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读世家,首先就应当具备这样的“另一种眼光”,否则,不但不能理解世家书写各列国历史的主线,体察不到司马迁的良苦用心和精心安排,认识不到《史记》创设“世家”以恰当地解决反映周初分封以后几百年间出现了十六个诸侯国家,彼此兴衰、消长这一重要的历史局面,反而会产生“名实不副”“自乱其例”一类的误解。前代学者也曾发表过一些有见识的评论,能帮助我们理解司马迁创立世家的目的,和运用“二体相兼”以写史的独特编纂方法。如宋代学者林駧说:“子长以事之有大于列传,则系之世家。”(《古今源流至论》后集卷九《史学》)清代章学诚也说:“司马迁侯国世家,亦存国别为书之义。”(《文史通义校注》外篇一《和州志皇言纪序例》)当代学者朱东润也说:“史迁所言者,辅弼股肱而已。……周汉之间,凡能拱辰共毂,为社稷之臣,效股肱辅弼之任者,则史迁入之世家;开国可也,不开国亦可也,世代相续可也,不能相续亦可也,乃至身在草野,或不旋踵而亡,亦无不可也。明乎此而后可以读《史记》。”(《史记考索》)
“世家”中记述周代各诸侯国的十六篇中,是如何成功地运用“编年、纪传二体相兼”的编纂方法呢?我们可从《齐太公世家》等篇中举出典型例子来证明。
齐桓公称霸诸侯是《齐太公世家》记载的重点。由于齐襄公昏庸淫乱引起齐国内乱,公子小白因得到有势力的公族国氏、高氏的支持,立为国君,是为桓公。桓公在位四十三年,篇中记载的主线,即是他如何在贤臣管仲、鲍叔、隰朋的支持下革新内政,并连续解救受到戎狄威胁的小国,保持中原的安定局面,因而被推为各国盟主。在其即位之年即突出记载其治国所采取的重大措施:“连五家之兵,设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禄贤能。”五年,与鲁有柯之盟,鲁大夫曹沫以匕首劫桓公于坛上,要求退回所侵鲁国之地。齐桓公当场答应,旋又后悔而欲杀曹沫。管仲进谏:不能背信杀之,愈一时之小快,而弃信于诸侯,失天下之援!“于是遂与曹沫三败所亡地于鲁。诸侯闻之,皆信齐而欲附焉。七年,诸侯会桓公于甄,而桓公于是始霸焉。” “二十三年,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齐。齐桓公救燕,遂伐山戎。” “二十八年,卫文公有狄乱,告急于齐。齐率诸侯城楚丘,而立卫君。” “三十年春,齐桓公率诸侯伐蔡,蔡溃。遂伐楚。……乃与屈完盟而去。” “三十五年夏,会诸侯于葵丘。……秋,复会诸侯于葵丘,益有骄色。……是时周室微,唯齐、楚、秦、晋为强。晋初与会,献公死,国内乱。秦穆公僻远,不与中国会盟。楚成王初收荆蛮有之,夷狄自置。唯独齐为中国会盟,而桓公能宣其德,故诸侯宾会。”显然,司马迁广泛采用了《左传》《国语》《管子》等书的史料,把握住春秋齐国以及中原各国整个的历史特点,经过精心的剪裁和撰写,因而清晰地再现了齐桓公称霸的原因、经过和对于历史全局的影响,而且又结合叙事,巧妙地刻画出其性格特点,成功地体现出“编年、纪传二体相兼”的编纂方法。
楚国先祖熊绎在周成王时始封,遂在江汉地区发展,春秋以后,熊通自称为武王,此后历文王、成王,相继尽灭周围群蛮百濮等众多小国,成为跨地千里的南方大国。再历穆王,至庄王立,成为一代名君。《楚世家》详细地记述楚庄王在位期间努力向北方拓展的主要事件,同时又刻画其性格特点。庄王继位之初,满足于其先代君王创立的基业,不求进取,“不出号令,日夜为乐”。经大夫伍举、苏从忠言进谏,庄王听从,说:“三年不蜚,蜚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于是任用贤能,修明内政,革除旧弊。继之于八年伐陆浑之戎,遂至洛阳,观兵于周郊,周定王使王孙满劳楚王,庄王问周鼎之大小轻重。十六年,伐陈。十七年春,“楚庄王围郑,三月克之。入自皇门,郑伯肉袒牵羊以逆……楚群众臣曰:‘王勿许。’庄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庸可绝乎!'”郑伯请降,楚庄王不恃武力而存其国,践行了华夏族“以德服人”之义理。楚庄王主动退师三十里,并与郑结盟,楚国在政治上、道义上立于不败之地,于是取得邲之战的胜利。以德义服郑之举和邲之战的胜利,遂使楚庄王居于春秋五霸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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