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年轻的索马里妇女热情地谈论了教育学家保罗·弗莱雷(Pao lo Freire)的工作,他坚信语言是改变的最大武器——“说出真实的话就是改变世界”。她告诉我们,弗莱雷的观点改变了她生活的方向。受此启发,一名秘鲁学生读了他写的一篇文章——他的父母在学会读写之前就辍学了,因此他和他妹妹不得不成为他们和世界之间的传声筒。正因为如此,他们的父母向来崇拜文字。只要他们有钱,就会给孩子们买书——他说,对父母来说,书籍好似一张异国的地图——一个他和妹妹可以去的国度,但他们只能从边境的这一边窥伺。之后,我们谈到了诗歌和音乐具有一种无与伦比的力量来直接传达情感。我们读了扬尼斯·里索斯的诗。我突然意识到房间里一片寂静,暖气管里嘀嗒作响。一位40岁出头的俄罗斯女学生打破了沉默,她说她想告诉我们关于诗人奥西普·曼德尔斯塔姆的事——就像里索斯一样,他也有过难以形容的艰难生活,最后死在斯大林的古拉格集中营里。他在西伯利亚写的最后一首诗很短,只有四行——她建议,也许我们可以一起学习一下?大家站成一圈,肩并肩,她给我们读单词,我们再一行一行地重复,直至念完整首诗。房间里充满不同口音的诗歌念白,直至铭记于心。曼德尔斯塔姆生活在古拉格之外?最后一个声音念出最后一句,“你把我的嘴唇留给我,它们甚至在沉默中塑造了话语”——同样是以贝多芬慢节奏开始演奏。我环顾四周,看到一些人眉头紧锁,一些人微笑认可。诗歌超越了语言,走向我们共同的人性。
漫漫长路,今夜无月,连一辆车都没有。恰好在音乐响起的那一刻,我向村庄转弯处驶去。仿佛从未听过这般曲调,心灵瞬间遭到伏击,令我泪眼婆娑。这些振聋发聩的音律的确能够打开内在的某些东西,不会因为旋律重复而令人迟钝,我再度惊讶这是如何发生的。即使是我最喜爱的音乐,这种情况也非常罕见。然后我意识到音乐——这些来自内耳的声波振动——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当然,记忆和联想的累积与音乐本身无法区分。回忆教室里每张面孔,回忆里索斯和曼德尔斯塔姆,回忆他们忍受了什么,又是如何反抗的。我本能地感觉到贝多芬希望他的音乐以这种方式与人们联结在一起,与我们的奋斗联系在一起:我们常常失败,常常充耳不闻,又常常麻木和绝望。但人类团结的惊人之处在于,你会感觉到有一只胳膊搭在你的肩膀上,将你托举起来。贝多芬希望自己的音乐不仅仅是音乐,更希望它是一种有生命的力量。
下山时,尽头是向左的急转弯。这最后的几分钟里,每一个转弯都那么熟悉。那条通往岛屿的小路,卖木材的农舍,桥上的小小颠簸。我摇下车窗,风声飒飒盖过了音乐声。水突然出现在左边,黑黢黢的,很可爱。驶上狭窄的道路,穿过树洞,最后的上坡路出现。在山崖处转弯,前面是幢白色房子,向右延伸,下面是整个海湾。每一个细节都还在。房屋都在沉睡。我把车调成三档,然后是二档,不想弄出什么声音,溜过酒吧,沿着房子后面的狭窄小道,转弯,关掉引擎。离开哈克尼已经过了6小时34分钟。开车用了5小时4分钟。打开车门,一只猫头鹰在叫。海浪的声音,夹杂明显的鸻的颤音。夜深人静的时候听到那种声音真奇怪。摸黑走下台阶,打开房门。虽然邻居们昨晚开了暖气,但每年冬天过后的这个时候还是那么冷。
看样子需要两三天来暖房。我回到车里,用我最后的力气卸下袋子、食物、书籍、纸张和打印机,来回五六次。然后,穿着外套,戴着围巾,拿着啤酒和椅子回到外面。双脚踏在海堤上,感受着驾车的节奏渐行渐远,而这里的脉动节奏开始占据上风。潮汐、天空、鸟和树,是我接下来七天七夜的伙伴。文字已经开始在脑海中成形,尚无法辨认,但有些在意识边缘游荡。
两天以后。
我一直熬到天亮,写完了这章中的好几页。又看了看地图,准备找个新的地方走走。离开屋子时,已近黄昏。从屋里往外看,天已经黑了。但是,即使是人类并不敏锐的眼睛,也可以调整过来,适应黑暗,看到种种事物。悬崖边的小路在我面前铺展成一条淡白色的线。海上狂风大作,越来越猛烈地拍打着我,一阵狂风袭来,几乎把我吹倒了。我试图看清深紫色的地面,但失败了。我放慢脚步,用靴子向前慢慢试探,比白天稍微多用一些时间,沿着路上的浅色线行走。路很窄,成千上万双靴子踏过,又把它踩得更瓷实,更难走。整个身体力量完全集中在脚上,对每一步都有反应。再深一点,最小的肌肉也在做出反应。行进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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