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这个苦难问题相联系的是一个关于沉默的本质问题。不仅是受创伤的个人的沉默,也是整个社会的沉默——幸存者的沉默与犯罪者的沉默——我就是在这样的沉默中长大的。我父亲对他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的朝鲜战争中的经历保持沉默,而令人震惊的是他对语言、哲学和生活的热爱;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本能地意识到他有些地方不对劲。当我长大成人,长到和我父亲被征召去朝鲜时同样的年纪时,他的沉默更让我困惑。当我试图和他谈这件事时,我遇到了一堵空白的墙。今天,我开始想,在我成年后的生活中,我对种族灭绝、战争和苦难的许多探究,一定都源于这种最初的、不可理解的沉默。我也知道,爱在人死后是可以加深的,我与父亲的对话又是可以延续的。虽然他在许多年前就去世了——离现在已经有半辈子的时间了——但对我来说,他仍然是一个活生生的存在。
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的英国,这个我被告知是珍视言论自由的国家,而且是率先提出新闻自由概念的国家,也有另一种沉默的存在,整个社会都陷入沉默。有些沉默现在被打破了,例如,在各种机构内外,围绕着许多儿童遭受着系统性的身体和性虐待的沉默。但是,在这个社会里,我们始终没能接受一些沉默——特别是英国殖民主义几个世纪以来对世界各地许多人施加的暴力的沉默。再强调一遍,这是一种用“自由贸易”作为烟幕的、系统性的、被认为是合法的暴力行为,它导致了数以百万计的人受害。英国对历史记忆的选择性是惊人的。与此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成为20世纪英国的标志性事件——“正义之战”——几乎具有神话般的规模,似乎每年都有纪念和悼念活动。我很想知道,为什么在我们的社会中,孩子们对英国在奴隶贸易中扮演的核心角色所知甚少,对我们的祖先在塔斯马尼亚、肯尼亚、印度和中国实施的种族屠杀和暴行所知甚少呢?不同的社会如何接受(或不接受)他们的过去?这又会如何影响民族的心理,以及今天持续的行为模式呢?
在更基本的层面上,如何探究“文明”和“野蛮”概念之间的关系?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所说的——“所有关于文明的记录,同时也是关于野蛮的记录”是什么意思?我不是用抽象的哲学命题来解决这样一个宏大的问题,而是试图把这种探索根植于一个实际的地方——在两个地点之间的漫步——一个与“文明”和启蒙运动密切相关,另一个是法西斯主义和大屠杀的地方——在魏玛的歌德故居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大门之间来回散步。在散步的过程中,我们窃听到作家和思想家之间的谈话,他们在过去的几年里一直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那些花了大把时间与这种相互关系作斗争的人——乔治·斯坦纳、乔治·森普伦、普里莫·莱维和斯文·林德奎斯特等——通过倾听这些声音,并创造了一种对话,也许我们可以走得更远,看到新的联系。最重要的是,要理解过去到当今世界的连续性,以及那些在华盛顿的办公室或柏林的会议室里行使权力的人的行为。
这可能是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贯穿整部作品的线索之一,就是试图进入肇事者的思想。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从试着放弃“犯罪者”的标签开始,并看到这个术语下的人类行为。要明白,是有血有肉的男人和女人创造了使种族灭绝和恐怖行为发生的环境;国家不会施行酷刑,男人和女人才会;机构不杀人,男人和女人才杀人。
因此,我们试着去了解这些人是至关重要的——不是作为“他们”,不是作为一个群体,而是作为个人。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发现是否有什么共同的模式、心理或行为,将跨越不同世纪、不同组织的杀人者联系起来。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会见到那些曾遭受酷刑的人,我们将深入了解那些开设了灭绝营的人的思想,那些给发展中国家造成破坏的人,还有使这些事情发生的人——事件的规划者、官僚主义者、商人和妇女。我们将见到的一些人来自我过去的采访——但在反思这些对话,以及多年来更广泛的研究之后,我试图确定那些在办公桌前为自己的组织杀人的人是否有共同的心理和行为。
在这些人中,有一个我调查的关键人物——纳粹德国中心一位性格安静的人——非常文明和受过教育的阿尔伯特·施佩尔,他是桌面屠夫的典型。他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物,现代得令人吃惊,属于一个不折不扣的企业人士。他几乎从未见过他所造成的受害者,却相信通过行政手段会解决所有问题。他是个连一只苍蝇都不会伤害的人,也认为自己完全不关心政治,但他通过组织方面的专业知识,干了除了希特勒和希姆莱之外,比任何人都要多的坏事。战后,在斯潘道监狱一位杰出的牧师乔治·卡萨里斯(Georges Casalis)的帮助下,他试图理解自己的责任。几年来,他试图改变自己。不管他最终是否成功,我最感兴趣的是他对改变的尝试。我们有没有可能既对某些人所犯的罪行感到震惊,又被他们试图了解他们所做的事情所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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