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人生的第一个资产配置组合:“后袋”配置模型
再探耶鲁大学捐赠基金资产配置策略
大卫·史文森在他所撰写的《机构投资的创新之路》中指出,投资组合的构建过程要以分散化的思路为主基调,通过对核心资产的多元化配置,同时结合个人的实际情况(个性化的投资目标、投资期限等),确保每种资产类别的占比能够让整个“后袋”资产的收益和风险达到一个最好的平衡。当然,还需坚持长期主义立场,一旦做好了完善的资产配置规划,就不能随意改变了。
史文森认为,每种核心资产的占比至少需要在5%~10%,每种核心资产的配置范围最好为25%~30%。此外,按照史文森的资产配置思路,权益类资产应该被赋予最核心的地位,应该做人们“后袋”资产中的“老大”。关于这样做的理由,下一节会做具体论述。
凯利是史文森的徒弟,她在培训我进行资产配置研究的过程中,是以史文森著作中的资产配置方法为基础的。她曾要求我仔细阅读耶鲁大学捐赠基金的年度报告,尤其是其中关于具体资产配置的部分,来帮助我研究资产配置的核心要义。表4-1是该基金2020年披露的资产配置大类情况。
表4-1 耶鲁大学捐赠基金资产配置表
来源:耶鲁大学捐赠基金2020年年报
首先,耶鲁大学这份资产配置表和该基金在20世纪90年代的配置表完全不同。唯一比较类似的是绝对收益依然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但20世纪90年代初期,耶鲁大学捐赠基金所管理的资产中大约有65%的资金被分配到了美国股市和美国债券中,到了2020年,投入美国股票、现金以及债券类资产的总额占比目标仅仅为9.75%,已经不到1/10。大量资产被投入外国资产以及可能说不清资产具体属地的另类投资中去了。
其次,长期以来,耶鲁大学捐赠基金都致力于将大约50%的资产配置入流动性很低的私募股权投资、杠杆收购、自然资源、不动产中。造成如此配置资产的根源其实还是在于灵魂人物史文森的投资理念:以权益类作为资产配置的核心。耶鲁大学捐赠基金进行了某种变通:以追求类似权益类收益率的资产作为主要配置的目标资产而不一定必须都是权益类资产。这就是为什么该基金会将那么多资产配置进绝对收益、国内/海外股票、VC、杠杆收购、自然资源和不动产资产中。
该基金大量配置另类资产类别的原因是这些资产的回报潜力和多样化能力比较强。2020年该基金投资组合的实际预期回报率要明显高于20世纪90年代,但风险波动率仅高出一点。另类资产就其本质而言与传统的有价证券(股票、债券)相比,定价往往没有那么明确,这就为耶鲁大学捐赠基金寻找其中的定价空子或者逐利机会创造了条件,这也是该基金资产能否保值和增值的关键:充分利用流动性差所带来的高预期收益,以及非有效市场的获利机会,追求类似权益类资产的收益。
最后,耶鲁大学捐赠基金显然不是固定收益(债券类)和现金类资产的拥护者。因为相比2020年度报告中在这个领域实际配置13.7%,耶鲁的目标配置份额仅仅是7.5%,这多出来的6.2个百分点的资产预计将被配置入绝对收益、杠杆收购等另类资产中。换句话说,耶鲁大学捐赠基金计划在2020年后继续降低固定收益和现金类的资产比例。
道理很简单,这些资产的预期收益率相对于其他几种资产来说差距较大,而且类似美国国债这样的资产已经非常有效(也就是很难找到定价背离内在价值的机会),很难通过基金经理个人的能力获得超过市场基准的收益。耶鲁大学捐赠基金还会配置一定固定收益(债券类)和现金类资产的理由非常简单,这类资产不仅和其他另类资产的关联性不高(分散化优势),而且可以帮助抵御突发的金融危机(流动性优势)。但显然对于耶鲁大学捐赠基金来说,这些优势并不那么具有吸引力。
讲了那么多的配置策略和思路,耶鲁大学捐赠基金通过何种途径具体实施配置和评价呢?其实就和普通人配置资产差不多,主要通过投资对应的基金进行分配(这点有点类似于FOF),并且采用对应的基准指数进行衡量。
比如,对于美国股票和海外股票,耶鲁大学捐赠基金主要将资产配置进主动管理类的基金公司,利用基金经理的能力圈来找到市场失效的投资机会,并且尤其关注基金经理的研究能力和各地域、各板块、各行业的投资机会。在评价标准上,它对美国股票投资的收益参考指数是威尔希尔5000指数(Wilshire 5000 Index),而对于海外股票参考基准指数是按照区域和国别区分不同的摩根士丹利国际资本公司(MSCI)指数。耶鲁大学捐赠基金追求的年化收益率目标是超过基准指数。
世界主流的捐赠基金都采用耶鲁大学捐赠基金的资产配置方式,凯利所在的捐赠基金(也就是我的老东家)大致上也是按照史文森的思路和策略进行资产分配的,只不过具体资产的配置比例和具体基金的选择肯定不太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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