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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讲

第四讲

《史记》编纂体例 结构的匠心运用

《史记》在体裁、体例上的匠心运用凸显出司马迁雄奇的创造力,全书实现了丰富详实的内容与高度审美要求的完美统一。《史记》的体裁是司马迁的非凡创造,各体配合,互相补充,而又在体例运用上灵活变化,因而把历史写活了,不仅将历史事件、人物写得生动传神,而且读者凭借这活泼的历史,可以预见未来的发展。《史记》全书达一百三十卷,五十二万六千五百言,囊括了无数复杂的事件、人物,以及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如此繁富、漫长的历史却被司马迁组织成为一个瑰玮精当的整体。因而章学诚概括其编纂风格为“体圆用神”。对司马迁所运用的匠心妙思,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窥见一斑。一是全书五体配合,达到浑然一体;二是全书记载人物事迹分量最重,列传的篇目设置和编次显示出以人物的事迹反映不同历史时期特色的旨趣,专传、合传、类传等的设置和处理,既有通盘考虑的严密体例,又能根据需要灵活变通;三是每一篇章的撰写均达到剪裁恰当,组织严密,具有高超的技巧,读之过目不忘。

一 五体配合的杰出创造和十表的功用

司马迁创立的纪传体(完整地说是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相兼的综合体)是中国历史编纂学史上的巨大飞跃,标志着中国史学达到成熟阶段。与先秦史籍主要体裁编年体相比较,《史记》体裁更能囊括社会史的丰富内容,这是司马迁在时代推动下实现的伟大创造。唐代史论家皇甫湜目光如炬,称司马迁为了详载以往历史,“将以包该事迹” “必新制度而驰才力焉”,其论云:

司马氏作纪,以项羽承秦,以吕后接之,(今按,此处疑有缺句。当云:“高祖肇汉,以吕后接之”,于义为安。)亦以历年不可中废,年不可阙,故书也。观其作传之意,将以包该事迹,参贯话言,纤悉百代之务,成就一家之说,必新制度而驰才力焉。又编年纪事,束于次第,牵于混并,必举其大纲,而简于序事,是以多阙载,多逸文,乃别为著录,以备书之言语而尽事之本末。故《春秋》之作,则有《尚书》《左传》之外,又为《国语》,可复省左史于右,合外传于内哉!故合之则繁,离之则异,削之则阙,子长病其然也,于是革旧典,开新程,为纪为传为表为志,首尾具叙述,表里相发明,庶为得中,将以垂不朽。自汉及今,代已更八,年几历千,其间贤人摩肩,史臣继踵,推今古之得失,论述作之利病,各耀闻见,竞夸才能,改其规模,殊其体统,传以相授,奉而遵行,而编年之史遂废,盖有以也。(《编年纪传论》,《全唐文》卷六百八十六)

皇甫湜的评论实在精彩,他指出编年体按年记事,大小事件互相牵混,只能举其大纲,而事件叙述简略,因而造成史实多所阙漏等缺憾。而司马迁为了记载丰富复杂的客观历史,实现成一家之言的宏伟目标,就必须担当时代的责任,“革故典,开新程”,完成历史编纂的重大突破!这就是自《汉书》以下历代正史“传以相授,奉以遵行”的深刻原因所在。

近代史家梁启超也曾强调,《史记》的撰成是汉初出现政治大一统的时代条件推动的:“史界太祖,端推司马迁。迁之年代,后左丘约四百年。此四百年间之中国社会,譬之于水,其犹经百川竞流波澜壮阔以后,乃汇为湖泊,恬波不扬。民族则由分展而趋统一;政治则革阀族而归独裁;学术则倦贡新而思竺旧。而迁之《史记》,则作于其间。”(《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史记》的产生正好证明司马迁的创造魄力和杰出才华,与时代对史学提出的革新要求相适应。梁启超对《史记》书中几种主要体裁如何调和、互相联络,使全书成为一个互相构成有机联系、博大谨严的著作,也有过中肯的论述:“其本纪及世家之一部分为编年体,用以定时间的关系。其列传则人的记载,贯彻其以人物为历史主体之精神。其书则自然界现象与社会制度之记述,与 ‘人的史’相调剂。内中意匠特出,尤在十表。……表法既立,可以文省事多,而事之脉络亦具。《史记》以此四部分组成全书,互相调和,互保联络,遂成一部博大谨严之著作。后世作断代史者,虽或于表志门目间有增减,而大体组织,不能越其范围。可见史公创作力之雄伟,能笼罩千古也。”(《要籍解题及其读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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