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讲 梦的实例分析

女士们，先生们：

如果我对你们讲的是些释梦的片断，而没有请你们参与对梦的解释，请不要失望。你们会认为，在做了这么多的准备工作之后，你们有权参与对梦的解释，并且你们可能会确信在成千上万个梦已得到成功的解释之后，早就应该举出一些好的梦例，用来证明自己对梦的工作及梦的思想的假说。这当然是对的，但在满足你们的愿望的道路上还存在着许许多多的困难。

首先，我必须承认，没有人选择释梦作为其主要职业，那么人们究竟是在什么情况下来释梦的呢？人们可能偶尔不带任何特殊目的地使自己对一位熟人的梦感兴趣，或可能一度研究自己的梦，以便在精神分析的工作中来训练自己。但是，人们必须处理的梦大多是接受精神分析治疗的神经症患者的梦。这些神经症患者的梦是很好的素材，并且在各方面都不次于健康人的梦。但治疗的技术使我们不得不使释梦从属于治疗的目的。在我们从这些梦里获得有利于治疗的东西之后，我们的释梦工作就停止下来。[164]治疗期间所发生的一些梦完全没有得到充分的分析：因为它们产生于我们尚不知道的大量的心理材料，在治疗完成之前，不可能理解它们。如果我要解释这样一个梦，就必须同时揭示神经症的一些秘密，我们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因为我们解决梦的问题是为研究神经症做准备的。

然而，你们可能很高兴放弃这些材料，并且宁愿对健康人的梦或你们自己的梦进行解释。但是它们的内容，又是不允许解释的。梦的解释要彻底，就难免犯忌，这无论是对自己，或是对朋友来说都是不愿忍受的，因为正像你们所知道的，梦的细节往往与人格的最隐密部分有关。除了提供材料的困难外，释梦还有另外一种困难。你们知道，梦对于梦者本人尚且是面目不清的，而对于不熟悉梦者个人特点的任何人来说就更是如此了。我们的文献中不乏精巧与详细的梦的分析。

我自己发表过的一些局限于个案史的范围之内[165]的分析研究。或许，最好的释梦的例子是兰克（1910）所报告的一个。它包括对一位少女的两个有关的梦的分析，梦的内容占据了两页纸的空间，但是它们的分析扩展到英文版第76页。所以，如果要详细讲它的每一个细节，恐怕需要一整个学期的时间。如果人们选取一个比较长并且具有很多歪曲的梦，就必须做出很多的解释，运用联想和记忆的方法来引发这么多的材料，经历许多曲折的道路，这样一来，一次演讲肯定是不够的，会产生很多混淆和不满足。因此，我必须请你们稍安毋躁，从较容易的开始，如解释神经症患者的梦的片断，从中可以分别了解这一点或那一点。最容易证明的是梦的象征。其次，是梦中的一些倒退表征的特点。在下列各个梦例中，我将说明为什么我认为它值得报告。[166]

（一）这个梦只包含两个短的片断：梦者的叔父正在吸烟，尽管那天是星期六——一位妇女正在抚抱梦者，好像梦者是其孩子。

对于第一幅图景，梦者（一个犹太人）说他叔父是一位很虔诚的教徒，他从来没有在安息日抽过烟，将来也不可能做如此妄为的事情。第二幅图景中的妇人使梦者联想到他母亲。这两幅图景的思想显然是相互联系的。但究竟是如何联系的呢？由于他明白表示，他的叔父实际上决不会做梦中的动作，因此可以插入“如果”一词：“如果我叔父——这位如此虔诚的教徒，也在安息日抽烟，那么，我当然也可以让母亲抚抱了。”这虽然意味着受母亲抚抱和在安息日抽烟，对虔诚的犹太人来说，同样都是被严格禁止的。你们可回忆一下，我曾告诉过你们在梦的工作过程中梦的思想之间的所有关系都消失了。梦中的思想被分裂成它们的原始材料，释梦的工作就是重新插入这些被省略的关系。

（二）由于我发表了有关梦的论述，我在社会上几乎成了梦问题的顾问。多年来，有各个方面的来信，向我诉梦，并且征求我的意见。这些人为我提供了大量的材料，使我有可能来进行释梦工作，有时候梦者还自愿提供一种有关的解释。我对他们当然十分感激。下面的梦属于这一类，梦者为慕尼黑医学院的一位学生，日期始于1910年。我引用这个梦是为了向你们表明，梦者如果没有将他所知道的内容详细告知，就很难理解他的梦。因为我想在你们内心，一定以为释梦的理想方法是填充象征的意义，并且你们宁愿抛弃梦的自由联想方法，而我则希望你们消除这种错误的认识。

“1910年7月13日，天要亮时，我梦到：我正骑自行车沿着杜平根的街道行走，有只棕色的猎狗突然从后面追来，并咬住我的鞋跟。过了一会儿我下了车，坐在了一个台阶上，开始打这只紧紧咬住我的狗（不论是狗咬住我或者是这整个经过都没有使我产生反感）。一些老太太坐在我对面，并且凝视着我。随后我醒来，和以前做梦时一样，醒来时，整个梦都很清晰。”

象征在此对我们没有什么帮助。但梦者报告说：“我最近爱上了一位女子，但我只能在街上看到她，却无缘与她相识。我只希望能通过她的狗为媒介而和她认识，因为我原是一位动物爱好者，并且这个女子也有同样的特点。”他还说，他曾几次见狗之间发生争斗，并运用自己的技巧而使它们平息，时常使旁观者羡慕不已。我们得知那时他所爱的女子时常带着这条特殊的狗散步。

然而，就这个显梦而言，这个女子省去了，只有与她相联系的狗还存在。凝视他的老太太或许取代了这个女子的位置，他的进一步解释对这一点来说起不到什么作用。梦中他骑自行车的事实是他所记得的情境的直接重复。他只在骑自行车的时候才遇到过少女和她的狗。

（三）人们在失去自己亲爱的人时，往往在之后的一个时期里有一种特殊的梦发生，其中这个人已死的认识和自己希望他复生的愿望奇妙地掺和到一起。在一些这样的梦中，已死去的人有时是死的，却同时还活着，因为他不知他已死去，好像是只有知道了之后，他才算真的死去。在其他情况下，他则半死半活，并且这种状态都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表示。我们不能说这些梦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复活不论是在梦中或是在神仙故事里都是允许的，特别是在神仙故事中，它时常出现。

就我目前已分析的这些梦来看，它们都能够有一种合理的解决，但是使死者复生的愿望由一些最奇异的手段操纵。我现在给你们举一个这样的梦例，它听起来十分荒谬和毫无意义。对它的分析可以给你们显示上面理论中指出的各点。这是一位其父几年前已死去的梦者的梦：

他的父亲已死，但又被掘出，并面带病容。从那时起他继续活着，而梦者尽最大努力阻止他注意（随后，梦到其他事情，是一些很遥远的事情）。

他的父亲已死，这一点我们知道。他被掘出，这与事实不相符，并且随后的事情在现实中都不存在。但梦者报告说，在给他父亲送葬回来之后，他的一个牙齿开始疼痛。他想要按照犹太人的格言去做，这个格言是：“如果你感到牙痛，就将它拔掉。”他去找牙科医生，但牙医说：“不要拔牙，牙痛贵在忍耐，我可以放入某些东西来杀死它，三天后再来，我可以把它取出。”

梦者突然说，“这一‘取出’，在梦中就成‘掘出’了。”梦者这句话对吗？不完全合适，因为牙没被取出，只是其中一些坏死的部分被取出。根据我们的经验，梦的工作是可以有这种遗漏的。如果是这样，梦者已使其死去的父亲和坏死却仍然保存的牙压缩到了一起，并形成了一个单元。那么，难怪显梦是这样的荒谬，无意义，因为有关牙的一切情况根本不适合于其父亲。然而在牙齿和父亲之间究竟可能哪里存在一种公比成分（tertium comparations），并使凝缩作用成为可能呢？

但是，无疑他肯定是正确的，因为他接着说他知道如果一个人梦到掉牙，则意味着将要失去家庭中的某一成员。

我们知道这种流行的解释是不正确的，或至多是一种歪理。因此，我们能在梦的内容的其他部分背后发现梦的真意，便不能不使人更为吃惊了。

梦者这时在没有任何鼓励的情况下，开始谈论他父亲的病和死因，以及有关他自己与父亲的关系。他父亲病了很久，并且护理和治疗已花去了他（儿子）很多的钱。但是，花得再多也不在乎，他仍忍耐着，他不愿父亲死去，但毕竟他不久就去世了。他以不违背犹太人的孝敬观念和坚守犹太人的法则而自豪。这里，我们注意到了梦中思想的矛盾之处。他已将牙齿与其父亲等同起来，他想要以犹太人的法则来对待痛牙，如果它引起他疼痛和反感，他会命令自己把它拔掉。他也想要根据法则的告诫对待父亲，以为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儿子不必顾惜金钱或精神上的损失，自己承担所有的责任，不允许对引起自己疼痛的东西表现出任何的怨恨和敌意。如果梦者对于有病的父亲和病牙有同样的感情，或者说，如果他希望父亲的病痛和医疗费用因为他的去世而早日了结，那么，这两种态度的一致难道不更令人信服吗？

无疑，这确实是梦者对久病的父亲的态度，并且他以孝顺自诩意味着他想阻止这种记忆的出现。在这种情况下，让父亲死去的愿望易于出现，并把自己隐藏在这种同情之下，以后“这对父亲是一种愉快的解脱”。但是，请注意，我们在此已超越了隐梦思想自身的一个障碍。无疑隐梦思想的第一部分为暂时的潜意识，也就是说，在梦的构建期间才是如此。但他对父亲敌意冲动则肯定是永久的潜意识。[167]它们可能产生于他童年时期的情境，并且在其父亲生病期间经过化装而羞怯地偶尔进入意识。我们可以断定其他一些隐意思想，它们对梦的内容作出了贡献。确实在梦中没有发现任何对父亲的敌意冲动。但是如果我们从儿童时期寻找这种对父亲的敌意的根源，我们便可知道，他之所以害怕父亲，是因为父亲压制他在童年早期的性活动，而他在青春期之后才使性活动有了社会的目标。这种与父亲的关系也出现于梦中：他对父亲的爱包括敬畏和忧虑，这来源于他早年所受到的性威胁。

显梦中的其他词语现在可通过与“手淫情结”（masturbation complex）的联系得到解释。“他面带病容”实际上是暗指牙医的另一句话：如果嘴的这个部分掉了牙，那就不好看了。但它同时也与年轻人在青春期内表现出或害怕表现出其过剩的性欲活动有关。在显梦中，梦者所表现出的“病容”由自己转向了父亲（这是你们所熟悉的由梦的工作所产生的一种颠倒），梦者也如释重负了。“他继续活着”，既与复活的愿望，又与牙医对牙齿应保存下来的许诺相符合。“梦者尽最大努力阻止他（父亲）注意”这句话很巧妙地用来引导我们认为通过“他已死了”这几个字来完成这一句话。然而，句子的完成还可指手淫情结。这种联系证明了年轻人尽力向其父亲掩盖自己的性生活的事实。最后，请记住，我们时常把所谓“牙痛的梦”解释为与手淫和由手淫所招致的惩罚有关。

你们现在可以明白这种难以理解的梦是如何产生的。它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形成：（1）产生一种奇异的错误导向的凝缩作用；（2）抛开隐梦思想过程中的所有中心思想；（3）产生模糊的替代物，来代表这些思想中最远最深层的部分。[168]

（四）我们曾多次试图理解那些直率而平凡的梦，它们并非无意义或怪诞。但这引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人们会梦到这些琐碎的材料呢？因此，我在这里给你们提供另外一个这样的例子：一位年轻的女士在一个晚上梦到三个相互交织的梦。

（1）她正从房屋的大厅里走过，头撞到了挂得很低的灯架上，以致流出血来。

在她的过去和现在的经验中，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她对这个梦所提供的信息指向一个十分不同的方面：“你们知道我的头发掉得很厉害。我母亲昨天对我说：‘孩子，如果再这样下去，你的头就会秃得像屁股了。’”可见，这里头代表身体的另一端。无须任何帮助，我们就能理解灯架是一种象征：所有能够被拉长的物体都是男性性器官的象征。因此，是指与阳具相接触而产生的身体下部的出血。这仍可能是模棱两可的。她的进一步联系表明这里的问题涉及月经来潮产生于与男子的性交的信念。这是少女所确信的一种性理论。

（2）她在葡萄园中看到一个深洞，她知道这个洞是由于树被拔去而留下来的。

她补充说“树不见了”意思是指她在梦中没有看到树。但这同样的一句话却表示另外一种思想，这使我们相信进行象征的解释是肯定的。这个梦指另外一种幼稚的性理论，即相信女孩起初和男孩有同样的生殖器，由于阉割的结果，成了现在的样子（树被拔出）。

（3）她正站在写字台的抽屉之前，抽屉是她所熟悉的，如果有人放东西进去，她会立刻发觉。

像所有的抽屉、箱子、盒子一样，写字台抽屉代表女性的生殖器，她知道性交的迹象（像她所想到的接触）可以从性器官上观察到，并且她素来害怕这种发现。

我认为，在这三个梦中，其重心在于“知识”。她在回忆小时候的性探索时期，对那时由探索而获得的结果曾感到十分自豪。[169]

（五）这里还有一些象征作用。但这次我必须从对梦的心理情境做以下简单的概述开始。一位先生与一位女士同居一夜，他把她描绘成是有母性的特点，在同居过程中，她怀有生小孩的愿望。然而，这种幽会的情况需要设法避孕。次日醒来时，那位妇女讲述了如下的梦：

“一位头戴红帽的军官在街道上追赶她。她力图摆脱他，在上楼梯时他还跟在后面。她气喘吁吁地到达自己的房里，关上门，并上了锁。他停在外面，她从锁孔中向外窥视，看到他正坐在外面的凳子上流泪。”

无疑，你们可以认识到戴红帽的军官的追逐，和那位女人上楼梯时的喘气代表性行为。而梦者将追逐者关在门外，则是梦中常用的倒装作用的例子，因为正是男人逃避性行为的极至。同样，她的悲痛之情又转移到男子身上，因为梦中是男子在哭泣，而这又是射精的表征。

我可以肯定你们听别人说过，精神分析以为一切梦都具有性意义。那么你们自己现在可以判断出这种责难是不正确的。你们已熟悉那些满足愿望的梦，用以应付那些最明显的需要（饥、渴、对自由的渴望等）的满足，还有安乐的梦、焦虑的梦和纯粹的贪欲和自私的梦。但是，同时你们也应记得，作为精神分析研究的一个结果，极大歪曲的梦大都是性愿望的表示（尽管也有例外）。

（六）我举出一大堆有关梦中象征用途的例子，是有特殊理由的。在第1讲中，我曾悲叹提供证明的困难以及要你们信服精神分析的教学的困难。无疑你们现在已开始同意我的意见了。但是，精神分析的各种观点之间都具有密切的联系，所以，对一个观点的信服可以很容易地转移到整个理论的各部分。也可以说，如果人们举起一个小指头表示赞成精神分析，那么他很快就会举起整个手了。如果人们接受了过失的解释，那么通过逻辑的推理，他就会相信所有其余的。梦的象征作用提供了这种接受的又一条途径。有这样一个梦，一位未受过教育的妇女，她丈夫是一位警察，并且她肯定从未听说过任何有关梦的象征作用或精神分析方面的东西。通过此例，你们自己可以判断出，在性象征的帮助下梦的解释是否是胡言乱语或牵强附会：

“……有人破门而入，她很害怕并且大声呼叫警察。但警察已沿着石级进入教堂，两个游民跟随着他。教堂后面是一小山，山上像是茂密的树林。警察身着甲胄，留有棕色的胡须。两个游民静静地和警察一道前进，腰上系着围裙，形状像个袋子。教堂前有一条道路直通小山，路两旁长着绿草和灌木，变得愈来愈密，在山顶，则变成了茂密的森林。”[170]

你们很容易就可识别这里所使用的象征。男子的生殖器由三个人代表，女子的生殖器由带有教堂、高山、密林的风景地表示。你们会再次发现上台级为性行为的一种象征。梦中称为小山的东西在解剖学中也叫作“阴阜”（the Mons Veneris［the hill of Venus］）。

（七）这里还有一个梦，必须用插入的象征来解释。尽管梦者没有先前释梦的理论知识，但肯定能解释所有的象征，所以这个梦更值得注意和信赖。这样一种态度很奇特，并且其决定因素也不十分清楚。[171]

“他正和父亲一起散步，地点为维也纳公园[172]，这时他看见一圆顶建筑，前面有一附属建筑，上面系着一个气球，气球看起来很柔软。他父亲问他这有何用，他对这个问题感到很吃惊，但对父亲做了解释。然后，他们来到一个院子，院内铺有一张大金属薄片。他父亲想撕下一大块，但首先向四周张望看是否有人注意到。他告诉儿子说他只须给管理员说一声，便可拿走一些。由院子下来，经过石级来到一个井穴，井穴的墙壁由软材料组成，很像一个皮座椅。在井穴的底部有一长的平台，台后，又是另外一个井穴……”梦者自己的解释是：“圆顶建筑是我的生殖器，而它前面系着的气球是我的阴茎，我曾抱怨它太软。”那么，更详细地说，我们可用圆顶代表臀部（儿童认为臀部是生殖器的一部分），前面的附属建筑则是阴囊（scrotum）。梦中他父亲问他这是什么——也就是说，生殖器的目的和功能是什么。这个情境显然颠倒了，把梦者变成了提问者。由于他实际上从来没有以这种方式提问过他父亲，我们应将梦的思想看作是一种愿望，或者把它看作一个条件句，如：“如果我要请父亲解释性兴奋……”我们不久就会发现这种思想在梦的另一部分中的持续。

铺有金属箔的院子，在第一个例中不能看作是象征，它可以从梦者父亲的营业场所中推导出。

出于谨慎，我用金属箔来代替父亲的真正的营业品；但我对梦语没进行其他改变。梦者曾跟父亲学做生意，并且对其父亲用不正当手段来赚钱十分反感，结果我刚解释过的梦的想象以下述方式继续：“（如果我问他）他会像欺骗顾客那样来欺骗我。”“撕下”一块金属箔表示其父亲生意中的不诚实行为，梦者自己所做出的另外的解释则是：它代表手淫。我们不仅早就熟悉这种解释，而且手淫的秘密本质由它相反的观念（即它可以公开）表示，这也正和这种解释暗相符合。正像我们所预料到的，手淫活动再次被替换为梦者的父亲所为，这正和梦中第一幕中的提问相同。他还将井穴解释为阴道（vagina），认为它的墙壁是软垫。我自己还认为爬下，正像其他梦中的爬上一样都可以看作是性交的表示。

梦者自己根据本身的经验对更深一层的细节，即第一井穴的平台和平台后的第二井穴进行了解释。他曾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性交，但之后因太软被迫放弃，他现在希望通过治疗能够得以恢复。[173]

（八）下面两个梦，梦者为一位有显著的一夫多妻倾向的外国人。我在此告诉你们，来向你们证明，梦者的自我出现于各个梦中，即使它隐匿在显梦的背后。梦中的皮箱是妇女的象征：

（1）他开始旅行，行李由马车送到车站，许多皮箱摞在一起，其中有两个大的黑色皮箱，是那种典型的箱子。他宽慰某人说：“只要把这些皮箱给我送到车站就行了。”

他确实带着许多行李旅行过，但他在治疗时提起许多有关女人的故事。这两个黑皮箱与两个黑人[174]妇女相对应，她们在他那时的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其中一个还想随他到维也纳，而在我的劝告下，他打电报拒绝了她。

（2）这个梦发生于海关检查站：另一位旅行者打开他的箱子，毫不在乎地抽着烟，说：“里边没有违禁物。”海关人员像是相信了他，但是再次进行搜查时，却发现有严禁的物品。旅行者让步说：“真没办法。”

他自己就是这位旅行者：我是海关官员，他应对我十分坦率，但他想要对我保密，不想告诉我他新近和一位女士所建立的联系，因为他怕我认识她。他把被人发觉时那种羞愧的情境转移给一位陌生人，以使他自己看来没在梦中出现。

（九）这里有一个象征的梦例，我从前没有提到过：

他遇到他的妹妹与两个女友同行，这两个女友是姐妹关系。他与这两位姐妹握手，而没有和他的妹妹握手。

他想不起真的有过这样的事件发生。但他的思绪把他带回到一个时期，那时他的观察曾使他思考女孩乳房发育为何迟缓的问题。可见，这两个姐妹是指乳房，如果它是妹妹的，那么，他想要用自己的手去摸一下。

（十）这是一个梦中死亡象征的例子：

他与两位他知道名字的人散步，但醒来时他忘记了，他们穿过一个很高很陡的铁桥。突然，他俩都消失了，他看到一个鬼一样的男子，头戴一小帽子，身穿套裤。他问他是不是送电报的。

那人说不是。是马车夫吗？那人又说不是。随后，他继续往前走……

他在做梦时感到十分焦急，而在他醒来时他还在幻觉中感到铁桥忽然中断，并且他坠入深谷之中。

人们坚持说自己不认识的人或忘记了他的名字的人，实际上梦者和他们的关系一定很为密切。

梦者有一弟弟和一个妹妹。如果他曾希望这两人死去的话，这正好反过来是指他害怕自己死去。

对于送电报的人，他认为这种人时常送来的是坏消息。由他的制服来看，他很可能是一位管灯人。

他同样也能使灯熄灭，正像死神毁灭生命之火似的。马车夫使梦者想到乌兰德关于查理国王航行的诗，以及在海上与两个伙伴的危险航行，其中梦者扮演诗中的国王。[175]铁桥使他想起最近的一起事故和一句俗语：“生命是一座吊桥。”[176]

（十一）下面的梦可算做死亡的又一例子：

一位素不相识的先生给他留下一张黑边名片。

（十二）你们可能对下面的梦，从多方面都感兴趣，尽管梦中的神经症状态是一个前提条件：

他乘火车旅行。火车在一个开阔地停下，他认为可能有意外事故发生，必须努力逃脱。他在车厢中跑来跑去，遇人就杀——包括警卫人员、司机等等。

与此相联系梦者想到一位朋友告诉他的一个故事。在意大利的某条铁路线上的一列火车的小房间里，一个亡命徒被押送别处，由于疏忽，让一位旅客和他坐在一起。这个疯子杀了这位旅客。

这样，梦者将自己等同于这位疯子，因为他不时地有一种强迫症，认为自己必须“除掉所有必要的罪证”。随后，梦者又找到一个很好的理由，而这是梦的起因。做梦的前一天在剧院里，他又看到他想要与之结婚的一个女孩，后因对她产生嫉妒，所以离开了她。他知道自己很容易产生嫉妒，想要与她结婚，那真是发疯了。这意味着他把她看作是不值得信赖的，出于嫉妒，他会杀死所有的与他竞争的人。我们已遇到过走入一系列房间（这里是火车包厢）是结婚的象征（一夫一妻制的倒置）。[177]

对于火车在开阔地停下及害怕发生事故这个情节，梦者说，有一次，他乘火车旅行，火车还未到站时突然出现了这样的急刹车。和她一起旅行的一位年轻的女士说可能是发生了车祸，为了安全最好把双腿提起。而这句“提起双腿”使他联想到，他与上述女孩在以前相爱时的愉快日子里，曾多次在郊外漫步。这是一个新的论点，证明他现在要是娶了她，那简直是发疯了。根据我有关的知识，我敢肯定他仍然希望他能发疯地娶她。

第13讲 梦的原始特点和幼稚行为

女士们，先生们：

让我们再次从结论开始，我们讲过在梦的稽查作用的影响之下，梦的工作将隐梦思想转化为不同的表现形式。隐梦思想和我们所熟悉的清醒生活的意识思想没有什么不同。新的表现形式由于有许多特点，对我们来说很难理解。我们说过这种表现形式可追溯到早已过去的智慧发展状态——如象形文字，象征的关系，或者有可能是我们的思想、语言得以发展之前所存在的状况。正是因为这个，我们曾把梦的工作的表现形式描绘为原始的或退化的（archaic or regressive）方式。

你们可以从这一点总结出：如果我们要进一步研究梦的工作，我们肯定能对现在不很清楚的智慧发展的起点得到一些有价值的结论。我希望它是这样，但这种工作至今还未开始。梦的工作引导我们追溯的史前时期有两种：一是个体的早期，他的童年期；二是种族的早期发展。因为每个个体都某种程度上简约地重演了整个人类的发展过程。我们能成功地区分出潜在心理过程的哪些部分源于个体的早期阶段，哪些部分源于种族的初期吗？我认为这不是不可能的。例如，在我看来个体不能获得的象征关系正可被视为种族发展的残余。

然而，这并不是梦的唯一的原始特点。你们从自己的经验就可知道一个显著的事实——童年期记忆缺失，我是指生命的最初几年，大约到五六岁或八岁之前的经验，它们和后来的经验不同，没有在我们的记忆中留下痕迹。当然，我们也会遇到一些人，他们可能自夸说他有自幼年到今天的连续记忆。但其他的人则时常相反，认为其早年记忆存有空白。在我看来，这些事实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小孩到两岁时，能流利地讲话，不久便能适应复杂的心理情境，如果有人几年后提起，他表示自己忘记了。再者，早年的记忆效果比较好，因为这时经验的负担比后来少。而且我们也没有理由把记忆的机能看作是特别高级的或特别困难的心理活动，相反，我们可以找出智力水平很低而记忆力却很好的人。[178]

我必须要你们注意的第二个显著的事实，建立在第一个事实之上。这就是儿童早年的经验虽然已遗忘，但仍然保留一些回忆，它们大都形成意象，但人们还不能说明它们被保留下来的理由。

我们的记忆所接受的种种印象材料，通过记忆能力加以选择，使重要的得以保留，并使不重要的遗忘。但是儿童早期保留下来的记忆则不是这样。它们不必与童年期的重要经验相对应，甚至也不是儿童自己认为重要的经验，这些经验时常很普遍和无意义，以致我们奇怪为什么这种特殊的经验偏偏被记住了。在分析的帮助下，我很早就试图研究童年期记忆缺失和干扰它的残余记忆问题。而且我得出结论，儿童同样是只有重要的经验才保留在记忆中。但通过你们已熟知的压缩过程和更为特殊的移置过程，记忆中重要的已被不重要的替代了。为此我把童年期的记忆称为“掩蔽性记忆”（screen memories），并且通过彻底的分析，已被遗忘的所有经验都可从它们那里召回。[179]

在精神分析治疗中，我们面临将童年期记忆空白补起来的任务。治疗如果有效，我们常能成功地将那些早已遗忘的童年期经验重新找回来，这些印象从来未被真的遗忘，它们只是潜隐的难以获得的、成为潜意识的一部分。但它们有时也可自发地从潜意识中显现出来，这多发生于梦境中。显然梦生活知道如何接近这些潜隐的、幼稚的经验。这种很好的例子在文献中已有报道，而且我自己也曾举出过这样的例子。我有一次梦见一个人，他肯定为我提供过服务，并且我清楚地看到他站在我面前。他只有一只眼，身材矮小而肥胖，并且缩着头。我从这个情境推断出他是一位医生。幸亏我那时可以向我仍在世的母亲询问，我3岁时这位医生长得怎样（我3岁离开故乡）。

而我从母亲那里得知：他只有一只眼，矮小肥胖并且缩头。我也得知他来帮助我做了什么事，而这一切我自己全已忘记。[180]已遗忘的童年早期经验，在梦中被召回的事实，是梦的又一种“原始”特点。[181]

这一同样的信息可进一步应用于另外一个我们到现在还未解决的问题。你们可回忆起我们的发现所引起的惊异，这些发现是梦起源于邪恶，或过度的性欲，这使梦的稽查作用和歪曲作用成为必要。在我们向梦者解释这样的梦时，即使拿最成功的例子来说，梦者虽然对解释本身不予争辩，但他必定要问这种愿望是从何而来的问题，因为这些对他来说都很陌生，梦者所意识到的却正是它们的反面。我们必须毫不迟疑地指出它们的起源：这些邪恶的愿望冲动产生于过去，并且时常来自于不很遥远的过去。可以证明梦者在某个时期熟悉和意识到了这些冲动，即使现在记不起来了。有一位妇女，她的梦意为她很想亲眼看着她17岁的女儿死去[182]，在我们的指导下发现她确实在一段时间抱有愿女儿死去的恶念。她这个女儿是一场不幸婚姻的结果，她结婚不久就离了婚。在她还怀着孩子时，她因和丈夫吵闹，盛怒之下，她用拳头猛击自己的身体，想要把孩子打死在肚里。有多少疼爱甚至溺爱子女的母亲，当初却不愿怀他们甚至曾希望中止体内的婴儿的进一步发育呀！甚至以各种各样的行动来表达这种愿望，幸亏这些行动是无害的。这样，她们想让所爱的人死去的愿望（这种愿望随后变得很神秘）起源于她们与这些人的早期关系。

同样，一个父亲做了一个梦，证实了他希望他最喜欢的大孩子死去。通过引导，他也记起曾有一段时间这种愿望对他来说并不奇怪。在这个小孩还在襁褓中的时候，他不满意他所选择的妻子，时常想如果这个小东西死去，对他并无所谓，他反而可以重获自由、随心所欲了。[183]还有许多与此相类似的憎恶的冲动，它们的起源都相同，都是对过去某事的回忆，而此事曾是有意识的，并在心理生活中曾起过作用。你们可能由此得出结论，认为这种愿望或这种梦不应发生于两人关系没有变化或始终如一的情况。我承认这一点，但我要提醒你们必须考虑的不是梦的表面意义，而是须由解释得来的意义。要所爱的人死去的显梦可以只是一层可怕的面具，而其实际意义可能十分不同；或者所爱的人意指另外一个人的替代。

但是这同样的情境可引起另一个更深刻的问题，你们会说：“即使这种死的愿望在某时存在，并可由回忆所证实，这仍不是真正的解释。毕竟，这种愿望早已被克服，而现在只出现于潜意识中，并且是一种无情感的记忆，而不是一种强有力的冲动。没有证据支持这种假设的可能性。那为什么梦中又回忆起那个愿望呢？”这个问题提得有道理。若要试图回答这个问题，难免涉及面太广，而且使我们不得不确定在梦的理论中对于一个最重要的观点的立场。但是我不得不将问题限定于我们讨论的范围之内，暂不谈这个问题，所以请你们谅解。[184]现在如果找到这种已克服的愿望可以成为梦的发动者的证据，我们就满意了，我们可以接着研究其他的邪恶愿望是否也同样能追溯到过去。

我们先以除掉某人的愿望为限，这可能大部分归于梦者无限制的利己主义。这样一种愿望可能时常成为梦的构建者。每当有人成为我们生活中的障碍时（就生活中人类关系的复杂性来看，必定时常发生！），梦中很可能准备杀死这个人，不管他是父亲或母亲、兄弟或姐妹、丈夫或妻子。这种人类本性的恶使我们感到吃惊，所以我们一定不愿意没有任何疑虑地接受释梦的结果。

但是如果要我们从过去寻找这些愿望的起源，我们就会发现在个体过去的某一时期内，这种利己主义（egoism）和这种愿望冲动甚至指向其最亲爱的人，这是很常见的事实。儿童在幼小的时候常常表现出这种利己主义（这个经验到后来被淡忘了），因为儿童总是先爱自己，只是到后来才学会爱他人，并为他人牺牲自己的某些利益。即使儿童表现出爱别人，也主要是因为他需要他们，没有他们就不能满足自己的需要——这又是起源于自私的动机（egoistic motives）。只是到了后来，爱的冲动才独立于利己主义。因此，实际上“儿童的利己主义教会了他如何去爱”。

在这种联系中，将儿童对待兄弟姐妹的态度和他对待父母的态度进行对比是很有趣的。很小的儿童没有必要爱其兄弟和姐妹，他显然时常如此。无疑他恨他们成为他的竞争对手，并且这种态度时常保持很多年，一直到成熟甚至更靠后的时期，而且从不间断，这是人们熟知的事实。的确，这些常为亲情所接替，或宁可说为亲情所掩盖，但通常在早期则是敌意。这种敌视态度在两岁半到四岁的小孩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在一个新的小弟弟或小妹妹出生时，他常常是不受欢迎的，并受到不友好的对待。常常可看到这样的情况，“我不喜欢他，让鹳鸟将他再衔走！”[185]这之后，一有机会就借故诋毁那位新来者，并且试图伤害他，或甚至施以致命的攻击，这也是屡见不鲜的。如果他们之间年龄差别不大，到孩子的心理活动有较大程度的发展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对手已经存在，并使自己渐渐地适应他。如果年龄差别比较大，新孩子可引起大孩子的某种同情心，而把他看作是一个有趣的对象，一种活的玩偶。而当年龄之差有8岁以上时，可引起大孩子，尤其是女孩保护性的母性冲动（maternal impulses）。但是，诚实地说，如果我们在梦中遇到想要兄弟姐妹死去的愿望，不必大惊小怪。因为人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在儿童早期或更晚些时候找到其原型（prototype）。[186]

在家庭养育中，手足之间难免发生激烈的冲突。其动机为争夺父母的宠爱，或共有的物品，或生活的空间。这种敌对的冲动不仅指向家庭成员中的幼小者，而且还指向年长者。萧伯纳曾说过：“一位年轻的英国小姐，若对某人的怨恨更甚于对自己母亲的，那么那人必定是她的姐姐。”[187]

这句警言使我们感到惊奇。我们对兄弟姐妹问的怨仇、竞争难以理解。那么这种怨恨之情在母与女、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情况又如何呢？

以儿童的观点来看，这种关系无疑是更为亲密的。这是我们所期望的。我们发现父母与子女之间缺乏爱的情感要比兄弟与姐妹之间缺乏爱的情感更为可恼。前一种情况的爱是神圣的，而后一种情况的爱则是世俗的。然而日常的观察可向我们显示父母和其长大的孩子之间的情感关系常常远不及社会所规定的那样理想和高尚。他们彼此之间存在敌意，如果一方面不遵守孝的观念，另一方面又不受制于仁慈的观念，那么这种敌意总有一天会爆发出来。这种敌视的动机是常见的，并且它们的倾向是使同性之间相疏远，如女儿与母亲，父亲与儿子。女儿怨恨母亲的权威限制了她的意愿，因为做母亲的时常根据其对社会的认识来限制女儿的性自由（sexual freedom），甚至有时母亲想与女儿争宠，不愿自己被冷落。父与子之间的关系也一样，甚至更为激烈。在儿子的眼中，父亲是他所不愿忍受的社会限制的代表，父亲会阻止他实施自己的意愿和早期性快乐；他也不能享受家庭财产的好处。如果父亲是国王，那么儿子可能更强烈地盼望父亲死去。父与女或母与子的关系似乎没有这么危险，因为这里有的只是纯洁的永恒的慈爱，它不受任何自私考虑的干扰。[188]

我为什么讲这些尽人皆知的事实？因为存在着一种明显的倾向否认这些事实在生活中的重要性，并过分夸大社会所需的理想的实现。然而最好由心理学家道出这种真理，而不应将此留给讲风凉话的人。实际上，这种否认也只应用于现实生活。富有想象的小说和戏剧作品可以自由地描写这种与社会理想相悖的主题。

因此，如果大多数人的梦都表现出排除父母，尤其是排除同性的父母的愿望，没有必要感到惊奇。我们可以假定这种愿望也出现于人们清醒的时候，甚至有时还存在于意识之中。假如它可以躲藏于其他一些动机之后，就像前面所述的第三个梦例中梦者将自己的真意隐藏于同情父亲的病痛背后的情况一样。这种敌意很少单独支配这种关系，它往往被温情所征服，一直等到在梦中才单独出现。当我们的解释给出它在真正的生活情境中所处的位置时，它在梦中单独表现出的夸大形式就恢复其真正的比例了（汉斯·萨克斯）。[189]但是我们在以下情况也遇到这种梦的愿望，那是在这种愿望与现实生活无关的情况下，以及成人在清醒时永不需要坦白这种愿望的情况下。因为这种根深蒂固的，尤其是两个同性人之间的敌视态度，在童年早期已被人们体验到了。

我所说的爱的竞争，显然是强调主体的性问题。在儿子还很小的时候，他已开始对其母亲形成一种特殊的情感，他认为母亲属于他，并且他开始感到父亲是争夺他所有物的唯一的对手。同样，小女孩把她母亲看作是干涉她与父亲之间情感关系的人，母亲占据了她自己很适合的一个位置。大量观察表明这些态度起源很早。我们把它们称为“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complex），因为俄狄浦斯的传说仅以略微温和的方式实现了根源于儿子处境的两种极端的愿望，即杀父娶母。

我不希望假定俄狄浦斯情结已穷尽了儿童与其父母的所有关系：这些关系很可能要复杂得多。再者，俄狄浦斯情结可被发展为更大或更小的力量，甚至可以被颠倒；但它是儿童心理生活中固定的很重要的成分，我们往往低估其影响和早期发展，这是很危险的。有时父母自身也常常刺激子女，使其产生俄狄浦斯情结的反应，因为父母往往偏爱异性的子女，以致父亲选择其女儿，而母亲宠爱其儿子，或者，在婚姻已冷淡的情况下，孩子可替代已失去价值的爱的对象。[190]

不能说世人都对精神分析研究所提出的俄狄浦斯情结表示出极大的赞同。相反，这种发现引起了成年人最为激烈的反对；有些人虽然不否认这种为大家所忌讳的情感的存在，但其结果无异于否认，因为他们的解释明显地违背事实，从而剥夺了这个情结的应有价值。[191]我坚信这用不着否认或文饰。我们必须使自己承认这样的事实，希腊神话中已经在这些事实上认识到了人们不可避免的命运。很有趣的是，俄狄浦斯情结虽在现实生活中遭到拒绝，但却在富有想象力的作品中得以流传，并尽情地加以描绘。兰克（1912b）通过仔细的研究，表明了这个情结如何给剧作家提供了丰富的主题，这些主题经历了无尽的修饰、变化和伪装——也即歪曲，我们已由检查作用熟悉了这类歪曲。因此，我们也可以认为，有些梦者在后来的生活中没有和父母发生冲突，但也可以表现出俄狄浦斯情结。与这种情结紧密相联系，我们还发现了所谓的“阉割情结”（castration complex）[192]，即父亲对儿童早期性活动加以威胁阻止而引起的反应。

我们在对儿童心理生活的研究中学到的东西，将引导我们找到对另外一组禁忌的梦愿望（过度的性冲动）的类似解释，这样我们受到鼓舞去研究儿童的性生活发展，并且从许多方面我们得出下面的事实：

第一，不承认儿童具有性生活，和假定青春期生殖器成熟时才有性欲，二者都是十分错误的。

相反，儿童很早就有内容丰富的性生活，虽然在很多方面与后来被认为是正常的性生活存在着不同之处。成人生活中被描绘为“变态”的性活动在下列几个方面与正常的性活动存在着不同。（1）不顾物种间的界限（人与动物之间的鸿沟）；（2）没有厌恶的感觉；（3）打破乱伦界限（从近亲那里寻求性满足）；（4）与同性成员的性关系；（5）将生殖器所起的作用转向身体的其他器官及部位。所有以上界限都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的，它们只是在发展和教育的过程中才逐渐形成。幼小的儿童不受这些界限的束缚，他们识别不出人和动物之间的巨大区别；只是到了年龄稍大时，才将自己与动物区别开来。[193]儿童一开始对粪便并不表现出厌恶，只是在教育的作用下，才慢慢认识到这一点。他们最初对于性别之间的区分也不特别重视，而且认为男女之间的生殖器有着同样的构造；儿童早期的性欲和好奇心都是指向他们最亲近的人，并且由于其他原因还指向自己最亲爱的人，如父母、兄弟和姐妹，或保姆；最后，儿童还表现出另一特性（这个特性在后来恋爱关系达到高峰的时候也可以表现出来），那就是他们不仅想从他们的性器官上得到快感，而且认为身体的其他部位也可有同样的感觉，也可给他们提供类似的快感，并且可起到性器官的部分作用。可见，儿童也可被描绘为“多形变态”（polymorphously perverse）者，并且如果这些冲动只表现出活动的迹象，那么这是因为一方面和后来的生活相比，这些冲动强度较小；

另一方面，教育立刻强有力地抑制了儿童的一切性表现。这种抑制可扩展为一种理论；由于成年人竭力忽视儿童的一部分性表现，并且通过错误的解释掩饰其性本质的另一部分，所以到了后来，整个性事实就被彻底否认了。时常是同样的人，他们先在托儿所内对儿童在性方面的顽皮感到恼火，然后在他们的写字台边又为同样的儿童在性方面的纯洁而辩护。儿童在独处时，或在引诱的影响下，时常有表现出极端的性变态活动。当然，成人将这种活动称为“孩子气”或“玩花样”，而不对他们进行严肃的处分，这是对的。因为不能对儿童用道德或法律加以评判，好像他们已长大成人而要自己完全负责任似的。然而，这些情况是存在的。它们具有其重要性，一方面可成为儿童先天倾向的证据，另一方面又可作为引起后来的发展的起因和动力。它们可以给我们提供有关儿童性生活的信息，以及有关人类性生活的一般状态的信息。因此，如果我们能在被歪曲的梦的背后发现这些变态的愿望冲动，那只不过是说在这个领域中，梦也可以退行到幼稚的状态。

在这些被禁止的愿望中，应特别强调的是有关乱伦的欲望，也就是性交目标指向父母、兄弟和姐妹的欲望。你们知道，人类社会是多么憎恶，或者至少是宣称憎恶这种兽欲，并且严禁这种乱伦。人们做出了很大努力来解释对这种乱伦的憎恶。有些人认为这是造物主用以保存物种的一种方法，因为这种近亲婚姻的结果会影响到种族的特性。还有些人则坚持幼儿时期人们就已开始避免乱伦行为，那么为什么社会还要对这种行为严格地禁止呢？这一点尚不清楚，但这种禁止本身已足以证明这种强烈愿望的存在。精神分析的研究已清楚地表明，儿童必定先选取其亲属为性爱的对象，只是到后来才予以反对，可见，个体心理学肯定不能帮助我们找到这种反对的根源。[194]

现在把有助于我们对梦进行理解的儿童心理学方面的研究成果总结如下。我们不仅发现被遗忘的儿童时期的经验可以进入梦中，而且还发现儿童的心理生活及它的特点，它的利己主义，以及乱伦对象的选择等，都仍然存在于梦之中——即存在于潜意识中，而且梦使我们每晚都可以回到这种幼稚的水平。“心理生活中的潜意识也是幼稚的。”这个事实因此得到证实。对人具有如此之多的邪恶就不会感到奇怪了。这种可怕的邪恶只是心理生活中最初的、原始的以及幼稚的部分，我们可在儿童的实际生活中发现它们。一方面由于它们分量不大，所以我们对它们不太重视；另一方面由于我们并不期望儿童有很高的道德水准，所以对它们并不太在意。因为梦退行到幼稚水平，似乎显露出我们的邪恶。但，这是一种骗人的表面现象，尽管这使我们感到吃惊。我们可没有像梦中所假定的那样坏。

如果这些梦中的恶的冲动只是幼稚的现象，或只是退回到我们的伦理发展的初期（因为梦只是使我们在思想和情感上再次成为儿童），那么我们有理由不为这些噩梦而感到羞愧。[195]但是，合理的东西只是存在于大脑之中，所以，虽然我们知道其不合理，但我们仍然为这些梦而感到羞愧。我们使这些梦接受梦的稽查，如果这些欲望中的一种例外地以没有得到歪曲的形式直接侵入意识，并使我们认识到它的存在，我们便不免感到羞愧和恼怒；我们有时也对歪曲了的梦感到羞愧，就好像我们理解了它一样。请想一下那位体面的老太太有关对自己无法解释的“色情服务”的梦（见前面）的义愤评价。所以，问题还没有得到澄清，有可能进一步研究梦中的邪恶问题会使我们形成另一种判断，并且得出对人性本质的另一种估价。

我们整个探询的结果，使我们获得了两种发现，尽管它们只算是新的问题和新的疑虑的起点而已。第一，梦的工作的退行作用（regression）不仅是形式的，而且是实质的；它不仅把我们的思想转化为一种原始的表达形式，而且唤醒了我们的原始心理生活的一些特点——自我的古老的支配作用，我们性生活的原初冲动，甚至我们古老的智慧天赋，如果象征的联系可被看作这样的话。第二，所有这些古老的而且幼稚的特性，从前曾独具优势，而如今退居为潜意识，我们有关潜意识的观念现在已得到改变和扩展。“潜意识”不再是当时潜隐的东西的名字，它是一个特殊的心理王国，具有自己的愿望冲动，自己的表达方式和特殊的心理机制，这些在别处都是不起作用的。但是我们由释梦所发现的隐梦思想不属于这个王国，相反它们却像是我们清醒的思想一样。然而，它们是潜意识。那么，这个矛盾如何解决呢？我们认识到在这里有辨别的必要。由我们的意识生活派生的，并具有其特点的东西（我们把它称为“日间余念”）与来自于潜意识王国的其他东西相合并，从而形成梦。梦的工作便完成于这两个成分之间。潜意识对“日间余念”（day's residues）所施加的影响无疑可成为倒退作用的决定因素。在我们对心理区域做进一步探索之前，这可被看作是对有关梦的基本本性的最深刻的了解。但是，我们不久就可为隐梦思想的潜意识特点提供另外一个名字，以便使它与来自于幼稚王国的潜意识材料区分开来。[196]

当然，我们可以提出另外的问题：“在睡眠期间，是什么迫使心理活动产生这种退行作用呢？

为什么没有这个退行作用便不能应付于干扰睡眠的心理刺激呢？如果为了梦的稽查作用的目的，心理活动不得不化装，而采用古代通用，而现在已难以理解的表示方式，那么这些现在已被克服了的过时心理冲动，过时欲望和过时特性为什么要复活呢？这些旧有的东西如今都被替代——除了形式方面外，还使用材料的退行作用。”我们所满意的唯一答案是：只有这种方式梦才有可能形成，否则就不可能有力地去引起梦的刺激。然而，至今我们还没有权利给出这样一种答案。

第14讲 愿望的满足

女士们，先生们：

还要我再次提醒你们我们至今已进行的研究吗？我刚开始应用我们的技术，就遇到梦中的歪曲作用，我们那时想应将歪曲问题暂时搁置起来，先从儿童的梦来获得我们有关梦的基本特性的认识。之后，我们用从有关儿童的梦的探询中获得结论来武装自己，直接地研究梦的歪曲，而且我希望我们能逐步地看清楚它。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由一个途径发现的东西与由另一个途径发现的东西不完全一致。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将两方面的发现联合到一起，并且使它们相互和谐一致。

我们从两种研究中发现，梦的工作主要包括将思想转换成幻觉经验。这如何发生是很神秘的。

但这是普通心理学的任务，我们在此不必考虑。我们从儿童的梦中已了解到，梦的工作的意图是通过满足愿望的方式去除干扰睡眠的心理刺激。我们只有在弄清楚了如何解释歪曲的梦时，才能够这样谈论它。但是，我们开始就预期到我们能够将关于歪曲的梦的观念和有关儿童的梦的观念相互联系起来，这种预期的第一个证据来自于所发现的这样的事实：所有的梦实际上都是儿童的梦，它们都利用幼稚的材料，而且都以儿童的心理冲动和机制为特征。现在我们认为已掌握了梦的歪曲作用，我们必须继续探索作为愿望的满足的梦的观点是否也可以解释歪曲的梦。

前不久，我们刚刚解释过一系列的梦，但我们没有叙述愿望的满足。我相信你们必定多次向自己提这样的问题：“愿望的满足被假定为梦的工作的目标，这有根据吗？”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这已成为一般的批评家时常提出的问题。像你们所知道的，人类具有抵制新知创见的本能倾向。这种倾向表现的方式之一就是将任何创新减小到不可再小的范围之中，如果可能的话还把它简练成单个的标语。“愿望的满足”已成为梦的新理论的标语。人们常问：“愿望的满足在何处？”通常的回答是：梦被认为是愿望的满足。他们提出问题的行为本身，已表明他们对此持否定的态度。他们立刻会想起自己有关梦的无数经验，其中梦时常伴随着一系列情感，这些情感范围包括不愉快和严重的焦虑等，以致由精神分析的梦的理论所提出的假说对他们来说似乎十分不可能。我们不难回答这个疑问，因为在歪曲的梦中，愿望的实现不可能很明显，而必须去努力寻找，甚至在梦没有得到解释之前，是难以找到它的。我们也知道，在这些歪曲的梦中，愿望是受到阻止的（受到稽查作用的拒绝），它的存在正是梦的歪曲作用的起因和梦的稽查作用介入的理由。但是，我们却很难使一般的批判者理解：在梦得到解释之前，人们不能探询其定理的实现。他们总是忘记这一点。他们对愿望满足理论的拒绝实际上是梦的稽查作用的结果，因而人们用假象替代梦的真实愿望，并拒绝承认真实愿望的存在。

当然，我们也感到有必要解释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梦带有不愉快的内容，尤其是为什么有焦虑的梦存在。这是我们第一次遇到梦中的情感问题；这个问题值得特别加以研究，但是很遗憾，我们现在还不能对它进行讨论。如果梦是愿望的实现，不愉快的情感就不应在其中存在，一般在批评者这里似乎是正确的。但是为他们所忽视的以下三个方面的复杂情况必须加以考虑。

（一）梦的工作也许不能完全成功地实现愿望的满足，以致梦的思想中一部分不愉快的情感出现于显梦之中。因此，分析表明这些梦的思想的不愉快要比由它们所构成的梦强烈得多。这都是可以得到证明的。如果是这样，我们必须承认梦的工作这时已不能达到目的，这正好比因渴而梦到喝水但又不能止渴一样。梦者仍然干渴，而不得不醒来饮水。然而这是一种真正的梦，它仍然保留着梦的基本特点。我们只能说：“尽管缺乏力量，但这种愿望值得赞扬”（Ut desint vire,tamen est Laudanda Voluntas）。至少这种可以清楚认识到的意图仍然值得赞扬。这种失败的例子是常见的。这可以由以下事实来说明：梦的工作改造梦的情感意义要比改造其内容困难得多，情感有时是很倔强的，因此工作进行时，梦的思想中不快的内容转化为欲望的满足，而其不快的情感则保持不变。在梦中，情感很不适合于内容，而我们的批评者可能说梦根本不是愿望的满足，甚至无害的内容也可被感受为不快。我们可以通过下面事实回击这种愚蠢的批评：正是在这些梦中，由于梦里的分离呈现，梦的工作的愿望满足目的才表现得尤为明显。这种错误产生的原因在于不熟悉神经症患者的人们，总认为梦的内容和情感的关系比实际的情况更为密切，所以不能想象出内容的改变，而其所伴随的情感则仍然保持不变。[197]

（二）第二个因素更为重要和深刻，但它同样被一般的人所忽视。无疑，愿望的满足必定带来快感，但这时又有了问题：“对什么人引起这种快感？”当然，是那种有愿望的人。但是，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一样，梦者与他的愿望的关系是十分特殊的。他摒弃这些欲望，并且稽查这些欲望——总之，他不喜欢这些欲望。这样，他的满足不能给他带来愉快，而恰恰相反，会使他们不快。经验显示这种不快以焦虑的形式出现，这仍需进一步解释。这样，梦者在与其梦的愿望的关系中宛若两个独立的人，因某些共同之处而合二为一。对于这个问题，我不想再加以引申，而只想提醒你们，在一个熟知的童话故事中也可以找到同样的情况。一位慈爱的仙女答应要满足一位穷人和他的妻子的三个愿望。他们两个十分高兴，并下决心仔细选择他们的三个愿望。妻子由于闻到邻居烧腊肠的香味，于是希望能有两根腊肠。立刻，两根腊肠出现在他们的面前，他们的第一个愿望得到了满足。但这个男人很生气，于是他希望将这两根腊肠挂在妻子的鼻尖上，腊肠立刻便挂在她的鼻尖上，不能移开，第二个愿望由此得到满足。但这位男人的愿望却使妻子深以为苦。可想而知这个故事的结局如何。由于他们毕竟是夫妻，所以他们的第三个愿望不得不使腊肠从妻子的鼻尖脱开。这个故事（fairy tale）可以被用于许多其他的情况，但这里可以用来说明如果两个人不一心一意，那么一个人愿望的满足可能给另一个人带来不快。[198]

我们现在可以更进一步地理解焦虑的梦了。我们先讲一个观察事实，然后允许采纳一种假说来支持要讲的一些内容。这个观察事实是：焦虑的梦时常有一个根本未受到歪曲的内容，这个内容似乎已躲开稽查作用。焦虑的梦时常是毫无化装的愿望满足——当然，它不是一种可接受的愿望，而是一种已被摒弃的愿望。焦虑的成分取代了稽查作用的位置。然而，我们可以说幼稚的梦是一种允许的愿望的公开满足，而普通的被歪曲了的梦是被压抑的欲望的化装满足，适合焦虑的梦的唯一公式是被压抑的愿望的公开满足。焦虑乃是表明被压抑的愿望的力量大于稽查作用，所以虽然受到稽查作用的限制，但它仍然能够获得或大致获得满足。我们站在稽查作用一方，所有我们看到被压抑的愿望的满足，只能使我们产生不快的情绪，并引起我们的抵抗。所以梦中出现的焦虑乃是由于那时不能制服愿望的力量而引起的。为什么这种表现为焦虑的抵抗未能从梦的研究中得到揭示，显然还必须对焦虑进行研究。[199]

我们可以假定，适用于未加歪曲的焦虑的梦的东西也适用于那些只有轻微化装的梦以及其他产生不快的梦，在这种梦中不快的情感又能与对焦虑的探索相适应。一般来说，焦虑的梦也是使人惊醒的梦；常在梦中在被压抑的愿望未通过稽查作用而得以实现之前，我们被惊醒了。在这种情况下，梦的机能是失败的，但其基本特点仍未变化。我们曾把梦比作睡眠的看守人或监护者，他试图保护我们的睡眠免受干扰。这种看守人在他感到他的力量不足以单独抵抗干扰物或危险时，也可能唤醒睡者。然而，我们有时即使在梦开始使我们感到不安和焦虑时，仍能继续酣睡。我们在睡眠中自慰说“这毕竟只是梦”，继而酣然入梦。

那么，什么时候梦的愿望才能胜于稽查作用呢？梦的愿望或梦的稽查作用都应满足其必要条件。这种愿望可能由于某种未知的原因在某个时刻得到加强。但是根据我们所获得的印象，二者的势力平衡时所发生的变化的原因，时常是梦的稽查作用的行为。我们已看到，这种稽查作用因不同梦的成分而随时改变其强度，它以不同的严厉程度来对待各种梦的成分。我们现在可对这种效果再增加一个假定：稽查作用一般来说是可变化的，并且对同一引起不快的成分不总是同样的严厉。如果稽查作用有时自觉无力反对某种梦的愿望，它便会舍弃歪曲作用，而采取最后的对付方法：那就是引起梦者的焦虑，同时使其惊醒。

这些邪恶的和被排斥的愿望，为何偏偏在夜间活跃起来，从而扰乱我们的睡眠呢？对此我们仍然知之不多。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须回到有关睡眠状态性质的假设之上。白天，稽查作用全部施加于它们之上，使它们不可能在任何活动中显现出来。夜晚，这种稽查作用，像所有其他心理生活的兴趣一样，可能会消退，或者至少大为减弱，以满足睡眠这个单一的愿望。正是这种晚间降低了的稽查作用，那些被阻止了的愿望就乘机再次活跃起来。有一些神经症患者不能入眠，他们承认他们的失眠开始是有意的。不敢入睡是因为害怕他们的梦——即害怕放松稽查所引起的结果。然而，你们可以很容易看出，尽管如此，稽查作用的消退并无大害。睡眠状态可以削弱我们的动力。如果我们的邪恶意图开始伺机而动，它们充其量也只能引发一场梦，从实际的观点来看这是无害的。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我们梦者可以在夜里自慰地说：“这只是一场梦而已，所以别去管他，只管睡好了。”（三）如果你们回忆一下我们曾讲过的梦者反对他自己的愿望时，好像有两个不同的人，因有某种密切的关系而混在一起似的，你们就可知道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可以给愿望的满足带来不快的事件——这个方法就是惩罚。这里我们可以再现前述的三个愿望的童话故事来加以说明。盘子上的腊肠是第一个人，即妻子的愿望满足。鼻尖上的腊肠则为第二人，即丈夫的愿望满足，同时也是对妻子的愚蠢愿望的惩罚（在神经症中，我们发现和这个故事里第三个愿望相似的愿望）。[200]在人类的心理生活中有许多这样的惩罚倾向，它们很强有力，并且我们可把它们看作是某些痛苦的梦的原因。[201]你们现在可能会说这并没有给愿望满足提供多少根据。但你们如果仔细地研究一下，就可能会承认你们是错误的。和事物的复杂性（我随后要论述）相比，则愿望的满足、焦虑的满足、惩罚的满足等说法都是意义很狭隘的。我们还要说的是焦虑是和愿望直接相反的，这种相反的两方面在联想中彼此离得特别近，并且在潜意识中它们同为一物。进一步讲，惩罚也是愿望的满足——它满足的是稽查者的愿望。

因此，总体来说，你们反对愿望满足理论，而我却没有做出让步。然而，我们的任务就是能够在任何被歪曲的梦中指出愿望的满足，我们当然不能推诿这个任务。让我们再回到我们已解释过的那个一个半弗洛林买三张坏座位戏票的梦，我们曾由这个梦学到了许多东西。我希望你们仍能回忆起这个梦。那位妇人有一天听丈夫说，比她小三个月的好友爱丽丝已订婚了。她当晚梦到自己和丈夫一起去看戏剧，而剧场的座位有一边几乎全是空的。丈夫告诉她说，爱丽丝和她的未婚夫本也想来的，但由于他们一个半弗洛林买三张票的座位不好，终于没有来。她想，要是他们真的来了，也不会吃亏。我们知道她在梦的思想中对丈夫不满，并且对自己匆忙出嫁感到懊悔。

我们也许很想了解这种懊悔的思想是如何转变为愿望满足的，这在显梦中可以发现其踪迹。我们已经知道梦的成分“太早了，太匆忙了”，已由稽查作用将其从梦中去除掉了。剧场中的空座位是代表这个成分的暗喻。“一个半弗洛林买三张票”这句话，则令人费解。但是现在已有了象征作用的知识时，这便很容易理解了。“三”这个数[202]实际上代表男子，因此，这个梦的成分可以解释为：用嫁妆买一位丈夫（“我本可以用我的嫁妆，买一位好十倍[203]的男子”），“结婚”显然由“去剧院”代替。“戏票买得太早了”实际上是“结婚太早”的直接替代。然而这种替代是愿望满足的工作。我们的梦者在有一天得知她的朋友订婚的消息时，对自己的婚姻感到很为不满。曾经她还为此而引以为豪，认为自己优于她的朋友。我们也常听说，天真的女孩，在订婚之后，以为自己不久就可以去看以前所不允许看的各种戏剧，并为此而感到喜悦。这种观看或好奇的喜悦无疑起源于“窥视癖”（scopophilia）的性需要，它指向性对象，尤其是这位女孩的父母，并因此“窥视”成为她急于早点结婚的一个强有力的动机。因此到剧院去显然就是结婚的替代。这样，梦者现在对其过早结婚而感到恼怒，于是她回想起自己也曾用这样的结婚来满足其窥视愿望的时光，并在这种古老的愿望冲动的带动下，她用到剧院去来代替结婚。

我采用的例子似乎不能用做隐藏的愿望的实现的证据。在其他的被歪曲梦的例子中，其解释方法都必定是同样的。我现在无法向你们证实这点，而我只能表示我对这种研究方法的信心，这种研究时常是能够成功地完成的。然而，从理论上来看，我愿意再讲几句。经验告诉我们，这是梦的整个理论的一个最容易引起矛盾和误解的论点。除此之外，你们或许仍然觉得我已将假定减去了一部分，因为我曾说过可以是愿望的满足，也可以是愿望满足的反面，即焦虑或惩罚，并且你们可能认为这又是一个强迫我们做出让步的好机会。我还受到指责，说我将对我来说似乎很明了的事实用过于简约的方式呈现出来，结果难以令人信服。

虽然有些人至今一直和我们一起进行释梦工作，并且已接受了我们就此提出的一切结论，但他们常常不免在愿望满足这个问题上停下来，说：“即使同意梦总是有某种意义，并且这种意义可通过精神分析的技术被发现，但我们究竟为何要否认一切反面的证据，并竭力将这种定义置于愿望满足这个公式之中呢？为何夜晚的思想一定赶不上白天的思想那样种类繁多呢？为何一个梦者不能有时满足某种愿望，有时成为愿望满足的反面，像害怕；又有时成为一种决心、一种警告、一种指责、一种良心的刺痛，或一种为某个即将到来的任务做好准备的尝试，等等呢？为何它必定是一种愿望，或至多只是它的反面呢？”

如果人们在其他各点上都表示同意，而只在这个问题上持有异议，那是无关紧要的。我们已发现了梦的意义和认识它的方法，可以说这就足够了。我们是否把梦的定义限定得很狭窄，这似乎不太重要。但这种说法是不对的。这一点上的误解可直接影响到我们的有关梦的发现的实质，并且威胁到它们对于理解神经症的价值。再者，这种妥协（虽然“迁就”在商业中具有很高的价值）在科学上是不合适的，甚至是相当有害的。

为什么梦不具有多种多样的意义呢？我对这个问题的第一个答案很平常：“我只知道为何它们没有，如果有的话，我将不会反对。就我来说，未尝不能如此。然而对于这个比较宽泛的梦的概念来说，这里还存在一个小小的障碍——即在现实中它不是如此。”我的第二个答案是这样一个假设：梦与各种形式的思考和智慧操作相适应，这对我来说并不陌生。我曾记载过一个连梦，这个梦持续了三个夜晚，后来就不再有了，我根据以下事实来解释这种行为：这个梦与一种意图相对应，而且在这个意图执行之后，没有必要再出现。[204]随后，我发表了一个有关忏悔的梦[205]，那么我为何要自相矛盾，假定梦是愿望的满足，而不是别的任何东西呢？

我这样做是因为我不允许承认一种愚蠢的误解，这种误解可以使我们丧失在梦的问题上所有苦心研究的结果——这种误解使梦与隐梦思想相混淆，并且认为前者正好适用于后者。梦确实可以代表并且替代你们刚刚所讲过的一切——一种意图、一种警告、一种反省、一种准备、一种解决问题的尝试等。但是，如果你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所有这些只能适用于可能变成梦的隐梦思想。你们从解释中可以得知人们的潜意识思想与这种意图、准备、反省等有关，然后通过梦的工作而成为梦。如果这时你们对梦的工作不感兴趣，而且对人的潜意识思想活动感兴趣，那么你们去除梦的工作，而称梦的本身可代表一种警告、一个决心或其他，这在实际上也是正确的。

精神分析活动中时常也用这种方法：我们主要努力去除梦的表面形式，而代之以引起梦的相应的隐梦思想。

这样，我们在从隐梦思想的探查中，十分偶然地知道了，我们所讲过的所有高度复杂的心理活动都可以在潜意识中发生——这个发现既令人惊奇，又令人惶惑！

现在言归正题，只要你们清楚地认识到你们是在使用一种表达的简约方式，而且只要你们相信你们所指的各种思想方式与梦的基本性质无关，那么你们当然也是对的。在你们说到“梦”时，你们必定是指显梦（即梦的工作的结果）或最多也指梦的工作本身（即由隐梦思想形成显梦的心理过程）。这个词（即梦）的其他任何用法都是一种概念的混乱，并且很可能会导致谬误。[206]如果你们所说的话是用来指梦背后的隐梦思想，那就请直接讲明，并且不要因说话不明确而增加问题的隐晦程度。隐梦思想是材料，梦的工作把材料转变成显梦。你们为何想要使材料与形成它的活动相混淆呢？一些人只知道这种活动的产物，而不解释它从何而来，或它是如何形成的，如果你们分不清显梦与隐梦思想，那么你们又比这些人优越到哪里呢？

有关梦的唯一基本的东西是影响到思想材料的梦的工作。我们无权在我们的理论中忽视它，即使我们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中可以不顾及它。分析观察进一步表明，梦的工作从不将自身限制于将这些思想翻译成你们所熟悉的原始的或退化的表达方式。另外，它时常占有一个虽然不属于前一天的隐念成分，但却是实际的产生梦的动力的事物，这个独立成分就是潜意识的愿望，梦的内容获得其新形式，正是为了这个愿望的满足。这样，如果你们只考虑梦所代表的思想，那么梦就可以是任何一种东西——一种警告、一种意图、一种准备等等；但是它也时常是一种潜意识愿望的满足，如果你们把梦看成是梦的工作的产物，那么它只能如此。因为，梦不只是一种简单的意图，或一种警告，而时常是一种意图等，它们借助于潜意识愿望而转化成古老的思想方式，而转化成的结果则成为那一愿望的满足（见本讲末注①）。可见，愿望满足这一特点才是梦的主要特性，而其他的则可有可无。梦的一部分还可再次成为一种愿望，这种情况下，在潜意识愿望的帮助下，梦将表现为满足前天的一种潜在的愿望。

我可以很清楚地理解这些，但我不知道我是否成功地使你们也明白了这些，而且我也很难给你们加以证明。因为一方面如果不对大量的梦进行细致的分析，就不能进行证明；另一方面在我们有关梦的观点中最关键和最重要的一点，只有和其他各种现象放到一起加以讨论才可能令人信服。而对这些现象的讨论，尚有待于未来。由于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不可能假定人们只对一种事物的本质进行深入的探查，而不顾其他具有相似性质的事物。由于我们还不知道与梦最为密切的一些现象——神经症，我们必须再次停留下来，满足于我们所了解的部分。因此我再次给你们举例说明，给你们展示出一种新的认识。

我仍采用我们已几次提到的用一个半弗洛林买三张票的梦为例（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我起初选这个例子并非出于特别的考虑），你们知道这个隐梦思想是：梦者听到她的朋友刚订婚，由此对自己结婚太早感到后悔，认为自己当初如果耐心等待的话，有可能会嫁给一个更好的丈夫，因此，她对于现在的丈夫内心中有点蔑视。我们还知道这些隐梦思想之所以成为梦的愿望，是出于一种窥视欲望，想因此可以自由地看戏，这也很可能是要看婚后有什么结果的一种古老的好奇心的产物。像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儿童的这种好奇心通常指向其父母的性生活，它是一种幼稚的好奇心，并且成人若仍保留这种好奇心，一种本能的冲动，那么它起源于婴儿时期。但是这个例子中梦者前一天所得到的消息并不会引起窥视愿望，而是引起恼怒和悔恨。这个满足愿望的冲动在第一个例子中与隐梦思想无关，而且我们能够在分析时不考虑这种冲动，并得出释梦的结果，但是恼怒自身则不能产生梦。想到“结婚这么早真是太愚蠢”，决不足以形成梦，除非是这种思想引起了以前的那种要看结婚后有何结果的愿望。那么这种愿望构成梦的内容，而用去剧院来代替结婚，这种形式则是早期愿望的满足：“现在我可以去剧院看任何曾经被禁止的东西，而你不能！我已结了婚，而你必须等待！”

梦者目前的状况以这种方式被转化成它的反面，而过去的胜利取代了她新近的失败。结果，窥视愿望和自夸的感觉同时都得以满足。而这种满足决定了显梦内容，就显梦来说，梦者坐在剧院内，而她的朋友则不允许进入。梦的另外一部分，则表现为这种满足情况的所有难以理解的变动形式，其背后却隐藏着隐梦思想。梦的解释必须置那些代表愿望满足的部分于不顾，而寻求其背后所隐藏的不快的隐梦思想。

我想要带给你们的这种新的认识是将你们的注意力引向现在要谈的隐梦思想。第一，我请你们不要忘记对于梦者来说隐梦思想是潜意识。[207]第二，它们是完全合理的和关联的，以致它们可以被理解为对梦的起因的自然反应。第三，它们可能是任何心理冲动或智力活动的等价物。我现在可以比以前更严格地把这些思想描绘为“日间的余念”，不论梦者承认它们与否。现在我们可以在“日间余念”和隐梦思想之间做出区分，并和我们前面所使用的概念相一致。我把由释梦而发现的一切都称为隐梦思想，而“日间余念”则只是隐梦思想的一部分。于是，我得到的观点是：除了“日间余念”之外，还有一种强有力的被压抑的潜意识。愿望的冲动，正是这个冲动使梦的构建成为可能。这种愿望冲动对白天的遗念的影响产生了隐梦思想的更为深入的部分——它无须表现为像清醒时那样是理性的可理解的。

我曾使用过一个比喻，来说明“余念”与潜意识愿望之间的关系，我可在这里简要地重述一下，在任何企业中，必定有一位资本家支付费用和一位企业家出谋划策并加以贯彻。在梦的构建中，资本家时常充当潜意识愿望，它为梦的构建提供心理能量。企业家则是“白天的”“日间余念”，他决定这种费用如何使用。当然，资本家自己也有可能来出谋划策，并且拥有专门的知识，或者企业家自己也可以拥有资本。这本来可以使事实情境简化，但会使其理论理解更加困难。在经济学上，同一个人时常被区分为资本家和企业家两面，这种区分使我们的比喻有了相当的根据。

在梦的构建中，也有同样的变化发生，这里，我把这个问题留给你们去思索。[208]

到此，我不能再向前进了。你们可能早就产生了疑问，现在是提出来的时候了。你们可能会问：“‘日间余念’真的是潜意识吗？它和梦的形成所需要的潜意识愿望真的是相同的吗？”你们的疑问是有道理的。这是整个事件中的关键。它们不是同样意义上的潜意识。梦的愿望属于一种不同的潜意识——即我们所指的起源于婴儿期内，又有其特殊的机制的潜意识。我们如果能用不同的名称来表示这两种潜意识以示区别，固然十分方便。然而，我们都宁愿等到我们已熟悉神经症现象领域之后再说。你们把单一的一种潜意识看作是某种荒谬的东西，那么在我们指出潜意识共有两种时，便不免会引起更多的非难了。[209]

让我们在此停住。这又是一段没有讲完的话。但是，难道我们不希望这种知识能够因我们自己或他人的努力而取得一定的进展吗？难道我们自己已学会的还不足以令人感到吃惊吗？[210]

第15讲 疑问与批评

女士们，先生们：

在回答有关这个新学说所引起的普遍的疑问之前，我们还不能就此结束对梦的讨论。你们中注意听讲的人自己可能也已收集到一些有关的材料。

（一）即使释梦的技术正确地得到执行，你们也可能会形成这样的印象：我们在梦的解释工作中获得的发现有这么多的两歧之义，以致使显梦转译为隐梦思想时很难确保其正确性。你们可能提出自己的论点：第一，人们不知道对梦里的某一成分究竟应取其表面意义，还是取其象征意义，因为事物被用做象征之后，并没有停止表现自身。然而，如果人们没有客观的线索来决定这一点，这种解释必定会由释梦者任意选择。第二，在梦的工作中，两个相反的事物浑然一体，结果对于某一梦的特殊成分究竟采用正面的意义或是反面的意义（自身或它反面），却很难确定。

这又为释梦者提供了进行任意解释的新机会。第三，梦中时常出现颠倒的情况，这使释梦者又可以自由假定有或无。第四，你们可能也听说过，人们不能肯定一种解释是否是唯一的。我们难免会忽视其他的完全可以允许的解释，在这些情况中，你们可以总结出，给释梦者留下这么大的任意决策的空间，那么其结果的客观性很难保证。或者你们也可能认为错误不在于梦，而在于我们释梦的不适当，这种不适当又归于我们的观点的假定的错误。

你们的材料都是无可指责的，但我认为这还不足以证明你们的以下两个结论：（1）你们认为梦的解释是由释梦者任意选择的；（2）结果的不确定，使人们怀疑其方法的正确性。

如果你们指责释梦者的技术、经验和理解，而不是其任意选择，那么我还有可能赞同你们。

然而，我们不能避免这种个人因素，特别是在解释特别困难的问题时。这种观点在其他科学研究中也是一样，同样一种技术，一个人运用起来或者好于他人，或者劣于他人，这是没有办法的。例如，在象征的解释中，看起来似乎武断，但是如果你们想一想梦的思想之间的彼此关系，梦和梦者及梦时的整个心境的关系，只允许我们做一种解释，而别的解释都是无用的，你们就可以更正原来的错误的印象了。通过指出两歧性或不确定性是梦所应有的特点，你们认为解释的不完全乃是由于假说的谬误，这个结论也就没有根据了。

让我们回忆一下，我们曾说过梦的工作是将梦的思想转译成和象形文字相似的原始表达方式。

然而，所有这些原始的表达系统都具有这种两歧性或不确定性的特点，而我们则不能怀疑其应用价值。就像你们所知道的一样，梦的工作中将两种相反的东西混为一体，与最古老的语言所谓的“原始语言的对偶意义”（antithetical meaning of primal words）相类似。我们从语言学家阿贝尔（Abel，1884）那里获得这种知识，他告诉我们，不要以为人与人之间使用双关语互相说话会产生误会。相反，说话者内心的意图，究竟是正还是反，都可以通过说话者的声调和姿势，以及整个讲话的情境推测而定。在文字作品中，不存在姿势，它被并不试图讲话的插图所取代。

例如，采取文字keen一词，可以附上一张下跪图，表示其意为“弱”，而附上一张直立者的图，则表示“强”。这样，尽管声音和符号意义不很明确，但我们却可避免误解。

古老的表达系统如最古老的语言形式，在很多方面表现出其模糊性，这在我们的现代作品中是不能容忍的。这样，在一些闪米特文字（Semitic scripts）中多出现子音，而省去母音，则须由读者自己根据其所知和上下文关系加以补充。象形文字尽管不完全如此，但也十分相似。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古埃及文字我们至今仍弄不懂。这种神圣的古埃及文字甚至还在其他方面存在着不确定性。例如，一幅图画究竟应自左向右看，或者是自右向左看，这都由作者自己任意决定。作者还可任意地把图画排成直行，如果把题词刻到相对较小的物品之上，作者则更可以根据自己喜好物品的地位，来改变符号的排列次序。无疑，古埃及文字的最令人头疼的地方在于它的文字之间不留间隔。各页上的图画之间的距离相等，一般来说，人们很难确定一个符号究竟是前面文字的结尾，还是新一句的开头。相反，在波斯的楔形文字中，用斜线来分隔单词。

一种十分古老的语言文字是汉语，它至今仍为四亿人使用。你们不要以为我懂汉语，我只是因为想要从中发现与梦的不确定性相类似的东西，才对它多少有点了解。我并没有失望。汉语语言中充满了这种不确定性的例子，这使我们感到吃惊。众所周知，汉语由许多表示音节的音组成，有单音，还有合成的复音。其中一种主要的方言只有约四百种这样的音。然而，由于这种方言有约四千个字，那么每一个音平均约有十种不同的意义——有些多一点，而有些则相应地少一些。

有很多避免意义不明确的方法，因为人们不能通过上下文来推断出讲话者试图用语言向听众所传达的意义究竟是这十种中的哪一种。这些方法从总体来说包括：将两音合成一个字和四声的运用。

更有趣的是，从我们的对比的观点来看，这种语言实际上没有语法。很难说这些单个音节的字究竟是名词、动词还是形容词。而且其语尾没有变化，来表明其性（gender），数（number），词尾变化（termination），时态（tense）或语态（mood）等等。这样，人们可能说这种语言只由原材料组成，正如我们用来表达思想的语言因梦的工作还原成为材料，而不表示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汉语中，对于不确定情况的判断权往往留给听众，听众根据其理解和上下文关系来裁决。我曾注意到这样一句汉语中的俗语：“少见多怪”，这是不难理解的，它的意思可以译为“一个人所见得越少，那么其所怪越多”。也可以译为“见识少的人便不免有更多的惊怪”。这两句话只在文法结构上略有不同，我们不必在这两种翻译之间做出区分。尽管有这些不确定性，但可以肯定地说汉语不失为一种表达思想的很好的工具，可见，不确定性不一定必然会导致模棱两可。

当然，必须承认，梦的表达系统和任何古老的语言文字相比都处于十分不利的处境。因为语言和文字毕竟是为了交流；也就是说，它们总是以各种方式来千方百计地帮助人们理解，而这个特性是梦没有的。梦不想让任何人表达任何东西。它不是交流的工具，相反，它意味着不为别人所知。正是由于这一点，如果梦中有许多疑难之处无法确定，我们也不必感到吃惊或茫然若失。从我们的比较中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这种不确定性应被看作是各种原始表达系统的通性，而人们则往往以这种不确定性来否认我们释梦的正确性。

我们对于梦的理解，实际上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只有实践和经验才有可能做出回答。[211]我想我们已达到了很深的境地。如果我们比较一下受过正规训练的分析者所得出的结果，我的观点就会得到证实。一般的人，包括科学家在内，在遇到科学成果的不确定性时，往往持怀疑态度，以此来表示自己的优越。我想他们在这一点上是错误的。你们也许不知道同样的情况也曾发生于巴比伦和亚述的碑文最初被译为现代文的时候。曾经有一个时期人们普遍倾向于认为这些楔形文字的翻译者都是只凭幻觉做出判断，他们的整个研究被看作是欺人之谈。但是，1857年皇家亚细亚学会（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曾做过一种判定是非的实验。该会邀请四位当时最著名的从事这种研究的专家：罗井森、欣克斯，福克斯·塔尔波特和奥佩特，让他们将新发现的碑文各自独立翻译，译好后封寄到本会。在对这四种翻译进行了对比之后，乃宣布其判决，认为这几位专家的译文大致相同。所以，取得的成绩是可信赖的，而且还预见未来将会取得更大的进步。

从此之后，人们渐渐地不再怀疑有关这种文字的翻译工作了，并且人们对那些楔形文字的翻译的信赖程度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二）第二类疑虑源于这样的印象，即认为我们在释梦中所得的许多结果似乎是被迫的、人为的、任意的或滑稽可笑的。对这种效果的批判很多，以致我随便就可以找到一例。如在号称自由之国的瑞士，某校校长由于对精神分析感兴趣而被解除了职务。他虽然提出了抗议，但伯尔尼某报纸发表了校方对于此事的决议案。我将几句与精神分析有关的内容摘述如下：“我们对苏黎世大学费斯特尔教授的书内所列举的强词夺理的例子感到吃惊……因此，大学校长坚信不疑地接受所有这些理论和虚假的证据，这真的令人惊奇。”这几句话是作为他们冷静判断的结论出现的。

我想这种冷静才真的是“捏造的”。让我们再对这个问题加以更细致的考察，我想再加上一些反思和专门知识，使其不至于对冷静的判断有什么不利之处。

个人对于深蕴心理学（depth-psychology）问题，只根据其第一次所得到的印象，就能迅速而准确地做出判断，这真使人精神振奋。这种解释在他们看来似乎是强词夺理的、不足为训的，所有这些解释是错误的，所有的这些解释工作也都是没有一点价值的。他们甚至从来没有想到这些解释之所以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也许是因为有很好的理由，他们如果能想到这一点，也许会更加深入地去探求这些理由到底是什么。

梦的理解这个问题与移置作用结果有着实质的联系，你们已知道移置作用是梦的稽查作用的最强有力的工具。在移置作用的帮助下，梦的稽查作用产生我们称为暗喻的替代结构。但是，这些暗喻本身很难辨认出来，也不大容易由此而追溯到其背后真正的东西。暗喻和真正的东西之间的联系是通过最奇特的、最不常见的、外在的联想而结成的。[212]然而，在所有这些情况中，问题在于想把真正的东西隐藏起来，这就是梦的稽查作用的目的。但是，要找出这已被隐藏起来的东西，不能求助于它平常所处的地方。现在起作用的前线的稽查员在这一点上要比瑞士学校当局更为狡猾。

在他们搜查文件和计划书时，他们不满足于检查书信和公文包，但他们会想到间谍和走私犯们或许会将禁止物品隐藏在他们极难发觉的最秘密的地方——例如，藏于双层靴底之间。如果隐藏的东西在那里，那肯定是“硬拉”出来的，但也不失为一种真正的大发现[213]。

如果我们认识到隐梦成分和外显的替代物之间的联系非常离奇，或者是滑稽可笑的，我们对于梦的分析依赖于以往经验的指导，所以有很多例子的意义时常是不能由我们自己求证的。由我们自己进行的这种解释时常是不可能的，因为再敏感的人也不可能猜出这种联系。梦者可通过其直接联想来对梦进行解释——他能够这样做，因为是他自己产生的这种替代。或者他可提供大量的材料，以便问题的解决不再需要特殊的聪明才智，而使答案自然而然地呈现出来。如果梦者不能使用这两种方法之一，那么问题的显梦成分将永远不为我们所理解。我想在此给你们讲一个我最近遇到的例子。我的一位女性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其父亲去世了。从此以后，她时常梦到父亲复活了。在一个梦里，她梦到了父亲说：“十一点一刻了，十一点半了，十一点三刻了。”解释这种报时梦的方法是通过她的联想，她回想到父亲喜欢看自己长大的孩子能准时地在家中进餐。无疑这个联想与梦的成分有一定的联系，但它不能说明该梦的起源。根据治疗中的情境，可以怀疑她对于所敬爱的父亲暗中怀有批评的敌对之意，这在梦中起到一定的作用。在她的进一步联想之中，虽然离梦很远，她讲到了前一天她如何曾对心理学进行过很多讨论，她的一位亲属曾说：“原始人（urmensch）在我们身上得以复活。”这似乎给我们提供了解释。她因此想到她死去的父亲也会再次复活。于是，在梦中，竟使她的父亲成为一个“报时者”（uhrmensch），使他来一刻一刻地报时，直至中午。

你们可不能轻易地放过这个例子与一种诙谐语的相似性。并且实际上，梦者的诙谐时常被看作是释梦者的。还有其他一些例子很难确定我们所面对的到底是一种诙谐语或是一个梦。

但是，你们应知道有些口误也可以引起同样的疑问。有一个男子说，他曾梦到在自己和叔父一同坐在汽车（auto）里时，他的叔父曾吻过他。[214]他自己很快补充解释说：“此梦有‘自体性欲’（auto-erotism）之意。”（“自体性欲”一词来自于力比多理论，表示不借助于外物而获得情欲的满足）那么，这个人难道是在捏造一个笑语来欺骗我们，而把笑话又说成是他的一个梦吗？我想不会，我相信他真的做过这样的梦。那么这个令人迷惑不解的相似性又起源于什么呢？这个问题曾使我暂时偏离我的研究道路，迫使我对诙谐本身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215]，揭示了诙谐的起源：思想的前意识（preconscious）[216]训练被暂时抛开，但其在潜意识中运转，并由此以诙谐出现。在潜意识的影响之下，它也受到压缩作用和移置作用的支配，也就是说，它受与梦的工作的相同作用的支配。这种共同的特征就是发生于诙谐和梦之间的相似性。但是，这种无意图的“梦的诙谐”（dream-joke）不能引起真正的笑话那样愉快的效果。如果你们再进一步地对诙谐进行研究，你们就会明白这是什么原因了。

“梦的诙谐”是一种糟糕的笑话，它不能使我们发笑，而只能使我们感到冷淡。[217]

然而，在这一点上，我们在步古代释梦者的后尘，他们的释梦方法除了很多糟粕之外，还给我们留下了一些好的释梦的范例，有的我们至今不能超越。我在此想给你们举一个历史上很重要的梦例，这个梦的报告者为亚历山大大帝，它和普鲁塔克与道尔狄斯的阿尔特米多鲁斯关于这个梦的记载略有不同。在国王围攻泰尔城的时候（322B.C），遭到很顽强的抵抗，亚历山大一次梦到他看见一个半人半兽的怪物在跳舞（a dancing satyr）。随后释梦者阿里斯坦德罗斯通过把单词“Satyros”分成“sà tupos（sa Turos）”意为“泰尔是你的了”来解释这个梦，认为亚历山大大帝能攻破该城。亚历山大因此连续攻城，并最终占领了泰尔城。虽然这个解释好像很牵强，但它无疑是正确的。[218]

（三）我可以想象得出，当你们听说一些一直从事于释梦工作的精神分析者也反对我们有关梦的观点时，你们会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很难预料对这种理论所犯的新错误的极大的鼓励应忽视。作为概念的混乱和不合理的归纳的结果，所得出的假定便与医学上有关梦的观点犯有同样的过错。你们已知道这其中的一个，认为梦与试图适应现在的条件和试图解决未来的问题有关——也就是说它们具有“预知目的”（prospective purpose，米德，1912）。我们也指出这个假定建立在梦和隐梦思想之间的混淆的基础之上，并因此忽视了梦的工作。作为隐梦思想的一部分潜意识智力活动的一个特征，它一方面没有什么创新，另一方面它也不是详尽无遗的，因为潜意识智力活动除了为未来做准备外，还有其他许多内涵。[219]还有一种更为混乱的观点，认为每一梦的背后都有希望他人死去的含义。我不十分清楚这个公式的准确意思，但我怀疑它隐含着梦与梦者的整个人格之间的一种混淆。

有人认为所有的梦都有两种解释：一种与我们所讲的精神分析解释相同；另一种是寓意（anagogic）解释，这种解释忽视本能冲动，目的在于表达更高的心理机能（西尔伯勒，1914）。[220]

这种见解是一种不合理的归纳，它建立在少数梦的特例之上。这种梦当然是存在的，但如果把这种观点扩展到大多数的梦，那便不免徒劳无功了。再者，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所有的梦都可进行两性解释，都可解释为男性倾向和女性倾向二者的混合（阿德勒，1910）。我曾给你们介绍过这种观点，可你们仍然不能理解。当然，也有一些这样的梦例，并且随后你们会认识到这与某种癔症的症状相似。我在此提及这些新发现的梦的一般特征是为了警告你们不要信以为真，或至少使你们不再怀疑我对它们的意见。

（四）人们认为接受精神分析治疗的患者往往故意使自己的梦的内容和医师所推崇的理论相一致，结果一些人梦到性本能冲动，一些人梦到为权势而斗争，还有一些人甚至梦到再生（斯泰克尔），因此梦的研究的客观价值受到质疑。然而，这种观点是不堪一击的，因为人类在精神分析治疗可以影响他们以前已经有梦的现象存在，并且现在接受治疗的人也时常在治疗开始之前已有梦出现。这种新观点所包含的事实虽然是可以自我证明的，但它却与梦的理论不相干。因为引起梦的前一天的余念来自于对清醒生活的强烈兴趣。在医师的话和所施加的暗示对患者具有意义时，他们进入这种“余念”的圈子里，并且可以为梦的构建提供精神刺激，就好像是前一天没有对付得了的其他有情感色彩的兴趣一样，它们的作用和睡眠期间施加于睡眠者的身体刺激一样。

由医师所引发的思绪像这些其他的梦的激发者一样，出现于显梦内容之中，或在其隐梦内容中可以被发现。确实，我们知道梦可以由实验而产生，或者更准确地说，一部分梦的材料可以被引入梦中。这样，精神分析者对患者所产生的这些影响正和实验者所引起的作用相同。例如，伏尔德在实验时，将被试者的四肢保持某种特定的姿势。

人们可以影响梦者梦到什么，但却从来不能影响他们为什么做梦。梦的工作的机制和潜意识的梦愿望是不受外界影响的。在考虑那些起源于身体刺激的梦时，我们已发现梦的生活的特点和其独立性，可以在反映梦者所受的身体刺激或精神刺激中显示出来。这样，我们正在讨论的和对梦的研究的客观性产生疑问的观点，正是建立在梦与梦的材料的混淆基础之上。[221]

女士们、先生们，这就是我给你们讲的有关梦的问题。你们可以猜到，我曾省略了很多，而且你们也会发现我所讲的每一个问题都不够详尽。然而，这是由于梦的现象和神经症的现象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我们已研究过的梦可作为神经症理论的导引，而且和相反的顺序相比，这肯定是一个更为正确的顺序。但正因为梦是理解神经症的准备，所以，反过来，对梦的真正精确的理解只能等到有了神经症现象方面的知识之后才可能获得。[222]

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而我必须向你们保证：我将竭尽所学，以不辜负你们对这门学科的热爱和花费这么多的时间来讨论有关梦的问题。人们要迅速地达到对精神分析理论的正确性的信赖，那么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好方法。需要许多月，甚至许多年的努力工作来表明神经症疾病的症状是有意义的，是有目的的，并且来自于患者的生活经验。相反，只需要几个小时的努力，就足以证明梦同样如此。梦起初虽然很杂乱，而且难以理解，但它可以用来证实精神分析的种种前提——心理过程的潜意识本质，它们所遵循的特殊机制，和其中所表现出的本能力量等的存在。

如果我们记得梦的结构和神经症的结构之间有极大的相似性，同时考虑一下使梦者迅速转变成为一个清醒的合理的人。我们便可判定神经症也是建立在心理生活中各种力量的均衡有所改变的基础之上的。[223]

第16讲 精神分析和精神病学

女士们，先生们：

在新学年的开始，我很高兴又看到你们来继续参加我们的讨论。去年我给你们讲了用精神分析来解释失误动作和梦的方法。今年我想使你们对有关神经症现象有所了解。你们将会看到，神经症现象和梦及过失两者都存在着很多共同之处。但我必须首先警告你们，我不会让你们再和我保持像去年一样的关系了。那时，我每前进一步，总是先征求你们的同意；我和你们一起讨论了很多，并且对你们的反对总是做出让步——实际上，我承认你们的“共同感觉”常起决定的因素。可是，现在我们不可能再这样了，理由很简单，过失和梦都是你们所熟悉的现象，可以说你们有很多的经验或可以很容易地获得和我一样多的经验。然而，神经症现象这个领域对你们来说是陌生的；你们自己不是医生，除了我要给你们所讲的之外，你们没有获得这方面经验的其他途径；如果你们对这方面的材料不熟悉，再好的判断能力又有什么用呢？

但是，你们不要以为我的警告意味着我要给你们以教义式的演讲，并且只许你们无条件地接受。这样一种误解将阻碍你们的进一步的学习。我不想让你们迷信，我只想激起你们的思考，并且打消你们的偏见。如果由于缺乏有关材料的知识，你们不能做出判断，那么，你们暂时不必相信，也不必拒绝。你们应静静地听讲，让我所讲的东西对你们发挥作用。信仰是不容易获得的，如果你们很快获得，它们不久就会失去其价值，并且没有抵抗力。只有像我这样对这种材料研究过多年，并从中获得一些同样新的和令人吃惊的经验的人，才有权对这些问题表示信仰。然而，在学问上，这些轻信，这些突然转变，这些即刻的反对又有什么好处呢？难道还不清楚“一见钟情”的爱源于一种很不同的情绪作用吗？我们甚至不需要我们的患者将其对精神分析的事实的信仰带入到治疗之中，或坚持下去，这样一种态度时常引起我们的怀疑。我们发现最需要的态度是合理的怀疑主义。因此，你们也应努力允许精神分析的见解伴随着一般的或精神病学的见解，默默地在你们内心发展起来，直至找到机会使两者相互影响、相互竞争，以形成某种结论。

另一方面，你们也不应该认为我所讲的精神分析观点是一种推测系统。相反，它是经验的——不论是直接的观察表达，或者是根据这些观察而得出的结论。这些推导出来的经验是否适当和合理，那要看这门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情况而定。而实际上，我毫不夸张地说，经过了近25年的研究，现在也算是上了年纪了[224]，这些观察是专心致志和详细钻研的结果。我时常感到我们的反对者不愿意讨论这个理论的起源，就好像是他们认为这个理论只来源于主观决定，所以别人可以任意地指责。我们的反对者的这种行为，我是完全不能谅解的。这可能是由于这样的事实造成的：作为医生时常很少与神经症患者联系，并且很少注意到他们的讲述，以至于不能想象出从他们的说法中可能获得有价值的东西。我借此机会向你们保证在这些演讲当中，我将不涉及相反的观点，尤其是个人的。我从不相信“辩论是真理之源”这句话。我认为它来自于古希腊诡辩派的哲学，而诡辩派就错在过分夸大辩论的价值。相反，在我看来，所谓科学的论辩，从总体上来说则是没有多大效果的，更不用说论辩几乎总是各持己见的这个事实。几年前，可以说我生平第一次从事过一次正规的科学争论——对手是一位工作人员（慕尼黑的洛温费尔德）。[225]最后，我们成了朋友，我们至今仍是朋友。我很久没有再重复这样的实验，因为我不敢保证争论的结果会是同样的。[226]

现在，我这样公开地拒绝讨论，你们肯定会认为我太固执己见，而且太不虚心。我想这样回答：在人们通过艰苦的工作而获得信仰的时候，他同时就获得了某种权利来顽强地保持这种信仰。

我认为在工作过程中，我曾在某些重要的地方修改过观点，用新的观点改变它们，替换它们——当然，每次修改，我都会让公众知道。可这种坦诚得到了什么结果呢？一些人不顾我曾做过的自我修正，至今仍继续批评我原来的假设，而这些假设对我来说很久以前就已不再具有同样的意义了。还有其他一些人则批评我善于变化，并认为我不值得他们信赖。当然，屡次改变观点的人是不值得信赖的，因为他最新修改了的假设也许仍然难免是错误的；但是努力坚持己见的人，或不愿很快让步的人，则必定被认为是固执而不虚心的！面对批判者们的这些矛盾的反对意见，除了仍然保持己见并按照自己判断行事之外，人们还有什么办法呢？我决心这样做，我仍将根据我新近的经验的需要，来不断地修改或撤销我的任何理论，但是根据我的基本发现，现在还不觉得有什么地方需要改动，并且也希望这在将来仍然是正确的。[227]

因此，我现在给你们讲解有关神经症现象的精神分析观点。这样做，为了类推或对比，最好的方案似乎是一开始就与我们已遇到过的这种现象相联系。我先来讲一下症候性动作（symptomatic action），在我咨询时，常可以看到许多人表现出这种症候。一些人来我们的咨询室，用15分钟的时间向我们叙述他们多年的痛苦，我们这些分析者并不轻举妄动。医生会说：“没什么病。”并建议说：“你应接受点水疗法（hydropathic treatment）。”而分析者拥有更深入的知识，使之不会有这种表示。有人问我的一个同事，他是如何对付那些咨询患者的，他耸耸肩说：“我罚他们用很多的钱来赔偿时间损失。”因此，当你们听说即使是最忙碌的精神分析者也没有很多的病人咨询时，你们不会感到吃惊。我在我的候诊室与咨询或治疗室之间设有两个门，并装衬了粗纺呢。这种布置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现在时常发生的情况是，当我把一个人从候诊室带入咨询室时，他往往忘记关门，并且时常是让两扇门都开着。我注意到这一点，就很不友好地让他回去，重新把门关上——即使是一位绅士，或一位时髦的女士。这可能给人以傲慢的印象。我有时在弄明白这个人自己根本不能关门时，也会认识到自己的这种要求是一种误会。而当和他一道的人能帮他做这一切时，我还是感到很高兴的。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我是正确的，因为不论是谁这样做，将医生的候诊室和咨询室之间的门开着不关，那么他是行为习惯很差的人，并且应受到不友好的对待。但在你们听完我的演讲之前，请不要误会这一点。因为部分患者的这种粗心大意只发生于只有他一人在候诊室的情况，他才因此不关门，如果有其他陌生人在那里和他一起候诊，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在这后一种情况中，他很清楚地知道为了他自己的利益，在他与医生谈话时，最好不要让他人听到，这样他就不会忘记把两个门都关好。

这样，患者的疏忽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无意义决定的；并且它也确实不是无关重要的，因为，像我们所看出的一样，它会影响到新来者对待医生的态度。这样的患者是许多渴望世俗权威的人中的一员，他想要被推崇。他可以用电话安排一个他最方便的时间见面，他想象有许多人在寻求帮助的情景，就像欧战时杂货店外面所看到的情景[228]一样。而现在他来到一个空候诊室，并且室内布置得很朴素，不免会感到失望。他认为医生应该对这种失敬负责：所以——他不去关候诊室与咨询室之间的门，他用这种行动向医生表明：“呸！这里现在没有别人，我在这期间恐怕不会有人来这里。”如果他的这种想法在开始时不受到打击，咨询期间他可能会表现得同样无礼和放肆。

对于这个小的症状性行动的分析不能告诉你们任何新的东西：（1）这种动作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动机、有意义和有意图的；（2）这种动作在可指定的心理背景中具有一定的位置；（3）这种动作通过小的线索可以提供更重要的心理过程的信息。但是，除此之外，发生这种动作的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动作，因为留下两扇门不关的任何一位患者都不会承认他想要以此来表示其轻蔑，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还记得在他们进入空的候诊室时那种失望的感觉。但是在这种印象和症状行动之间存在着联系，这当然仍然不为他们的意识所知。

除了对一个症状行动所做的这个小分析之外，我们现在还要举一个对一位患者进行观察的例子。我选择这样一个例子，一方面是因为它使我记忆犹新，另一方面是因为它比较简单便于叙述。

然而这种叙述中，也有许多细节是必不可少的。

一位年轻的军官休假在家，请我给他岳母治病，这位老妇人尽管家庭环境很幸福，但她却以一种很无聊的想法使自己和家属生活得很苦恼。这样，我认识了这位保养得很好的53岁的妇人，她性情友善而诚实，她坦率地给我讲了下面的故事。她和丈夫幸福地结婚并一起住在乡间，丈夫是一个大工厂的经理。她说丈夫对她恩爱备至。他们已经结婚30年，从来没有发生任何烦恼、争吵或嫉妒。她的两个孩子已幸福地结婚，她丈夫尽职尽责却仍不愿退休。一年前，她接到一封匿名信指控其丈夫正和一位年轻女子相爱，她信以为真，从此以后她的幸福生活被毁坏了。事件的起因更详细地说是这样的：她曾经雇了一位女仆，她们时常亲密无间地谈很多话题。这个女仆有一女友，和这位女仆相比出身虽不高贵，但在生活上却比较幸运。她努力获得一种商业训练，并进入工厂，而没有去当女仆，由于男职员服兵役去了，缺乏人手，结果她就被提升到一个待遇优厚的职位上。她现在住在工厂里，与所有的男士都有一些社会关系，她因此被称为“女士”（Fräulein）。这样，那位在生活中很少成功的女仆当然就想要给她这位原先的同学捏造很多罪状。一天，老妇人与这位女仆谈论起一位来访过的男士。据说这位男士没和妻子住在一起，却与另一位女士同居。这位老妇人不知道这是怎么发生的，但却突然说：“如果我知道我亲爱的丈夫也有这样的事情，那真是太可怕了。”第二天，她收到邮局送来的一封匿名信，就好像是变戏法一样，信中告诉她的正是这种信息，信的字迹是伪造的。她断定这封信可能是不怀好意的女仆所为，因为信中说她丈夫的姘妇正是那位女仆所痛恨的女人。尽管这位老妇人立刻识破其骗局，她还是深受刺激，终于因这封信而得病。她变得十分地激愤，立刻把丈夫叫回，并大加责备。她丈夫大笑，否认此事，并把此事处理得很好。他找来一位家庭医生（也是一位工厂里的大夫），这位大夫努力安慰这位不幸的老妇人。他们所做的第二步行动也很合理。立刻解雇了女仆，而不是那假定的姘妇。从此以后，患者（老妇人）多次考虑了这件事，似乎不再相信这封匿名信的内容。

但不久，只要她听到有人提及这位年轻女子的名字，或在大街上遇到她，就会重新引起她的不信任、痛苦和责备。

以上是这位老妇人的病史。和其他神经症相对照，不需要很多的精神病学的经验就可以知道：

她在叙述她的症状时太心平气和了——显然她是在掩饰，她从未真正忘却那封匿名信的内容。

那么精神病学者对于这种病例究竟采取什么态度呢？我们已知道他如何对待未关咨询室门的患者的症状行动。他说这只是一个偶然事件，没有心理学上的兴趣，所以他认为对此不必进一步研究。但这种态度则不能用于对待那种爱妒忌的妇女的病。这种症状行动似乎是无关紧要的；

但症状本身却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它由强烈的主观上的痛苦感受伴随，并且作为一个客观事实，它直接威胁到家庭生活，这样，它又无疑会引起精神病学的兴趣。精神病学者开始努力给这种症状赋予一些基本的特征。那折磨着老妇人的观念本身不能说是荒唐的；确实，年老的丈夫有可能与那年轻的女性发生关系。但有其他一些荒唐的东西，是很难理解的。患者除了匿名信中所讲的内容外，没有其他理由来证明她亲爱的忠实的丈夫也曾属于这一类人，显然不能算是普通的一类。

她知道这类材料没有证据，并且她能够给出其来源的一种满意解释。因此，她应告诫自己没有根据的妒忌，她也确实这样告诫过自己。尽管如此，她仍然好像认为真有此事而深感痛苦。这种观念不基于现实的逻辑论证，它被通称为“妄想”（delusions）。那么这位老妇人的痛苦则来自于“妒忌妄想”（delusions of jealousy）。这无疑是这种病例的基本特征。

在这第一个观点确立之后，我们的精神病学的兴趣变得更为浓厚。如果一种妄想通过与现实的比照而未得到去除，那么无疑它便不是来源于现实。它来自于别的什么地方呢？有各种各样内容的妄想：为什么在我们的例子中特别以妒忌妄想为内容呢？哪种人才产生妄想，尤其是妒忌妄想呢？我们想要听一下精神病学者对此如何解释，但在这一点上，他仍不能使我们明白。他只讨论了我们所询问的很多问题中的一个。他要探查这个老妇人家庭史，并且给我们的回答很可能是：

“如果一个人其家族史中曾发生类似的或其他的精神错乱，那么他本人也会产生妄想。”也就是说，如果这位老妇人有妄想发生，那么她具有引起这种妄想的倾向。无疑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但难道这就是我们所想要知道的一切吗？难道这是引起这种疾病的唯一原因吗？难道我们同意假定发生这种妄想而不发生另外一种妄想这一事实是无关紧要的，或任意的，或不可解释的吗？

我们应认为遗传素质倾向也产生消极的影响——而不管老妇人一生遇到过何种经验和情绪，她最终不免在此时或彼时会出现这种妄想吗？而我给你们的回答则是：“他是一位以吹牛骗人的流浪汉。”精神病学者根本不知道如何来解释这样的问题。她尽管有丰富的经验，也只能满足于诊断和预测其将来的变化。

那么，精神分析能在此有所作为吗？是的，当然可以。我希望能够向你们表示，即使像这样难以理解的病例，精神分析也可以有所发现，从而使初步的了解成为可能。首先，我想让你们注意这难以理解的细节：患者自己招来了那封支持其妄想的匿名信，因为她前一天曾对那位狡诈的女仆说，如果她丈夫与一个女人私通，就会引起她的极大的痛苦。这样，她最初使那位女仆产生了送匿名信的念头。这样，这种妄想独立于这封匿名信而存在，它早已以害怕的形式存在于患者的自身——或以愿望的形式。现在再让我们看一下仅仅两个小时的分析而发现的各种迹象。患者确实表现得很不合作，在她告诉我她病情的经过后，再问她一些更进一步的思想、观念和记忆时，她说没有发生什么事，她已把一切都告诉我了。两小时后，分析被迫中断，因为她说她已经感觉良好，并且肯定这种病态的想法不会再发生了。当然她这样说，一是出于抵抗，二是害怕进一步分析。然而，在这两个小时的分析中，她曾说过几句话，使我们不仅有可能，而且确实也很有必要做出一种特殊的解释；

这种解释揭示了她的妒忌妄想的根源。原来她对那位劝她到我这里诊断的女婿情有独钟。当然，她自己一点也不知道，或许只知道很少一点这种爱。处于这样一种家庭关系之中，她的迷恋易于被表现为无害的慈爱所隐藏。根据我们各方面的经验，不难使我们推断出这位53岁的好太太、好母亲的心理。这种爱，是怪异的、不可能的，不可能出现于意识之中，但它仍然存在，即使它处于潜意识之中，它仍然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压力。这种压力既已产生，就必须寻求解脱，而最容易的解除法就是通常造成忌妒的移置作用的机制。如果不仅她这位老妇人与一位年轻的男子相爱，而且她的丈夫也与一位年轻女子私通，那么她就可以为自己的不忠实寻求到良心上的解脱。所以她对丈夫不忠实的幻想乃是对自己病痛伤痕的一种安慰。她自己的爱，她并未意识到，但由于妄想给她提供了种种便利，她的私爱在妄想中的“反影”（mirror-reflection）便成为使其烦恼的意识和妄想。任何对它的指责当然都无效，因为这些指责只指向这种反影，而不是针对那强有力的、而且深藏于潜意识之中的原物而来的。

现在让我们把精神分析对于此病的解释所取得的结果总结一下。尽管这种分析是简短的，并且受到阻止的，但它还是有助于我们对这个病例的理解——当然，我们假定所收集的材料都是真实的，你们对此也不必怀疑。第一，这种妄想不再是荒谬的或不可理解的了；它具有意义，具有合理的动机，并且它与患者的情感体验背景相吻合。第二，这种妄想是必要的，它是对我们从其他线索推断出潜意识心理过程的一种反应。而且妄想之所以称为妄想，以及它对现实的和逻辑的开端的抵抗，都是由于它和潜意识心理过程有这种特殊的联系。妄想来自于欲望，是一种自慰。

第三，这种妄想更准确地说是一种妒忌妄想，而非另一种事实，这显然是由致病的经验而决定的。[229]你们当然记得：前一天，她曾对不怀好意的女仆说，如果她丈夫不忠实，那对她来说是最可怕的事情。你们也不会忽视在这个病例和我们所分析的症状行动之间存在着两个重要的相类似之处——对症状意义或意图的解释，以及症状与这个情境中所涉及的潜意识欲望的关系。

这自然不能回答我们对于这个病例的所有疑问。相反，问题远远不止这些——一些还未解决，而另一些则由于特定的环境限制而不可能解决。例如，为什么这位婚姻幸福的老妇人会爱上自己的女婿？而且即使发生恋爱，也可有各种各样的托辞，为什么偏采用把自己的心事硬推向丈夫这种寻求解脱的方式呢？你们可能认为这些问题不必提起。我们已掌握了一些材料，可以回答这些问题。这位老妇人已到了更年期，这时妇女的性需要出现突然的和莫名的亢进，这一点就可以用于说明这个事件。或者更进一步说，她的忠实的丈夫几年来已不再具有让这位保养得很好的老妇人要求得到满足的性欲望。经验告诉我们，世上只有这种男人才会忠实，才会特别抚爱妻子，并且非常体谅她们的不安。再者，这位老妇人其变态的爱竟以女婿为目标也是一个重要的事实。对于女儿的性爱关系，往往可以转移到她的母亲，因为母女之间本来就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在这种联系中，我可以提醒你们，岳母和女婿的关系，从远古以来，被人类看作是一种有特别意味的关系，而且在原始人中，还产生一种强有力的禁忌调节和“避讳”（参见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1912～1913）。这种关系往往超出文明社会正、反两个方面的标准的限制。这三个因素之中的哪个因素在起作用呢，或者是它们中的两个，或者也许三种都起作用呢？我确实不能告诉你们；

但这是因为我仅做了两个小时的分析，实际情况不允许我继续分析下去。

我现在注意到我已给你们讲了许多你们还不准备理解的内容。我这样做是为了在精神病学和精神分析之间进行比较。但有一件事我现在要问你们，你们看到了二者之间所存在的矛盾吗？精神病学不采用精神分析的技术方法，也不讨论妄想的内容，而是研究遗传问题，它给我们指出一种很一般的遥远的病因学理论，而不是首先指出更特殊的和更为新近的起因。但是这里存在矛盾和对立吗？难道它们不能相互补充吗？遗传因素与经验的重要性相抵触吗？难道这两种因素不能合并成一个最有效的方式吗？你们可能会同意精神病学的研究确实没有什么和精神分析研究互相对立的地方。反对精神分析的不是精神病学，而是精神病学者。精神分析与精神病学的关系基本上类似于组织学与解剖学的关系：一个研究器官的外在形式，另一个研究由组织和细胞所形成的构造。很难想象出这两种研究之间存在着矛盾，它们两者相互联系，互为始终。你们知道，解剖学现如今是医学研究的基础。但是曾经有一个时期社会曾严禁医学通过解剖尸体来研究身体内部的构造，这正好像现在社会也严禁精神分析去了解心理内在机制一样。可以预期在不远的将来，人们将会认识到基于科学的精神病学如果没有关于心理生活的潜意识过程的知识，那是不可能的。

然而，或许你们当中存在屡受驳斥的精神分析的朋友。如果从治疗方面说，精神分析能够自圆其说，他们会感到高兴的。正像你们所知道的一样，我们的精神病治疗至今不能对妄想产生影响。精神分析既然深入到了这些症状的机制，那么，它能够对妄想产生影响吗？它不能。它和任何其他形式的治疗一样，对于这些病症是无能为力的（至少就目前来说）。我们确实可以理解患者发生了什么，但我们没有方法使患者自己理解它。你们已听我讲过，我只能对妄想做最初步的分析。你们很可能认为这种分析会受到拒绝的，因为它是无结果的。我则不这样想。我们有权利或者有责任进行我们的研究，而不管是否立即见效。最终（我们不能准确地说何时何地）零碎的知识将会转化为一种力量，转化成治疗的力量。即使精神分析不能治疗妄想和其他形式的神经疾病与精神疾病，它仍然被视为科学研究的一种不可替代的工具。我们确实还不能运用这种技术。我们寻求理解的资料是人，而人是有生命和意志的，并且要参与这种研究，需要有动机，然而他却没有这种动机。因此，我想用下面这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演讲：对于很多神经错乱者来说，我们把好的知识转化成为治疗力量并得以实施，而且这些病用其他方法是很难治疗的。

在某种有利的条件下，我们已取得了成功，这在医术上算得上是首屈一指了。[230]

第17讲 症状的意义

女士们，先生们：

在前一讲中，我曾给你们讲过临床的精神病学是不关心个人症状的内容或外在形式的，但是精神分析则以此为起点，认为症状具有意义，并且与患者的经验有关。神经症的意义是由布洛伊尔（J.Breuer，1880～1882）首先发现的，他曾研究并成功地治愈了一个癔症病例，此病从此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实际上，法国让内（Pierre Janet）也独立地取得了同样的证据，并且，让内发表其研究结果要早于布洛伊尔。10年之后（1893，1895）布洛伊尔和我合作时，他才发表了其观察结果。究竟谁先发现，这并不重要，因为你们知道，每一种发现都要经过多次的验证，而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而且除此之外，成功并不总是与劳绩成正比的：如美洲并不以哥伦布来命名。在布洛伊尔和让内之前，伟大的精神病学家劳伊莱特[231]就谈论过疯人的妄想，认为如果我们能理解并翻译这些妄想的话，就会发现它具有其意义。我必须承认，很长一个时期以来，我都很重视让内对神经症状的解释。因为他曾把它们当作是支配患者的“隐意识观念”（idéesinconscientes）的表现。[232]但是从那以后，让内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似乎他想要承认潜意识对他来说只不过是一种单词形式，一个权宜的名词，并没有真正的意义。[233]从此以后，我就不能理解让内的学说了；但我认为他已无缘无故地丢掉了他卓越的信誉。

这种神经症症状和失误动作及梦一样具有意义，并且也像它们一样都与患者的内心生活有一定的联系。我想用几个例子对这个问题加以说明。我只能假定（虽然还不能证明），无论何种神经症都是这样。每个人根据自己的经验都可以发现这种证据。但是由于某种原因，我将不选取癔症的例子，而选取另一种很特殊的神经症作为例子，这种病的起源和癔症十分相近。对于这种病我必须先加以简单的介绍。

这种病称为“强迫性神经症”（obsessional neurosis），它没有大家所熟悉的癔症那么流行。或者我可以这样说，它没有这么吵闹，它更像患者个人的私事，几乎没有身体上的表现，只有心理上的症状。强迫性神经病和癔症都是神经症的表现形式。最初精神分析的建立也是基于这两种疾病的研究之上的。而我们的疗法在治疗这两种病中也取得了成功。但就强迫性神经症来说，心理的感受没有成为躯体的表示，所以它和癔症相比更容易通过精神分析的研究而使人理解，并且我们已知道它要比癔症表现出更为显著的神经症的本质特点。

强迫性神经症表现为：患者头脑中充溢着他并不感兴趣的思想，时常感到有奇怪的冲动，并且被迫去做一些毫无乐趣的动作，但这对他来说又不可缺少。这些思想（强迫观念）自身可能是无意义的，或对患者来说只是乏味的东西；它们时常是愚蠢透顶的，并且总是引起紧张心理活动的起点，患者常为这种思想精疲力竭，他虽不情愿但却控制不住自己而陷入其中。他被迫违背自己的意愿劳心苦思，就好像是遇到了生死存亡的重要问题一样。患者自己认识到的冲动可能也会产生一种幼稚的和无意义的印象；但总的来说，它们都是些最可怕的内容，例如，犯重罪的诱惑，以致患者不得不承认对自己感到陌生，而且害怕地逃避它们，并且用种种预防的方法来阻止它们的执行。同时，这些冲动从来都没有得到执行；结果却总是预防和摆脱取得胜利。患者实际上执行的（他的所谓的强迫行动）是无害的和琐碎的事情，大部分都是日常活动的重复和再次演习。

一些必要的活动（像睡觉、洗漱、穿衣或散步等）却成为极为艰难和最为繁重的任务了。在不同种类和形式的强迫神经症中，那些病态的观念冲动和行为并不以相同的比例合成；总的来说，这些因素中的一个或另一个占据重要地位，由此也决定了神经症的名称。但所有这些形式中的共同成分仍是很明显的。

当然，这是一种古怪的病。我想最为荒唐的精神病学想象也不会成功地捏造出像这样的病来；

如果人们不是亲眼看到这种现象，也肯定不敢信以为真。然而不要认为你们通过劝说患者努力摆脱，让他不要注意这些荒谬的观念，或用合理的动作取代那些无聊的动作，这就可以治愈他的病。

这正是他自己想要做的，因为他头脑中完全清楚，也赞同你对于他的强迫性症状的意见，而且他自己甚至也会自动提出这些见解。这里的问题是他总是情不自禁。在强迫性神经症中所进行的行动受到一种能量的支持，这种能量在我们正常心理生活中是无可比拟的。患者唯一可以做的一件事情是，他能够进行替代和交换，他可以用一个愚蠢的观念替代另一个比较缓和的观念，他可以从一种阻止或预防进入到另一种，他可以从事另一仪式来代替原来的仪式。他只能替换这种强迫性观念而不能消除它。将任何症状替换成与其原来形式根本不同的东西的能力是其疾病的一个主要特征。再者，这种病的一个显著的事实是，患者心理生活中交织着的矛盾似乎分化得更为明显。

除了强迫的积极和消极内容之外，智慧领域中也出现了疑虑，甚至逐渐发展到对通常最为肯定的东西也产生了怀疑。所有这一切最终使患者变得日益犹豫不决，丧失其精力，并且减少其自由。

同时，强迫性神经症开始时都具有旺盛的精力，时常是自我意志的，并且一般来说都具有超常的智力。他通常达到令人满意的较高的道德发展水平；他表现出过分的谨慎，其行为一般是正确无误的。你们可以想象得出，在人们对这种矛盾的性格特质和症状认识之前，还需要大量的工作。我们现在的目标是理解一些这样的症状，并且能够解释它们。

听了我们前面讲述的内容之后，你们可能想先了解一下现代精神病学对于这种强迫症问题所采取的态度。精神病学除了给各种强迫行为提供不同的名称之外，别无其他贡献。另外，它坚持认为具有这种症状的人是“退化的”（degenerates）。这不能使我们完全满意，实际上，它是一种价值判断——一种不适当的宣告而不是一种解释。我们认为各种可能的怪态都可能来自于这种退化。我们确实认为那些具有这种症状的人其本质与其他人存在着某种不同。但我们可以问：

他们真的比其他的神经症患者——如比癔症患者或其他精神错乱者更为退化吗？这种特点显然太一般了。确实，当我们知道这种症状也发生于一些具有盖世奇才的知名人物身上时，我们便可能会怀疑这个特性是否妥当了。由于伟人们自己的谨慎和他们的传记作者的失实，我们通常很难了解他们的本性，然而他们中确实有爱真理如狂者，像左拉（émile Zola），并且我们从他那里了解到他终身有很多古怪的强迫性习惯。

精神病学只找到了把这种患者称为“退化的伟人”（dégénérés supérieurs）的方法就告完结。但从精神分析中发现，我们有可能永久性地消除这些奇怪的强迫症状，正像我们消除那些没有退化的患者的其他症状一样，我就多次取得这样的成功。

我在这里只举两个有关强迫症状分析的例子：一个是旧例，我不能找到一个更好的例子来替代它；

另一个例子是新近遇到的。我只选这么少的例子，是因为在这种报告中，需要既明白又详尽。

一位女士，近30岁，她患有很严重的强迫症，我本可以治愈她，如果我的工作没有因命运的突变而受到影响的话（我或许以后可以更详细地告诉你们）。她每天总有多次重复下面的奇怪的强迫性动作：她从一个房间跑到邻近的一个，站在房间中央的餐桌旁边的位置，按铃叫她的女仆来，或给她安排一些琐事，或无事又把她挥走，然后又跑回自己的房间。这当然不是一个很严重的强迫性症状，但却容易引起人们的好奇心。这种解释由患者以很直接很明确的方式就得到了，没有经分析者的任何可能的帮助。我根本不可能会猜出这个强迫性动作的意义，也不能对如何解释提供任何建议。然而，我曾问患者：“你为何这样做？它有什么意义？”她回答说：“我不知道。”一天，在我成功地劝说她在某种行为上不必心存疑虑后，她突然知道了答案，并且告诉我与这种强迫行动有关的一些情况。10多年前，她与一位比她大许多的男人结婚，而在新婚之夜，他阳痿不举。那一晚上，他曾多次跑到她的房间，尝试了一次又一次，但每次都未成功。第二天早晨，他生气地说：“女仆铺床时，我在她面前真是感到羞愧。”于是，他随手拿起一瓶红墨水倒在床单上面，但没有倒到合适的位置。我起初不能理解这种回忆与问题中的强迫行动有何关系；我可以找到的唯一的相似之处在于她从一个房间跑入另一个，或许还有女仆人进来这一幕。我的患者然后带我来到第二个房间的餐桌边，并且给我看桌布上的一个大斑点。她进一步解释说她站在桌边，让女仆一进来就能看见桌布上的这一斑点。尽管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问题有待研究，但无可怀疑这种强迫动作和结婚之夜的情景具有一定的联系。

很清楚，首先，患者将自己与其丈夫认同；她在其中扮演了丈夫的角色，从一个房间跑入另一个。其次，为了进行类比，我们同意床和床单由餐桌和桌布替代。这看来有点牵强，但我们可以用梦的象征作用来说明。在梦中我们也时常发现必须被解释为床的桌子。桌子和床一起代表结婚，所以床和桌子可以很容易地相互替代。

这似乎也证明了强迫行动具有意义；它表现为一种有意义的场景的再现和重复。但我们不必就此停下来。如果我们更为仔细地看一下二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就可能获得有关某种东西的信息，这种东西进一步揭示有关强迫行动的意图。这个动作显然以叫女仆过来为中心点。在患者向女仆示以红斑点，与患者的丈夫说他会在仆人面前感到羞愧的这句话相对应。这样，患者所扮演的丈夫的角色不会在仆人面前丢脸；因为那个斑点处于适当的位置。因此，我们明白了她不只是简单地重复这个场景，而且她是在继续，并且同时纠正它；她正在把它改正过来。但是，她也是在修正另外一种东西，这就是那天夜里如此受到强迫，并使红墨水成为必需的东西——也就是他的阳痿。所以强迫行动是说：“不，这不是真的。他不必在女仆面前感到羞愧，他并不阳痿。”像是在梦中的情况一样，这代表这种愿望通过目前的行动得以实现，其目的是使她的丈夫从过去的不幸中修复过来。

我所告诉你们的有关这个妇女的所有情况与此相吻合。或者更准确地说，有关这位妇女所有的其他事实，都足以使我们对于她的令人费解的强迫行动做出上面这种解释。这位妇女实际上已和其丈夫分居多年，并且正想依法离婚。但她内心总也脱离不开他，她被逼仍然对他忠实，她逃避外部世界以便不受到诱惑。她在自己的想象中，宽恕了他，并使其本性理想化。确实，她的病的深层秘密在于使其丈夫不受到恶意的诽谤，使她与他的分居合理化，并且使他能够过上一个很舒心的单身生活。这样，对这种无害的强迫行动的分析直接把我们引向这种病的最为核心的部分，但同时又向我们显示了一般强迫性神经症的秘密。我很高兴让你们对这一病例进行更多的研究，因为它综合了我们在每个神经症病例中无法发现的条件。在此，这种症状的解释是由患者自己一刹那间发现的，没有经分析者任何督促或干预；并且它不是来自于小时候已被遗忘的事件，而是来自于患者成年时的生活，这种生活她仍然记忆犹新。批评家强加于我们对这种症状的解释的所有反对意见，在这个特殊的例子中都站不住脚了。我们这样好的运气是不常有的。[234]

还有一件事。你们难道不对这一无害的强迫性行动竟直接地引导我们接近患者生活的最隐秘部分感到惊奇吗？妇女不能告诉他人的最为隐秘的东西莫过于新婚之夜的故事。我们现在竟详细地了解了这位患者性生活的秘密，这难道是一个偶然的事件，没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吗？无疑这可能是我特意选择此例的结果。让我们不要急于下结论，还是先来看一下第二个例子，这个例子与前一个十分不同，它是一个很普通的例子，是一种睡觉的仪式。

一位19岁的女孩，既聪明又漂亮，是父母的独生女，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智力上也优于他人。小的时候，她性情活泼、开朗，但是近几年来，不知什么原因她变成了一位神经症患者。她易于动怒，特别是对她母亲发火；她还时常抑郁，并表现出多疑和犹豫。到后来，她承认说她甚至不能独自走过广场或沿着较为宽大的街道行走。我们对于她复杂的病情不想多谈，这种病至少需要两种诊断——即广场恐怖症（agoraphobia）和强迫性神经症。现在请注意这个事实：她形成了一种睡觉仪式，这引起她父母的极大忧虑。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说每一位正常人都具有其睡觉仪式，或他已形成某种必要的条件，这种条件不满足就会影响入睡；他形成一定的方式，来由清醒状态而转入睡眠状态，并且每晚都要重复这同样的方式。但是，健康人睡眠所需要的条件可以理性地理解，并且如果外在的环境需要改变时，他能很容易地适应，并且不会花太多的时间。然而，病态的仪式则一成不变，甚至要花费很大的牺牲才能坚持下去。在表面上，它具有其合理的基础，和常态的不同之处只表现在它实行起来太过于小心。然而，通过更为仔细的检查，我们可以明白这种借口是不充分的，这种仪式的所有惯例也不能用这些理由进行掩饰，有些惯例还直接和理由相抵触。我们目前的患者为了能顺利入眠，说她需要夜间环境安静，一定要排除一切噪音。最终，她做了两件事：她把她房间里的大闹钟停了下来，房间中所有的其他时钟或手表移开，就连她的小手表也不许放到她床边的桌子里。花盆和花瓶被收集到写字台上，以便它们在夜间不至于跌落、摔碎，并且打扰她的睡眠。她认识到这些寻求安静的措施是没有理由的：因为即使小手表被放到床边的桌子上也不至于听到其滴答之声，并且我们都有这方面的经验，时钟有规律的滴答声是不会打扰睡眠的，而反过来还会起到催眠的作用。她也承认即使花盆、花瓶被放到原来的位置，它们也不可能会跌落并打碎，她的这种恐惧是没有道理的。就这个例子中其他的由仪式产生的动作来说，却又失去了求静需要的基础。确实，要她的房间与父母的卧室之间的门必须半开着的要求（为了实现这个愿望，她把各种各样的障碍物置于开着的门口），似乎相反又起到了产生干扰噪音的作用。但是最为重要的行动都与床本身有关。床头的长枕必须不和木床架接触。小枕头必须放到这个大枕头之上成一特殊的菱形；然后她的头正好可放在这个菱形之上。

在盖上鸭绒被（或者如我们在奥地利所说“Duchent”[235]）时她必先抖动一下鸭毛，以便使绒被的下部变得很厚；然而，随后她又必须把这些累积起来的羽毛重新压平。

请你们原谅，我将有关这个仪式的其他一些琐碎的细节略而不谈，因为它们不会给我们提供任何信息，并且会使我们离题太远。但你们不要忽视这样的事实：所有这一切都并非很顺利地得到执行的。她每做一事，总是担心可能没有做好。一会儿怀疑这个，一会儿又怀疑另外一个，结果一两个小时被浪费掉了，而在此期间这位女孩自己却不能睡眠，并且也不让为其犯愁的父母休息。

对这些病情的分析不像对前面那个患者的强迫行动的分析那么简单，我被迫给这位女孩以暗示和一些建议性解释，这些时常受到这位女孩的拒绝，她或者肯定说“不”，或讪笑表示怀疑。

但在起初拒绝之后，她接着对给她提出的一些可能性进行思索，努力地去联想，回忆所有可能的关系、结果，一直到后来她自愿接受了所有的解释。在这之后，她开始使其强迫行为表现得到放松，甚至在治疗结束之前，她已放弃了整个的仪式。你们也必须理解我们现在所做的分析工作不包括任何单个症状的系统治疗，直至它整个地被清除。相反，我们被迫继续放下那些特殊的课题，而在另一个有关的情形中又将它提起。我们现在给你们所做的有关这位女孩的症状的解释是许多相应分析的综合，这些结果要经过几周甚至几个月的时间才能获得，并时常被其他工作所打断。

我们的患者逐渐地认识到钟表在晚间被移到室外是女性生殖器的象征。闹钟和手表（尽管在别的地方，我们可以找到对它们的其他的象征解释[236]）之所以有女性生殖器的意义，是因为它们也有同期的动作和有规律的间隔。妇女可以用像钟表一样有规律来自夸其经期的到来。然而，我们的患者的焦虑特别地指向钟表的滴答声会打扰其睡眠。钟表的滴答声可与性兴奋期间阴蒂的悸动、颤动相对应。[237]她确实被这种感觉多次从睡眠中唤醒，这现在已成为对她的一种强迫；

她由于对这种性兴奋有一种害怕的印象，所以她夜间把附近的钟表都移开。花盆和花瓶像所有的容器一样，也是女性的象征。这样小心不使它们夜间摔破、打碎并非是没有意义的。我们知道订婚时打破一个花瓶或盘子的习俗很流行。每个在场的男子都拿去一块小碎片，我们可以把这看作是表示不再认新妇为己有，这个习俗可以追溯到一夫一妻制的开始。[238]与这种仪式相联系这位女孩也产生一种回忆和一些联想。从前，她小的时候，曾因跌倒，打碎了所拿的玻璃式瓷花瓶，并划破了手指，还流了很多血。在她长大后渐渐地知道有关性交的情况，很害怕在新婚之夜她可能会不流血，并表示自己已不是处女。可见，她怕花瓶摔碎是表示她要摆脱有关贞操和初次性交流血的情绪，这也就是说要摆脱既怕流血，又怕不流血的情结。

她归之于避免噪音的这些预防与其顾虑之间几乎是无关的。

有一天，她找到了她的仪式的中心意义，她突然间理解了长枕不能接触床背这个规则的意义。

她说长枕时常代表一个女人，而直立的木头后背代表一位男子。这样她想要（用一种魔法）使男人和女人分离开来，也就是说，使其父母亲彼此分隔开来，不让他们发生性交。在前几年，她还没有形成这种仪式前，她曾试图用更为直接的方法来获得这同样的目标。她曾假装害怕（或利用已存在的惧怕倾向），使其住室与父母的卧室之间的门不被关上。这个规则一直保持到她现在的仪式之中。她的这种方式使自己有机会听到父母的举动；这件事曾使她失眠数月。她有时还不满足于以这种方式打扰父母，她不时地还睡在父母之间。这样长枕和木床背真的不能连到一起了。

最后，在她已长大时，她睡到父母之间已感到身体上的不舒服，她于是通过一种假装的焦虑，试图使母亲和她晚上交换位置，让母亲让出位置，以便病人可以睡在父亲旁边。这种情况无疑成为其幻想的起点，其后果可在这种仪式中看到。

如果长枕代表女人，那么抖动鸭绒被使羽毛积聚到下部，并使之隆起，这也确有其意义。它的意思是使女人怀孕；但她也曾希望能免于怀孕，因为她多年来一直害怕父母性交会再生一个孩子，给她带来一个对手。另外，如果长枕代表女人，代表母亲，那么小枕则只能代表女儿。为什么这个小枕斜放在长枕之上成一菱形，而她的头正好放在其中呢？很容易就会想到菱形常用于画内或墙上来代表女性的生殖器。果真如此，那么她自己扮演男人，由其头来代表男性性器官（参考杀头为阉割的象征[239]）。

你们可能会说，这样可怕的思想会出现于一位未婚的女孩头脑中吗？我也承认这一点。但你们不要忘记，我并未创造出这些观念，而只是在对它们进行解释。像这样的一种睡眠仪式[240]

也是一种很怪异的东西，你们会清楚地看到这种仪式如何和这种由解释而揭示出来的幻想相对应。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你们要记住，在这种仪式中所看到的东西不是单个幻想的产物，而是许多幻想的混合物，尽管这些幻想总会汇合于某处。再者，仪式所遵循的规则一方面积极地、另一方面消极地再现了患者的性愿望——这些仪式的规则一部分是性欲的表示，另一部分则是对性欲的反抗。

如果这种仪式可以和患者的其他症状适当地联系起来，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出更多的对这种仪式的分析结果。但是，我们的道路并非在于这个方向。你们必须认识到患者小时候曾处于对父亲的一种“性依恋”（erotic attachment）的控制之下。或许这就是她如此不友好地对待其母亲的原因。我们也不能忽视这样的事实：这种症状的分析再次将我们带回到患者的性生活。

我们对于神经症症状的意义和意图了解越多，我们或许对此越不感到惊奇。

根据上述的两个例子，我已向你们表明神经症症状像失误动作与梦一样具有某种意义，并且这种意义与患者的经验有着密切的联系。我能让你们通过这两个例子的证据相信这个极为重要的观点吗？不对。但你们希望我再举些例子，一直到你们完全相信为止吗？同样不对。因为对每个患者都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治疗，所以我要充分地讨论有关神经症理论的这一部分内容，那就需要一周讲5个小时的课程，所以，我必须满足于我的论点只给你们提供这一点的论据；对于其他的论据，我建议你们参阅一些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献。如布洛伊尔对于他的第一个病例的症状（癔症）的经典解释[241]，由荣格（1907）所进行的对于一种称为早发性痴呆（dementia praecox）的最为模糊的症状的出色解释（那时荣格只是一位精神分析者，还没有期望成为一位理论家），以及其他一些后来我们各种杂志上所发表的论文。这些方面的研究是不缺乏的。对神经症症状的分析解释和翻译引起精神分析者的极大兴趣，以致在某一时期他们忽视了神经症的其他问题。

无论你们中的哪一位对于这种问题进行过研究，他肯定会对丰富的证据材料留下深刻的印象，但他也会遇到困难。像我们所发现的一样，症状的意义在于与患者经验的某种联系。症状的形成愈因人而异，我们就愈可以清楚地了解这种关系之所在。所以，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为每个无意义的观念和每一个无目的的动作寻找出这个观念之所以产生和这个动作之所以需要的过去的情境。

我们那位患者跑到桌旁按铃叫女仆的强迫行为就是这种症状的一个完美的模式。但还时常有完全不同特点的症状。它们必须被描绘为某种疾病的“典型”症状；它们在所有的病例中几乎都是相同的，它们中的个别差异消失，以致难以找出其与患者生活或旧时特殊情境的关系。让我们再来看一下强迫性神经症。我们的第二位患者的睡眠仪式可引以为例，尽管她也同时表示出许多个别特点可用来做一种我所称的“历史”解释。但所有这些强迫症患者都有一种倾向去重复，去使她们的表现呈现周期性，并使它们独立于其他动作。他们中的大多数不停地洗这洗那。具有广场恐怖症的患者，这种症状我们现在已不再把它看作是强迫性神经症，而是把它称为“焦虑性癔症”（anxiety hysteria），他们时常不耐烦而单调地重复同样的病态特点：他们都害怕四周围起来的空间，或开阔的广场、长的路和街道。如果他们由一个熟人或一辆车等伴随时就会感到受到了保护。然而，在这同样的背景下，不同的患者仍表现出个体需要（怪念头），这在一些病例与另一些之中表现得截然不同。一位患者只逃避狭窄的街道，而另一位则害怕宽的街道；一个人只有在街上没有人时才敢走出去，而另一个则只有在有很多人时才可出去。

癔症也是如此，除了许多因人而异的特点之外，还有许多为这种病症所共有的症状，这似乎难以用个人的历史作为解释的根据。而我们不应忘记，正是有了这些典型的症状，才可用来进行诊断。假如在一个癔症病例中，我们已知道它的某种特殊症状源于某一经验或一系列同样的经验（如：一种癔症的呕吐起因于一系列令人恶心的印象），那么在我们发现另一种呕吐症状却来自于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经验时，我们不免会感到迷惑不解了。癔症患者似乎总因为某种不可知的原因而呕吐，而且那些通过分析而找到的历史原因，似乎只是患者由于内心需要而随便捏造出的一些托辞，想用这来掩饰其目的。

因此，现在我们只好面对这种令人沮丧的发现，尽管我们可以根据患者的经验对神经症状所有因人而异的方式求得完满的解释，但是我们的技术还不能说明这些病例中很常见的典型的症状。

再者，我还不能也不愿让你们了解在追寻症状的历史解释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困难。因为尽管我不愿意对你们有所隐藏，但我却不能在我们的共同研究开始时就把你们置于惊异和迷惑之中。我们确实才刚刚开始努力去理解这些症状的意义，但我们却想坚持已获得的东西，并且逐步地寻求掌握我们还不明白的东西。因此，我试图用以下想法来鼓励你们：一种症状和另一种症状之间的任何基本区分都是难以假定的。如果个体的症状都这样依赖于患者的经验，那么与某一经验有关的典型的症状当然也可以解释为人类所共有的经验。神经症中时常发生的其他特征可能是普遍的反应，患者因病理变化而被迫将这些反应加重，例如，像强迫性神经症中的重复或动作和疑虑等。

总之，我们没有理由灰心丧气，我们要看一下还有什么东西需要发现。

我们在梦的理论中面对着一种十分相似的困难。我在前面对梦进行讨论时没有谈到这个问题。

显梦内容是十分不同的，并且因人而异的，通过分析，我们已详细地表明了，从这种内容中所得出的是什么。但除此之外，也有些梦可称作是“典型的”，它为每个人所共有，梦的内容相同，这为解释带来了同样的困难。这些梦有：跌落、飞行、漂流、游泳、受到阻止、裸体以及其他种类的焦虑梦——这些梦随不同的梦者其解释也各异，至于为什么它为每个人所共有，这一点还没有得到任何说明。但在这些梦中，我们也观察到这个共同的基础渗透着各人所拥有的不同的特点，运用我们广泛的知识，或许不需要强制就有可能将这些梦的研究也包括到对梦的生活的理解中，我们已从其他的梦中获得了这种有关梦的生活的知识。[242]

第18讲 创伤的固着——潜意识

女士们，先生们：

上一讲中我曾表达了一种愿望：我们的工作应以我们的发现，而不是以我们的疑虑为基础继续前进。下面我们来讨论前面所举两例的分析为根据的两个最为有趣的结论。

（一）两个患者给我们留下这样的印象，她们都“固着”（fixated）于她们过去的某个特殊地方，就好像她们都不能使自己从中解脱出来，并因此而与现在和将来都脱离了关系。她们好像欣然寄宿于其病中，正好比古时僧尼退隐于修道院中以度残年一样。这种命运带给我们第一位患者的是那实际生活中早已结束了的婚姻。通过她的症状，她继续和其丈夫保持着关系。我们学会理解这种为他辩护、宽恕他、赞美他和为他惋惜的声音。尽管她还年轻，并且能引发其他男人的要求，但她却借这真实的和想象的（魔术般的）理由仍然保持对他的忠诚。她不见生人，她忽视自己的个人外貌；而且她时常独自静坐[243]，拒绝签名，不送礼，不让任何人从她那里得到任何东西。

第二位患者的生活也表现出同样的情况，这位少女从青春期前开始就对父亲产生一种性依恋。

她得出结论，只要她有病，她就不能结婚，然而我们可能怀疑她病得这么重是为了不结婚，为了仍然能和父亲在一起。

我们不能排除这样的问题：一个人为什么，以何种方式，以及出于何种动机可以达到这样一种对待生活的特异的态度，这种态度是很不适当的——假定这种态度是神经症的一种普遍的特性，而不为这两个患者所特有。实际上这确实是各种神经症的普遍的和重要的特性。布洛伊尔的第一位癔症患者同样固着于她照料病重的父亲这一时期。尽管她已康复，然而从那时起，她总觉得脱离现实生活；她仍保有健康和效率，但她逃避女人生活的正常内容[244]。分析向我们显示，我们的每一个患者的癔病症状和结果都可以追溯到她们过去的某个特殊时期。确实在大多数这样的例子中，这种过去的时期是生活的早期阶段，如他们的童年期，甚至于他们的哺乳期。

和这种神经症行为最为类似的是近来欧战时的一种名为“创伤性神经症”（traumaticneuroses）的流行病。当然，同样的病例也出现在战前，像在火车事故或其他危及生命的可怕事件之后。创伤性神经症实质上与我们常分析治疗的自然发生的神经症不同，我们也不能成功地应用有关他种神经病的观点来说明这种神经症，我想以后某个时期有机会再给你们解释这种限制的原因。[245]但我们也可以认为两者之间在某一点上存在着完全相同之处。创伤性神经症很清楚地表明创伤发生时的固着是病源之所在。这些患者在其梦中时常重复这种创伤情境[246]；而对于那些可以分析的癔症来说，似乎其发作就是完全召回这个创伤的情境[247]，好像这些患者没有完成这个创伤的情境一样，好像他们仍然面对着某种没有处理好的任务一样；我们必须重视这个观点，它向我们表明，我们由此可以明白心理过程的所谓的“经济”的观点。[248]确实，“创伤”一词只具有经济意义。某种经验如果在短时期内，给大脑提供强有力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应付或适应，从而使大脑能量的分配方式受到永久的干扰，我们把这种经验称为创伤经验。

这个类比使我们试图把神经症患者固着的那些经验称为“创伤的”。由此，我们得到了有关神经症形成的一个简单的决定因素。那么，神经症与创伤疾病相类似，都来自于患者无能力应付某种具有强烈情感色彩的经验。这确实是我和布洛伊尔（1893和1895）在把我们新的观察事实归结为理论时而提出的第一公式。[249]我上次讲演中的第一位患者（一位少妇与其丈夫分居）与这种观点十分吻合。她不能摆脱她失败的婚姻，而仍然依恋于这种创伤的情境。但我们的第二个病例（那位女孩固着于她的父亲）已向我们显示，这个公式是不足以用来理解这种现象的。一方面少女与其父亲这样的爱是一种十分普遍和常见的经验，并且它常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减弱，“创伤”一词应用于它的话会使其失去所有的意义。另一方面，患者的历史向我们表明，第一个例子中她的性爱的固着那时并没有产生任何损害，只是几年后它重新出现于强迫性神经症的症状中。

由此可见，这种病的成因是复杂的，是受许多因素决定的；但我们也可以认为没有必要把这种有关创伤的探索看作是错误的而加以抛弃，因为有可能在别的地方适合它。

那么，这里我们必须再次使已开始的课程停下来。因为这时课程已不能再继续下去，并且我们不得不在发现其适当的出路之前再来学习一些其他方面的所有种类的东西。[250]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对象固着”（subject of fixation）这一问题，远远地超越了神经症范围。每一种神经症都包括这样一种固着，但并非所有的固着都导致神经症，都与神经症相结合，或都发生于神经症之时。一个完好的对过去某物有一种情感固着的例子可由悲伤提供，这种悲伤实际上与现在和将来完全无关。但是即使是一般的人也能判断出悲伤与神经症之间的明显区别。

另一方面，有些神经症可被称为病态的悲伤。[251]

也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人因遭遇到创伤事件而完全动摇了其生活的基础，他放弃了对现在和将来的所有兴趣，并毅然永久地沉迷于对往事的回忆之中。但这样的一位不幸者不一定因此成为神经症患者。因此，我们不应太重视这个特征，并把它看作是神经症的一个属性，尽管它是常见的和重要的。

（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通过分析所得出的第二个发现。在这种情况中，不必害怕我们的观点是否够格。我已给你们讲过，我们的第一位患者是如何地进行一种无意义的强迫行动，是如何地告知一段有关往事的记忆。我也曾谈到我是如何检查这二者之间的联系的，并从有关的记忆中发现强迫行动的意图的。尽管有一个因素值得我们充分地注意，但我完全忽略了它。患者虽然时常重复其强迫性行动，但她并不知道它来自于自己过去的经验。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对她是隐藏的，她只能诚实地回答说不知道什么东西使她做出这些动作。突然有一天，在治疗的干预下，她成功地发现这种联系，并将它报告给我。但她仍然不知道她表现出这种强迫性行动的意图——即改正其过去痛苦的事件，并想以此来抬高其亲爱的丈夫的身价的意图。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劳动，才能使她理解和承认这种动机可能是她的强迫行动的驱动力量。

我们将她不幸的新婚之夜以后的情景和患者所形成的情感动作联合到一起称为强迫性行动的“意义”。但在她表现出强迫行动时，她对这种意义的两个方面都不知道——即不知道它之所由起（whence）和它之所欲止（whither）。因此，她一直在进行某些心理过程，而其强迫行动是它们的结果；她以一种正常的心态知道这种结果，但这种结果的心理前提却没有进入她的意识之中，她的行为举止与伯恩海姆被催眠的实验很相似。伯恩海姆曾做过催眠实验，让被催眠者于醒后5分钟时在病房中打开一把伞，被催眠者醒后这样做了，但他对这种行动却没有任何动机。[252]这就是我们在谈到“潜意识心理过程”（unconcious mental processes）存在时所看到的那种事态。只要有人能对这种事态予以更正确的科学说明，那么我们将乐于放弃我们有关潜意识心理过程的假设。

然而，在他们还没有做出这种证明之前，我们先来坚持这种假设。如果有人反对说这里的潜意识没有一点真正的科学意义，只不过是权宜之计，是有名无实的，那么我们只能表示遗憾，并把他所说的话斥为令人费解的。不真实的东西居然能产生出像强迫动作这样显而易见的现实效果！[253]

我们在第二个患者身上也遇到了实质上同样的东西。她曾形成一个规矩：长枕一定不能与床背接触，她不得不遵守这个规矩，尽管她不知道这个规矩来自何处，它意味着什么，或其动力是什么。不论她把这个规则看作是无关紧要的东西，或者她竭力反对它，拒不执行它，这一切都不会影响到她最终执行它。她必须遵守，要问为什么，那也是徒然。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强迫性神经症的症状、观念和冲动，出自无人知道的地方，不受正常头脑的支配，给患者本人的印象是强有力的外星来客，或混在人间的鬼怪——这些症状表明大脑中有一个特殊的区域与其他的区域相隔离。它们使我们相信大脑中潜意识的存在。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那些只承认意识心理学的临床精神病学，没有办法对付这些症状，而只能把它们称为一种特殊的退化现象。当然，强迫观念和强迫冲动本身不是潜意识的，只不过是逃入意识知觉的强迫行动表现。如果它们不进入意识，那么它们将不会变成症状。但是，我们通过分析所推知的它们的精神前提，和通过解释所发现的联系则是潜意识的，至少在我们通过分析工作使患者意识到它们之前是这样的。

现在我们进一步考虑以下各点：（1）我们在前面两个例子中的所有事实都可被各种神经疾病的症状所证实；（2）患者无论何时何地都不知道这些症状的意义；（3）分析通常显示这些症状来自于潜意识过程，但在各种有利的条件下，这些过程又可变成意识。如果你们考虑到了这些，你们就会理解到在精神分析中，离开了心理的潜意识东西便不能进行，并且我们习惯于把潜意识当作实有的东西来对待。或许你们也要理解那些只知有潜意识一词，而从来没有分析、从未释梦、或从未探索过神经症症状的意义和目的的人，他们对于这一问题是没有发言权的。在最后，我想重申的是：由分析解释给予神经症状以意义的可能性，是潜意识心理过程存在的一种可靠的证据——或者，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有必要做出这样的假定。

但是，并非仅仅如此。感谢布洛伊尔的第二个发现，在我们看来，它比第一个更有意义，这是他一个人的功绩，我们由此更明白了神经症和潜意识之间的联系了。不仅症状的意义通常是潜意识的，而且症状是潜意识这个事实与症状存在的可能性之间有着一种不可分割的关系。你们不久就会理解这一点的。我与布洛伊尔都假定：每当我们遇到一个症状时，我可以推知患者有某种确定的潜意识过程，这种潜意识过程包含症状的意义。但这个意义一定要先为潜意识的，随后才可发生症状。症状从不会在意识过程中构建；有关的潜意识过程一变成意识，这种症状必定消失。

你们立即可以看出这就是治疗方法，就是使症状消失的途径。实际上，布洛伊尔正是用这种方法使其癔症患者恢复健康的——即使其从症状中解脱出来；他发现了一种将患者的包含症状意义的潜意识引入意识的技术，那些症状会随之消失。

布洛伊尔的这个发现并非推理的结果，而是由患者的合作而得出的一种幸运的观察。[254]你们也不要勉强用已知的事来理解它；你们应当认识到这是一种新的基础事实，在它的帮助之下其他很多别的东西可以得到说明。因此，请允许我将此事引申如下。

症状的形成是其他没有发生的事情的一种替代。一些特殊的心理过程通常要发展到患者有意识地接受这些信息才罢。然而，如果不能这样发展，或这些过程突然受到阻止而成为潜意识的，那么症状就会出现。这样，实际上发生了某种替代；如果这一点能被扭转过来，那么神经症的治疗就会完成其任务。

布洛伊尔的这个发现还是精神分析治疗的基础。随后的研究结果可以证明，当潜意识过程成为意识时，症状得以消失，尽管我们在实际运用时，会遇到许多奇妙的和难以预料的复杂问题。

我们的治疗通过将潜意识的东西转化为意识的东西来进行，并且只有这个转变产生之后，我们的这种治疗工作才算完成。

现在，我扼要地说几句题外话，以使我们避免错误地认为这种治疗工作太容易完成了。从我至今已谈的来看，神经症似乎是一种无知的结果——即患者对应当知道的心理事件一无所知。这很像苏格拉底的一句名言：罪恶是建立在无知之上的。有分析经验的医生很容易猜测到特定患者的什么样的心理冲动仍是潜意识的。所以，治疗起来应当没有多大困难，治疗者只需要告诉患者这种知识，弥补其无知便够了。至少一部分症状的潜意识意义可以很容易地以这种方式来处理，尽管医生事实上不可能会猜测到另一部分——即症状和患者的经验之间的关系，因为治疗者自己不知道这些经验，他必须等到患者记起这些经验并将它们告诉他时才能知道。但即使如此，仍可在一些病例中找到替代。人们可以从患者的亲属那里询问这些经验，并且他们通常知道是什么事件引起患者的创伤的，并且他们有时可以报告出一些为患者本人所不知的经验，因为这些经验发生在患者的生活早期。这样，通过对这两种方法的合成，我们有望在短时间内消除患者无知的病源。

事情要是果真如此就好了！但是我们又遇到了起初没有预料到的问题。这种知识与那种知识并非总是相同：有不同种类的知识存在，它们在心理学中是不对等的。正如莫里哀所说：“人各不同。”（Il y a fagots et fagots）医生的知识与患者的不同，并且不能产生同样的效果。如果医生将自己的知识作为一条信息传达给患者，那么它是无效果的。不，这样说是不确切的。它不具有使症状去除的效果，但它有另外一种效果——使分析得以启动，而其第一个表现时常是拒绝。在这之后，患者知道了他以前不知道的东西——他的症状的意义；但他知道的还很有限。

这样我们得知有多种无知存在。我们需要对心理学有某种更为深刻的理解，才能使我们明白这些不同由什么组成。[255]但我们的论点：知道症状的意义就可使其症状消失，这仍然是正确的。我们想要说的还有：这种知识必须建立在患者内在的改变的基础上，而这种内在的改变又只能通过具有某特殊目标的心理工作来引发。这里，我们会遇到很多问题，这些问题不久就会被组合到一起成为症状构成的动力学。

先生们，我现在必须问你们我所讲的东西是否太模糊和太复杂。我经常地收回或修改我所讲的，这是否使你们感到迷惑不解——即引发一系列的思考，随后又取消它们？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感到十分的遗憾。但我很不喜欢以牺牲真理为代价来换取对事物的简单化。我不反对你们觉得我们的论题的多面性和复杂性，我理解有许多东西你们一时领会不了，那也没有关系。毕竟，我知道每一位听众或读者都能将所听和所读到的东西整理排列为适合自己理解的方式，缩短或扩充它，并且从中选取他想要保存的东西。从某一点来说，这句话肯定是正确的：人们处置得越多，那么他所得的也越丰富。因此，我的话虽很繁杂，但我希望你们能清楚地掌握我所讲的基础部分——即有关症状的意义，潜意识以及有关它们之间的关系。无疑你们也理解我们的进一步努力将沿着两个方面展开：第一，发现人们如何得病，以及如何对生活采取一种神经症的态度——这是一个临床问题；第二，学习病症怎么由神经症的决定因素发展而来——这仍然是一个心理动力学问题。再者，必定在某处有一个点使这两个问题会聚到一起。

我今天不想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了。但是，既然我们还有一些时间，我想要你们注意我们的两种分析的另外一个特点，那就是患者记忆缺失（memory-gap），他们的健忘症（amnesicis），这又是以后才能完全理解的东西。正像你们已听过的一样，精神分析治疗的任务可以用这个公式来表示：它的任务是使病态的潜意识的东西都成为意识的。那么，这个公式可以被替换为另一个：

它的任务是填充患者记忆中的缺失，去除其健忘症，对此，你们可能会感到吃惊。从总体来说这是同一回事。我们隐含着这样的意思：神经症患者的健忘症与其症状具有重要的联系。然而，如果你们考虑我们前面分析的第一个病例，你们就会发现这种健忘症的观点没有被证实是有道理的。

患者并没有忘记其强迫性行动产生的情景，她清楚地记得它；在症状产生中起重要作用的其他因素也没有忘记。就第二个病例中举行强迫仪式的少女来说，尽管不是很清楚，却总体上十分类似。

她并没有真正忘记她早年的行为——如她坚持将父母的卧房和自己的卧房之间的门开着，她将母亲从其父母的床位上赶走；她很清楚地记得这个，尽管回忆时显得迟疑和不情愿。特别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情是第一位患者虽无数次地表现出强迫行动，但她从未有一次觉得这和新婚之夜的体验有什么类似之处；在要求她直接地寻求其强迫行动的动机时，她记不起这样的事情。同样，对于第二例中的少女来说，她的仪式不仅每晚都要重新排演，而且其仪式产生的情境也都是这样。

在这两个例子中，不存在真正的健忘症和记忆缺失；但那可以引起记忆再现的线索却已被打断。

这种记忆的干扰便足以形成强迫神经症了；但这个病例与癔症有区别。一般来说，癔症以范围更大的遗忘为其特征。对各个单独的癔症症状的分析通常引起整个一系列的事件印象，患者在记起这些事件印象之前，可以说是真正地把它们遗忘了。一方面，这些线索回溯到生活的早期，以致癔症的健忘可以看作只是幼时健忘的延续，而对于我们正常的人来说，是不知道我们生活早期的这种健忘的。另一方面，我们吃惊地发现，即使是患者最近的经验也有被淡忘的，并且那些致病的或使病加重的诱因，即使不被完全遗忘，也必定至少有一部分记不起来。通常的情况是一些重要的细节从这种新近回忆的总体印象中消失，或被错误的记忆所替代。同时某些新近的经验实际上只在分析将要结束之前才出现——即被阻止的记忆一直持续到最后的时刻，并且在病情的连续性上留下一个可以看得到的空缺。

正如我所讲过的这种对记忆能力的限制是癔症的特征，其中状态确实也以症状（癔症侵袭）出现，也就是说，这不需要在记忆中留下任何可以回忆的痕迹。如果强迫性神经症的情况与此不同，那么你们可以推断出：这些遗忘的现象，乃是癔症的心理特征的一部分，而非一般神经症的通性。这种区分的重要性可通过下面的思考而被减小。我们已把两种东西包含于症状的“意义”之中：即它的“来源”（its“whence”）和它的“趋势”或“原因”（its“whither”or“whatfor”）——即症状所由发生的印象和经验，以及症状服务的意图。这样，某种症状的“来源”可以分解成种种印象，这些印象来自于外界，原先必定是意识的，并且后来通过遗忘而成为潜意识的。

然而症状的原因或趋势则通常是一种内心过程，起初它可能是意识的，但也可能永远都不会成为意识，而可能从一开始就停留于潜意识中。这样，健忘是否发生于症状的来源或症状所赖以维持的印象，和癔症中所发生的情况一样，都是不太重要的；对于症状的趋势和意图来说，它一开始就可能是潜意识的，所以它也依赖于潜意识——这在强迫性神经症和癔症中都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对心理生活中潜意识的强调，不免引起人们对精神分析的最为恶毒的批判。请不要对此感到惊奇，我不认为对我们的抵抗是出于对潜意识的难以理解，或者难以理解潜意识存在的证据，我相信它的起源更为深刻。在几个世纪中，人类素朴的自恋曾先后从科学手中受到了两次重大的打击。第一个打击是：人们认识到我们的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而只是无穷大的宇宙体系中的一个很小的部分。这使我们想起哥白尼的名字，尽管亚历山大的学说也曾有过类似的假定。

第二个打击是：生物研究剥夺了人有异于万物的创生特权，人沦为动物界的物种之一，和动物一样具有一种难以磨灭的兽性。这个价值重估由现代的达尔文、华莱士和其前辈完成，这同样也曾受到现代人最为激烈的反对。但是，人类的自大还受到来自目前心理学研究的第三次也是最为致命的打击，这一研究试图证明“自我”并不是自己家宅的主人，而必须满足于大脑中潜意识是如何进行的少许信息。我们这些精神分析者不是最先也不是唯一的提倡内省的人。我们只不过是坚定地主张这是我们的本职工作，并且坚决地用被人们看作是神秘的经验证据作为对它的支持而已。

正因为如此，这引起了人们对科学理论的普遍的反对，一些人甚至不顾学术活动的各种思考和严谨的逻辑。除此之外，我们还以另外一种方式扰乱了世人的安宁。你们不久就会听到有关这方面的内容。[256]

第19讲 抵抗与压抑[257]

女士们，先生们：

在我们进一步理解神经症之前，还要进行一些新的观察，这里我们有两种这样的观察，它们都是很特别的，并且开头还很令人惊奇。事实上，我们去年的讨论已为这两者做好了准备。[258]

首先，在我们从事使患者恢复健康的工作，减轻其疾病的症状时，我们时常遇到患者的强有力的抵抗，这种抵抗贯穿于治疗的始终。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情形，令人难以置信。最好不要向患者的亲属谈论此事，因为他们会把这看作是我们的托辞，说我们想以此来掩饰治疗的漫长或失败。

患者表现出这种抵抗，却不把它看作是抵抗；如果我们能够使他认识到这一点并且承认其存在，那么我们在治疗上已取得了一大进步。你们只要想一下就会清楚，患者既然因其症状使自己和亲属十分地不安，为了治疗疾病又在时间、金钱和精神上蒙受这么大的损失，结果患者却拒绝帮助他的人，这样一种假定看起来似乎太不近人情了！然而，这都是事实；如果这种不近人情的责备是指向我们的，我们只需用一种类似的事情就可以做出答复。一位因难忍的牙痛去找牙医的患者，当牙医用钳子去处理他的坏牙时，他又很可能试图阻止牙医这样去做了。

患者的抵抗是多种多样的、极为巧妙的和时常是难以探查的，其表现方式也是多变的。医生必须抱有怀疑并时常小心提防。

在精神分析治疗中，我仍使用你们从释梦所熟悉的同样的方法。我们教导患者自己先安静下来，进行自我观察，然后，向我们依次报告他能够内在觉知到的一切情况（包括情感、思想、记忆等）。同时，我们警告他，不要对联想到的观念有所选择或取舍，不论是由于那些观念太“令人讨厌”或是太“无聊”而难以出口，或者因为它们“太不重要”、“太不相关”、“太无意义”而不值得诉说等。我们促使他只注意其意识到的东西，不要对这些发现做任何形式的评价。并且我们要向他保证治疗的成功，特别是治疗时间的长短，都依赖于他是否遵守这个基本的分析技术规则。[259]我们从释梦的技术中已知道引起疑虑和否认的联想，时常包含着导致揭示潜意识的材料。

通过建立这第一个基本的技术规则，我们获得的第一件事就是患者把它作为抵抗攻击的目标。

患者以各种方式来逃脱它的束缚。一会儿，他表示他什么也不知道，一会儿又说想到的事情太多以致无从选择。接着我们吃惊地看到他忽而批驳这一观念，忽而又批驳另一观念。这可以通过他谈话时所出现的时间停顿推想而知。随后，他承认他确实有某种东西不能讲出来——即他感到很羞愧，于是由于这个理由他不再信守诺言了。或者他说他想到了某事，但它与另外一个人、而不是他自己有关，并因此不能讲出来。或者，他现在想到的实在太不重要、太愚蠢和太无意义，我不可能会让他想这样的事情。就这样用各种方法拖延着时间，他只是不停地说要讲出一切，结果什么也没有讲出。

我们遇到很多患者总设法将自己思想的某一部分隐藏起来，来阻止对他的治疗。一位男子十分聪明，他就曾以这种方式把他个人的爱情经历隐藏了数星期之久，在指责他破坏了神圣的规则时，他自我辩白说，他认为这个特殊的故事是自己的私事。当然，分析治疗不能容许患者有这种庇护权。要是这样的话，那就相当于我们一方面设法捕拘罪犯，一方面却又允许在维也纳城内设一特区，禁止在马克特广场或圣斯蒂芬教堂抓人。那么，我们肯定可以在这个避难所找到他。我从前也曾有一次允许给某男子以这种例子的权利，因为他须恢复其做事能力，而他是一位文官，由于受到誓约的束缚，他不能将某种事告诉外人。他对结果表示真正的满意；但我却不如此。我决定从此不再进行这种条件下的治疗工作。

强迫性神经症患者以其多心或怀疑知道如何使我们的规则成为几乎无用的东西。[260]焦虑性癔症患者有时也成功地使这些规则变得荒诞可笑，他们只产生一些牛头不对马嘴的联想，这无助于分析的进行。但是，我不想让你们知道这些技术上的困难，你们只要知道通过我们的决心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最终成功地使患者从抵抗转向遵守这些基本技术规则——然而，这种抵抗又转向另一个方面。

它现在以一种理智的抵抗出现，它将一般人所指出的精神分析学说的困难和不可靠之处引为自己的论点，来反对这种理论。我们现在的命运是从每一位患者的口中听取科学界对我们所施加的一切批判和反对。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有这些从外界传入我们头脑中的呐喊没有一个听起来是新鲜的。这是小茶杯里的风浪。但是患者是愿意接受治疗的；他急于让我们教导他、指导他、驳倒他，给他介绍些文献，以便他可以得到更进一步的指导。他很易于成为精神分析的拥护者——在这种分析由他个人单独进行的条件下。但我们可以把这种好奇看作是一种抵抗，看作是他想借此逃避我们的特殊任务，这我们当然不能允许。在强迫性神经症病例中，我们预料到一种特殊的抵抗方法。患者时常会允许分析顺利地进行，以便能够使其疾病逐步明确。然而，直到最后我们才开始对这种分析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感到奇怪。最终我们认识到强迫性神经症的这种抵抗又回复到以怀疑为特征，这使我们束手无策。患者似乎在说：“是的，这都很好，很有趣，并且我很高兴能够继续下去。如果它真的有效，就会大大地减轻我的疾病。但我一点也不相信它真的有效；而只要我不相信它，它就不可能减轻我的疾病。”事情这样持续了很久，最终患者失去了耐性，终于又爆发出激烈的反抗。[261]

理性的抵抗并非是最坏的：人们仍然可以战胜它。但患者也知道如何在分析的框架之内坚持这种抵抗，对这种抵抗的征服乃是技术问题中最为困难的一个。患者不是记起而是重复过去生活中的某种情感和心境，并使它们复活起来，通过所谓的“移情作用”（transference）来反抗医生和治疗。[262]如果患者是一个男子，他时常从他与其父亲的关系中选取一些材料，并用医生来取代其父亲的位置，他以这种方式努力争取个人独立和思想独立，以示反抗；他也可能由于野心而反抗，而野心的最初目标就是力争与父亲平等或超越父亲；或者由于他为不愿使自己在其生活中再次背上感恩图报的包袱而反抗。这样，有时我们感到患者反过来认为是医生的过错，认为是医生使他自觉无能，企图击败他，并完全消灭他的治疗疾病的良好意图。妇女们为了达到其抵抗的目的，具有移情于分析者的天赋。如果这种依恋达到一定的程度，那么她们对于实际治疗的一切兴趣及治疗时的一切束缚都削弱了，她们惯有的妒忌，以及无论受到多么婉转的拒绝后所产生的怨恨，都破坏了她与医生的私人关系。这样，分析的一种强有力的动机作用消失了。

这种抵抗不应片面地受到谴责。它们包含着很多的来自于患者过去的最为重要的材料，而且这种材料的表现方式如此地令人信服，如果分析家具有精巧的技术，知道如何使这种抵抗转化为对分析的帮助，那么这些材料会成为对分析的最好的支持。然而，还有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这种材料时常成为一种抵抗、一种伪装，有碍于治疗。也可以说患者用来反抗治疗的就是他的性格特点和自我态度。在这种联系中，我们发现这些性格特点与神经症的决定因素有关，并是在与其要求的对抗之中而形成的。而且我们遇到的特性不可能正常出现，或者不能达到同样的程度，并且可能被描绘为潜隐的材料。你们不必形成这样的印象，认为我们把这些抵抗的出现视为是对分析治疗的意外冒险。不，我们知道这些抵抗是终究会出现的；实际上，只有当它们不能清楚地被唤起，并且能够向患者证明其存在时，我们才感到不满。确实，我们最终认识到战胜这些抵抗正是分析的基本任务[263]，是保证我们已取得了治疗成效的那部分工作。

如果你们进一步地考虑患者时常以分析期间的偶然事件来阻挠分析的进行，如他利用分散注意的事物，或其所处环境中的权威人物对精神分析的指责，以及足以使神经症加剧的任一偶然的机体失调，甚至是他的境况的改善等原因。如果你们考虑到了所有这些，你们就已获得了一种近似的，尽管还不够完善的，有关抵抗的形式和方法的情况，每种分析都伴随着这种抵抗。[264]

我之所以对这一点讲这么多，是因为我现在必须告诉你们，有关神经症的动力学观点正是基于我们经验到的神经症患者对治疗的抵抗。起初，我自己和布洛伊尔都分别用催眠法进行心理治疗。布洛伊尔的第一位患者[265]完全在催眠暗示的状态中接受治疗。一开始，我也随着他用这种方法进行治疗。我承认这个时期，我的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用的时间也较短。但结果却常出现反复，并且疗效不持久，由于这个原因，我最终放弃了催眠法。[266]我这时认识到，只要采用催眠的方法，就不可能理解这些疾病的动力。[267]因为在这种状态下，医生是观察不到患者的抵抗的。尽管催眠取消了抵抗的力量，为分析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但是，抵抗的力量以一种无法攻破的方式聚集于这个领域的边沿，正像强迫性神经症中疑虑所产生的作用一样。由于这个原因，可以说在我取消了催眠的帮助之时，精神分析才算真正开始。[268]

然而，如果对抵抗的认识变得如此重要，我们不应太草率地假定它的存在，而应对它做慎重的考虑。或许真的存在由于其他原因而使联想失败的神经症病例，或许对我们的假设的驳斥真的值得我们注意，并且或许我们随便地把患者的理智的批评视为抵抗而置之不理，这对患者来说是不公平的。但是，我要告诉你们，我们做出这种判断，并非是草率的，我们有机会观察到的是这些批判的患者在他们的抵抗出现之时和消失之后的情况。因为抵抗在治疗期间逐渐改变其强度；

在我们探索一个新问题时，它总是增强；在我们要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它表现得最强烈；而在这个问题已处理完毕时，它即随之消失。如果我们不犯技术上的错误，我们也不至于立即引起患者有能力做出强烈的抵抗。因此，我们能够使自己相信在无数次情况下，在分析过程中，一位患者会忽而放弃其批判态度，忽而又重新恢复其抵抗。如果我们将患者感到特别痛苦的潜意识材料带入其意识，那么他会极力地表示抗议；他可能先前已理解和接受了许多，但现在就好像是这些获得一扫而光；在他极力地表示反抗时，他可能表现得像“情绪迟钝”（emotional imbecile）者一样。但是，如果我们成功地帮助他战胜这种新的抵抗，他就会恢复其理解能力。这样，这种批判力不是一种独立的机能，不值得如此地重视，它是其情绪态度的工具，并且受其抵抗的指引。

如果有某种他不喜欢的东西存在，那么他可能很巧妙地予以驳斥；而合乎其胃口的东西，他反过来会信以为真。或许我们所有的人都没有什么两样，接受分析的人，他的理智之所以明显地受情绪的支配，就是因为在分析的时候，他受到强大的压力。

那么，我们如何说明患者奋力反抗症状的解除和心理过程恢复常态这一观察事实呢？我们已成功地发现了这种强有力的力量，它反对患者状况的任何改变；它们必定是过去引起这种状况的同样的东西。在这种症状的形成过程中，必定也有过某种过程，其性质如何则可以通过我们治疗的经验推想而知。从布洛伊尔的观察中我们已经知道，这种症状的存在有一个前提条件：一些心理过程在常态时没有进行到底——以致没有形成意识。这种症状就是这种未完成的心理过程的替代物。我们现在知道那些猜测在起作用的力究竟在哪里。一种激烈的反抗必定要开始于反对可疑的心理过程进入意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仍然是潜意识的。作为潜意识的东西，它有力量形成一种症状。在精神分析治疗期间，这种同样的反抗又活动起来抵制我们将潜意识的东西转化为意识的东西的努力。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抵抗。我们建议把这种由抵抗所证明的致病过程称为压抑（repression）。

我们现在必须形成有关这种压抑过程的确定的观点。它是症状形成的前提条件，但它也是我们尚不理解的东西。我们举例来加以说明，某种冲动或心理过程想要转化为一种行动，我们知道它可以受到我们所称的拒绝或责难的抵制；这时，它能支配的能量得到削弱；尽管它可以保存于记忆中，但它也变得软弱无力。这整个的决策过程是在自我的知识范围内进行的。如果我们假定这同样的冲动受到压抑，结果将大为不同。在这种情况下，冲动的力量仍然存在，并且不会留下记忆痕迹；再者，压抑的过程不被自我注意就得以完成。因此，这种对比并没有使我们接近压抑的实质。

我要先给你们讲一些理论概念，压抑一词可因这些概念而具有较为明确的意义。为了这个目的，首要的是我们应从“潜意识”一词的纯粹描绘意义前进到这一词的系统意义（systematic meaning）。[269]即我们认为一种心理过程是意识的或潜意识的，这只是其一种属性而不必是决定性的。如果一种这样的过程仍然是潜意识的，它不能进入意识可能只是它所经历的变化中的一个迹象，而不必是变化自身。为了形成这种命运的一幅图景，我们假定每种心理过程——我们必须承认一种例外，这我们以后再讲[270]——起初都在潜意识状态或阶段之中，然后只有从这里进入意识状态，正如一幅照片起初是一张底片，只有印成正片后它才成为一张照片。然而，并非每张底片都有必要印成正片；每种潜意识心理过程也不必都转变为意识的。这最好可表示为：一个单独的过程起初属于潜意识系统，而随后，在某种条件下进入到意识系统。

对我们来说，最为便利的是把有关这些系统的最为粗略的概念比作一种空间概念。我们把潜意识系统比作是一个大的前厅，其中心理冲动像许多单个的人一样相互拥挤在一起。和前厅相连，有一个较狭小的房间（一种接待室），意识就停留于此。但是在两个房子之间的门口，有一个人站着在执行其机能：他审查不同的心理冲动，起到一个检查员的作用，如果这些潜意识使它不快，它就不允许它们进入接待室。你们立即就会看到，那位稽查者究竟是在门口逐出任何冲动，或究竟是等到冲动侵入接待室之后才将其赶回，那都不太重要。这只是一个他看守的严密程度，以及他怎样敏捷地识别出来的问题。如果我们保留这幅画面，能够进一步扩充我们的名词。前厅中的潜意识冲动是另一个房间中的意识所看不到的，起初它们必定呆在潜意识中。如果它们冲到了门口，并且被守门者赶回，那么它们不为意识[271]所接受；我们把它们称为是被压抑的。但就是那些守门者让其跨越门口的冲动也不一定成为意识的；如果它们成功地引起意识的注意，那么它们才能成为意识，因此，我们应把这第二个房间称为“前意识”系统。在这种情况中，成为意识可保存其纯粹的描述意义。然而，对于任何特殊冲动来说，受到压抑意味着守门人不许它由潜意识系统进入前意识。这位守门者正是我们通过分析治疗的方法试图释放被压抑的意念时所知道的抵抗。

现在你们可能会说这些概念既粗略又荒诞，并且是科学叙述所不容许的。我知道它们确实很粗略，更有甚者，我还知道它们是不正确的。但是，如果不是我弄错的话，我已经用更好的东西取而代之了。[272]我不知道你们那时是否仍然认为它们同样是荒谬的。它们只是初步的假设，正像安培[273]的侏儒在电流中游泳的比喻一样，只要它们有助于使我们的观察为人所理解，那么它们不应受到蔑视。我想要向你们保证这些粗略的假设：包括两个房间，和它们之间门口的守门者，以及站在第二个房间尽头作为观察者的意识，它们都与实际情况十分地接近。我想要听到你们承认我们的术语，像“潜意识”、“前意识”、“意识”，和其他学者所提出的或使用的术语，像“下意识”（subconscious）、“并存意识”（paraconscious）以及“交互意识”（intraconscious）等相比较少偏见，并且更容易说明。[274]

因此，对我来说更为重要的是，你们还可以告诉我，我用于解释神经症症状的心理系统的假设具有普遍的效用，也必定使我们得以了解正常的机能。当然，你们这是正确的。现在我们还不能进一步寻求这种含义，但是，如果通过对病态条件的研究，而有助于我们接近被隐藏的正常的心理事件的话。那么我们对形成症状的心理学的兴趣，必将大大地增加。

再者，你们可能认识到那些支持我们的这两个系统的假设的东西，它们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和意识的关系。毕竟，潜意识与前意识之间的守门者不是别的东西，而是检查员，我们已知道，它以支配显梦的形式出现。我们看作引起梦的白天遗留下来的经验，是前意识的材料，这在夜间和睡眠状态时受到潜意识以及受到被压抑的愿望冲动的影响；它们和这些冲动相联合，并借助于它们的能量，已能够形成隐梦。这些材料在潜意识系统的支配之下，受到加工（通过压缩作用和移置作用），其加工的方式就连正常的心理生活即前意识系统都不知道，也不允许。我们把这种操作方式的不同看作是两种系统的特征；前意识和意识的关系只被我们看作是属于这两个系统之一的一种线索。[275]梦不是病态的现象；它们可以发生于任何睡眠状态的条件下的健康人身上。

我们有关心理器官结构的假设可使我们理解梦和神经症的形成，无可争议地可以把正常的心理生活纳入其中。

对于压抑我们要说的就这些。但它只是形成症状的前提条件（precondition）。像我们能知道的一样，症状是通过压抑而被阻止的某种东西的替代。然而从压抑到理解这种替代结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另外，还有一些问题来自于我们对有关压抑的观察：如，什么样的心理冲动受到压抑？它伴随着什么力量？以及出于什么动机？至今我们对于这些问题只略有所知。在探索抵抗时，我们已知道它的力量发源于自我的力量，发源于已知的和潜在的性格特点。因此，也正是这些力量造成了压抑，或者至少是它们在其中发挥着某种作用。目前，我们所知道的仅此而已。

在这一点上，我前面对你们提及的第二种观察可以给我们提供帮助。通过分析我们通常可以发现神经症症状背后的意图。这对你们来说并没有什么新鲜的。在两个神经症的例子中，我已给你们做出了证明。[276]但是，这两个神经症的例子究竟能说明什么呢？你们有权利坚持要用200个例子或无数的例子向你们证明。唯一的问题是我不能这样做。你们必须再次用自己的经验或信仰来代替，这种信仰则可用所有精神分析者所公认的证据为基础。

你们可以回忆到，在我对其症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索的两个病例中，这种分析使我们深入到患者最为秘密的性生活。在第一个病例中，我们十分清楚地认识到了所考察的症状的意图或目的。在第二个病例中，这种意图与目的或许在某种程度上被我们随后要讲的因素所掩盖了。由此可知，其他被分析的每个病例都会显示我们在这两例中所表现的同样的东西。在每个例子中，我们都可以通过分析而推知患者的性经验和性愿望；在每个例子中，我们都可以看出这种症状服务于同样的意图。我们发现这种意图是性愿望的满足；这个症状为患者的性满足提供服务；它们是患者生活中不能实现的这种满足的一种替代。

请想一下，我们第一位患者的强迫性行动。这位妇女和其深爱的丈夫分居，因为她丈夫的缺陷和弱点，不能和她享受正常生活。她仍然忠实于他，她不能让另外的人取代他的位置。她的强迫症正好满足了她的欲望；她可抬高丈夫，否认和纠正他的弱点，尤其是阳痿。这种症状正像梦一样基本上是一种愿望的满足，而和梦不同的是，它通常是一种性愿望的满足。在我们的第二位患者中，你们至少可以看出她的仪式的目的在于阻止父母间的性交，或阻止他们再生一个孩子。

你们可能也已猜到她想从根本上取代母亲的位置。因此，这个症状的目的也在于想去除性欲满足的障碍，以满足患者自己的性愿望。我不久就会讲到我所暗示的复杂之点。

先生们，我想预见一下这些陈述的普遍有效性的限定条件，这我在后面还必须要说起，因此，我向你们指出，这里所说的压抑以及症状的形成和意义来自于三种形式的神经症：焦虑性癔症（anxiety hysteria）、转换性癔症（conversion hysteria）和强迫性神经症（obsessionalneurosis）。第一个例子也能证实这些形式。这三种疾病，我们习惯于合到一起称为：“移情性神经症”（transference neuroses）[277]也属于精神分析治疗可以起作用的范围之内。而其他的神经症还未得到精神分析的彻底研究；就其中的某一类病来说，之所以被人们所忽视，是因为没有受到治疗影响的可能性。你们不应忘记精神分析还是一门十分年轻的科学，它的研究还需要许多时间和花费很大的代价，而且不久以前，还只有一个人在实施这种方法。然而，我们现在正从各方面对这些移情性神经症的症状进行理解。我希望以后能够给你们介绍更广泛的假设和发现，它们来自于对这种新材料的适应，并且向你们表明这些进一步的研究并没有陷入矛盾之中，而是建立起了更高的统一性。[278]那么，如果我这里所说的一切仅应用于移情性神经症，就让我首先通过一条新的信息来提高症状的价值。对于致病的决定因素进行比较研究，便可导致用以下公式表示其结果：在现实阻止人们满足其性愿望时，这些人会生病，或受到挫折（frustration）。[279]你们会看到这两个发现是如何完美地相互补充的。只有这样，症状才可能适当地被看作对生活中的缺失的替代满足。

无疑，对于神经症症状是性满足的替代的假定可以引起各种各样的反对。我在此只谈一下当前的两种：当你们进行大量的神经症的分析诊断时，你们就可能会摇摇头告诉我，在许多例子中，我的假定都不正确；因为症状似乎有与排除或制止性满足相反的目的。我不想争辩你们的解释正确与否。精神分析中的事实一般都比我们想象的要更为复杂。假若它们都很简单的话，或许就不需要精神分析来弄明白它们了。确实，我们把第二位患者的仪式的一些特点可看作具有这种禁欲的意味：例如她移开时钟和手表，表示她想避免晚间阴蒂勃起；她谨防花盆跌落打碎，是想保护其童贞。就我们前面已分析的上床的其他仪式来说，这种禁欲的意味更为显而易见；这种仪式可能只包含着对性记忆和诱惑的防御措施。然而，我们也时常发现精神分析中的相反之事并不隐含着矛盾。[280]我们可以扩充我们的观点，认为症状要么以性满足为目的，要么是对性的制止，而总体上说，癔症以积极的欲望满足为主要特点，而强迫性神经症则以消极的禁欲意味为要点。如果症状能够服务于性满足和其反面两种目的，那么这种双面性（double-sidedness）或两极性（polarity）在症状机制的某一因素上有一种很好的基础，只是我们还没有机会提及这种机制。

单我们所听到的，症状其实是两种相反的和相互冲突的倾向之间共同交涉的结果；它们不仅代表被压抑的倾向，而且代表起初的压抑力量，一方或另一方可能更强烈地表现出来；但很少有一种影响整个不存在的情况。在癔症中两种意图在同一种症状中融合到一起。在强迫神经症中，这两极则时常是分离的，因此，这种症状是双重的，包含两种相互抵抗的行动。[281]

对于第二种抗议，我们就更难对付了。如果你们调查一下一系列的有关症状的解释，你们可能首先就会认为性的替代满足的概念，必须极大地扩充才能将这些解释包括在内。你们会强调这些症状不能提供真正的满足，它们时常被局限于复活一种感觉或实现一个由某种性的情结而引起的幻想。而你们会进一步指出这些假定的性满足（sexual satisfaction）时常以一种幼稚的和无价值的形式出现，近似于一种手淫行动（act of masturbation），或使人回想起在儿童时期已禁止的猥亵行为习惯。由此，你们可能也表示吃惊，认为我们把虐待的、令人恐怖的或反常的欲望满足竟然看作是性的满足。在我们对人类的性生活进行彻底的调查并规定“性的”一词的范围之前，我们不可能在这后一点上取得一致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