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周围困寿州期间,李璟任命宰相孙晟出使求和,结果被柴荣扣留作为人质,又把他抓到寿州城下,让他劝降刘仁赡。孙晟不惧刀斧,正色对着城墙之上的刘仁赡大喊道:“君受国家大恩,不可开门降敌。”
柴荣大怒,孙晟从容不迫地回答道:“我是唐国宰相,岂能教唆本国的节度使叛国投敌。”
由于孙晟始终坚持气节,柴荣最终恼羞成怒,下令将他与随行的两百多名南唐和谈使团成员,全部斩首于开封街头。孙晟临刑前,面不改色,整顿衣冠,向南叩拜,道:“臣谨以死报国!”
寿州围困最紧张的时候,守将刘仁赡的小儿子刘崇谏准备半夜偷偷投降周军,结果被南唐守军抓获。守军不敢擅自做主,把案子报上去。刘仁赡二话不说,下令腰斩刘崇谏,监军周廷构哭着求情也没用。
当初寿州被围困已经长达一年,城中粮食虽然吃光,后周军队依旧无法攻克。很多人请求撤军,柴荣也因此拿不定主意,当时李谷正因病在家卧床休养,柴荣派宰相范质去征求他的意见。李谷建议说,“寿春已经包围了这么久,只要皇上您御驾亲征,前线将士必然更加用命,攻克只在旦夕之间”。
柴荣听了之后很高兴,十天之后,宣布第三次御驾亲征寿州,一个月后,寿州终于陷落。只有寿州被攻克,后周才可以放开手脚,毫无后顾之忧,席卷淮南的周军也不用再担心来自侧翼的威胁。自此以后,“淮、泗以东次第风靡”,江北诸州跟熟透了的果子一样纷纷落入后周怀中。
如果不是李谷的坚持,柴荣听从了大多数人的建议,南唐的淮南之地也许就能保全了。
据说,当年韩熙载避祸南下,在临行前,他特意请来了好朋友李谷,二人在淮河岸边醉酒告别。韩熙载自负才干无双,乘着酒意告诉李谷:“吴若用吾为相,当长驱以定中原。”李谷也不客气,答道:“中原若用吾为相,取吴如囊中物耳。”
这个故事很像申包胥与伍子胥的故事,伍子胥谓申包胥曰:“‘我必覆楚国。’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复(覆)之,我必能兴之。’”
你能覆灭楚国,努力吧,我也一定能复兴楚国。
当李谷成为大军统帅南下的时候,当年意气风发的少年韩熙载早已忘记了当初许下的豪言壮语,在官场沉浮中郁郁不得志。
传统封建农业国社会阶层容易固化的难题,几千年来一直困扰着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从汉朝的举孝廉到魏晋的九品中正制,统治者们尝试过各种办法来发现人才,直到隋唐采取科举制,才真正松动了阶层固化的硬块。大唐帝国通过科举取士,让社会平民阶层的人才有机会替换那些仅仅因为血统而盘踞高位的官员,从而加大了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性。
相比于混乱的中原,承平日久的南唐更加容易陷入阶层固化的陷阱,反而是北方因为战乱不断,每一次的朝代更替,都对原有社会结构重新碎片化。弱肉强食的社会环境里,仅仅靠谄媚和拍马屁是无法存活的,只有那些真正有能力的人才能度过严苛的岁月。等到政局平稳机遇来临,各种人才出头的几率必然远远多于南方。
李谷和韩熙载的不同人生之路,赵匡胤和刘彦贞天壤之别的能力,显然就是后周与南唐战争的最好注解。二十九岁的赵匡胤在三年征淮南战争中表现抢眼。在涡口,赵匡胤设伏诱敌,大败南唐军队,夺取五十艘战舰,成为后周水军的开始;在滁州城外,他单枪匹马杀入南唐军中,击败并擒获南唐名将皇甫晖;在六合,他以两千人以少胜多大破南唐军,斩杀一万多人;在泗州,数九寒天,面对河水阻隔,柴荣还在商量用骆驼摆渡的时候,他二话不说,单人单骑率先渡过河水,军队被他鼓舞,跟着渡河,击败南唐守军。
就像《荷马史诗》中那些甲胄华美,武器精良的英雄一样,每次出战之前,赵匡胤都要精心整理自己的装备:精美的辂马绳带装饰坐骑,铠甲兵器锃亮耀眼。
有人劝他低调一点,因为这样“会引起敌人注意”,赵匡胤回答说,“我正想让敌人认识我”。
年少轻狂有时候也是褒义词,此时的赵匡胤肯定想不到将来有黄袍加身的一天,他只是单纯地享受着战场厮杀的快感,但他不凡的表现肯定更加让柴荣感到赞赏。赵匡胤是柴荣精心打造的后周禁军“殿前军”副长官,随着他在战场上获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他从柴荣那里获得的恩宠和官职也随之水涨船高。多年以前襄阳那夜,老和尚指点给他的未来,就在不远的前方向他挥手。
李璟在这场战争中暴露出来的最大问题依旧是用人不明,南唐并不缺少名将,刘仁赡、郭廷谓都可以在战场上与周军一决高下,但他们并没有得到重用,反而是刘彦贞、李景达被付以重任。在战争中崭露头角的朱元,又被监军陈觉逼反,直接导致了李景达的全军覆没。
楚州,即今天的淮安,是庇护淮东的又一重镇。南唐保大十六年(958)正月二十三日,天空飘着雪花,楚州城看起来就像汪洋中的一个孤岛,城中的南唐军队已经抵抗周军进攻超过四十天,并给敌人造成了巨大伤亡。这一天,忍无可忍的柴荣决定亲临前线督促攻城,他宣布就在城下的军帐里过夜,直到攻克楚州为止。两天后,楚州城破,南唐楚州防御使张彦卿与都监郑昭业继续与敌军巷战,直到弓箭刀枪用光,全军覆没也没有人投降。柴荣恼怒,下令将楚州屠城,“尽屠城中居民,焚其室庐”。
评论 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