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晚出生20年,今天我会是一个非常受人尊敬的人。也许是戴姆勒-奔驰的掌门人、赫斯特(Hoechst)的董事会主席、德意志银行的首席执行官。
在我读过的关于这个人的上千页书中,偶然读到的基塔·瑟伦利的《阿尔伯特·施佩尔:他与真理的战斗》对我来说是一个分水岭。 真正顿悟的时刻并不多见,但我仍然记得我是在1996年平安夜的前夜,在萨福克郡,坐在火炉旁读到的,家里的其他人都已经上床睡觉了——当时,我偶然读到这本书中的一段特别的内容,在第184页最下面。施佩尔说的是希特勒“对秘密的迷恋”,以及任何人都不应该寻求了解比“履行他或她的职责”所需的更多信息。然后他说了下面这两句话,立刻引发了我新的想法:
希特勒要求我们不仅要区分我们的活动,还要区分我们的思想(我要强调的)……他坚持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只考虑自己的任务,而不是关心他的邻居。
“区分”是关键吗?这是隐藏在许多事件背后的心理因素,这些事件曾经最令我不安,至今仍困扰着我——萨勒备忘录,在尼日利亚执行死刑的第二天在壳牌中心工作的人,事实上,任何在跨国公司工作的人都看不到那些受到他们工作影响的人。因此,施佩尔谈到这一过程是他和许多纳粹德国人如何运作的核心,这很有意思。他解释说,1940年1月11日,第1号通令(Grundsätzlicher Befehl Nr. 1)正式规定了这种区分,禁止“轻率地传递被指定为秘密的法令、命令”,并在每一间办公室和大楼的墙上张贴“每个人只需要知道他自己的领域内发生的事情……”随后,我在《第三帝国内幕》中看到了这样一段话,施佩尔在这段话中对这种心理过程进行了更详细的阐述:
更糟糕的是把责任限制在自己的领域内。这是明确要求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团队——建筑师、医生、法学家、技术人员、士兵或农民。每个人都必须参加的专业组织被称为chambers(如内科医生室、艺术室),这个术语恰如其分地描述了人们被封闭在孤立的生活领域的方式。希特勒的体制持续的时间越长,就有越多的人的思想在这样与世隔绝的“室”里活动。
然而,除了这种外部强加的划分之外,施佩尔接着描述了一些更有害的东西——他自己的、自愿的、孤立的自我,他以这种思维方式和操作方式进行心理共谋。他对自己的看法如下——考虑到他作为第三帝国的首席建筑师和臭名昭著的纽伦堡集会的设计师的角色,这一观点既具有启示性又非常离奇——施佩尔说,直到战争结束,他一直认为自己本质上是不关心政治的:
我觉得自己是希特勒的建筑师,政治事件与我无关。我觉得我根本没有必要采取任何政治立场……人们希望我只从事建筑工作。直到1944年,我给希特勒写的一份备忘录,就表明了我执着于这种幻想的怪诞程度:“我必须完成的任务与政治无关。只有当我和我的工作完全以实际成就的标准来被评价时,我才会在工作中感到自在。”但从根本上说,这种区别是无关紧要的。时至今日,在我看来,我在努力划分我的思想(我要强调的)。
很明显,施佩尔这里描述的,和今天许多组织和公司的活动中所体现的,存在着强烈的连续性。很多领域都需要专业化,这增加了人们只在已知和理解的、既定的内部语言的“泡沫”中讨论问题的潜在危险。随之而来的危险是,人们作出的决定是基于“群体思维”的,而非经过严格的思考。不正是这种决策导致了银行荒唐的投机计划,进而引发了2007—2008年的经济危机吗?再加上一心一意地专注于需要完成的任务,还有这里提到的残酷无情——这种方式让人对完成任务之外的事情故意视而不见。
但在施佩尔的行为以及他后来对自己的反思中,还有一些同样令人不安的东西——我再次强调,这是因为它们在今天的全球化经济中也同样非常适用。这一切的核心是施佩尔对新技术的崇拜,他相信新技术可以克服几乎所有的挑战,可以提供几乎所有的答案,他意识到,在这样一个技术统治的世界里,伤亡是不可避免的。对人类同理心或道德影响的考虑将不得不被搁置一旁。在一段鲜为人知、也很少被引用的文章中,他谈到了自己与军火行业专家的工作关系,我相信这段话不仅对理解施佩尔,而且对理解当代资本主义都至关重要:
基本上,我利用了技术人员对工作盲目投入这一现象。由于技术似乎具有道德中立性(我要强调的),这些人对自己的行为毫无顾忌。战争给我们的世界带来的技术越多,技术人员对其匿名活动的直接后果的漠不关心就越危险。
评论 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