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历史的奇怪巧合,在德国人开始进攻的那天,波兰骑兵预备役军人卡尔斯基就驻扎在奥斯维辛的一个兵营里——这个兵营后来被德国人用作奥斯维辛第一集中营。9月1日,卡尔斯基起得很早,准备在当地乡村骑行一天。早上5点05分,他正在刮胡子,这时兵营发生了两次巨大的爆炸——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一波轰炸的一部分,德国的第一次“闪电战”开始了。营地已经一片混乱,马匹惊慌失措,冲出了马厩。随后,德国空军一波接一波地投掷燃烧弹。他描述了德军逼近时,整个兵营疏散的情形。他在这里给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细节,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德国人选择这个小镇作为他们区域集中营系统的中心之一——他解释说,当波兰士兵接近位于奥斯维辛的火车站准备撤退时,他们被住在附近车站对面建筑里的德国定居者开枪射击了。当火车最终驶向克拉科夫时,卡尔斯基最后看了一眼“奥斯维辛的危险之窗”。
之后,卡尔斯基被从东面进攻的俄国人逮捕了;后来,他设法从乌克兰的苏联集中营中获得释放,死里逃生,侥幸躲过了卡廷惨案,回到波兰从事地下抵抗运动——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对纳粹占领的所有抵抗运动中最有组织、最连贯的一个。他的智慧、勇气和非凡的记忆力很快得到了人们的认可,他成了流亡的波兰政府的一名信使,首先(通过极其危险的山路)把信息送到法国,然后在法国战败后,送到直布罗陀,再从那里传到英国和美国。
有一次,1940年6月,卡尔斯基在斯洛伐克被俘,然后被盖世太保审问并折磨了五天,他们怀疑他是波兰地下组织的信使。那次,他断了几根肋骨,掉了许多牙齿。他描述道,他所忍受的挨打的痛苦“就像牙医用牙钻钻到神经时产生的那种感觉,但这种感觉会无限放大并扩散到整个神经系统”。在他被囚禁的第五个晚上,他已经绝望了,他知道自己无法再经受更多的折磨。他无法忍受背叛他的战友,他意识到唯一的办法就是用藏在他一只靴子鞋底的剃须刀片自杀。对这个世界的憎恨和厌恶淹没了他,甚至超过了他身体上的痛苦。他说,他想到了“我的母亲、我的童年、我的事业和我的希望。我陷入一种无底洞般的悲哀,我不得不悲惨而不光彩地死去,像一只被碾碎的昆虫,悲惨地、无名地死去”。他意识到,很可能没有人会知道他是怎么死的,甚至没人知道他的尸体在哪里。然后,当守卫们结束夜间巡逻时,他在牢房的墙上用烟灰画了一个十字,用手指写下“我深爱的祖国……我爱你”,然后割开了自己的手腕,看着血液在大腿周围流成河。最后,他失去了知觉。
卡尔斯基在普雷索夫的一家斯洛伐克医院里醒来,病房里有警卫。别人告诉他,他被发现时离死亡只有一步之遥,现在要为他输血——盖世太保意识到了这名波兰地下组织成员的重要性。卡尔斯基明白,他们想要救他,只是为了通过进一步的折磨来获取他掌握的信息。但在此之前,他要在医院里待上几天慢慢恢复。一名斯洛伐克护士偷偷带进来一份报纸,卡尔斯基读到标题为“法国投降”,心里又再度充满了绝望。现在只有英国仍处在被纳粹统治的整个欧洲之外。作为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卡尔斯基能做的只有祈祷。他满怀激情地祈祷丘吉尔和他的战士们得到力量和勇气,希望他们永远不会认输。
11天后,他突然在武装警卫的监护下被转移到波兰南部城镇的另一家医院,卡尔斯基认出这里是新萨克兹(Now y Sacz)——巧的是,卡尔斯基一个月前曾和波兰地下组织的同志们一起住在这里,然后越过边境进入斯洛伐克。他开始想,也许还有逃跑的机会。但首先,他必须避开日夜守在他病房里的盖世太保的注意。
住进医院的第二天,他开始剧烈地呻吟,低声说他知道自己快死了,急需见一位牧师,以便在死前得到赦免。盖世太保守卫不情愿地同意了,在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的帮助下,坐着轮椅的卡尔斯基跟着他,来到了医院的教堂。卡尔斯基进入告解室,其他人则坐在外面的教堂长凳上等候。在卡尔斯基忏悔之后,他与年长的牧师展开了一场非同寻常的对话,双方低声交谈,这场对话挽救了卡尔斯基的生命,却导致了牧师的死亡。他犹豫了一下,想鼓足勇气请求牧师的帮助。牧师对他说:“放心去吧。”但他没有动。最后,他低声说道:“神父,我想让你替我给一个人捎个信……她叫索菲亚·雷西奥纳(Zofia Rysiowna),她住在马特耶科街2号。”最后牧师回答道:“你想让我告诉她什么?”卡尔斯基说出了抵抗组织的代号,并要求神父告诉她,他被关在医院里,这是生死攸关的事情。牧师又犹豫了一下,告诉卡尔斯基这是对忏悔的滥用,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会传达这个信息。几天后,在“二战”期间波兰地下组织最引人注目的一次行动中,一队抵抗战士与医院的护士、医生和牧师合作,设法将卡尔斯基从监禁中解救了出来。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卡尔斯基以维托尔德·库查斯基的名义,成为波兰抵抗运动不可或缺的领导者,在克拉科夫和华沙从事地下工作,帮助波兰信息和宣传局,建立获取更多盟军无线电广播的方法,并协调出版波兰抵抗运动的书籍和传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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