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大约过了几个月,三四个月吧。一天夜里,我听见有汽车停在我家附近的动静。我以为大概是什么人迷了路。于是,带着狗出去看看是谁。汽车停在一块欧洲黑莓地旁边,发动机还在运转,车灯亮着。在一会儿的工夫里,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从我所在的地方,看不见车里有几个人。但我不害怕。那只狗可是在汪汪乱叫,急不可耐地要扑上前去。这时,车灯熄灭了,发动机停了。车里只有一个人。他打开车门出来,口气亲热地问候我。原来是恩里克·马丁。现在想起来,我问候的口气比较冷淡。他开口就问是否收到了他的信。我说:收到了。没人拆信封吗?信封是不是严丝合缝?我一一做了肯定的回答,问他出什么事情了。他一边望着身后的村庄灯火以及山洞那边的采石场,说道:有问题啊。我说:走!进家吧!可他原地不动。他指指灯火和采石场那边的声音,问道:那是什么?我说是采石场,解释道:至少一年有一次,不知原因,要工作到过了半夜才成。恩里克说:真奇怪。我再次请他进家门。可是他没听见,或者装作没听见。他让狗嗅嗅之后,说道:我不想打搅你。我说:走吧!进去喝点什么。恩里克说:我不喝酒。又说:我参加了你小说的首发式,本以为你会到场的。我说:我没去。我本以为,现在恩里克可要批评我的作品了。他说:我希望你帮我藏点东西。这时,我才发觉他右手拿着一个包裹,是一包稿纸,我想,他又写诗了。他好像猜中了我的心思:“不是诗。”说着无助但勇敢地一笑,这样的笑容确实多年不见了,至少在他脸上没看到过。我问:里面是什么?“没什么。我的东西。不想让你看。只想让你保存。”我说:行啊。进去吧。“不了,不了,不想打搅你。再说也没时间了。我得马上离开。”我问: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呢?恩里克说了一个我俩都认识的熟人,就是那个说第一期的《白绳》里有两个智利人就太多了的智利人。我说:这个混蛋怎么敢把我的住址随便给人呢?恩里克问:“你俩不是朋友吗?”我说:就算是吧。但是好久没见了。恩里克说:“那我很高兴他能把你的住址给我。很高兴见到你。”我本该说一句:我也很高兴。可是我没说。恩里克说:“好了。我走了。”就在这个时候,采石场方向传来了轰隆声,像是爆炸,这让他感到紧张。我连忙安慰他说:没事,没事。实际上我也是第一次在夜里这个钟点听见爆炸声。他说:“好啦。我走了。”我说:多加小心啊。他问:能拥抱一下吗?我说:当然可以。那只公狗不咬我吗?我说:是母狗,不会咬你的。
在两年的时间里(为生计而住在村外那座房子里),那包稿纸我始终没动,因为这是恩里克的委托,那包东西是用绳子加胶带捆好的,与旧杂志以及我的稿子(无需多说,那段时间大量增加)放在一起。关于恩里克的惟一消息来自《白绳》的那位智利人,有一次,我跟他谈起了《白绳》,谈起了那些年间的事情,他澄清了他在我的诗没有被刊登这件事中的作用。他断言说:没起任何作用。这事算是弄明白了,可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毫无意义了。通过这位智利人,我得知恩里克在希腊区有家书店,就在几年前我和那墨西哥女友五次造访过的那所房子附近。通过这位智利人,我得知恩里克已经离婚,已经不与《问与答》合作了,他前妻跟他一道在书店干活。他告诉我,他们不住在一起了,就是朋友关系,恩里克给她这份工作的原因是她失业了。我问:书店怎么样?智利人说:很好。他好像从那家年轻时就工作的公司拿到了一大笔补偿费。他说:他还住那个地方。书店里面有两间房,不很大。后来我得知两个房间面朝一个有阳光的院子,恩里克种了天竺葵、橡胶榕、勿忘我、白百合。书店有两扇门,到了晚上,拉下铁帘,上锁,此外还有一扇通向大楼走廊的小门。我不想问他地址,也不想问他恩里克是不是还写诗。不久,我收到有恩里克签名的长信,告诉我:他在马德里(我以为这封信是他在马德里写的呢,不敢肯定)参加了著名的世界科幻小说家大会。不对,他不写科幻小说(他用的是缩写SF)。他去那里的身份是《问与答》的特派记者。信的其余内容乱七八糟。他说起一位法国作家(我从来没听说过)断言:咱们都是外星人,恩里克说,就是说,地球上活着的人都是流亡者,是被放逐到地球上来的。后来,又说到这位法国作家得出如此可笑的结论走了怎样的道路。这个部分难以卒读。他还提到了“智力警察”,对“时间隧道”做了推测,文字混乱,就像他过去写的那种诗。信的结尾处是一句神秘兮兮的话:“智者得救。”最后是例行的问候和怀念。这是他最后一次给我写信。
关于恩里克随后的消息,还是那位智利朋友提供的,十分偶然,平平常常,因为我去巴塞罗那的次数越来越多,一次在那里遇到了那位智利人,我俩就一起吃了午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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