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贵连
在2009年即将结束之际,沈家本编辑的《刑案汇览三编》终于要出版了。我用“终于”一词,是因为沈家本编辑的这套《刑案汇览三编》在19世纪的最后一年杀青时,他本打算筹资刊刻。但是,国家社会的变故,终止了他的计划。20世纪20年代,后人刊刻《沈寄簃先生遗书》,这部巨著竟付阙如。时间一晃,就是一个多世纪,直到21世纪第一个10年,这部著作才将付梓。
本书终于要出版了。在此,我们不妨上溯至110年前的己亥年(1899)。这年秋天,沈家本在保定府署编完这部书稿,并将之定名为《刑案汇览三编》。潜心编书的老知府,字斟句酌地把自己对清朝刑案——同时也是对中国传统法律的鲜明观点写进序文:“夫刑名关系重要,其事之蕃变,每千头万绪,其理之细密,如茧丝牛毛。使身膺斯责,而不寻绎前人之成说,参考旧日之案情,但凭一己之心思,一时之见解,心矜则愎,气躁则浮,必至差以毫厘,谬以千里。往往一案之误,一例之差,而贻害无穷,岂不殆哉?《汇览》一书,固所以寻绎前人之成说以为要归,参考旧日之案情以为依据者也。晰疑辨似,回惑祛而游移定,故法家多取决焉。”
面对新学家的评头论足,已届花甲之年的老知府,在这篇序文中仍不无顽固地表示:“顾或者曰:今日法理之学,日有新发明,穷变通久,气运将至。此编虽详备,陈迹耳!故纸耳!余谓:理固有日新之机,然新理者,学士之论说也。若人之情伪,五洲攸殊,有非学士之所能尽发其覆者。故就前人之成说而推阐之,就旧日之案情而比附之,大可与新学说互相发明,正不必为新学说家左袒也。”据我之寡闻浅见,似乎这里出现的“法理”一词,是近代中国用古代法理对接西方法理的首次尝试。也就是说,老知府对于彼时从西方传入的新法理并不感到陌生,也不排斥外来的新法理。但他所看重的,仍然是传统司法经验的积极价值。
曾几何时,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最终把老知府沈家本的“陈旧”观点亲自加以否定。1907年,沈氏在这篇序文末尾,特意加上一段按语:“今日修订法律之命,屡奉明诏,律例之删除变通者,已陆续施行,新定刑法草案,虽尚待考核,而事机相迫,施行恐亦不远。此篇半属旧事,真所谓陈迹故纸也。”从八年前坚信旧案成说“大可与新学说互相发明”,到此时认定这些旧案成说为“陈迹故纸”,前后变化如此之大,难免让人怀疑:难道老知府是因为做了修律大臣,故作姿态,以迎合新潮流吗?当然,这只是一种假设,既无根据,也欠公道。笔者更倾向将沈氏的前后变化理解为一种“凤凰涅槃,浴火重生”之举。
记得是1986年,中国法律史学会在贵阳花溪开会。会议间隙,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刘海年先生问我:晚清修律时期,沈家本的思想为什么那么开放?彼时作为学生的我,还无法完满回答他的问题,只是从沈氏出身、为官地域、亲友师承等方面,谈了一点自己的想法,但此后一直没有停止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不断与师友讨论这个问题。20世纪快要结束时,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为《保定教案与沈家本被拘考》 [1],探讨的便是这个问题。我认为,导致沈家本思想急剧变化的原因,很可能就发生在他撰写《刑案汇览三编序》的前后之年。
该序文撰写于己亥年(1899),前一年即为戊戌(1898),后一年则为庚子(1900)。众所周知,戊戌年发生了著名的“戊戌变法”,而于变法诏旨发布之前,在保定的北关发生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教案,沈家本参与了教案处理。正是这场教案,给后来“庚子事变”中沈氏的遭遇埋下祸根。庚子年爆发的义和团运动,直接导致八国联军侵华的后果,北京被占,慈禧西逃。联军随后南下,占领保定,因为戊戌年的北关教案,将沈拘捕,并押赴法场。沈家本在法场目睹了三名上司、同僚被判处斩刑,自己则被“就地免职”,并在被关押将近四个月后,方解除拘禁,前往西安行在,继续为朝廷效力。在前往西安的路上,沈家本特别到子产祠拜祭,并作诗纪念:“公孙遗爱圣门推,论学原须并论才。国小邻强交有道,此人端为救时来。”这首诗与其说是在歌颂子产,毋宁说是沈氏之自我抒怀。他在脱离虎口不久,以劫后余生接受朝廷任命,主持法律改革,而他于国家贫弱之际尝试以法律改革的方式匡时救世,似乎与先秦时期的子产并无二致,甚至更形强烈。因此或可以说,是近代中国法律制度的历史转型,最终把沈家本推到了历史的聚光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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