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锵鸣十年前在翰林编修任上赴广西做学政,到任时广西官员设宴接风,按例赠他“千余金”,孙锵鸣坚辞不纳,在席上痛责广西巡抚郑祖琛粉饰太平,广西提督闵正凤渎职无为,道府县浑噩度日。他这样说是因为初到桂省就发觉会党猖獗民间异动,各级地方主官多不作为。
学政去各地考察,了解到生员学子纷纷加入团练保卫乡梓,势必影响到科举考试。主持一省科考的他心急如焚。“巡抚始以小寇闻”, 郑祖琛认为广西境内都是小股匪盗,掀不起大浪。事态似乎是按照郑祖琛的预判发展,广西和湖南的军队围剿叛乱者,1850年6月湖南提督向荣部在金峰岭设伏,歼灭从湖南新宁潜至广西的会党武装五千余人,会首李沅发被俘,押往北京处斩,郑祖琛督军有功获赏太子太傅衔。
会党既然已被剿平,学政赶去各府县视学并筹备乡试,哪料到局势与巡抚所称全然不同,到处都是秘密组织武装。惊诧之余他致函巡抚:“惟自过浔州,萑符之聚愈积愈多,私立旗帜,悖逆已极,奸淫焚杀,惨不可言,有谓后五日情形便不似前五日情形者。似此日复一日,何所底止。侄因公出门及舟船停泊之所,乡民纷纷环跪请命,其所诉蹂躏之状与镇将、府县官坐视不救之故,言之痛心。且有团练首事获贼解官而转行释放,反羁押团长致毙,遂群焉解体者。” 学政在信中提到团练处境艰难,团绅抓获会党押往衙门,反而被官员羁押死于狱中,团练武装因此解散,这样的做法令他不安。学政还告诉巡抚:“昨抵南宁,诉者情词益切,若所称‘乡无安堵,户尽凋残,老弱避害入城,填街塞巷,妇女系累从贼,忍辱则生,抗拒则死,胁取金钱谓之开角,逼入伙党谓之拜抬,民心苍黄,朝不保夕’”,“兹之扶负呼号、乞救于官者,皆其善良有知识者也。而官复不以为意,民将何所赖载”,“若夫粤西之团练,以侄所闻,勇直好义,其天性然,以恩结之,皆可用也,不观之博白乎。而团练之出力者往往为贼党挟嫌报复,则所以保护维持之者尤不可以不至” 。这是对基层情状、社会生态、民兵武装等颇具深度的调查,郑祖琛阅后不置一词。
孙锵鸣最先发觉拜上帝会动向,要求郑祖琛警惕假名号杀将弁遍地皆是的宗教组织,建议巡抚趁其初萌状态即行剿灭。他写道:“初发而制之,与其久而治之,其患之浅深,为费之多寡,必有辨也。况今之党辈数千,道路不通,已非初发者比”,“非合两省之兵力不足以清其源”。 这是很有先见之明的建议,预判拜上帝会会成为帝国大患。郑祖琛的注意力在天地会,认为拜上帝会不会对时局构成危险。洪秀全、冯云山以抵御天地会为由成立保良攻匪会,桂平知县发现保良会成员全是拜上帝会信众,派兵抓捕洪、冯二人,搜出入教者名册17本送呈巡抚衙门,郑祖琛因此案涉及洋教,命令知县将其释放,这样的后果便是拜上帝会日趋坐大。“巡抚郑祖琛不能决,遂释之。秀全既出狱,秀清率众迎归,招集亡命,贵县秦日纲、林凤祥,揭阳海盗罗大纲,衡山洪大全皆来附,有众万人。” 这已经是很大规模的会党组织了,孙锵鸣情急之下撰《广西会匪猖獗请饬严办疏》要送呈宫中:“是时粤匪已萌芽,伏戎四布,焚掠遍各郡。巡抚乌程郑中丞祖琛,素仁厚,不忍治。守令承望风旨,凡悍匪悉置不问”,“公察其必为变,录牍移巡抚,复不省。公不得已,遂具疏上闻”。郑祖琛在卧榻上得到下属密报,惊慌之下来不及穿鞋子,赤足跑到孙锵鸣居室抢走奏稿,对他说“尔先以各案皆已办结奏闻”。 广西政情军情造假,已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
孙锵鸣不顾郑祖琛阻扰,1850年7月又呈《两广匪徒充斥疏》。就在他上疏之月洪秀全发出团营令,密令会众在桂平县金田村集结。广西巡抚郑祖琛在孙锵鸣上疏之后5个月才奏告宫中金田村“匪徒纠聚,人数众多”。主持广西军务的钦差大臣李星沅的折子更迟,1851年1月才报告皇帝:“广西贼势披猖,各自为党。如浔州府桂平县之金田村贼首韦正、洪秀全等私结尚弟会,擅帖伪号、伪示,招集游匪万余,肆行不法”,“近日恃众抗拒,水陆鸱张,实为群盗之尤,必先厚集兵力,乃克一鼓作气,聚而歼之”。 李星沅在折子中把北王韦昌辉列在天王洪秀全之前,拜上帝会误作尚弟会,可见昏聩无能到何种程度。战略误判对于帝国政权的后果是致命的,在爆发旷日持久的大规模内战前,孙锵鸣在偏远边陲吹响的哨音被钦差督抚当作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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