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恩里克·马丁再露面的时候,情况就是如此。他拿着一瓶葡萄酒和一瓶法国鹅肝酱一迈进门槛时,我就感觉他不想错过我生活重大危机之一的最后一场戏(其实我自我感觉良好;感觉不好的是我女友)。但是,等到他第一次邀请我俩去他家共进晚餐时,他希望我俩认识一下他的女朋友时,我方才明白恩里克·马丁无论多坏,前一次都不是来看戏的,而是让我看他的;如果从最好的方面估计,他好像是敬重我。我知道那一次我没看出来他来访的意义;知道自己一开始对他突然造访是不高兴的;知道我接待他的方式是(或者打算)冷嘲热讽、无所顾忌的,也可能仅仅就是无聊的。说真的,那段日子我跟任何人都不合群。这人人都知道,个个都躲着我。可是,恩里克愿意见我,而且,出于某种不可思议的原因,我女朋友很喜欢恩里克和他女友,因此我们一起连着吃了很多次晚饭,得有五次。
当然了,直到我俩恢复友好之前(“友好”这词太夸张),我俩看法一致的事情很少。第一件让我吃惊的是参观他的住所(此前与他分道扬镳时,他还与父母住在一起。后来得知他与另外三个朋友合租一套房子,那地方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我没去过)。如今他住在希腊区的一个顶楼上,里面摆满了书、唱片、画册,房子宽大,可能就是有点昏暗,他女友以善变的情趣把房子装饰一番;但是,里面不乏某些令人好奇的细节——最近旅行带回来的物件(去了保加利亚、土耳其、以色列、埃及),有时这些物件超越了旅行者的纪念意义,是为了仿效什么。第二件让我吃惊的是:他已经不再写诗了。说这话的时候是在饭后,当着我的墨西哥女友和他的女友。但是,这话是说给我听的(我正在玩一把阿拉伯短剑,很大,两面有花纹,估计不实用)。我瞅瞅恩里克,他脸上有笑容,意思是说“我是成年人,懂得要享受艺术的话,无需做荒唐可笑的事情,用不着写诗和低三下四”。
我的墨西哥女友(纯粹是个喜欢添乱的人)对于他放弃写诗深表惋惜,要求他讲一讲杂志没发表我作品的故事,最后觉得恩里克为放弃写诗而辩护的理由是理智的,可以站得住脚;她还预言不久的将来恩里克会以焕发的力量重返文坛。恩里克的女友百分之九十九地赞成这个看法。这两个女人(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恩里克的女人更甚)似乎更坚决认为:恩里克投入到工作里去(前不久他升职了,这让他有时可以去卡塔赫纳和马拉加玩玩、逛逛,至于原因我懒得调查)、投入到收藏唱片、投入到收拾房子和车子,比把时间浪费在模仿莱昂·费利佩,或者说得好听点,学习桑奎内蒂的风格上,更有诗意。我不表示任何意见。恩里克直接了当地问我:想什么呢?(天哪,好像这对于西班牙抒情诗或者加泰罗尼亚抒情诗是一种不可挽回的损失。)我回答说:无论他做什么事情都是好的。他不信。
话题(那天夜里,或者是后来四顿晚餐中某一个间隙)转向了孩子。当然了:诗歌到孩子嘛。我记得(完完全全、清清楚楚记得)恩里克承认他希望有个儿子,有儿子、养儿子是他一字一字说出来的,而不是他女人,就是说,他愿意九个月怀孕,一朝分娩。我记得他说这番话的时候,我惊呆了,两个女人满怀柔情地注视着他。我觉得看到了(正是让我惊呆的事)几年后、不幸的是不多几年后就会发生的事情。这种感觉一过,很快,几乎就是一个火花吧,我觉得恩里克这话就是突发奇想,根本用不着回答。当然了,他们都希望有孩子,我呢,不想要孩子。而如今,我是四人中惟一有孩子的。生活啊,不仅平庸,而且是难以说清楚的。
就是在那最后一次晚餐中,那时我和那墨西哥女友的关系即将破裂,恩里克跟我谈起了他合作的一家杂志。我想:好,对头。他立即纠正道:是他们合作的。换成了“他们”二字提醒我要注意呢。但是,我很快我就明白了:“他们”是指他和他女友。这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和墨西哥女子达成一致意见,我俩立刻要求看看他说的杂志。结果是一本那时在报刊亭出售的一种杂志;里面的内容从飞碟到幽灵,从海魂到陌生的哥伦布登上新大陆前的文化到用科学方法难以解释的事件。杂志的名字叫《问与答》。我估计至今还有出售。我问(我俩都问)他俩在杂志社里具体做什么事情。恩里克(他女友在那次最后的晚餐中,几乎一言没发)解释说:周末他们前往发现飞碟的地方,采访那些见过飞碟的人们,查看飞碟经过的地方,寻找洞穴(那天夜里恩里克断言:加泰罗尼亚和西班牙别的地方的大山里有空洞),钻进睡袋里守夜,身边准备了照相机;有时,他俩单独去,更多的时候是五六个人共同前往,露天的夜晚是愉快的。等到一切结束时,大家写报告,其中一部分用来发表(完整的报告交给谁呢?)在《问与答》上,还附有照片。
那天夜里,晚饭后,我看了一部分署名恩里克和他女友的文章。文笔很差,不灵活,充满伪科学的味道,“科学”一词出现了好几次,口气狂妄得令人难以忍受。他想知道我对文章的看法。我第一次意识到我的看法对他来说一文不值;我也第一次开诚布公,直言相告。我建议修改,告诉他:应该学一学写作,问他杂志社里有没有文字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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