高尔顿的合成照片。这个年轻人（其时还是个单身汉）说他还会回来与同伴一起吃饭的承诺，他的酒友们的怀疑，他们说“又走了一个（去结婚）”的叫喊——所有这些特征都适合于另一种解释。他对警官问题的回答“我愿意”亦如此。翻阅一堆文件并喊着同一个名字，与婚礼的一个不太重要、但依稀可辨的特征相对应，即宣读一堆贺电，所有这些贺电都标有同一个名字。新娘在梦中的出现这一事实表明，结婚幻想战胜了表面的逮捕幻想。询问得知……此梦未作解释——在梦的结束时新娘为什么会长上胡子。做梦前一天，梦者和一个与他同样怯于结婚的朋友在街上散步，看到一位黑发美女迎面走来，他的朋友说，“但愿这位美女几年后别像她父亲那样长出胡子来。”当然，此梦亦不乏被进一步伪装的成分，例如“我以后付账”的说法可能是指他担心岳父在嫁妆问题上的态度。事实上，各种疑虑不安都阻止着梦者幻想满心喜悦地结婚，这种疑虑之一就是担心婚姻会使他失去自由，梦中体现为一幕逮捕景象。

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一问题，即梦宁愿采用现成的想象物，而不从梦念材料中重新拼凑，那么我们就有可能解决有关梦的一个难解之谜。本书第26页提到一个众人皆知的轶事，即默里在睡梦中被一块木板击于后颈部，因而从一个长长的梦中惊醒，梦好像是充分展现法国大革命期间的一个故事。因为梦的结构紧凑，好像是为惊醒他的刺激做一解释，而他对这个刺激的出现又无法预料，所以唯一可能的假设就是，梦是在木板击中他的颈椎和他由此惊醒这一短暂时间内制作并表现的。对于清醒生活，我们怎么也不敢相信，思维活动能如此之快，因而我们必须假设，梦的工作能够在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上加速我们的思维活动。

这一迅速流行起来的结论，受到了某些现代作者（勒洛林，1894及1895；艾格尔，1895等）的强烈反对，他们一方面怀疑默里对他的梦的叙述的精确性，另一方面又试图证明，就此梦而言，如果排除其夸张成分，那么清醒的思维活动在速度上并不比它慢。他们的讨论所引起的一些原则性问题，我认为并不能立即解决。但我必须承认，他们（如艾格尔）所提出的论证，特别是关于默里断头台的梦的论证，并不能令人信服。我想对此梦做出如下分析。默里的梦表现了多年来在他的记忆中形成并保存的幻想。这一幻想在他被木板惊醒的那一刻被重新唤起了——或者说是被“暗示”了。难道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吗？如果是这样，那么，如此长的故事及其全部细节如何能在极短的时间内被构成，这一理解上的困难便不存在了，因为整个故事早已形成。如果默里是在清醒状态下遭到小木板的撞击，那么他的思维活动当会如此进行：“这就像在断头台上被斩首一样。”但因为他是在睡眠时被击中颈部的，梦的工作便利用这一击中刺激的机会迅速地表现一个愿望满足；（从纯粹比喻的意义来讲）梦的工作好像是在想：“机会来了，这下可以表现某时某地在阅读过程中所形成的愿望冲动幻想了。”对于年轻人在令人激动的强烈印象的作用下编造出这样的梦故事，我想是无可辩驳的。在那个恐怖时代，无论贵族男女还是民族英雄，都能够满怀希望地视死如归，并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能保持头脑清醒、风度高雅。对这样的描述，至少就法国人或研究人类文明史的人而言，谁能不为之振奋呢？试想自己与一位小姐吻别后勇敢地走向绞刑架，作为一个年轻人，沉浸在这样的想象中是多么诱人！或者，如果幻想的主导动机是野心，那么想象自己是那么可怕的人物之一又是多么富有魅力，正是他们仅凭思想和辩才就控制了整个人心狂乱的城市，正是他们通过他们的信念把成千上万的人送上断头台，并为欧洲的变革运动铺平了道路，而他们自己的命运却朝夕难保，终有一天他们自己的头颅也会落于铡刀之下！或者把自己想象成吉伦特党人或英雄丹顿，这又是多么富有诗情画意！在默里对此梦的回忆中有一个特征，即他是“在众人簇拥下被带上刑场”，表明了他的幻想正属于这野心一类。

这一久已准备好了的想象物在睡梦中也未必非要全景复现不可，它也可以一触即可。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有人演奏出几个音乐小节，并有人说是取自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那么许多回忆便立即同时呈现于我的内心，而不是一个一个地进入我的意识。某些关键词就能使整个网络同时进入兴奋状态。潜意识思想亦可完全如此。一个唤醒刺激就可以使某种精神入口兴奋起来，从而使整个断头台幻想得以呈现。但是，这一幻想并非在睡梦中逐幕展示，而是只存在于睡者醒后的记忆中。醒后他记起了幻觉的全部细节，而在梦中，这一幻觉只是作为一个整体被激活而已。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无法确信，所有忆起的事情都是梦中发生的。这一解释——即现成的幻想作为一个整体被唤醒刺激所激活——也适用于其他一些集中于唤醒刺激的梦，如拿破仑在饵雷爆炸前所做的战役梦［第26页及第233页以下］。

J.托波沃尔斯卡（Justine Tobowolska）在她的博士论文中收集了大量梦例[234]，用以说明梦中时间的久暂。在这些梦中，我觉得最富启发性的是马卡里奥［1857，第46页］报告的剧作家卡西米尔·博佐所做的梦。一天晚上，博佐想去参加他的作品的首演式，但他太疲困了，以致帷幕刚揭开时他就打起瞌睡来。他在睡梦中将全部前5幕在脑海里过了一遍，并观察了观众对各幕的情绪反应。演出结束时，他高兴地听到，观众以热烈的掌声欢呼他的名字。

突然间他醒了，他无法相信他的视听，因为演出才刚刚开始；他睡着的时间还不过两分钟。

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在这一梦例中，梦者将剧的前5幕过一遍并观察观众对其中每一段落的态度，并不需要在梦中制作任何新的材料，而只是（在我上述意义上）对已经完成了的幻觉活动的一个片断的复制。和其他作者一样，托波沃尔斯卡强调，观念加速流动的梦具有一个共同特征，即与其他梦相比，它们显得特别紧凑，而且对这种梦的回忆是概括的而不是细节的。这一特征确实为已经完成的这种幻觉在被梦的工作激活之后所拥有，虽然上述作者并未能够得出这一结论。当然，我并不断言，所有被唤醒的梦都能做出这种解释，或者说，梦中的观念加速流动问题都可以以这种方式完全消解。

讨论至此，我们不能不考察梦内容的润饰作用与梦的工作的其他几个因素之间的关系。我们能否假设，梦的建构因素——如凝缩倾向、逃避稽查作用的必要性，以及对梦所能利用的精神手段的表现力的考虑等——首先将所提供的材料聚合为一个暂时的显梦，然后对这一暂时性的显梦重加安排，以尽可能适合第二种动因的要求呢？这几乎是不可能的。相反，我们必须假设，这第二个因素的要求从一开始就构成了梦必须满足的一个条件，而且，和由凝缩作用所设置的条件、由抵抗所引起的稽查作用以及表现力一样，这一条件在诱导和选择的意义上，同时对梦念中的大量材料产生作用。然而无论如何，在梦的形成的四个条件中，我们最后讨论的这个条件对梦的影响最小。

以下考察将表明，对梦的内容进行润饰作用的精神功能很可能与清醒的思维活动是同一码事。

我们清醒的（前意识的[235]）思维活动对它所接受到的感知材料的作用方式，与润饰作用对梦内容的作用方式完全相同。我们的清醒思维，其本质在于为感知材料建立秩序和关系，并使之符合我们对一个可理解的整体的期待［参见第28页以下及第46页］。事实上，我们这样做时往往做过了头，一个变戏法能手就能利用我们的这一理智习惯来欺骗我们。在我们试图使呈现给我们的感觉印象变成一个可理解的模式时，我们经常陷入种种奇怪的谬误之中，甚至歪曲材料事实的真相。

这一过程的证据尽人皆知，无需进一步强调。对于阅读过程中的印刷错误，我们总是给予忽视，并认为自己的阅读是正确的。据说，一位法国通俗杂志的编辑打赌说，如果让排字工人把“之前”或“之后”这两个字插入一长篇论文的每个句子，那么任何读者都不会有所觉察，结果他赢了。多年以前，我在报纸上读到一个错误联系的滑稽实例。有一次，在法国议院开会期间，一位无政府主义者扔进一颗炸弹，并在议院引起爆炸。杜普伊富有勇气地说：“会议继续进行。”并由此平息了慌乱。有人向边座上的来宾问他们对这一事件的印象。他们中有两个人来自外省，其中一个说，他在一篇讲演结束后确实听到了爆炸声，但同时又说，每个人讲演结束后都鸣炮是议会的惯例。另一个人可能已听了好几次讲演，他也得出同样的结论，只是他认为鸣炮大概是对特别成功的讲演表示敬意。

因此，毫无疑问，正是我们正常的思维活动，才是对梦的内容提出必须是可以理解这个要求的精神动因，这使梦的内容服从于最初的一种解释，并因而导致了对梦的内容的彻底误解［见第490页］。对我们的解释目的而言，必须坚持一个不变的原则，即不把梦的表面连续性视做可疑性的起因，而是沿着同样的途径追溯到梦念材料，不管梦本身是清晰还是混乱。

顺便说一句，我们在第330页以下讨论过梦的清晰度问题，现在便知道其基础是什么了。对一个梦而言，凡润饰作用影响所及的部分是清晰的，不及的部分则是混乱的。由于梦的混乱部分同时也不那么生动，我们可以认为，润饰作用也影响到梦的不同成分在强度上的变化。

对于经受过正常思维过滤的梦的最后形式，如果我要为之找一个对照物，那么最好的对照莫过于扉页上那些长久以来吸引着读者的谜一般的铭言了。这些铭言旨在使读者相信，某一句子——为对照起见，这种句子是尽可能低俗的方言——是一句拉丁文铭言。为此，单词中的字母被分开，而按音节重新加以组织。其中还不时出现一两个真正的拉丁文字或拉丁文字的缩写形式。

铭文中还有些地方字母不清或留有空隙，致使我们受骗而看不出被分离的字母之无意义。如果我们想不受骗，就必须看破所有使之看似一句铭言的那些因素，将注意力放在字母本身而不是其表面结构，并将这些字母组合成我们母语的单词。[236]

有关梦论题的大多数作者论及梦的工作中的润饰作用，并评价了它的重要意义[237]。哈夫洛克·霭理士（1911，第10～11页）对它的作用进行了有趣的描述：“我们甚至可以把睡眠中的意识想象为是在对它自己说，‘我们的主人清醒意识来了。因为它太重视理性和逻辑的重要性，所以在它进来之前，快把一切按秩序整理好——什么秩序都可以。’”

关于润饰作用和清醒思维在作用方式上的一致性，狄拉克罗伊克斯（Delacroix，1904，第926页）做出了特别清晰的论述：“这一解释功能并非为梦所特有，我们在清醒时对感觉材料所做的逻辑协调工作亦如此。”詹姆士·萨利［James Sully，1893，第355～356页］亦持同样观点。托波沃尔斯卡［1900，第93页］也持同样的看法：“心灵试图对这些散乱的幻觉加以逻辑的协调，正如它在白天时对各种感觉加以逻辑协调一样。它用想象的环节把所有这些分离的意象联结起来，并填补其间的巨大裂隙。”

根据某些作者的说法，这种整理与解释的过程从梦中开始，并在醒后持续。例如保尔汉（Paulhan，1894，第546页）说：“但我总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梦在记忆中被误构了，或更确切地说，是被重构了。……想象具有系统化倾向，在睡眠过程中产生的系统化，很可能在醒来时已经完成了。这样，思维的真实速度，可能就因醒后想象的改善而表现为梦中的表面加速。”伯纳德-列罗伊和托波沃尔斯卡（1910，第592页）也说：“相反，梦中的解释与协调工作不仅要借助于梦中呈现的材料，而且也要借助于清醒生活中的材料。”

于是，梦的形成过程中的润饰作用，其重要性不可避免地被夸大了，以致有人认为，整个梦都是润饰作用的结果。戈布洛特［Goblot，1896，第288页以下］，甚至福柯（Foucault，1906）都认为，梦的形成活动是在觉醒的那一刻完成的，因为这两位作者都相信，清醒思维能够从在睡眠过程中所发生的思想中建构出一个梦来。伯纳德-列罗伊和托波沃尔斯卡（1901）对此做出评述：“有人认为，梦可能发生于觉醒的那一刻，［这些作者］赋予清醒思维以一种功能，即能够从在睡眠过程中所呈现的意象中建构出梦。”

关于润饰作用的这一讨论，要求我继续进一步考察梦的工作的另一个因素。近年来，这一因素已因赫伯特·西尔伯勒的敏锐观察而有所阐明。如前所述（第344页以下），西尔伯勒在疲困状态下强制自己进行理智活动，这正好体现了将思维转变为意象的活动过程。此时，他正从事的思想消失了，并被视像所代替，而这种视像总是作为抽象思维的替代品而出现的（参见上述引页段落中的例证）。现在看来，在这些实验中所引起的似可视为梦的一个成分的意象，其表现的内容有时并不是正在进行的思想，而是疲倦本身，以及工作中的困难和不快。或者也可以说，它表现的是主体的主观状态及其机能状况，而不是主体的对象。西尔伯勒经常把这种情况称为“机能现象”，以与所谓“物质现象”相对照。

例如，“一天下午，我躺在沙发上，感到十分疲倦，但却强迫自己思考一个哲学问题，想对康德和叔本华的时间观点加以比较。由于疲倦，我无法同时思考他们两人的论证，因而也就无法进行比较。在数次努力的失败后，我又尽力记住康德的推论，以期能够将之应用于叔本华的论述。

于是，我又开始思考叔本华的观点，但康德的论述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突然间，遁失于脑海某处的康德的观点，以一种具体而可变的符号形象浮现在我紧闭的双眼之前，就像是一幅梦境：我正向一个不那么和蔼的秘书打听一些信息，他伏在写字台上，不想因我的追问而干扰他自己。他半直起腰来，不满地瞥了我一眼。”（西尔伯勒，1909年，第513页）

西尔伯勒还提供了如下几个在睡眠与觉醒之间摇摆不定的实例：

“例2——环境条件：早晨散步。当我在某种程度的睡意（一种恍惚状态）中回想前一天做的一个梦并以某种方式继续这个梦时，我觉得正在一步步趋近清醒意识，但我却想继续保持那种恍惚状态。

“梦境：我正要涉过一条小河，一只脚已跨进河水，但立即又缩了回来，想继续留在河的这一边。（西尔伯勒，1911年第625页）

“例6——环境条件：同例4”（“他想在床上多躺一会儿，但不要睡得太深”），我想再睡一会儿。

“梦境：我正和某人告别，并约定不久再见。”（同上，第627页）

西尔伯勒主要是在入睡和觉醒两种情况下观察到所谓“机能”（functional）现象的，亦即“是状态而不是对象的表现”。显然，与释梦有关的是后一种情况。西尔伯勒提供的例证有力地表明，对多数梦而言，显梦的最后一幕所表现的正是觉醒的意向或过程，随后便是从睡梦中醒来。

这种表现可以有多种意象实现，如跨门槛（“门槛象征”）、从一个房间出来进入另一个房间、离别、回家、向朋友告别、潜入水中等等。但我必须指出，在我自己的梦和我分析过的别人的梦中，我所碰到的与门槛儿象征有关的梦的成分，远比西尔伯勒所说的要少。

门槛象征有助于理解梦的结构中的某些因素，这并非不可思议或是不可能的，例如关于睡眠深度的波动问题以及梦的中断倾向等。然而，在这方面尚未发现令人信服的证据。[238]更为常见的似乎是多因素决定的梦例，其中梦的某一部分来源于梦念范围内的材料，但此外也被用以表达精神活动的某些状态。

西尔伯勒的这种非常有趣的功能现象在很多方面引起了滥用，虽然这不是西尔伯勒自己造成的。因为，这被当成是为一个古老的倾向提供了证据，即对梦做出抽象的和象征的解释。有些人如此热衷于“功能类型”，以至于只要梦念中出现理智活动和情感过程，便称之为功能现象，但实际上，和其他任何材料一样，这种材料也完全可以是前一天的经验残迹在梦中的呈现。［参见第244页注4及第412页注］这里可以看出，西尔伯勒现象构成了清醒思想影响梦的建构的第二个方面，虽然与我们称之为“润饰作用”的第一个方面相比，它的出现不那么规则，其意义亦不那么重要。现已证明，白天的注意活动部分地在睡眠状态中持续着，并指向于梦，对梦实行监督和批评，并能阻断梦的进行。看来有必要在精神动因中分辨出一种力量，它促使稽查员[239]保持觉醒。关于稽查员，我们已认为，它对梦所采取的形式具有强大的约束力。西尔伯勒对此做出的贡献是观察到，在某些情况下，自我观察在其中起着作用并影响到梦的内容。这种自我观察动因也许在哲学家的心灵中尤为突出，它与精神的内部知觉、被监视妄想良心以及梦的稽查员等之间的关系，更适合于在别处加以讨论。[240]

现在我将尝试对上面关于梦的工作的长篇论述做一总结。我们面对的问题是，在建构梦的过程中，我们的心灵是毫无保留地动用了其全部官能还是仅有限地用其某一部分的官能。我们的研究结果完全否定了这种提问方式，因为这一问题不适合所研究的事实。如果我们必须对这个问题就它本身的意义又做出回答，那么我们只能肯定两种方式都是对的，虽然两种方式看起来相互对立，在梦的建构过程中，我们可以区分出两种不同的精神活动，即产生梦念的精神活动和将梦念转换为显梦的精神活动。梦念完全是合理的，其建构使用于我们能够使用的所有精神能量。它们处于潜意识思维过程一我们的意识的思维正是通过某种变化产生于其中。不管梦念可能会含有多少有趣而令人不解的问题，这些问题总的来说都与梦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而且不需要在有关梦的问题中加以解决。[241]从另一方面讲，梦的建构过程中的第二种精神功能，即将潜意识思想转换为显梦的活动，是梦生活所独有的特性。梦的工作与我们的清醒思维之间的分歧远比我们所想象得要大，即使对梦的形成中的精神功能做最低估价亦如此。与清醒的思维相比，梦的工作并不只是更粗心、更不合理、更健忘、更不完善，它们在性质上根本就完全不同并因而不可比。它并不做任何形式的思考、计算或判断，它只是给事物以新的形式。对于它要达到其结果必须满足的各种条件，我们已给出充分的说明。它的结果就是梦，首先必须逃脱稽查作用，还要利用各种精神强度的移置作用，达到了对所有精神价值加以转换的程度。梦念必须完全地或主要地以作为视听记忆痕迹的材料加以再现，这就要求梦的工作在进行新的置换时做出具有表现力的考虑。夜间也许需要产生比梦念所能提供的更大的强度，对梦念各成分广泛的凝缩作用正服务于这一目的。我们无需注意梦念的逻辑关系，这些关系最终以梦的某些形式特征而得到伪装的表现。与其观念内容相比，梦念中的情感较少变化。这种情感往往都是被控制着的，而当它们得到表现时，就与其原属的观念相分离，并与性质类似的情感结合起来。梦的工作只有一个其活动不甚规则的部分，即以半清醒的思维对材料加以修正，才在某种程度上与其他一些作者试图用于梦的建构的全部活动的观点相吻合。[2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