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秦楚之际月表·序》首先以极其宏大的气魄,高屋建瓴地概括秦楚之际历史风云的巨大变局,然后高度评价刘邦举兵起义,推翻暴秦,创立西汉国家的巨大历史意义。《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序》亦是大处落笔、提挈一个时期历史大事的出色史论,先言汉初因天下初定,采取大兴子弟为王的政策,意在屏蕃天子,其时诸侯王势力极强。此后诸侯王国骄奢淫逸,尾大不掉,成为对抗朝廷的力量。至汉武帝实行强干弱枝政策,削诸侯王封地,推恩子弟,中央集权得以加强。由此可见,《史记》的各篇年表正因为有这些提挈一个历史时期演进特点的序论,才与“本纪”共同担负阐明“通古今之变”的重要任务,因而在五体结构中占据位列第二的地位。
司马迁在“八书”中也有多篇精心撰写的序论,揭示国家典章制度对于施政治理的作用。如,《礼书》序论开宗明义,即强调礼制具有“宰制万物,役使群众”的强大力量;而礼仪的制定依据是人类性情、社会状况:“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乐书》序论则概言乐为经国之大事,既可以兴邦,亦可以覆国。“成王作《颂》,推己惩艾,悲彼家难”,因而能善始善终。而六国之君“流沔沉佚,遂往不返,卒于丧身灭宗,并国于秦”。《律书》序论指出:“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轨则,壹禀于六律,六律为万事根本焉。”《历书》序论则强调制定历法与新王受命和国家治理直接关联:“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顺承厥意。”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外戚世家》序论。在三十篇“世家”中,它是唯一的一篇序论。而更为可贵的是,作为记汉朝后妃及其外戚地位升降的专篇,其篇前的议论能够摆脱儒家经师惯于宣扬“后妃之德”既不妒忌又无怨争的说教,而从政治盛衰、伦理关系、夫妇情爱等角度,写出本人的独特见解和真实感受。序论云,帝王的婚姻有政治联姻的作用,古代开国之君往往得到后妃外家氏族集团力量的有力帮助:“自古受命帝王及继体守文之君,非独内德茂也,盖亦有外戚之助焉。”并举出殷之兴也以有娀,周之兴也以姜原及大任。进而提出夫妇是人伦中最重要的关系,对于婚姻必须特别慎重,夫妻间关系和谐,能够影响和派生一切,并强调夫妻之爱超过其他一切,是其他人伦关系不能代替的,故曰:“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礼之用,唯婚姻为兢兢。夫乐调而四时和,阴阳之变,万物之统也。可不慎与……甚哉,妃匹之爱,君不能得之于臣,父不能得之于子,况卑下乎!”以上司马迁论述后妃外戚在政治上的作用,论述慎重缔结婚姻之重要,和夫妻爱情在人类生活中的特殊地位,都蕰含着深刻哲理和高度智慧,值得我们珍视。
“列传”中,司马迁在《循吏列传》《儒林列传》《酷吏列传》《游侠列传》《佞幸列传》《滑稽列传》等篇类传中都撰写序论,用以概括这些社会群体的行为、道德和作用。
第二种,是篇中的议论。篇末论赞和篇前序论是司马迁创造的发表议论的两种基本形式,然而他并不局限于此,在有的篇中又根据需要紧扣史实发表议论,是用以深化叙事的意义,增加文章的波澜。仅举典型的几例。
《天官书》是第一次将古代天文学知识置于历史学考察之内的重要篇章。古代星占家因热衷天人感应之说,往往将天象变异拿来与人间现象相比附,司马迁却在篇中提出批评,云:“所见天变,皆国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时应,其文图籍# 祥不法。是以孔子论六经,纪异而说不书。至天道命,不传。” “田氏篡齐,三家分晋,并为战国。争于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数屠,因以饥馑疾疫焦苦,臣主共忧患,其察# 祥候星气尤急。近世十二诸侯七国相王,言从衡者继踵,而皋、唐、甘、石因时务论其书传,故其占验凌杂米盐。”这些议论堪称闪射出其唯物主义思想的光辉!
《屈原贾生列传》记述屈原遭上官大夫谗毁,被楚怀王疏远,流落南方,行吟泽旁,满怀爱国忧思和激愤之情而著《离骚》。司马迁于此感情奔涌,插入一段议论:
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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