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因为懂军事,在南唐一堆文人中显得格格不入,加上他又多次上书言事,称如今中原多事,南唐应该主动夺取湖湘、闽越、钱塘,并且要求由他本人带兵,逐一平定。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陈觉等人就纷纷向李璟进谗言,称朱元是北方人,主动想要兵权。李璟是个软耳朵,于是罢掉了朱元的待诏文理院职务,不再给他机会上书。
朱元至此失意了一段时间,整天饮酒度日,李璟也不管他。淮南之战爆发后,他主动上书陈述用兵战略,李璟正愁没人,于是任命他统领军队去收复江北,朱元确实不负众望,战功卓著,先后收复舒州、和州。他颇有名将之风,善于安抚士卒,跟士卒同甘共苦,士卒也都感动,愿意为他卖命。
这样的将才无论在哪儿,都应该大用、重用、特用,结果却被陈觉逼反了。
世界上有这么一种人,他不承认自己没能力,不承认自己技不如人,却特别嫉妒别人的能力。伐闽之战的罪魁祸首陈觉就是这种人,他妒忌朱元能打仗,于是反复打小报告给李璟,说朱元这人不讲忠义,不值得信任,不能给他兵权。
我们都知道,一个人不能在同一个地方摔倒两次。但李璟却在同一个人身上栽了两个跟头,他似乎已经忘记了陈觉假传圣旨发起伐闽战争的罪恶,不仅没有派人去核查朱元反叛一事是否属实,而是根本不加思考,就让人去取而代之。
陈觉得到圣旨,更加得意忘形,立即派人去寿州前线召朱元回濠州议事,策划夺取其兵权。朱元听到风声,本来想自杀,以死自证清白,部下劝他,“与其窝囊自杀,不如投降”。朱元想想也是,就率领上万名部下一起投降后周。
朱元的叛变直接导致南唐紫金山防线的崩溃,其他军队纷纷被迫向后败退。柴荣亲自率领军队水陆并进,追杀溃逃的南唐军队,一个白天的功夫,追杀了两百多里地,唐兵几乎全军覆没,“战溺死及降者殆四万人,获舰船粮仗以十万数”。边镐、许文缜、杨守忠皆被活捉,李景达、陈觉一路狂奔逃回江宁。
此前朱元与边镐、许文缜等人已经打出声势,如果和刘仁赡配合得好,不是没有希望逼得后周退军。可惜朱元的叛变,直接毁掉了南唐在这场战争中最后的希望。刘仁赡得到援军惨败的消息后,一口气噎住喉咙上不来,就此昏迷不醒(大概是血压急速升高,导致中风),弹尽粮绝的寿州城内人心浮动,乘着刘仁赡不省人事的机会,监军使周廷构、营田副使孙羽以刘仁赡的名义写了降书送到柴荣大帐。两天后,寿州守军用床抬着无法动弹的刘仁赡出城投降,坚守了一年半的寿州,就这样易手了。
后周的下一个目标是濠州。
涡河是中原与江淮之间的重要交通线,涡河与淮河交界的地方叫涡口。濠州扼守涡口(安徽怀远东北,涡水入淮之口),挡涡河之冲,与扼守颖口(今安徽颍上县东南,颍河入淮之口)的寿州一样,都是南北对峙时的淮西重镇。
南唐濠州守将郭廷谓和刘仁赡一样,足智多谋,周军进攻以来,始终不能攻克濠州。他不仅善守,还敢和周军打野战。他在涡口焚毁周军浮桥和粮草,又在定远全歼周军,仅主将武宁节度使武行德孤身逃脱。紫金山之战,南唐军队全军覆没,只有他保全所部,退回濠州。
稍微懂点军事的人都知道,战场上,指挥军队要进退有度,撤退需要的领导技巧和组织艺术比进攻更重要。尤其是战役失败,敌军已经掌握战场主动权的情况下,郭廷谓能全军而归,指挥能力已经堪称优秀。
不过此时的郭廷谓这根独木,已经无力支撑起守卫淮南的重任。早在第一次围攻寿州形成僵局的时候,柴荣就曾经急匆匆赶回开封。他回去不是偷懒,而是他发现要完成征伐淮南,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要做:训练水军。
因此周军要想全部占有南唐江北之地,只剩下两个目标了:濠州和楚州。他发现之前周军虽然野战占优,但几乎没有考虑水战的需求,所以每次遇到南唐战舰,都是毫无办法。南唐军队也像后周骑兵那样,以此轻视不懂水战的周军。
无论是攻克濠州,还是渡江南下,都离不开水军。柴荣下令召集各地工匠,全力开工建造战舰,几个月后,加上俘获的南唐战舰,后周水军已拥有战舰数百艘之多。他又命令俘获的南唐水军当教官,打造一支能在水上与南唐争锋的后周水军。
南唐保大十五年(957)十月十九日,柴荣亲征淮南,这是他连续三年,第三次亲征淮南,可见后周夺取江北的决心之大。所不同的是,这次他带来了训练完善的水军。
随后,柴荣御驾抵达濠州城西。
此后,“舟师大备”的后周水军表现抢眼,多次大败前来救援的南唐水军。十二月初九,后周军队在楚州西北完败南唐水军,擒获南唐保义节度使,濠、泗、楚、海四州都应援使陈承昭,不算烧毁击沉的,光是俘获的南唐战舰就有三百艘之多。
此战之后,南唐在淮水再无水军。
郭廷谓外援断绝,遂决心投降后周。他命令承事参军李延邹起草投降书,李延邹把笔扔在地上,说:“大丈夫绝不辜负国家,为叛臣写降书。”
郭廷谓于是斩杀李延邹,率军队投降。
每当朝代更替时,一众旧朝官员们,面临着艰难的历史选择。而选择的道路,体现了这帮官员们对自己的人生价值的探索和追求,成为检验气节的试金石。
后周大军压境,很多人选择投降保命的同时,南唐也不乏一心报国的忠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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