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家红
本书即将付梓之际,李师将数年前写就的出版前言稍加修正,弁诸卷首,对于前后二十余年间整理出版之艰辛,已有详细交代。笔者受命主持其事十余年,觉得有必要结合自身经历,从另一侧面对整理出版过程略作补充,借以记录这段平凡而略显漫长的学术之旅。
本人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读书期间便立志从事中国法律历史研究,因而对沈家本及其著作并不陌生,早就拜读过其不朽名著《历代刑法考》,更知道沈氏有一部卷帙庞大的未刊遗稿——《刑案汇览三编》(以下简称《三编》)。但未曾想到,自2004年投入李师门下,没多久便奉命接手《三编》稿本的点校整理。然而彼时排版公司尚未完成全书录入,另经清点发现,少数原稿既没有录入,也未经句读。所以,面对这项超过万页的“大部头”,有必要从头开始。自接手后,笔者一方面亲手补充校点未经录入的文字内容,另一方面从排版公司陆续获得本书电子文档,并结合原稿复印件逐卷进行覆校。随后将之逐卷打印,转请沈厚铎老师阅看。现在已经记不清最初那几年,为了给沈老师送打印的书稿,多少次登门拜访,取经问道,并有幸展阅沈老师珍藏的寄簃手稿。
大约2008年暑期结束前,全书电子文档的统一核校工作初步完成。换句话说,此时才有了相对完整的电子书稿。随后,本人转至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三编》也一直在等待合适的出版机会。
2013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表达了出版意向。随后,经由广西民族出版社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联合申报,本书顺利获得“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立项,并入选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项目。与此同时,笔者利用研究间隙,独力进行书稿二次校订。2015年10月赴法访学之前,基本完成前半部分书稿的校订工作,并重新调整了编校体例。次年暑期归国后,又陆续完成后半部分。但诸事丛杂,很难集中大段时间详校书稿,故而如老牛拉车,进展较为迟缓。2019年底新冠疫情爆发,在经常性的闭关自守中,反觉内心更加平澹,可以更冷静地观察世道人心,尤其有了更多自由时间,用来阅读、思考和写作。最近半年得以集中数月时间,又一次将这部皇皇巨著全面校正。直到今日,稍觉可以拿得出手,贡献给学界诸君,接受大家的批评赐教。
回想十数年间,在漫长的编校整理过程中,笔者从很多良师益友处获得过关怀和帮助。即如作为本书总顾问的沈厚铎老师,中国法律史学会前会长杨一凡老师,时常以电话或邮件方式对《三编》出版表示关切,至深铭感。
由此向前追溯,自1999年《三编》整理工作获得立项,二十余年间,李门弟子中的绝大多数在不同阶段、不同程度地躬与其役。值得提及的是,据李师介绍,庆平师兄在获取该书稿本过程中表现了突出的公关能力,万玫师姐早期花费大量时间主持协调稿本的点校录入,并将任务转交给瑞峰师兄,而我则从瑞峰师兄手中接下这“最后一棒”。另在全书排版校对阶段,李师在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后来指导的几位弟子和再传弟子,如刘鄂、刘陈皓、程晶、童旭等人,应出版社之邀,也为这部书稿的质量提升花费不少心力。
在最近的书稿校订中,笔者时常感念当年沈家本著述编纂之难,以及李师对于沈家本研究及其作品整理的苦心孤诣,比以往更加深切体会学术传承之必要。20世纪40年代,著名刑法学家蔡枢衡曾在一篇文章中慨叹:沈家本去世不过三十年,彼时国中已经没有多少人记得这位晚清法律改革的领军人物了!中国社会科学知识基础之先天贫弱,直到今天仍时常表现出来,兼以制度性学风浮躁、学术腐败,深刻制约着中国学术的长足发展。在此基础上,欲图养成沉稳扎实兼具创新精神的学术品格,比整理出版《三编》这样卷帙浩繁的律学作品,不知要难上多少倍。此番整理出版《三编》,更使我们清楚知道:良好学术风格或学术流派之养成,一方面需要足够长的时间,进行持续的学术代际传承;另一方面,需要有足够数量规模的学术后进,不断在前辈基础上推陈出新,继往开来。同时,学术自身还须能够不停地自我革新,并保持与本学科以外知识领域的交流互动,乃至进行良好的学术竞争。所以,选择足够的人、合适的人以及足够合适的人,对于学风养成、学术传承尤为必要。
鉴诸古今历史,某些时候,天才可能成群结队地来,一时之间,日月光辉,星河灿烂;另外一些时候,也完全可能乌云蔽日,漆黑一片。从人类社会组织角度看,学者独立自由之组合往往缺乏宗教、政治、法律等规范约束,故而存在相当的不稳定性。按诸古语,兴亡忽焉,“人存政举,人亡政息”者屡见不鲜。至于后辈是否堪与前辈匹敌,或今朝更胜昨朝、明朝更胜今朝,虽然很难一概而论,但后辈一定程度的“离经叛道”,则似乎是学术创新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必然。否则,所谓学术势必沦为一潭死水,画地为牢,毫无生机可言。换言之,一代人有一代人之使命,一时段亦应有一时段之学术问题和学风品格。
评论 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