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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讲

二 直面社会问题 抒发人生感慨

司马迁依靠对各个历史阶段精彩的议论来表达其“通古今之变”的卓识,同样的,其“成一家之言”的成就也是大量依靠有的放矢的议论来体现。司马迁记载了华夏民族漫长的历史,“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对于国家民族如何避免危机困厄,走向发展坦途,怀有真知灼见;他多次壮游,到过广大地区调查访问,接触过各阶层人物,对于社会状况、民生疾苦有深刻的了解。他有强烈的现实关怀,要效法先秦诸子那样,以这部《太史公书》,结合历史,讲出如何使国家长治久安的主张。司马迁的议论很丰富,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安民”“富民”“任贤”三大项。

司马迁对汉文帝的评价,就鲜明地体现出其“安民”的思想。《孝文本纪》详载汉文帝即位后继续大力执行“与民休息”的治国方针,如,诏告天下“农为天下之本”,奖励农耕,举行亲耕籍田之礼,为臣民作表率;实行轻徭薄赋,减轻民众负担,于文帝二年(前178)下诏“务省徭费以便民”,罢中卫军,省太仆马匹,又于文帝十三年(前167)下令免天下田租;废除酷刑和株连治罪的刑律,除收奴相坐律,除“诽谤妖言之罪”,废肉刑;对于威胁北方边境的匈奴一方面严密防守,如来袭扰,立即出兵迎击,平时坚兵斥候,另一方面实行“和亲”之策。汉文帝在位二十三年,有效地实行上述奖励生产、恢复民力、安定社会、避免大规模征战的政策,开启了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民众得以休养生息、安居乐业,国家财富迅速增加,成为中华民族进化史上重要的上升期。司马迁高度评价汉文帝“安民”的治国方针和取得的巨大成效。《孝文本纪》在详细记载史实的基础上,以一段感情充沛的议论作总结,一再赞誉汉文帝“利民”“毋烦民”“恶烦苦百姓”“专务以德化民”的治国方针和取得的巨大成效:

孝文帝从代来,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上常衣绨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帏帐不得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南越王尉佗自立为武帝,然上召贵尉佗兄弟,以德报之,佗遂去帝称臣。与匈奴和亲,匈奴背约入盗,然令边备守,不发兵深入,恶烦苦百姓。吴王诈病不朝,就赐几杖。群臣如袁盎等称说虽切,常假借用之。群臣如张武等受赂遗金钱,觉,上乃发御府金钱赐之,以愧其心,弗下吏。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史记》卷十《孝文本纪》)

最后又在篇末赞语中反复誉汉文帝之施政治国,达到了孔子陈义极高的“仁政”的标准,评价文帝在历代帝王中是一位“德至盛”的人物:“孔子言‘必世然后仁。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诚哉是言!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于今。呜呼,岂不仁哉!”

如何对待匈奴,这在当时是极为尖锐的现实政治问题。自秦及汉初以来,匈奴连续大规模侵扰,对于北方边境安全和民众生产生活构成严重威胁。汉武帝派兵攻伐,是自卫性军事行动,司马迁对此是赞成的。《太史公自序》中总括《今上本纪》的撰述义旨是:“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修法度,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对汉武帝的功业作了充分肯定,赞扬其雄才大略,兴造制度,多所设施。而同时,司马迁又极其关心民众疾苦,他对于连年出兵几十万攻伐,内心并不赞成,上述《孝文本纪》中所载汉文帝驻兵边境,严密防守,而不征发大军深入攻打的策略,他是更加赞成的。司马迁对匈奴问题的重视,集中见于《匈奴列传》,其上篇是《李将军列传》,下篇是《卫将军骠骑列传》,各记载李广、卫青、霍去病等大将长期率军与匈奴作战的经历,《匈奴列传》本篇则详细记载匈奴的社会状况以及自秦以来汉与匈奴的关系。司马迁出于重新让百姓获得安定生活,结束连年大规模征伐、“天下苦其劳”局面的强烈愿望,在篇末发表议论:

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徼一时之权,而务谄纳其说,以便偏指,不参彼己;将率席中国广大,气奋,人主因以决策,是以建功不深。尧虽贤,兴事业不成,得禹而九州宁。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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