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五行”。与“阴阳”一样,“五行”来源的说法也繁多,如五方、五星、五帝、五德等等。我以为,“五行”作为天人交感的反馈系统,正是巫术活动中普遍遵行的相似律的抽象化的理性产物。《周易》所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它逐渐构成了“同类相召”的五行图式的思维方式,它是不同于逻辑思维的类比联想的体系化。类比联想模糊而准确,感性、多元而具创造性。它融直观、想象、理解于一炉,非概念或逻辑思维所能究尽。后世《淮南子》说,“夫物类之相应,玄妙深微,知不能论,辩不能解……或感或动”,即此之谓。“五行”由于出于巫术而具有神圣性质,上古君王“威侮”还是“敬用”五行,关系乎盛衰成败。所以它并不是客观的逻辑推理,而正是实用理性的思维方式。
3.“气”。至今此词在外文中仍难确译。它亦身亦心,亦人亦天,亦物质亦精神。既非灵魂(soul)、理性(reason)、意志(will)、形式(form),又非物质(matter)、质料(material)、经验(experience)、空气(air)。但又兼二者而有之。它既是“天地之气”,又是与人间相关联的“仁气”、“义气”等等(见马王堆《佚书》、《礼记·乡饮酒义》等)。总之,它既与自然、天地相关,又与人际、人情联系。它既属伦理(“是气也,集义所生”),又属自然(呼吸吐纳之气)。其根本特征是无处不在而又流动不居。“凡物之精,化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藏于胸中,谓之圣人。是故民气果乎如登于天,杳乎如入于渊,淖乎如在于海,卒乎如在于己。”(《管子·内业》)它实际是巫术活动中所感受和掌握到的那神秘又现实的生命力量理性化的提升。
4.“度”。这就是我常讲的“中国辩证法”。不是p or
而是P≠P±认为“过犹不及”,即“中庸”是也。它完全不是明确概念的语言辩论术(如希腊),而是难以言说却可掌握的实用真理。它首先是在技艺实践中所掌握、领会的那种“合理性”:“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它不是逻辑思维、推理认识所能传达、说明,而只能通过操作、实践才可得到。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的本根源于巫术活动中的高难动作:只有通过这种恰到好处的高难动作,才能沟通神明。这就是“度”的本源。以后,“度”成为军事的“度”,政治的“度”,做事的“度”,做人的“度”,以及“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情感培育的“度”。今天作为难以言说却可掌握的“恰到好处”,即那“无过无不及”的“度”,在各个领域仍然存在,这也就是“艺术”:生活的艺术,政治的艺术,艺术的艺术以及烹调的艺术等等。所以,我一直强调它是实践行动中的辩证法,而不是语言、思维中的辩证法。它也源出于巫术礼仪。
本文上述种种,都是因陋就简极为粗糙地点触一下,如所谓由巫而筮、史、礼制,就只是理想型的简单化的逻辑陈述,实际历史更可能是三者同时并陈,参差互进,远为多样而复杂。这尚待史家细探。本文目的只在突出论点,不求全面,希望引起人们注意这个我认为极为重要的源头和环节,从而更深入更准确地把握华夏文明的基本特质和传统精神。
注释
〔1〕 参阅Gilles Deleuzw & Felix Guattari, What is Philosophy, Columbia UP, 1994。
〔2〕 何炳棣:“构成华夏人本主义最主要的制度因素是氏族组织,最主要的信仰因素是祖先崇拜。制度和信仰本是一事的两面。”“商王虽祭祀天神、大神、昊天、上帝及日、月、风、云、雨、雪、土地山川等自然神祇,但祖先崇拜在全部宗教信仰中确已取得压倒的优势。”(《华夏人本主义文化:渊源、特征及意义》,见《二十一世纪》总33期,第93页、第96至97页,1996)
〔3〕 王国维:《古史新证·殷之先公先王》,见《王国维文集》第4卷第6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
〔4〕 郭沫若:《青铜时代·先秦天道观的发展》,见《沫若文集》卷16,第15页、1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5〕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第562页,中华书局,1988。
〔6〕 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第17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69。
〔7〕 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第346页,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1994。
〔8〕 “巫”应为Shaman,从张光直说。见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第45页,三联书店,1996。
〔9〕 “庙与寝前后接连。庙是祖先神灵之所居,寝是今王的经常住所。庙……既是祭祀系统的中枢,又是朝观、聘、丧、射、献俘、赏赐臣僚、会合诸侯等重要典礼举行的场所。”(《华夏人本主义文化:渊源、特征及意义》,见《二十一世纪》总33期,第98页,1996)
〔10〕 陈梦家:《商代的神话与巫术》,见《燕京学报》,第20期,第535页,1936。
〔11〕 C. K. Chang(张光直):Art,Myth and Ritual,第45页,Harvard UP,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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