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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讲

三 司马迁与董仲舒尊儒之异同

司马迁较董仲舒年龄小、辈分低,他们都是汉武帝时代之思想文化巨人。司马迁之尊儒,与董仲舒这位“一代儒宗”,有什么关系?他们的思想有何同和异?对此笔者总的看法是,司马迁与董仲舒同是尊儒,司马迁还曾向董仲舒问学,但从思想体系来说,两人是对立的。

崇仰孔子,尊奉儒学,两人是共同的。关于评价儒家经典对治国的作用,特别是评价《春秋》的特殊意义,司马迁明显地深深受到董仲舒的影响。《史记》中有四篇突出地强调孔子修《春秋》表达褒贬大义,具有纲纪天下、正人伦的作用,因而是“行天子之事”,为后王立法。《太史公自序》先引董生之言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按,《汉书·司马迁传》引此无 ‘天子退’三字,作 ‘贬诸侯’,当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然后极言“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 “万物之聚散皆在《春秋》 ”,有国者,为人臣者,为人父者,为人子者皆不可以不知《春秋》,否则都将遭大祸,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十二诸侯年表·序》云:“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孔子世家》尤有“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诸要义。《儒林传》亦云:“故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其辞微而指博,后世学者多录焉。”上面引录的《史记》各篇中的精辟语句有力地证明,重《春秋》、尊孔子的确是司马迁的基本思想倾向,是经过深思熟虑而形成的,因而自成系统,诸篇互相印证。而司马迁的春秋学观点乃得自董仲舒的直接传授,其见解与《春秋繁露》中的论点相吻合。

董仲舒和司马迁都继承并发展了儒家大一统思想。董仲舒在向汉武帝的对策中,论述“大一统”是天地间最长久的普遍原则:“《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言下之意,“大—统”当然也是指导国家政治的最高理论。他又论证皇权的神圣性和正确性:“《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 ‘正’。‘正’次 ‘王’,‘王’次 ‘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子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在《春秋繁露·符瑞》篇中,他倡言“一统乎天下”,讲孔子“托乎《春秋》正不正之间,而明改制之义,一统乎天下,是加忧于天下之忧也”。董仲舒主要是依经义对大一统进行阐发,司马迁则整理史料,撰成一部中华民族不断走向统一的信史,使之流传后世。司马迁继承、发扬了孔孟的大一统民族观,他以确凿的史实证明中华民族的向心力不断加强,表达了民族的共同心理,对于推进国家的统一和教育华夏子孙世世代代牢固树立民族统一的观念,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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